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東方: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藏品的建立

文 / 張建宇

內容摘要：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亞洲收藏始於19世紀末，莫爾斯、費諾羅薩和畢格羅相繼遠赴日本，購入數量驚人的藝術品，後出售或捐贈給博物館，建立起日本以外最大規模的日本藝術收藏。20世紀初，岡倉天心、早崎稉吉等人以「日本眼光」為博物館建立中國藝術收藏，以漢唐雕塑和宋元繪畫見長；而新近入藏的「翁氏家藏」體現出江南文人欣賞趣味，使博物館的中國藏品序列更趨完善。1917年以後，羅斯和庫馬拉斯瓦米聯手打造南亞藝術收藏，最終使波士頓成為世界上頂級亞洲藝術收藏地。關鍵詞：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收藏史 費諾羅薩 庫馬拉斯瓦米

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首府的波士頓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1〕是全美最知名的藝術博物館之一，它成立於1870年，至今已有150年歷史。博物館擁有世界上頂級的亞洲藝術收藏，涵蓋東亞、南亞、東南亞和伊斯蘭世界，藏品數量超過10萬件（組），尤其以日本、中國和印度藏品最負盛名，本文嘗試梳理這三部分藏品的建立過程。

系統建立亞洲藝術品收藏，這是一項艱巨複雜的任務，它取決於多重因素。首先，博物館每階段都要制訂具體可行的收購目標（Acquisition Goals），目標往往因時而異，它既取決於藝術市場，也有賴於策展人的選擇。比如有限的資金，是優先用來填補「收藏序列」的空白，還是增強優勢品類呢？其次，博物館不同時期的入藏，必要和重要捐贈者密切相關，而這多半是館方預期之外的事。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美國人對「東方」的認識以及興趣點，也存在著動態變化，這裡指的是地理範圍的變化。在文章結尾，筆者將討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先姑且用這個詞——稱謂的演變，如何從19世紀末的「日本藝術部」（Department of Japanese Art）逐漸拓展、演變，最終在2018年確定為「亞洲藝術部」（Department of Art of Asia）。

「波士頓三駕馬車」

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亞洲藝術收藏中，日本藏品入藏時間最早，數量也最大，從奈良時期一直到當代，共約有九萬餘件，〔2〕無論數量還是品質，都被公認是日本以外最好的，而這一切都與「波士頓三駕馬車」（Boston triumvirate）密不可分。19世紀末，正值日本向歐美開放之時，波士頓出現了一批熱愛日本文化和藝術的精英人士，以莫爾斯、費諾羅薩和畢格羅為代表，他們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譽為收藏和傳播日本文化藝術的「波士頓三駕馬車」。

愛德華·莫爾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美國動物學家、東方學家。〔3〕早年從事動物學研究，1874年任教哈佛大學，兩年後當選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1877年因收集標本訪問日本，繼而被聘為東京帝國大學動物學教授，任期三年。在這期間，莫爾斯對日本考古和藝術產生了極大興趣，大量收集以陶瓷為主的藝術品，並直接促成了費諾羅薩和畢格羅前往日本。莫爾斯的藏品後來出售或捐贈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和迪美博物館（Peabody-Essex Museum）。波士頓美術博物館1892年整體購入他的藏品，被稱為「莫爾斯收藏」（Morse Collection），約有六千件，絕大多數是17世紀至19世紀日本陶瓷。〔4〕

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經莫爾斯推薦，1878年到東京帝國大學任教，講授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這時他開始學習日語、關注日本藝術，並且結識了年輕的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ō，1862—1913）。岡倉天心曾多次陪同費諾羅薩到各處旅行，日後他們相繼成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主管。

這一階段正值收購日本藝術品的黃金期，費諾洛薩大量收藏日本繪畫，從平安時代佛畫，到長卷形式的「繪卷物」，乃至日本屏風畫。〔5〕1886年，費諾洛薩將其收藏出售給波士頓外科醫生威爾德（Charles Goddard Weld，1857—1911），1911年威爾德最終遺贈（bequest）給博物館。這批藏品總共約一千件，被稱為「費諾羅薩—威爾德收藏」（Fenollosa-Weld Collection），其中包含大量名畫，如平安時代佛畫《如意輪觀音菩薩像》和《馬頭觀音菩薩像》、鎌倉時代《平治物語繪卷·三條殿夜討卷》、鎌倉或南北朝時代的《聖徳太子傳繪》、桃山時代《泰西王侯圖》六扇屏，以及江戶畫家曾我蕭白（1730—1781）的《商山四皓圖》雙扇屏等，這些畫作無疑成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日本收藏的基本「家底」。

「波士頓三駕馬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畢格羅（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26）。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院，隨後畢格羅赴歐洲，先後在維也納和巴黎學習細菌學。在巴黎時，畢格羅開始對日本藝術感興趣。1882年赴日學習佛教，並與莫爾斯、費諾羅薩等人交往。經日本政府特別授權，三人得以參觀並不對外的奈良正倉院（Shōsōin）。1889年畢格羅回到波士頓，1911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畢格羅在日本居住長達7年，期間他購入數量驚人的藝術品，從佛像到繪畫，從日本盔甲到刀劍，從浮世繪到絲織品，〔6〕還包括少量中國和韓國藝術品，後來都捐贈給博物館，多達三萬餘件，被稱為「畢格羅收藏」（William Sturgis Bigelow Collection）。其中來自法隆寺（Hōryū-ji）的《法華堂根本曼荼羅圖》是唯一出自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94）的佛畫，極為珍貴。〔7〕此外還有平安時代的《吉備大臣入唐繪卷》4卷、鎌倉時代銅造像《聖觀音菩薩坐像》、葛飾北齋（1760—1849）屏風畫《鳳凰圖》、小林永濯（1843—1890）的《伊奘諾尊和伊奘冉尊創造日本》等重要作品。數量最多的是浮世繪，大約三萬件，使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一躍成為全球浮世繪藏品最多的地方。

但必須說明的是，莫爾斯等人在日本的進修，正值日本「明治維新」，他們致力於學習歐美，對本國傳統反而輕視，致使莫爾斯等人有機會在短期內建立起規模驚人的日本收藏。1892年以陶瓷為主的「莫爾斯收藏」捐給博物館，1911年以繪畫為主的「費諾羅薩—威爾德收藏」以及涵蓋面廣泛而特以浮世繪見長的「畢格羅收藏」相繼入藏，這三部分藏品為波士頓的日本收藏奠定了堅實基礎。

「日本眼光」與「文人趣味」

1890年，費諾羅薩從日本回到波士頓，擔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有史以來首位東方部負責人，直到1896年。在費諾羅薩主持下，博物館率先建立起日本藏品序列，同時積極向中國藝術領域拓展。1894年費諾羅薩策劃了波士頓首次中國藝術展，展出來自京都大德寺的寧波南宋佛畫《五百羅漢圖》。〔8〕展覽過後，大德寺為籌措資金，分兩次（1895年、1906年）將其中10幅宋畫出售給博物館，由此開啟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史。〔9〕

費諾羅薩離職後，在畢格羅邀請下，費諾羅薩的學生岡倉天心於1904年來波士頓就職，1910年出任中國和日本部主管，一直到他1913年過世。〔10〕在岡倉天心時代，博物館一方面繼續完善日本收藏，同時積極收購中國藝術品。中國藏品很多是從日本購入的，此外岡倉天心的外甥早崎稉吉（Hayasaki Kokichi，1874—1956）還協助他從中國本土購買文物，10年間入藏了數量可觀的頂級中國藝術品。

岡倉天心上任伊始，就專門設立「中國和日本特別基金」（Special Chinese and Japanese Fund），多年間收購大批中國藝術珍品，包括器物和雕塑，如早期鳥形玉垂飾、北魏石佛坐像、唐七寶臺石雕十一面觀音、唐白石菩薩坐像等，以及諸如張萱《搗練圖卷》北宋摹本、傳李成《雪山行旅圖軸》、傳範寬《雪山樓閣圖軸》、南宋《三官圖軸》、王振鵬《姨母育佛圖卷》等大量宋元捲軸畫精品。再加上這一時期，博物館收到很多中國文物捐贈，包括1911年入藏的「費諾羅薩—威爾德收藏」和「畢格羅收藏」也都有一定比例的中國藝術品，短時間內大幅提升了波士頓的中國收藏地位。時至今日，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宋元古畫藏品量居全美之首，必須承認，這個地位主要是在岡倉天心時代奠定的。

必須格外強調的一位人物是丹曼·沃爾多·羅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作為哈佛大學教授，羅斯還是著名收藏家，以及博物館的長期支持者。在長達40年時間裡，他向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提供的藏品超過1萬件，被稱為「羅斯收藏」（Denman Waldo Ross Collection）。為紀念其貢獻，2003年波士頓專門成立了「羅斯學會」（Denman Waldo Ross Society）。「羅斯收藏」涵蓋面極廣，涉及各大洲，亞洲藝術品約6千件，其中不少為中國藝術珍品，包括北齊粟特石棺床的2塊浮雕圍屏、《北齊校書圖卷》北宋摹本、傳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大德寺本《五百羅漢圖》1906年入藏的那5幅、南宋《文姬歸漢圖》殘卷、南宋和元代《十王圖軸》各一套、蘇漢臣《靚妝仕女圖扇》、馬麟《溪頭秋色圖》、趙雍《高峰原妙禪師像軸》、明《揭缽圖卷》等，大幅提升了波士頓的中國收藏品質。1913年，為紀念剛剛過世的岡倉天心，羅斯捐贈出一尊來自洛陽白馬寺的北朝石雕菩薩像，多年來這尊大型石雕一直陳列在展廳裡，始終都是中國展廳的一大亮點。

岡倉天心之後，約翰·伊勒頓·羅吉（John Ellerton Lodge，1876—1942）出任部門主管。他1911年入職博物館，一直工作到1920年，之後成為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的首任館長。1907年入職的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1890—1976）是岡倉天心學生，羅吉調離後他接替了羅吉的工作，並於1931年成為東方部主管，直到1962年退休。〔11〕

在羅吉和富田幸次郎時代（1914年至1962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中國收藏穩步擴充，雖不及前一個時期那樣迅速激增，但也常有珍品入藏。如果開列重要藏品的話，亦相當可觀：器物和造像，包括一系列早期青銅器、洛陽西漢八裡窯彩繪畫像磚、北魏寧懋石室、馮邕妻元氏墓誌（及墓誌蓋）、西魏薛山俱造像碑、北周至隋石雕觀音立像、隋青銅阿彌陀整鋪像、唐龍門萬佛洞石獅、香積寺石雕四天王像、金代木雕水月觀音等；捲軸畫有李贊華的《番騎圖卷》、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趙令穰《湖莊清夏圖卷》、南宋《歸去來辭書畫卷》、陳容《九龍圖卷》、元姚彥卿《雪山圖軸》、沈周《詩畫合璧十六開冊》、董其昌《喬木畫陰圖軸》以及石濤《揭缽圖卷》等。

這一時期的前段，盧芹齋（C. T. Loo，1880—1957）和日本的山中商會（Yamanaka & Company）這兩個古董巨商起過重要作用，如著名的西漢八裡窯畫像磚來自盧芹齋，北周至隋觀音立像、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和陳容《九龍圖卷》購自山中商會。然而到了1940年代後期，入藏漢唐雕塑和宋元繪畫越來越困難，博物館不得不改變策略，更多關註明清藝術品，甚至在1948年至1953年間多次購買齊白石（1864—1957）和張大千（1899—1983）的畫作。

1960年代以前，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中國收藏最顯著的特色是以「日本眼光」建立起來的，岡倉天心、早崎稉吉、富田幸次郎等日本學者起主導作用。對此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曾感慨道：「波士頓美術館的中國古代繪畫收藏多為日人所藏或珍賞的中國畫，其中大部分和中國收藏家所偏愛的畫風不同，反映出其日本的情懷和源流。」〔12〕還有一項因素，波士頓的早期藏品多半購自日本，而非直接來自中國。

亞洲部的首位中國裔主管是來自臺灣的吳同。他早年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還是畫家溥心畬（1896—1963）的弟子，1965年赴美求學，1971年入職波士頓美術博物館，1985年出任部門主管，直至2004年退休。在吳同時代，由於中國文物價格上漲，獲取頂級藝術品極為困難，亞洲部決定轉而「優先建立當代收藏」。1980年博物館成功從臺灣畫家方君璧（1898—1986）手上購到114幅19至20世紀中國書畫，並於同年舉辦名為「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繪畫」（Painting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War）的大展。〔13〕該階段的另一項任務是系統整理和研究館藏珍品，為此吳同先後撰寫出《龍的傳奇：中國古畫的千載傳統》（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s: 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1997）、《波士頓博物館藏中國古畫精品圖錄（唐至元代）》（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Tang through Yuan Dynasties，1999）等出版物，影響甚著。

眾所周知，元朝以後文人畫興盛，然而波士頓的中國藏品主要以「日本眼光」建立，故而這個領域相對薄弱。幸而近來博物館收到「翁氏家藏」（Weng Family Collection）捐贈，極大改善了此前的弱項。捐贈者翁萬戈（Wan-go H.C. Weng）是晚清「兩代帝師」翁同龢（1830—1904）的五世孫，1938年移居美國後，成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長期贊助人。在2018年7月百歲誕辰之際，翁萬戈捐贈給博物館王翬（1632—1717）一幅逾16米的長卷《長江萬裡圖卷》。2018年底又捐贈出183件家藏珍品，包括130幅繪畫、31幅書法、18件拓片及4件織繡，博物館稱「此次捐贈大大填補了館藏的晚期書畫領域」。更為有意義的是，「翁氏家藏」是以中國晚清江南文人的欣賞趣味建立起的收藏系列，以沈周（圖1）、文徵明、董其昌、陳洪綬、清初六家、金農等文人書畫以及金石拓本為主體，與博物館早期以「日本眼光」建立起的藏品序列（重視宗教主題和院體畫）形成互補，彌補了博物館的藏品序列短板。

圖1 [明]沈周 蘇臺紀勝冊之雪中過虎丘 紙本設色 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

庫馬拉斯瓦米與南亞收藏

除日本和中國收藏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另一項特色是南亞藏品，但它的起步時間略晚於東亞藝術收藏。若論貢獻，首推前文提及的羅斯，以及在美國有「印度藝術史研究之父」之譽的著名學者庫馬拉斯瓦米（Ananda K. Coomarasmany，1877—1947）。

最初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缺乏明確的南亞收藏計劃，主要依賴於捐贈。1907年哈佛大學的福布斯（Edward W. Forbes，1873—1969）贈送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一批文物，其中有4件犍陀羅石雕、少數尼泊爾唐卡和1幅19世紀印度細密畫，這應該是博物館早期最重要的南亞藏品。到了1914年，在羅斯的大力支持下，館方從在定居巴黎的俄國學者維克多·古盧比（Victor Goloubew，1879—1945）手上購買到將近一百七十件藝術品，主要為印度莫臥兒王朝（1526—1858）及伊朗薩法維王朝（1501—1736）以來的細密畫，不少是上乘之作，〔14〕開啟了有明確目標指向的南亞藝術收藏。

庫馬拉斯瓦米出生於錫蘭（今斯裡蘭卡）的科倫坡，早年在英國接受教育，經常往來於錫蘭、印度和英國之間，收藏了數量可觀的南亞藝術品。1917年羅斯購入其收藏的大部分，然後捐贈給博物館。它們被稱為「羅斯—庫馬拉斯瓦米收藏」（Ross-Coomarasmany Collection），約有八百四十件，是博物館南亞收藏的重要基礎。其中包括一批小型雕塑，最精彩是8世紀的錫蘭青銅觀音坐像，及14世紀的尼泊爾銅鎏金千手觀音立像；其次是插圖本書籍，包括一套15世紀早期的耆那教文本，共106頁，估計出自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還有一個15世紀晚期的小型黃銅耆那教神社模型；數量最多的是16世紀至19世紀印度紙本細密畫，它是「羅斯—庫馬拉斯瓦米收藏」的特色所在。

羅斯不僅購買庫馬拉斯瓦米的藏品，還邀請他來博物館就職，庫馬拉斯瓦米接受了邀請，在1917年出任美國博物館的首個印度藝術管理人（keeper），一直到他1947年過世。這期間裡，庫馬拉斯瓦米先後捐贈給博物館數十件南亞藝術品，有繪畫、雕塑和織物，被稱為「庫馬拉斯瓦米捐贈品」（Gift of Dr. Ananda K. Coomaraswamy）。與此同時，他還努力為博物館收購包括雕塑、插圖本書籍、細密畫等在內的南亞藝術品，甚至還搜集到一塊5世紀晚期的阿旃陀石窟壁畫殘片。與此同時羅斯一如既往的慷慨贊助，捐獻出諸如桑奇大塔石雕藥叉女（1世紀）、巴胡特大塔石雕藥叉女（2世紀）等重量級藝術品。庫馬拉斯瓦米的另一項任務是著書立說，向西方人系統介紹印度文化藝術，其論著多得令人瞠目，直接研究波士頓藏品的論著有《印度藝術集：館藏精品選》(Portfolio of Indian Art: Objects Select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Museum，1923）和6卷本《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印度收藏目錄》(Catalogue of the Indian Collection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1923—1930）這兩大部。

庫馬拉斯瓦米任職期間，還有兩項意義重大的收藏事件。

首先是在1921年8月，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接受了印度馬德拉斯政府博物館贈予的65件印度藝術品，〔15〕它們被稱為「馬德拉斯政府博物館捐贈品」（Gift of the Government Museum, Madras）。數量最多的是2世紀至3世紀的阿馬拉瓦蒂大塔浮雕，這無疑是南印度藝術的精華。在早期佛教藝術史上，犍陀羅、秣菟羅和阿馬拉瓦蒂是鼎足而三的流派，分別代表西北印度、中印度和南印度，均極重要。此外捐贈品中還有後笈多王朝青銅立佛、印度神廟裝飾構件等，擴充了博物館的南印度收藏。

第二件事是1935年至1936年間，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和美國印度伊朗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Indic and Iranian Studies）組成聯合探險隊，到印度河谷地區進行調查，發掘出大量印度河谷地區早期文物，〔16〕逾2千件出土物因此入藏博物館，包括史前彩陶、小型黏土雕塑、帶動物圖案的方形印章等，極大補充了印度早期收藏序列。

庫馬拉斯瓦米之後，最重要的一批藏品來自法國收藏家約翰·格萊特（John Goelet）。1960年至1967年間，格萊特數次捐贈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總計二百餘件藝術品，其中印度藝術品以細密畫為主，還有少量犍陀羅雕塑、印度教神像以及印度織物等，被稱為「格萊特捐贈品」。

從日本部到亞洲部

最後梳理一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稱謂百餘年來的演變。筆者在前文中用「東方部」一詞，只是權宜之計，先用統一的稱謂，為了便於閱讀，避免誤解，最後專門討論部門名稱的變遷歷程。「名」（部門稱謂）如何確定，不僅要與「實」（藏品內容）相匹配，同時還有對全球藝術史格局如何認識的問題，這兩者都是歷史性的存在，並非靜態不變。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亞洲收藏首先是從日本起步，所以部門最初的名稱是「日本藝術部」（Department of Japanese Art）。1894年費諾羅薩策劃大德寺藏南宋畫展時，圖錄封面上赫然印著「Department of Japanese Art」字樣。

進入20世紀，中國藝術收藏迅速建立起來，這個稱謂顯然不再適用，大約在1903年左右改名「中國和日本部」（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不久之後岡倉天心來博物館任職（1904年至1913年），這個名稱非常適合他的工作，好像為其量身定做一樣。

前文已述，1917年以後南亞藝術收藏也漸具雛形，這時部門再次易名，擴大為「亞洲藝術部」（Department of Asiatic Art）。該稱謂始於哪年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它應該是歷史上使用最久的部門名稱，一直用到1998年。必須說明，本文主要討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日本、中國和南亞收藏，其實該館的亞洲收藏不止這三部分，還有朝鮮半島、東南亞和伊斯蘭藝術收藏等。到了1999年再次發生變化，博物館將「亞洲藝術部」和此前獨立的「大洋洲和非洲藝術部」合併為一個部門，改稱「亞洲、大洋洲和非洲藝術部」（Department of Art of Asia, Oceania and Africa），簡稱AAOA。這個名稱用了將近20年，2018年博物館再次進行內部調整，「亞洲、大洋洲和非洲藝術部」又被拆分成兩個部門，分別叫「亞洲藝術部」和「大洋洲和非洲藝術部」。儘管從中譯上看，現在的稱謂和1998年之前的叫法沒有區別，但是英文中「亞洲」一詞卻更換為現在更常用的Asia，取代過去的Asiatic一詞。

百餘年來「東方部」名稱之變好像一個縮影，折射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藝術收藏的起始、拓展和演變。它也在提示著我們，博物館從來都不是一個靜態沉寂的存在，而是現實中人們變化著的興趣和認識的「鏡像」。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家博物館擁有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那樣完整的亞洲藝術收藏，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奮起直追之時，應該儘可能從世界頂級博物館那裡汲取經驗。（本文是「利榮森紀念交流計劃」——The J. S. Lee Memorial Fellowship Programme成果，得到香港北山堂基金資助，特此致謝。）

注釋：〔1〕該館的中譯很不統一，有「波士頓美術館」、「波士頓博物館」和「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等多種譯法。對此，博物館亞洲部進行過討論，從2019年開始，館方確定標準中譯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2〕Jane Port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n Art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Arts of Asia, Vol. 40, No. 6 (2010), pp. 64.〔3〕L. O. Howard, Biographical Memoir of Edward Sylvester Morse 1838-1925,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1935.〔4〕Edward S. Morse, Catalogue of the Morse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ottery,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01.〔5〕參閱Felice Fischer, 「Meiji Painting from the Fenollosa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88, No. 375 (1992), pp. 1-24.〔6〕Jane Port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n Art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Arts of Asia, Vol. 40, No. 6 (2010), pp. 65.〔7〕[日] 矢代幸雄《東洋美術論考：歐米蒐儲の名品》，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2年版，第119—150頁。〔8〕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uddhist Paintings, Lent by the Temple Daitokuji, of Kioto, Japan: Catalogue, Boston, Printed for the Museum by A. Mudge & Son, 1894.〔9〕1895年之前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入藏過少量中國藝術品，但因藝術質量平庸無法展出，真正有價值的中國藏品以大德寺本《五百羅漢圖》為最早。〔10〕關於岡倉天心生平及貢獻，詳閱William Sturgis Bigelow and John Ellerton Lodge, 「Okakura-Kakuzo, 1862-1913」, Museum of Fine Arts Bulletin, Vol. 11, No. 67 (Dec., 1913), pp. 72-75.〔11〕Jane Portal, 「Arts of China in Boston」, in Hiromi Kinoshita, MFA Highlights: Arts of China,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2013, pp. 22.〔12〕[美] 高居翰《早期中國畫在美國博物館——一個「局內人」之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翰墨薈萃：細讀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頁。〔13〕Wu Tung, Painting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Wars,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80.〔14〕Laura Weinstein, 「Indian paintings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The Formation of a Ground-Breaking Collection」, Arts of Asia, Vol. 40, No. 6 (2010), pp. 109-110.〔15〕馬德拉斯（Madras），印度東南部最大的城市，緊鄰孟加拉灣，1996年改名金奈（Chennai）。馬德拉斯政府博物館（現稱「金奈政府博物館」）1851年成立，是印度第二大博物館。〔16〕Ernest J. H. Mackay, Chanhu-Daro Excavations: 1935-3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3.

張建宇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藝術研究所副所長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