牛郎織女的故事，本是星辰天文的自然神話，後來演化為古代民間傳說。
這富於魅力的故事，流傳了一代又一代；兩人的愛情悲劇，也誘發著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感慨與嘆息。
兩顆毫不相干的星星
最初的「牽牛織女」，要追溯至先秦時代。不過，在當時它們僅僅是兩顆星（星團）的名字而已。《詩經·小雅·大東》有這麼一段文字：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在當時的思想裡，織女星雖有「織女」之名，卻不能從事實際的織布工作；而牽牛，也僅僅是一隻不能拉車的神牛。同時代的《星經》，也僅僅說：「牽牛六星，主關梁。」可見，此時「牽牛織女」尚無人格化的跡象。
從《詩經》的內容來看，此詩是作者藉以諷刺西周王朝的貴族尸位素餐之現象，表達庶人對生活勞苦的不滿，暗喻當時的統治者雖居高位，卻無法體恤百姓，不過虛有其名罷了。
在詩句裡，「牽牛」與「織女」，只是居於天空中的星團，完全沒有人的靈性和感情，更遑論會有什麼愛情。
除了《詩經》，《夏小正》亦有織女星的記載。不過，織女星的作用，只是用來「定四時」而已。當時，織女星是北方天空很亮的一顆星，所以被視為四時更迭的時間基準。從中看不出任何有關人或情感的線索。
在先秦典籍的記載裡，牽牛星和織女星，之所以被賦予「牽牛」、「織女」之名，當是古人觀察天象，結合農業信仰及祭祀活動，再配上男耕女織的現實生活所想像而來的神話傳說。
銀河兩隔，含情脈脈
到了漢朝，由於牽牛星和織女星本身就有「神話基因」，於是，它們的戀愛故事開始形成。
在牛郎織女的故事裡，織女所佔的地位，遠比牛郎重要得多。換句話說，這個悽美的故事，是以織女為中心而發展形成的，而牽牛隻是配角。
西漢時，織女星已充分顯現其「神格」，成為人們想像中的女神，率先成為人間戀慕的對象，且仍保有尊貴的身份地位。如《淮南子·俶真訓》云：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文中織女與雷公、夸父、宓妃等神話人物並提，據此可知，人們已予以織女神格。而《史記·天官書》所云：「織女，天女孫也」，正是賦予織女尊貴地位的最佳說明。
至於牛郎，根據張守節《史記正義》的記載，此時他的職責是「主軍鼓」，仍與我們所熟知的「牛郎織女」故事情節無關。
一直到班固的《西都賦》，才看到牛郎織女具有思想情感的人格化跡象：
「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班固所吟詠的昆明池，應是西漢時為了解決水軍訓練問題，漢武帝在都城長安的東南部鬥門鎮附近修築的昆明池。李善注曰：
「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
看來，牽牛已以「人形」出現，並和織女具有對等的地位。但此時，他們還是天上的神，只不過是多擁有世上男女一樣的形軀而已。
然而，這兩個「人格化」的石像，卻是牛郎織女傳說發展的關鍵。
一直到東漢末年，由於社會長期動亂的歷史因素，在文人的筆下才開始出現如古詩十九首裡《迢迢牽牛星》那樣的詠嘆：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離情別愁、兩地相思，是古詩十九首最常見的主題。《迢迢牽牛星》借天上牽牛、織女兩星被銀河阻隔，彼此相望卻不能相聚的故事，來抒發人間男女分離而不能相會的哀愁。
此詩出自民間詩人，可見這樣的想像在當時已極為普遍，而且為大眾所接受。
喜鵲搭橋渡織女
東漢時，人們基於想像，已普遍認為牽牛織女星是隔著銀河不能相會的一對悲情男女，但尚未有「喜鵲搭橋」的痕跡。
現在大多數人認為「七夕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出自《淮南子》。其實，這種說法實不足採信。
因為今本《淮南子》並沒有這段記載。而且，如果西漢時已經有牽牛、織女結為夫妻，以及「七夕喜鵲搭橋」之傳說，那麼《淮南子·俶真訓》怎會說織女嫁給了遊於滅亡之野的真人？同時代的《史記》又怎會說牽牛是祭祀的神牛、織女是天女孫？
事實上，「七夕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的情節，最早出現在東漢末年應劭的《風俗通義》中，其佚文記載：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
當人們抬頭望見那耀眼的銀河帶，仿佛浩瀚煙波，於是又附會了「精衛填海」的想像和感嘆，然後才興起「使鵲填河渡織女」的傳說。
一年一度的銀河相會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呈現出內有篡奪、外有侵犯的局面，文學受這樣的環境影響極深。此時，人們對牛郎織女的故事，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解讀。
例如曹植《九詠》中的「目牽牛兮眺織女」，飽含「牽牛織女交會有期，而自己卻獨不得君上之垂憐」的感嘆；而《洛神賦》裡的「詠牽牛之獨處」，則是曹植以「獨處的牽牛」，自喻為不得寵愛的孤臣。
由此可知，牽牛、織女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已經是夫婦；而且，由「交有際兮會有期」的想像，可以看出「牛郎織女相會」之說，已逐漸明朗。
在曹魏時期，詩人們基於現實精神，將更多的社會內容，例如因社會混亂引起的夫妻分離，填充到「織女」的意象之中。
曹魏以後，牛郎織女傳說日趨穩定。「兩地分離」、「鵲橋相渡」、和「一年一會」的故事情節，有了完整架構，亦有了骨、血、肉，更是成為詩人寫作常用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