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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夢遙
採訪｜謝夢遙、王雨娟
編輯｜金石
攝影｜尹夕遠
突如其來
要麼成功，要麼「在手術臺上下不來」。
回憶起1月13日那場危險性極高的脊柱減壓手術時，律律小心翼翼地避開使用「死」字。妻子嚴麗罹患的是惡性嗜鉻細胞瘤——這是一種病因不明、腫瘤起始位置在腹膜外的疾病。當時，嚴麗的腫瘤已經壓迫到了脊柱神經，若不處理，她的下肢可能癱瘓。律律知道妻子是個極為要強的人，他瞞著她做了那個激進的決定，暫緩放療，先通過一個外科手術，切開脊柱，將椎管裡的腫瘤與神經剝離，避免癱瘓發生。
好在手術是成功的。
對於這對年紀剛剛過30歲的武漢夫妻來說，過去的半年有如一生一般漫長。去年7月底，嚴麗的腹部發現了一個8釐米大的腫瘤，那時她懷孕3個月。父母都建議終止妊娠，嚴麗珍惜這個孩子，堅持要生下來。8月中旬手術完成，腫瘤被切除了，但到了11月，嚴麗癌細胞發生骨轉移，擴散到肋骨、肩膀、肝臟等全身各處，夫妻倆相信，那是懷孕的代價，任何治療都進行不了，「把它給催化了」。到了12月中實在沒有辦法，嚴麗提前剖宮產。萬幸，孩子平安。按照原來的時間表，放療將在年後進行。嚴麗無法行動，一直住在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
疫情突如其來。放療中心的開放一拖再拖。直到2月5日才終於開門，卻因為接待的頭幾個病人有人確診肺炎，中心再次關閉，進行全面消毒。
在這期間，律律已經收到消息，一些武漢的醫院被徵收為新型肺炎的定點收治醫院，不再接待其他病人。他感到慶幸，妻子所在的不是那些綜合型醫院，「它只是單純的一個腫瘤醫院。」2月9日，放療中心重新開放，妻子接受放療，「好不容易盼到了可以開始嘗試著對腫瘤進行控制了。」
定點收治醫院的名單在不斷擴大。妻子才做了2次放療，2月13日，腫瘤中心也被徵用了。
一切發生得似乎太快了。腫瘤中心有3棟樓，頭一天大家還在微信群裡傳著這個消息。問醫生，沒有得到準確答覆。第二天，所有的留院病人全部被集中一棟樓裡，「突然一下變得特別擁擠，特別吵」。放療中心位於專門收治發熱病人的那座樓的地下負一層。律律隱隱抱著希望，是否有機會開一條綠色通道，讓腫瘤病人繼續治療。第三天，放療中心關閉了。
「可能醫院的領導也覺得，疫區的樓底下做放療，必然是要經過疫區的。這種風險他也不能去承擔，所以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放療中心給關閉了。」律律想。
一夜之間，之前在病房間進進出出、隨處可見的醫生們突然消失了。一層有三四十間病房，律律只看到一個醫生，在忙著給病人辦理出院事宜。大家圍住他提問，他只是回答，「等這個疫情過去了，你們還可以再回來。」
院方沒有明確地強制要求出院，但在那種情況下，所有人紛紛忙著打包東西，都默認這個局面無法更改。「那天下午就要開始收治病人了，病房就要做改造了，你不走你也得走啊。」
恐慌是一定的。有人不斷唉聲嘆氣，有人向醫生哭泣，「好不容易過來就醫啊，放療做一半就停了怎麼辦？」
「在一個救死扶傷的地方，你覺得你是一個被別人給拋棄了的。」那一刻，不是憤怒，律律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覺得這個事情已經超出了我能接受的範圍。」他注意到在那個100多人的病友群裡，還有一些從外地過來的患者。他們將去哪裡呢？他想，所幸自己是武漢人，尚有家可回。後來，他無瑕再去關注那些病友的去向。
在嚴麗出院的同一天，塗靜的堂弟成為了一名病人。疑似白血病，這是醫生根據臨床表現和血常規檢查對他下的判斷。
即便此時，塗靜都沒有想到那場疫情會與堂弟發生直接關聯。他們生活在孝感下屬的一個縣城，雖然離這場疫情的起點——武漢只有100多公裡，但那是地理意義上的，心理意義上疫情離他們很遠。幾天前，弟弟才突感全身無力難以走動並伴隨低燒，家人一度以為是肺炎。
瘟疫肆虐時，這家人的生活依然是平靜幸福的。過年期間，大家族沒有採取城裡人那樣嚴格的自我隔離措施，還一起聚在村裡吃過團圓飯。弟弟一個多月前剛辦了婚宴，年初三晚上，弟弟與懷孕的妻子在縣城街上散步，拍了一段視頻，丟進20多人的親戚群裡。在這個群裡，「肺炎」從來沒有成為過被討論的話題。「我們沒有接觸武漢人。」塗靜說。
2月3日的晚上，弟弟轉去孝感市中心醫院——這是一家三甲醫院。做完骨髓穿刺後，程序卡住了。既往骨髓穿刺都是送去武漢檢驗，而如今，物流停了，對接醫院的檢驗也停了。沒有確診結果，就無法制訂治療方案，醫院只能對弟弟進行一些輸液與輸血的基礎治療。
那一天之後，親戚微信群裡再也沒人說話了。往前翻一翻，那些不久前拍下的照片、視頻都在。「沒想到這麼快，本來覺得可以好好過日子的，」塗靜說，「那種熱鬧的場面，形成一種反差。」
武漢街道封閉
另一類人
起先，她能做的和所有人一樣，不過是在網上轉發。後來，她覺得可以比順手的轉發多做一點。身在澳洲的留學生陳宜君在微博「肺炎患者求助」的超話裡，看到了太多受苦受難的人。她和她的朋友們開始行動——都是網友，把求助信息錄入表格匯總起來，以得到更多關注。
很快，陳宜君發現，網絡上有好幾支志願者力量也在對接肺炎求助，他們資源龐大，運作成熟，而自己「只有一個表格」。而在匯總信息的過程中，她也發現，其實有大量的非肺炎患者求助，夾雜信息洪流之中。而這一領域的志願服務幾乎是空白。她和朋友們決定，轉而服務這類求助。他們給這個有著20餘名成員、只存在於網絡的組織起了個戲謔的名字，「不要紅包」。
非肺炎患者，是一個疫情出現前不曾有過的詞語。新冠病毒重塑了經濟、公共空間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像漣漪一般擴散，將原本看似在外圍的人收納進被影響的範圍。交通封鎖，物流不暢，醫院被徵用，醫生被調走，種種問題出現，波及到新冠肺炎患者以外的其他人群。愛滋感染者，抑鬱症患者，孕婦，癌症病人，腎透析者.......他們如此不同，誰也不會想到，他們會被歸攏為一類。
「不要紅包」在2月12日成立，兩天下來就收集了100多例求助信息，這讓他們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陳宜君曾申請過開通「非肺炎求助」的超話，當時頁面顯示，有三四萬人在申請。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個超話始終無法成立。志願者只有通過更原始的方式，靠著關鍵詞搜索，去尋找那些求助的聲音。他們正是通過這種方法找到了只有12個粉絲的塗靜。一些人發出求助時，會附上「肺炎患者求助」的標籤，這樣有機會混入後者已建立的超話裡。這是引起注意的不得已的辦法。
疫情之下，肺炎患者是最先被想起來的人，非肺炎患者是另一類人。關注有先後，就連志願者也是如此。與「不要紅包」一樣，一個名為「床位組」的志願者組織，也經歷過從肺炎到非肺炎議題的轉移。顧名思義，這個組織不對接患者，只收集、發布醫院的床位信息。他們發現，肺炎患者的送醫與住院尚且有社區統籌，而非肺炎患者更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
一位「床位組」成員告訴《人物》，在1月底的武漢，非肺炎患者跨區就診普遍還是可行的，進入2月，各醫院相繼不接受自行求診的其他區病人，優先保障本區人員——與新型肺炎患者先前所經歷的曲線一致，這是醫療資源變得愈發緊張的證明。
讓志願者感到意外的是，部分求助不來自於肺炎集中爆發的疫區，而是來自於外部，就像是一場連鎖反應，一些患者的手術被取消，只因為主治醫生被調去前線了。一位遼寧的志願者告訴律律，他的母親就屬於這種情況。《人物》採訪的案例中也包括一名湖北廣水市腦動脈瘤患者有病危可能，在當地無法進行手術，武漢又不接收。據報導，全國10%的重症專業醫護人員去了湖北，主要集中於武漢。
十幾天下來，陳宜君和朋友感到極為疲憊，這是一個很難有成就感的工作。特別是一些大型手術，「對醫療環境、醫療資源有要求」，僅靠志願者的力量難以推進。打電話成了志願者能開展的有限事項裡的重要一部分。給患者打電話更新信息與需求，給醫院打電話問接收可能。官方渠道公布出來的可就診醫院，只是一個名字，沒有電話等具體信息。找電話也要耗費相當一番功夫，「找到哪個打哪個」，有些電話從來沒打通過。後來，「不要紅包」做了個在線表格來統計電話。
「不要紅包」曾製做海報說明醫院接診與床位信息，但很快就放棄了。圖片美觀且明確，但弊端也很明顯。「這個圖做出去了，它就定在那兒了。有一些人看到我們的這個圖，還打電話去問，結果人家反饋就是，你這個信息現在好像不行了。」陳宜君說。各家醫院的床位每時每刻都在變化。
一位志願者告訴《人物》，她曾為一名因車禍腦部遭重傷的病人尋找手術床位，在晚上6點找到兩家醫院可接受。和病人溝通完，晚9點再打電話，一個醫院的床位已經沒了，另一個醫院的科室裡出現疑似肺炎患者，不再接受新人。
「你充其量就是一個安慰，一個引導吧，告訴他不要放棄。」陳宜君說。每天醒來，有那麼一會兒，這個住在「有吃有喝、天氣也好」的環境裡的留學女孩，難以區分夢境與現實。在等待中，有人去世了，都是她曾錄入過的名字。有的時候，那只是她的噩夢。
有的時候，那是真的。
bridge-床位組在微博發布的非新冠肺炎患者醫療信息整理貼圖源網絡
「幸運」
根據「不要紅包」志願組織的經驗，孕婦與兒童相關的求助容易引起關注，當事人往往能夠找到醫院接受。
剩下的人裡，相對容易解決的是斷藥的那批病人。他們主要分為幾種情況：人困在老家，取藥的定點醫院在異地；因封城封村，無法出門取藥；又或者，藥物緊缺，在當地藥房買不到。
「我們可以找一些途徑，看看能不能幫他們買到藥物，或者運送藥物。」陳宜君說。中國罕見病聯盟在2月初啟動了藥物援助項目，通過聯繫藥物供應方、協調藥物配送，為300多名肢端肥大症、天使症候群、重症肌無力等罕見病人解決了用藥問題。一些同志權益機構發動愛滋感染者之間相互借藥，很多求助在社群內部得以消化。
再剩下的人裡，另一個較早得到重視的群體就是需要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了。2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疫情以來首個關於非肺炎患者的針對性舉措，慢性腎功能衰竭病人（終末期即尿毒症）和孕產婦一同被重點提及。
在尿毒症病友平臺「腎一樣的人」的創立者智安看來，這其中有偶然的成分。
尿毒症患者需要每周做兩到三次透析，每次約4小時。在武漢前兩批醫院被徵用時，受影響的病人尚能在其他醫院找到位置，真正困境的出現，是1月底第三批醫院被徵用開始，「這個地區能有的空位基本上都被病人填滿了」。剩下能做透析的醫院開了夜班，仍然應付不過來。就像一場搶凳子遊戲，先受影響的病人，成了先坐下的一批，後受影響的人，發現找不到座位了。
尿毒症社群發出聲音，早於問題成為問題之前。自武漢實行管制後，意識到透析病人出行難，智安就找過十幾家媒體，鳳凰網和南都周刊在1月27日首先在社交平臺呼籲關注這一群體。之後，多家媒體發布透析病人困境的深入報導。在智安的爭取下，中國生命關愛協會向上提交了內參。
2月4號國家衛健委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及孕婦處理安排時，發言人主動提及到了透析病人。「說明在這場發布會之前他們已經做了預案了，要不他不可能做那些答覆。」智安說。在那之後，傾向性政策逐漸落地，武漢的透析點明顯增多。
在「不要紅包」建立的血液病與透析求助群裡，塗靜看到，一個個尿毒症患者在得到救治。「白血病的患者是很少嗎，為什麼沒有得到關注和幫助？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好像，就像一粒塵埃一樣，微不足道吧。」她想。
「我們喊得太早了。因為你發聲越早，聲音越大，你就越容易被關注到。」智安說。「你會發現其他的病人群體裡面沒有發聲，只是在後期隨著發展的時候，有一些被媒體關注到了，但是效果就差了。因為精力、資源，包括很多東西都有限了。」一次又一次的，他提到這個詞，「幸運」。
「腎一樣的人」成立8年，覆蓋5萬多人，在全國80多個城市建有病友群。社群的存在，確實能夠起到提早預警、放大音量的效果。另一個例子是，早在農曆新年剛過，受疫情牽連的諸多次生問題還未浮現時，武漢同志中心等機構就公開反映過愛滋感染者斷藥問題，引發媒體關注。
有社群聯結的另一個好處體現在信息收集與傳遞上。哪家醫院的透析室開放了，病友來反饋的消息比媒體渠道，更準確且更快。「比如前些天，光谷三院被徵用了（可提供透析），晚上10點多信息發出來，醫生馬上就通知病人，我們這邊就知道了。」智安說。不要說那些突發外傷的求醫者，大部分慢性病患者也不具備這樣的社群條件。
「不要紅包」的成員陳宜君說，透析問題作為率先解決的典型，也是因為操作相對簡單，武漢民營透析機構有幾十家。病人除了去透析室，床旁透析也是可行的。「如果是要做手術的話，你得需要手術室，需要多個醫生，還需要完善的急救設備。手術完了之後，你也不能立刻回家，你得觀察，那還要後續的一系列的救治。」
血液透析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夾在中間
紙面上，透析的問題似乎解決了，確診肺炎的透析者與未感染的透析者各有去向，分別由肺炎定點救治醫院與未徵用醫院接收。但有些人發現自己夾在了中間——疑似肺炎感染者。
莊彪的父親正是這種情況。2月7日早晨，老人陷入昏迷，一天前他剛在武鋼醫院做過透析，莊彪趕忙把父親送去武鋼醫院急診，拍了CT，發現肺部顯影有感染。而無法解釋的昏迷可能更是加重了醫院的顧慮，醫院不讓透析了。莊彪告訴《人物》，父親自2017年時肺部就有這個病灶。
他們去到九醫院——那是肺炎定點救治醫院，如果確診就可以在那裡做透析。但父親的核酸檢驗結果是陰性，那裡同樣不接受。
從邏輯上，兩家醫院的做法都可以理解。武鋼醫院不接收，是擔心疑似病人攜帶了病毒，感染了其他健康的人。九醫院不接受，則是擔心疑似病人其實沒有病，來了反而被其他病人傳染。說得通的邏輯解決不了現實存在的問題，現實是，父親哪裡也去不了。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父親在第二天發燒了，但燒很快退了，再沒復發。第三天，一直昏迷的父親甦醒了。他像是變傻了，意識不清。後來莊彪才搞清楚，父親那晚吃光母親的安眠藥片，慢性病的長期折磨與突發的疫情，令他決定尋死。
莊彪在微博發出求助，瀏覽量達到100多萬時，他一度心懷希望。志願者介入後，和他一起打了許多電話，包括遠在郊縣的醫院，都無法接收。莊彪漸漸認清了這個現實：「他們肯定不願承擔這個風險，所以只有在原來透析的醫院想辦法，儘快排除（疑似）。」
某些時刻，莊彪確實想過，父親若是能確診就好了，雖然多了一重苦難，至少可以有地方透析。他不認為這麼想有什麼荒謬，因為「特別無助，沒辦法了」。他當然也反覆找過社區。「等上面通知。」他總是被這樣回復。武鋼醫院所在的青山區衛健委、國家衛健委、武漢疾控中心，就像所有的求助者一樣，能打的電話都打了不止一輪。要麼太「上面」了，要麼不是對口的「上面」。真正的上面是哪兒呢？他搞清楚了，武漢市血透質控中心，對全市的透析病人負責。
那個機構掛靠在第一醫院。他打去問，「那也不是上面」，只是個透析室電話，對方什麼也不知道。
很難擺脫那種卑微的感覺。有次他和母親跑去找武鋼醫院的透析室主任溝通，對方直接就說：「你們過來幹什麼，不要到處害人。」說不上是誰的錯，非常時期，人的神經都是緊繃的。母親與主任爭執起來，他看著她在哭。後來，他也哭了。
到2月12日，父親已在九醫院、武鋼醫院和街道衛生站做過3次核酸檢測，全部是陰性。該慶幸嗎？現在做核酸檢測倒是容易多了，若是回到核酸試劑無比匱乏的上一階段，確診更是無門，莊彪想過，「那個時候會更麻煩」。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核酸假陰性的問題出現後，醫院不再相信核酸結果。武鋼醫院最初告訴莊彪，兩次檢測為陰性，莊彪父親即可回去透析，後來改為3次，最後說，還是要根據CT判斷。
特別是涉及到轉院時，很多醫院都對病人的核酸檢驗結果抱以謹慎態度。一位因車禍腦部受傷病人也遭遇了類似情況。他受傷後原本在金銀灘醫院住院——那裡只治肺炎，不負責外科手術，2月16日核酸檢驗為陰性，院方要求他出院，但2月19日找到兩家有床位的醫院時，因為他有發燒，對方都要求他重新檢測，3天前的結果不足信賴。
莊彪終於找到了「上面」。志願者給他一個號碼，那是血透質控中心主任的電話。電話接通了。對方告訴他，他們不對接病人，只是在醫院之間協調空位。
他不再更新微博。瀏覽量還在增加，他感到那束希望之光正暗淡下來。
武漢醫院裡的醫護人員
突圍
無奈從腫瘤中心出院後，律律想到的去處是嶽父母家，有老人幫手，方便照顧妻子。到了那裡，他才發現，上不了樓。妻子無法行動，躺在擔架上，而嶽父母住的樓裡沒有擔架電梯（轎廂尺寸1.1米×2.1米），只有方形電梯，擔架進不去。那是個不到10年的小區。最後，他們只有回了自己家。
擔架電梯就像一個隱喻，代表著被忽略的需求。他曾注意過嶽父母住的樓裡沒有那種長方形的電梯，但從沒有意識到，它變成困難存在。「很多事兒可能只有真正的發生到自己身上，你才可以去理解其中的這個道理。」律律說，「一個成熟的城市，它的醫療體系裡面，這一部分人其實本來就不應該會像現在這個地步。」
打了一圈電話，「得到的答覆是所有的醫院的放療全都停止了。」
孝感縣城裡的塗靜，還在設法讓弟弟的骨髓穿刺得到檢驗。她查到武漢有一些第三公司可以完成這種檢測，聯繫到一家後得知，「大部分人是在做肺炎方面的核酸檢測，沒有人手做這個檢查。」資源傾斜的現象，在這個市場也一樣存在。她後來又聽說，醫院對這種第三方檢測不予認可，她徹底打消了念頭。
只有最後一條路了。塗靜和律律都想到了這條路：省外就醫。
必須馬上行動。眼看著交通管制越來越嚴了。大約從2月中旬起，塗靜所在的縣城，從早7點半至晚6點半之間，是不允許車輛在路面通行的。她在銀行工作，5點半下班，要等一個小時才能回家。也正是交通原因，她一直沒有機會去看望在市醫院的弟弟。在武漢，律律先前從家往返醫院時，也被交警攔下過。他沒有防疫通行證，「理論上不允許上路」。向交警解釋情況特殊後，他被放行了，但被告知，下不為例。
至此，兩個家庭的遭遇出現分野。
妻子嚴麗的高中同學自發組織了20多人的群，大家身在各行各業，將消息擴散出去。律律的表姐是媒體人，藉助圈內人脈，律律發出的求助微博得到「十年砍柴」等大V轉發，瀏覽量達到幾百萬次。他的求助也引起了青山區政府的關注。一位負責人聯繫他，態度非常好，「在青山區只要有警察扣你車，你給我打電話，我馬上給你解決。」
通過北京的親戚，兜兜轉轉經過多層關係，他們聯繫到北京一家醫院的院長，那裡引入美國的一種同位素全身放療法，比一般化療更有針對性，2月底將有床位。一個公安系統的朋友捎來消息，只要北京醫院能開收治證明，湖北出境，乃至沿途通行他都可以幫忙解決。
這些只是口頭承諾，讓律律尤為振奮的，是武漢防疫指揮部交通管控組在今日頭條通過官方帳號針對妻子情況進行的回覆：「我組建議由醫院出具相關醫學證明，經市、區防疫指揮部批准後由我組聯繫相關市民協調放行事宜。」對他來說，這份回復就像一張特別通行證。
鮮有人能夠得到這樣的安排。
塗靜屢屢受挫。她找過兩家外省醫院，先前還談得好好的，一聽到病人來自湖北，對方就說不能接受了。塗靜沒有再找下去。她知道即便過了接受這一關，14天隔離這一關，弟弟是過不去的。
網上發布的求助，基本沒有轉發和留言。有關部門還是知道了她的情況，醫院方面被問詢。這過程的信息傳遞大概出現了一些誤會，她接到了堂弟父親的電話，他人在醫院，問她是不是投訴了。儘管認為自己所做的只是求助，「沒有說什麼不好的話」，她還是把那條微博刪掉了。
沒多久她就後悔了，把求助再發了一次，還是沒幾條轉發和留言。
當地派出所和孝感市衛健委倒是主動給塗靜打過電話。由頭到尾，她又把事情講了兩遍。對方調查很細緻，給醫院也打了電話。但塗靜心知肚明，癥結在武漢，唯有弟弟骨髓穿刺的檢測能夠被實現，事情才得以進展，否則「不斷地調查，沒有一個結果」。
兩條迥異的故事線，還是併入了同一軌跡。律律妻子的省外就醫之路，還是出現了變數：那家北京醫院所在街道的領導不同意。「北京這邊對其他省過來的人相對來說會寬鬆一點，武漢過來的人，還是比較嚴格地不接收。」律律說，「可能覺得我們會把肺炎帶過去，有很多責任他需要承擔。」
幾乎在同一時間，律律看到，武漢防疫指揮部廢止了一條涉及出城車輛管理的通告（17號令），這意味著離漢渠道管理的收緊。
武漢空蕩的街頭
轉機
非肺炎患者的處境，是隨著疫情受控以及肺炎與疑似病人「應收盡收」政策的落實，逐漸好轉的。
2月18日，武漢市衛健委第二次發布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醫療救治醫院名單，比第一次涉及病種更多，針對急性心腦血管疾病患者、外傷等急危重症患者、有血液透析需求的腎病患者、孕產婦和兒童、五官科疾病患者、燒傷患者等分別列出了對應的救治醫院名單。2月21日，市防疫指揮部增設「非新冠肺炎醫療救治組」。
新措施出臺後，依然需要時間去磨合。據「不要紅包」志願者說，政府公布的多家外傷等急危重救治醫院，實際上只能接受普通外傷的急診，動不了大型手術。在大量醫院和醫護人員為肺炎服務的情況下，非肺炎病人的床位資源依然是稀缺的。
至於武漢之外的非肺炎病人，因為分散，還沒有得到同樣的關注。塗靜的弟弟還在孝感醫院輸血，無法確診。好消息是——如果這也算好消息的話，她2月23日發一條微博，這次她附上了「肺炎患者求助」的標籤，轉發上了千。「最近的求助少了一些，但也還有的。」一個網友轉發寫道。
在中斷透析8天後，武昌醫院終於同意讓莊彪的父親回去透析了。專門開闢了一個房間，為父親以及其他幾個疑似感染者進行隔離透析，護士們都穿著防護服作業。父親身體很虛弱，透析時不停唉聲嘆息，似乎很不舒服，有次還提前20分鐘要求結束。他有時會自己哭。莊彪想，既然可以隔離透析，為什麼不早點進行呢，父親不至於承受這麼多苦。但他轉念又想，「也是有人手方面的關係吧，他們也不敢隨便接收。」
2月21日，嚴麗在政府協調下，住進了普仁醫院，這裡可為她提供放療。律律感到，他心裡始終有一個過不去的檻。「一個事情被爆發出來，社會上的資源、力量都會往那一個點上去集中，這個是好事，但是這個度總是沒有把握好。」律律說，「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被忽視的這種感覺很難受，這個難受不是後續通過補救就能夠抹平的。」
律律依然盼望著，封鎖能夠解除，妻子能去北京接受更超前的治療方案。之前他的注意力都在武漢，現在，北京的疫情變化也與他息息相關了。他開始特別關注一個他從未生活過的地方。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看肺炎數據，看北京的數字有無減少。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能夠過去。」律律說。
（陳少遠、王博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