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近照。四川省作協供圖
新華社北京12月13日電(記者童方)12月13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阿來：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的報導。
今年出版的阿來新作《雲中記》，講述了千年古村雲中村，在八級地震中地裂天崩，又在次生災害山體滑坡中消失的故事。
小說主人公是雲中村的祭司阿巴。地震後，他沒有和村民們一起易地搬遷，而是遵從職業的呼喚，回到災後滿目瘡痍的雲中村，焚香禱告，撫慰靈魂，最終與村子一起，在山體滑坡中重歸大地懷抱。作家用詩性的筆觸，史詩般的敘述方式，為山林、草木、河流及寄居其上的所有生靈畫像。他通過阿巴的眼睛，呈現了這座村莊的歷史和現狀，描繪了村民的生活和命運。
這是一部醞釀了十年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記錄災難、書寫崇高的樂章，它用莊嚴和悲憫，喚起崇高和希望。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地震發生。第二天，作家阿來啟程趕赴災區，前後盤桓數月，又醞釀超過十年。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阿來才動筆，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2019年4月終於出版。他說，「這是我最愛的一部小說，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
(小標題）十年醞釀
草地：您是怎樣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
阿來：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那個時候我人在成都，本來在寫另外一本書。下午兩點二十八分，全城的警報一拉響，我坐在桌子前，突然一下子淚如雨下。地震發生後，我見過那麼多死亡，也見過那麼多感人的事跡，都沒有流過淚。但是那一天，我不知道為什麼流了淚。然後就關了原來那個沒寫完的小說，開始寫《雲中記》。
草地：聽說您震後去了好幾次災區？
阿來：我首先是經歷了地震，自己內心就不得安寧。從國家來講，受災的人是我們的同胞，從人類的意義來講，他們是我們的同類。當他們經歷這樣災難的時候，我們跟他們同在，哪怕不能分擔什麼。這些都是發乎本心的，如果不是寫這本書，這麼多年我也從來沒講過這些。我去北京、去上海、去廣州募捐，交了很多朋友，希望建一個學校，做規劃做設計，雖然後來沒有成功。真正做了這個事情，會很慚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覺得這個經驗非常寶貴。做和不做，到底是不一樣的。
草地：震後十年怎樣醞釀這部小說？
阿來：就是積累，始終有一個中心，都往這個中心歸攏。而且地震以後我也時常返回這些災後重建的地方，幹部我也見過，群眾我也見過。震後幾天我見過阿壩的一位副州長，一見面他就哭了。我趕緊問他，是不是你家裡有人遭遇不幸？他說不是。他說：「這麼多天，災難一發生我就發現，我在這兒是層級最高的幹部，必須擔起這個責任來。」我在《雲中記》裡寫的鄉長，也是這樣。
書中的故事都有真實的依據，汶川地震一發生，通信全斷了，跟外界聯繫不上，當天晚上所有能組織起來的幹部，摸著黑就下去了，這一路上生生死死誰知道？那個時候幹部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誰。這個副州長當時馬上自任指揮長，就是承擔責任。他家就在茂縣（同樣是汶川地震極重災區），他說：「我擔這麼大責任，我怎麼敢問家裡？要是家裡真有事，怎麼辦？」他的方式就是不問。我說，那你哭什麼？他說：「老弟，什麼都沒了呀。你我是同齡人，你走了不同的道路，我從普通幹部開始，三十多年，從基層幹到現在，建設鄉村，建設工業，改變基礎設施。一條公路，我們不知改造了多少次才改造成現在這樣子；一些電站、工廠，我們花了多少工夫才建設起來，形成這樣的規模；農村進行了多少改造，才變成這個樣子。幾分鐘時間，沒啦！」
這是他最本質的感悟。「就算重新來過，我已經再沒有一個三十年了。這個地震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三十多年白幹了！把我一生的奮鬥都取消了！」一個幹部的奮鬥就是聚集在這些成果裡，雖然沒有一個是他單獨幹成的。他說：「不光是國家的損失，也是我的損失啊！你將來還有幾本書，我有什麼？過去從這裡經過，我常告訴別人，這個電站是我組織建的，這個工廠是我下過工夫的，改制過後，慢慢煥發生機。現在你看，就這一堆爛磚頭。」
草地：為什麼說等這本書等了十年？
阿來：每一部小說一定要找到一種恰當的表達方法、語言方式。小說只靠內容是不可能成功的，問題是怎麼來處理，怎麼剪裁得當，什麼東西說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從還在地震災區時就開始準備，但一直沒有想好怎麼寫。過於寫實，好像會被事實湮沒。離開寫實，寫那些極致的悲痛、絕望，或者寫自救與救人的過程中，那些崇高的東西，但稍不謹慎就可能寫偏，把真的寫成假的，反而讓人覺得崇高是虛偽的。這不光是我的經驗，文學書寫中有大量的這種失敗的經驗。
其實到今天為止，我們沒有一個真正成立的關於災難的書寫。中國經歷了這麼多偉大的戰爭，但是還沒有像西方那樣偉大的戰爭文學。我們還是局限於基本的事實、行為，沒有更深的理解，還在就事論事。由事情本身，強制性地尋找意義、附加意義。因為我們不太相信呈現事情本身。不把意義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就怕人家不明白，也怕自己不深刻。所以我想了很久，很多年沒有動筆，其實就是沒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
動筆那一天，我覺得我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還是要基於人的普通反應，基於人最基礎的情感。
(小標題）小說的原型
草地：《雲中記》的故事，雲中村裡的人物有原型嗎？
阿來：有。被遷移的村莊不止一個，「雲中村」的原型不是藏族村落，而是羌族村落，後來遷到邛崍附近。我對羌族文化不熟悉，其實汶川地震中也有很多藏族村落遭災，所以我覺得還是寫我熟悉的文化。人物塑造也受到啟發，一個搞攝影的朋友，地震後幾年他突然拿了幾張照片給我看，在一個遷移了的村，村裡的巫師又回到原來的村子，他過去跟拍，巫師就一個人在廢墟前面敲鼓。「活人政府管，靈魂我來管。」書裡主人公阿巴的話就是這個巫師說的。但他肯定沒有像阿巴一樣，選擇和雲中村共同消失，他可能是每年定期回去。這給了我啟發，我就想萬一他不回去呢？我的人物、小說需要發展，但是要寫得合理。要是回去造成新的死亡，地方官員是要負責任的。但是小說裡的鄉長是阿巴的外甥，而且是在震後重建中成長覺悟起來的幹部。他誕生於這個文化中，對舅舅的選擇有足夠的理解，他也決定尊重他，不惜失掉官職。當然我也不忍心。小說是虛構，虛構就在這些地方顯示力量，我就讓阿巴的外甥官復原職。
草地：為什麼選擇一個苯教祭司來做小說的主角？
阿來：這也是精心考慮的。苯教是原始宗教，崇尚萬物有靈，剛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空間。如果是佛教就沒法寫了，因果報應，生死有命，就變成一個不容解釋的因果報應，沒有討論的空間了。
草地：在小說中您為何要關注萬物有靈？
阿來：我寫了幾十種植物，有鹿群、碉樓，更重要的是山神。山神是他們的祖先，也是個英雄。第一是萬物有靈，第二從現代科學意義來講，我們需要處理一個關係——難道大地只是施加我們災難嗎？我在題記中說了：「大地震動，只是構造地理，並非與人為敵。」它的規律在於運動，而人的悲劇性在於，明明這是多災多難的土地，但也必須在土地上生活。它暫時靜止的時候，人們享受它給予的土地、流水、空氣、滋養，但它憤怒的時候，火山爆發、地震、泥石流、洪水，哪天它又不想下雨了，哪天要掀個海嘯了……但是它不是要與人為敵。它跟戰爭不一樣，戰爭有個明確的敵人，難道因為這個我們可以恨大地？不能。這是人的宿命，大地又沒邀請你來，但是你除了生長在這兒，沒有地方去。你就只好忍著，承認這個事實。而且要向大地上別的生命體學習，如何跟大地建立互相的關係。大地不僅哺育了人這種生命，而且哺育了更豐富的生命世界。
很多人對這個生命世界，對我們居住的環境沒有多少感情。所以我想，寫這本小說，首先我要學會處理死亡。終於可以用一種美麗的方式來處理死亡，用頌歌的方式來對待死亡，而不是悲號。第二就是人和土地關係的問題，又跟今天我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是非常契合的。生命共同體，加上雲中村的萬物有靈，就形成一個人和自然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因為我也有個責任，在寫出大地的嚴酷的時候，更要寫出大地之美。
(小標題）用美的方式敘述殘酷和堅韌
草地：為什麼要用美的語言來書寫災難？
阿來：文學是審美活動。寫那些殘酷、那些堅韌的時候，我覺得一定要用一種美的語言。今天的文學出現一個問題，當我們寫下這些文字，寫下這些記憶的時候，其實我們自己都不太確認、不太相信。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尤其是那些美好、高尚的東西，自己先要相信。但是相信不是容易的事，我們更容易相信那些消極、黑暗的東西，好像這些東西更容易接近真相，更接近某種生存的本質。因而一旦有美的東西出現，我們可能本能地就對它有抗拒。尤其是在地震那種特別的災變過程中，尤其是災害剛剛發生的那段時間，我確實看到了中國人身上煥發出來的特別美好、特別高尚的東西。
相信就會看見，不相信則會視而不見。看見了，感受到了，前行時會更樂觀一些，光明一些，生命中的歡愉也會更多。
草地：您在題記裡說「向莫扎特致敬」，為什麼這樣說？
阿來：地震發生後的第四個還是第五個晚上，我在震中映秀鎮，大概晚上九十點鐘，救援者的身心都透支了，突然救援工作就暫時停下來了。探照燈一關，有人在帳篷，有人在墓地，我回到車上，睡不著。
一切都安靜了，這個時候我作為一個作家的意識出現了。我們中國人，好像不會對待死亡。一個人剛死，尤其是跟我們相關的人，我們悲痛欲絕，但隨著時間的過去，這個悲痛一點一點減輕，直至我們差不多遺忘，這痛苦就消失了。我們對待死亡沒有一種更美好的方式，不管是送他們入土，包括安葬的方式，墓地的樣式，祭奠的形式，都好像不夠美，不夠純粹。
我是個音樂愛好者，那天晚上，我特別想要有美一點的聲音。那些嘰嘰歪歪的流行歌曲是不合適的，唱昂揚的愛國歌曲也不合適，我車裡一大包CD都是這樣的音樂。我一打開就把莫扎特的《安魂曲》翻出來了。莫扎特寫《安魂曲》時，他知道自己快死了，面對死亡之期，卻那麼溫暖，那麼美。他沒寫完就去世了，去世前把自己的構想告訴了學生，學生按照他的思路和方法，完成了這個作品。那晚我就想放《安魂曲》，但恐怕遇難者家屬不同意。可確實忍不住，因為我睡不著，累了多少天。周圍那麼安靜，周圍就是死亡，而且不是一兩個人，是幾千人。
我終於忍不住放了，一開始聲音很小，後來聲音一點點放大。我覺得其實我們面對死亡，也可以採用一種美好的方式。這種美好其實更有尊嚴，或者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更體面。為什麼？既然死亡已經發生，呼天搶地、悲痛欲絕有什麼用？不如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理解：這些死亡不過是發生在我們前頭，最後生命還要面臨這個結果。如果在我「伸腿兒」的那一天，我周圍也是一片哭聲，我不願意。
所以那天晚上一放《安魂曲》，我想有一天我要寫災難、寫死亡的時候，要用美的方式，而不是悲苦不堪。中國人形容絕境，上天天無路，入地地無門，不是這種。所以《雲中記》裡一直探討死亡，主人公阿巴一直願意相信靈魂的存在。雖然按唯物主義的方法，我們不能證明的就暫且認為不存在，但是我想我要創造一個人物，即便在有與沒有之間，也願意相信。所以阿巴總是問自己，活人政府在照顧，死人呢，萬一有鬼呢，萬一有靈魂呢，誰來照顧？他也不確信有，所以他回到雲中村，千方百計天天去找，而且找不到也讓他很沮喪，因為找不到就意味著剝奪他的貢獻的意義。最後他還是決定要相信，當這個村莊要消失，這些鬼魂也要跟著消失的時候，他選擇了一種犧牲。
草地：您覺得阿巴是選擇了一種美的方式犧牲？
阿來：是的，他選擇了一種美的方式，至善至美，去相信。政府培訓他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時候，他還是個半吊子。他相信也並不意味著這個世界上真有靈魂，他心裡寧願相信，就像一個信仰。這個時候，人的高尚的一面是，我願意為我自己相信的東西付出。今天我們講的職業的崇高感就從這來。一個寫作的人就是奉上至善至美的文章，一個工匠有他的職業要求，一個政治家有他的職業操守。那麼像他這樣一個半吊子宗教職業者，他選擇相信是他的職業需要。
草地：您認為阿巴是怎樣產生這種覺悟的？
阿來：就是災難，以及死亡。就是突然發現：生命很重要嗎？片刻之間就可以抹去這麼多生命。物質層面來說，雲中村這樣的村莊，經歷了上千年才構成這樣的規模，大地之手也可以輕而易舉在瞬息之間一下毀滅。而大地毀不掉的是情感和精神。人的這些東西只有在極端的環境中，才可能被相信被喚醒。所以我們經常說，巨大的災變，別人的死難和犧牲，有時是對活著的人的精神洗禮。如果沒有從這個意義上來認知災難加諸我們的東西，那我們從災難中學不到任何東西。而且我自己在見過那麼多死亡之後，深感生命、財產都算不了什麼。在災難現場，你得承認不是一個人的災難，甚至不僅是一代人的災難。我寫的雲中村，一千多年的歷史，毀滅不過轉瞬之間。財產算什麼，生命算什麼？但最後能留下給自己一點安慰、一點溫暖、一點信心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精神、相信，不然人是活不下去的。
(小標題）「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
草地：創作這本小說難度大嗎？這部小說您覺得有遺憾的地方嗎？
阿來：沒有遺憾，這本書應該還是很成功，因為我自己等這本書也等了足足十年。如果說一般難度，哪用得著十年啊。
草地：《雲中記》在您所有作品中處於什麼位置？
阿來：《雲中記》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之一。長篇小說這是第四本，第一本是《塵埃落定》，第二本是《機村史詩》，我都覺得能夠結結實實代表我不同階段寫作的最高水平。某種程度上，要是不嫌狂妄，也是當下中國小說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草地：翻開《雲中記》的第一頁，有您贈給讀者的一句話：「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該如何理解？
阿來：這是小說中人物的話，也是我老家嘉絨藏語中的一句話。我們分別的時候一般說「慢走」「一路順風」，非常莊重。古老的文化裡，有時會有一些非常超出一般性的東西。其實我們那個山區，沒有一條道路是筆直的，人生也一樣。它具有某種象徵意義，表達一個超現實的願望。一些小人物，他自己面前的路都坎坷不平的時候，對別人發出這樣的祝願，而且把這種願望時時刻刻送給別人。這種話不是隨便說的，一定非常鄭重其事。
草地：您希望讀者從《雲中記》裡產生什麼樣的共鳴？
阿來：我不對讀者有特別的期待。我覺得一個純粹的藝術家能夠從自己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得到滿足，寫《塵埃落定》時就是這樣。但是我也相信，讀者不可能面對一個好的作品無動於衷。雖然今天是一個泛娛樂化的時代，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讀者要去追求一些更高層次的精神審美。我希望《雲中記》至少在市場上，將來能夠跟《塵埃落定》比肩。但各方面，《雲中記》應該比《塵埃落定》更好一些。我今年60歲，寫《塵埃落定》時30歲。天地恆長，有變有不變。
草地：您怎麼看待自己作為四川省作協主席這個身份？
阿來：我想作家無非就是除了自己的私生活以外，跟工作相關就三個方面：一個是寫作，一個是閱讀，一個是深入生活。我倒沒有想說私生活要給誰做表率，我不是一個道德信徒。但是我希望我在跟工作有關的方面，能夠對大家有點示範的效果。我確實希望，我們總是互相影響互相交流，而且文化基因是在這種互相影響交流中傳承和變化的。但是可能今天的消費社會提倡了一種另外的價值觀，或者很多人做事基於功利心的考慮更多，我不能說他們一點精神指向都沒有。但是當我必須來履行這個職責的時候，我又覺得還是要做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