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該重修的課,就是語文

來源：新周刊（ID：new-weekly）

作者：譚山山

我們語文教育的目的，還有整個教育的目的，包括現代化的目的也一樣，就是使人變得更美好。

——錢理群

讓我們先做個簡單的測試題，測測你的語文水平：「名媛」的「媛」應該怎麼讀？

答案是yuàn，而不是yuán。

沒關係，你不是唯一讀錯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在微博上寫道：「了解了一下上海名媛事件，作為一個中文系教師，最大的收穫是才知道媛是讀第四聲而不是第二聲，之前都讀錯了。慚愧！」

幾年前，知乎網上就有人在討論：中國人的語文能力在退步嗎？題主列出了當前語文應用的一些硬傷：「的得地」不分、亂用標點符號、濫用「×性」「×化」等表述、濫用網絡用語和粗言穢語、語法錯誤，等等。

一方面，從識字率和受教育程度來看，絕大多數國民具備基礎的語文能力。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人口識字率為96.4%；截至2018年，初中階段、高中階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分別為100.9%、88.8%、48.1%。

另一方面，國民語文應用能力確實堪憂，不乏大學畢業生寫不好一封求職信的例子；而對文字駕馭能力有更高要求的傳媒、出版界，從業人員魚龍混雜，表現參差。

另外，用語本應嚴謹、規範的政府公文，也出現了像「武則天她媽在欽州」這樣的表述——一份題為《靈山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成立〈武則天她媽在欽州〉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組的通知》的紅頭文件，讓廣西靈山以一種尷尬的方式進入網友視野。

用語媚俗、粗鄙（還記得疫情期間出現的「今年上門，明年上墳」標語嗎），邏輯混亂、為槓而槓，表達枯燥無味……

一句話，就是不講究。

碰到這種辣眼睛的語文亂象，人們往往會說：你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打回去，重修吧。

學了那麼多年，卻始終學不好語文

有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要重修的，到底是什麼樣的語文課？

詩人鄒靜之曾寫有《女兒的作業》一文，當時他女兒天天熬夜做作業。他自責「不是個好父親」，理由是：「我先是沒有頭懸梁，陪女兒深夜寫作業的精神；再有，她的作業，我也大多不會，陪也幫不上忙。我沒想到語文的教法已經深入細緻到字典、詞典內部中去了。女兒的作業要花很多時間來分析字，如：『甕』是什麼部首，它的第七畫是點還是折，它的聲母是什麼，它的韻母是什麼，它有多少義項……」

他和其他家長一樣，要給孩子檢查作業。有一次，經他檢查的語文卷子錯了很多，不僅是家人，他也開始對自己的語文程度懷疑起來——

「有兩條錯誤是這樣的：題目要求，根據句子意思寫成語，有一條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兒填『齊心協力』，老師判錯；還有一條『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兒填『栩栩如生』，老師也判錯。我仔細看了，不知錯在哪裡。女兒說第一條應是『同心協力』，第二條應是『惟妙惟肖』。」

他反覆跟女兒說，她填的答案沒有錯，但女兒不信。

「她將接受別人給她的標準，來謹慎地使用詞彙，她以後可能會像收音機一樣地說話。那天，她按老師的要求把那錯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裡只有一個詞——殘酷。」鄒靜之寫道。

還有作文。鄒靜之的女兒寫過「原子筆在紙上快樂地蹭癢」這樣的句子，然而，她收起原來活躍、靈動的心，漸漸把作文寫成了「兒童八股」。

小學生不讀書，甚至大學生也不讀書，他們不看巴爾扎克、金斯伯格，也不看白居易、馮夢龍，讀中文系卻從未讀過四大名著的人比比皆是。

語文，這門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共計1.3萬節課、佔總學時21%以上的課程，地位如此重要，如今卻淪為學生們最厭惡的課程。更可怕的是，學了那麼多年語文，多數人的語文水平卻不過關。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認為，我們的語文教育制度在理論上存在誤區：「中小學語文教育不僅是教學的問題，也是我們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上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整個現代教育制度的問題，只不過在語文教育這個最具有人文性的學科上表現得最突出罷了。」他的這一看法，被收入1998年出版的《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一書。

早在彼時，許紀霖就曾表示擔憂：「我們這個語文教育看起來是個教育問題，實際上影響了我們全民族的思維、思考和表達方式……等到21世紀中期，當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時，像他們這樣一個基本的文化結構，中國文化恐怕最後斷送在他們手裡。」

語文課的改革者們

教育部統編本中小學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教授認為，少讀書、不讀書就是當下「語文病」的主要症狀，同時又是語文教學效果始終低下的病根。

溫儒敏說，傳統的語文教育不是這樣的，古人學語文從蒙學開始，從《千字文》《增廣賢文》《大學》《中庸》《左傳》等，一路讀下來，從似懂不懂到慢慢讀懂，文化的感覺有了，語言的感覺也有了，這是浸潤式的學習。現在的學生要學的東西比古人多，又要應付考試，這種浸潤式學習顯然太奢侈。但不論如何，溫儒敏認為，語文教師還是要致力於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和習慣。唯有這樣，「才能把語言文字運用的學習帶起來，把素質教育、人文教育帶起來」。

如果說溫儒敏是從指導者的角度提出解題思路，那麼，王麗（《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編著者）、嚴凌君（《青春讀書課》叢書編著者）、郭初陽（《郭初陽的語文課》作者）等人則以各自的教育實踐，推動語文課的改革。應試教育的大氣候改變不了，那就改變自己的課堂、改變自己的學生，能改多少是多少。

著有《作文課》的尚愛蘭也是實踐者之一。尚愛蘭以「蔣方舟母親」的身份為人所知，但其實她還是一個執教三十多年的語文教師。退休後，她開了個作文班，學生就是親戚朋友的幾個孩子，「在小小範圍裡，營造了作文的伊甸園」。

尚愛蘭的第一撥學生是三個7歲大的孩子。上課第一天，她給每個孩子發了一冊專屬的作文本，有將近一百頁，比通常的小學生作文本厚得多。作文本不是空白的，每隔幾頁，就有她做好的內容：第一篇是課後作文題《看猴山》，她已經手寫了一篇，作為示範；第二篇，貼了一幅豐子愷畫的漫畫《螞蟻搬家》，看圖作文，她寫了前一半，後一半空著；第三篇，貼的是選自《父與子》的漫畫《越長越矮》，這次只寫了個開頭；第四篇是古詩改寫，選的是《宿新市徐公店》，她剪貼了從100字到800字不等的5種範文——也就是說，如果小朋友有餘力，看圖說話也不必只寫一百來字，可以挑戰更長的篇幅。

三個月的作文學習後，每個孩子都把自己的作文本填滿了，單篇作文最長寫到了600多字。由此，孩子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手寫圖文書。

尚愛蘭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服務者」——輔助、幫助孩子們寫出更好的東西，而不是作文的判官。比如最常見的作文題《我的媽媽》應該怎麼寫？尚愛蘭會這樣建議：「應該避免把媽媽寫成家政人員。」因為，媽媽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除了洗衣做飯、照顧家人，肯定有孩子不具備的能力、可以言傳身教的事情，寫出這一點，就可以把媽媽的形象從「家政人員」中拔出來，也區別於「媽媽付出，孩子報恩」的傳統思路。

這樣的作文課，你也想上，是不是？

為人生打下「精神的底子」

學者陳平原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孩子一輩子的道路取決於語文」，他笑稱，這句話都快變成補習學校的招生廣告語了。

2014年12月，陳平原應邀在「百年語文的歷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發表主旨演說，其中有這麼一段：

「這正是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示出來的，往往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對於很多老學生來說，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或政治課老師更容易被追懷。不僅是課時安排、教師才華，更與學生本人的成長記憶有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影響學生一輩子，一點都不誇張。」

上述名言，就來自這段發言。

和陳平原曾是同門、同事的學者錢理群認為，語文教育應該給孩子以夢，為他們打下一個「精神的底子」。

「人在幼年時期，如果有一個理想和信念，儘管他長大後會看到生活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美，他可能會因此而分裂，而痛苦和懷疑，但絕對不會陷入虛無主義，因為他有一個『精神的底子』。他會在痛苦的思考和懷疑之後，從原來那種幼稚的、不自覺的和諧，過渡到更高的自覺的和諧，最終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在錢理群的青少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一篇童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兒》：「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東西的信念，還有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在深深影響我。」在他看來，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的底子」，對人的成長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好的語文教育，對塑造一個人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通過語文課，我們不僅學習文字、學習文學、學習文化，同時培養各種基本技能——閱讀理解能力、邏輯分析、論證、清晰而有說服力的交流、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等等，為日後的人生打下基礎。

我們都應該重新上一堂語文課——不論年齡高低、不論境遇如何，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開始。

編輯：行歌

校對：小楊同學

終審：大果子

本文圖片來源於攝圖網，基於VRF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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