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柏林的政治家對核電的危險像對經濟危機一樣敏感，他們會終止現在激進的能源實驗，業內人士沃爾特 霍勒菲爾德寫道。
沒有哪一個工業國家像德國這樣在核能的和平使用上爭論了這麼長時間 。實際上，也沒有哪個政治問題引起過如此激烈的爭論。直到前不久，擁核派與反核派的對立在德國政黨間的眾多立場中還都有所反映：保守黨和自由黨屬於溫和的擁核派；社會民主黨和綠黨則屬反核派。
但是，日本福島事件後，執政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開始堅定地反核了。 他們的態度究竟發生了多大的轉變，我們看看事實就能更加明顯地感覺得到：就在去年秋天，出於對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考慮，聯盟黨決定大力推進核能使用，這一決定建立在對能源部門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基礎之上，並被認為是保障德國商業中心地位的必然選擇。
最近政策的急劇轉變，不是因為對德國能源產業的形勢有了新發現，也不是因為德國核電站安全性能不達標。恰恰相反，雖然其內部也不乏對核能持反對態度者，獨立的反應堆安全委員會在福島事故後的一次壓力測試中仍證實說，德國每一座核電廠都達到了極高的安全標準。
真正的原因是，福島事故後，所謂的殘餘風險（即使核電站達到了建設與運營管理的最高安全標準仍無法避免的風險）不再能為人們所接受。事實都沒有發生變化，然後，只有政治評估變了。當然，政治考慮也會有其影響：假如現在絕大多數民眾都反對核能，那麼，持擁核立場將很難在德國競選中獲勝。
放棄核能，同時計劃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提倡大力節能，這些做法是激進的。這一決定剛剛頒布，德國最早的8所核電站即遭關閉——這些核電站的平均運作年齡有30年左右。餘下9所核電站準備隨後關閉。到2022年，最新的核反應堆將從電網上撤出。同時，德國政府仍堅持其能源目標，無論從歐洲條款還是國際條款來看，這些都是極高的目標：到2020年，溫室氣體在1990年水平上減排40%，到2050年，減排80%到95%；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主要是風電和一定程度的太陽能發電（水電發展潛力有限）——要從目前的16%上升到2020年的40%，到2050年上升到80%；能源生產力也要以每年2.1%的速率提高，電力消費到2020年則削減20%。
現在問題是，這些目標是否能同時實現；假如同時實現，又將帶來什麼後果？畢竟，核能意味著德國電力生產的四分之一。這相當於「基載」（可全天24小時生產電力）的一半。已遭停產的核電廠曾生產大約德國10%的電量。所以，實際上，在耗電量最高時期已沒有多餘電量可供緩衝。有關聯邦政府已發出警示：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基本在冬季），可能會出現停電。
放棄核能發電，同時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會進一步加劇電網的不穩定性；由於風電和太陽能發電供應的波動無常，這一問題已經非常嚴重。過去，為穩定電網，電力輸送操作員需採取一定措施（比如開啟或關閉電廠開關）；在過去，這種操作每年只需兩或三次，而現在幾乎天天需要。
要完成向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轉變，德國迫切需要建設新的輸電網絡，包括長達3500公裡的輸電線，尤其要將電能從向風的德國北部輸送到背風的南部。然而，由於地方上的阻力，迄今僅完成了100公裡的電網鋪蓋。電力儲存是解決可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一種方法。但是，目前唯一存在的大型技術（抽水蓄能電站）的擴展受地質因素限制，對於現存的幾個工程，民眾間也存在抵制態度。
除可再生能源，損失的核能發電當然也可由新建的火電站和燃氣發電站來補足。但考慮碳足跡的問題，民眾和許多政治家都不支持發展火電站，當前的火電站項目也處於停滯狀態。因此，政治家們力主發展二氧化碳排放較少的燃氣發電廠 。然而，這些發電廠投產運作前，至少需6年的時間進行規劃、審批和建設。由於沒有大量的燃氣供應，德國將更加依賴進口，主要來自俄國。此外，燃氣價格昂貴，燃氣發電廠不賺錢——這又引出一個問題：誰來建造燃氣發電廠？
有言論稱，可以通過徵收電價稅款對風能、太陽能和燃氣發電廠進行補貼。如此，不僅需要對電網進行管制，也需對電力生產進行大規模管制，這將進一步限制其在電力市場中的競爭力。
另一個辦法是通過節電來彌補放棄核能的損失。然而，這個辦法很難實施，而且只有相當長的時期內才有可能實現：工業生產已經效率極高了，提升空間十分有限；大多數家用電器也已在節能模式下運行。假設，物業改造存在巨大的節能潛力（比如，房屋隔熱處理），但要實現這一改造，也需有耗資巨大的政府資助計劃支持。以前的嘗試鮮有成功，首先由於業主不願投資，其次會導致房租上漲，使之成為政治領域的「燙手山芋」。即便在這裡實現了節能，電力需求仍會因IT業而繼續增長，在未來，則會隨電動車的發展而增長——德國政府已聲明，發展電動車是其首要任務。所有這些導致人們對政府的節能目標是否現實可行產生懷疑。
如今高補貼再生性能源進一步增長，電網擴張，以及燃氣進口增加，都將導致電力消費者承擔的成本增加，不論是生活用電還是工業用電。對於電價和燃氣價格增漲的幅度，人們觀點各異。但是，即便我們選取估計的中間值，預計增漲幅度仍然非常大。隨著8所最早的核電站被關閉，電力交易價格已經出現上漲。高耗電產業開始威脅說，要放棄德國（市場）；社會團體則要求向脆弱客戶徵收更低額的關稅。
即便到2020年可能實現再生能源產電40%的目標，由於沒有碳中和的核能，仍有60%的電力需要靠化石燃料生產。很難想像，在這些條件下，德國政府仍孜孜以求的極高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如何能夠實現。
德國地處歐洲腹地，其歐盟夥伴對德國單方放棄核能表示非常不滿。德國曾出口電力，幾乎成為中歐的電力貯備地。那種情形將成為歷史，這也將導致周邊國家出現（電能）供應問題。失去了10%的電力生產能力， 處境矛盾的德國現在已經在從法國進口核電，同時從捷克進口褐煤電。由於電網彼此連接，一旦德國出現斷電，將很容易波及周邊國家。德國電價升高也將在歐洲產生連鎖反應：如果德國需求增加導致燃氣價格上漲，歐洲其他國家也將深受其害。
主張德國進行能源轉向的人認為這是一個機遇，將增加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的壓力，而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可成為出口增長點。從中長期來看，通過本地再生能源的增長來擺脫進口依賴的狀態，是一個附加優勢。而能源系統轉變則被認為是一個可刺激經濟增長的巨大投資項目。
這是個巨大挑戰，難度堪比德意志統一，但人們認為，這一過程是可控的，不會給工業和福利狀態帶來激變。最終情況可能是這樣。儘管如此，對能否在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實施如此大規模的實驗，人們疑慮重重。能源轉型有損害社會繁榮、讓人民幸福承受嚴重損失的風險，假如，對能源轉型的衡量標準與對待核能的衡量標準一樣，那麼，這個實驗根本不會被考慮。這種情況下，已遠非殘餘風險的問題了。去年秋季德國政府採納的向新能源未來謹慎、平穩過渡的計劃也就不會被捨棄了。
沃爾特 霍勒菲爾德，德國E.ON燃氣公司董事會的能源顧問，他曾任德國原子能論壇的主席和E.ON能源公司管理董事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