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劉易斯是當代西方著名的伊斯蘭和中東研究學者，曾師承於東方學家馬西農，具備深厚的東方學研究基礎，對於伊斯蘭教的律法和神學理論，以及中東地區錯綜複雜的現實政治皆有著極深的造詣。劉易斯也被譽為中東研究最偉大的「聖人」、「戰後關於伊斯蘭和中東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等。《穆斯林發現歐洲：天下大國的視野轉換》是劉易斯晚年的一部著作，其主題屬於「東方學」的範疇，簡單來說，「東方學」起源於兩個世界宗教的相遇和碰撞，此後才開始拓展到更為遼闊的地域，因此伊斯蘭研究在東方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劉易斯在書中所寫：「由於二者的鬥爭由來已久，歷經數個世紀乃至上千年，兩者間的親緣關係反而常遭忽略。當中有許多共通點，雙方共有的希臘和猶太因素，以及在更為古老的中東文明中，都具有共同的根源。就希臘的哲學和科學，以及猶太教的預言和啟示而言，兩大文明都為他們增添了其他的異質因素：兩者的信徒懷抱著堅定信仰，自視為神的終極真理的唯一擁有者，因為有著以各種方式向全人類傳播這一真理的使命。」因此，兩者就如同「異卵雙生子」般難解難分，對二者互動交往的研究頗具意義。而本書關注的就是兩個世界接觸以及交流的歷史。
《穆斯林發現歐洲：天下大國的視野轉換》
在近現代歷史敘述之中，「發現」一詞通常是用於描述歐洲人由15世紀開始對世界的探索。但本書「發現」一詞所蘊含的意義則有所不同。這個所謂的「發現」，開始時間早，時間跨度長。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人已不再是發現新世界的探險家，而是本身是受到伊斯蘭世界發現與觀察的「戰爭園地」的「蠻夷」。7世紀伊斯蘭崛起之後侵入歐洲，兩個世界由此產生了激烈對抗；接著，穆斯林的徵伐活動逐漸停歇，並逐漸同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國家恢復了經貿往來；中古時期奧斯曼土耳其的大規模擴張之時，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徒總是恐懼並注意著穆斯林的威脅。此後，西歐社會內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開始對伊斯蘭世界產生巨大衝擊，時間自18世紀下半葉開始，並由此開啟了新的時代，此時的「發現」，可以說伊斯蘭世界是在「被迫」和「自願」中度過的。
在內容上，本書共由12個章節組成，總體上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伊斯蘭世界與西歐交流與碰撞的總體回顧，對從兩個世界的互動交流進行了梳理。包括阿拉伯穆斯林發起「聖戰」、十字軍東徵、蒙古西徵、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蘇萊曼大帝圍攻維也納、勒班陀海戰、法軍佔領埃及等歷史事件。這一部分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以穆斯林的視角去解讀了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事件。例如，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戰役，查理·馬特率領法蘭克軍隊成功阻擊阿拉伯軍隊，這場被歐洲人視為挽救西歐基督教世界命運的戰役。但是，在穆斯林史家那裡，對此卻鮮有提及，不過是「聖戰」中的一個小小挫折罷了。二是介紹了穆斯林的世界觀：穆斯林將世界分為「和平之地」和「戰爭園地」兩部分，前者即為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後者則是除此之外的地方，對於民族、國家、種族等劃分標準則不置可否；此外，在對待異教徒方面，相對於基督教世界對於異教徒的殘酷迫害，伊斯蘭教的處理辦法頗具「民主」之風，對待居住於伊斯蘭國家的異教徒，只要「納貢」和「承認伊斯蘭的宗主權」，就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文化、社群，由此衍生出了影響深遠的「米勒特製」。為何伊斯蘭世界會出現這種做法呢？通過對伊斯蘭史料的發掘，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即「真主派遣過許多先知，預告人類將收到一部天啟的經典，而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封印，古蘭經是最終、最完全的啟示。先前所有重要的啟示也都蘊含在其中。只要沒有涵蓋到的，都是由於先前降世經文的訛傳和曲解等。」由此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伊斯蘭世界的做法。
第二部分介紹了交往中各類活動的發展，主要有翻譯、語言文字和穆斯林學者的學術活動。首先，最為重要的是文字和語言，穆斯林大多認為「要是學了異教徒的文字，就會沾染到所謂的不虔誠，甚至玷汙的成分，除非是改宗者所帶來的其他語言的知識，否則非伊斯蘭教的語言和文字是乏人問津的。」即便是著名的「大規模翻譯運動」，從事翻譯工作的學者多為改宗者和異教徒。因此，「中間人」在雙方的交流活動中應運而生，在奧斯曼帝國後期，出於外交的需要，更是出現「通譯員」一職，此時「中間人」就作為一種職業和階層固定下來，多由帝國境內的異教徒擔任。在學者和官員之中，也只有極少數學習過西方的語言，大部分人，「在說到這些野蠻的、不重要的語言時，他們的口吻，顯然就像後來歐洲探險家在提到非洲土著的方言時那樣不屑」，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歐洲語言知識已然是一項重要的工具，而翻譯機構則成為了進入軍隊和宮廷以獲取榮華富貴的康莊大道」。其次，在學術研究層面，相對於歐洲學者對伊斯蘭世界的深入了解，穆斯林學者對西方的認知大多「執著於信仰、教法，而成為謊言和童話」。直到奧斯曼帝國在對外戰爭節節敗退之後，才開始注重對西歐事務的研究，了解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軍事科學上的興趣，另一方面是政治和軍事情報上的需求，對於西歐各國的內部事務還是不加關心。
第三部分劉易斯則從一些較為具體的領域來進行敘述，從宗教、經濟往來、科學技術、文化和社交等不同角度入手，生動具體的呈現出兩個世界的交流與互動。在宗教上，穆斯林「以宗教做首要的認同和分別」，宗教就是自我認同和認同他人的核心價值。例如奧斯曼帝國海關通常規定了三種關稅費率，但這三種費率不是取決於商品，而是決定於商人的信仰。在信仰上，由於早年對歐戰爭的不斷勝利和深信伊斯蘭教的「最終真理」地位，穆斯林普遍認為，基督教對伊斯蘭不會構成宗教上的威脅，穆斯林史上首次感到其信仰受到西方的威脅，是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大革命所倡導的「唯俗論」威脅到了穆斯林的教法和社會的根基，但是一些穆斯林精英也開始在這種「哲學」中尋找西方成功的秘訣。經貿往來是雙方交流與接觸的重要媒介，早期的西歐商品並不能吸引穆斯林的眼球，甚至由於中東地區發達的轉運貿易，使得伊斯蘭在雙方的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但是到了18世紀，貿易優勢的天平已經完全倒向西歐。劉易斯在書中列舉了一個有趣實例：「咖啡和糖，原先是由中東引進歐洲的，18世紀末，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喝的咖啡裡，咖啡和砂糖都是源自中美洲，並由法國和英國商人進口，現在只剩下開水是當地土產」。在商業交往的帶動下，兩個世界在藝術方面也有很多交流與互動。首先是繪畫，儘管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但是早在穆罕默德二世時期，就已出現了詹蒂利·貝利尼為其所作的肖像畫；17至18世紀初，奧斯曼上層貴族都樂於留下西洋畫像；到了18世紀末，土耳其繪畫基本上都受到西洋畫法的影響，「只有到了20世紀初，土耳其的畫家才一步步重新找到算得上是他們自己的表現方式」。（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其次是音樂，西方的音樂很難在伊斯蘭世界得到認同，劉易斯這樣描述：「在土耳其的西化運動中，音樂之落後於文學，也正如科學之落後於學術。因為音樂，也像科學一樣，是西方文化的內部堡壘，那些嚮往著它的後來者必須設法打破這最後的秘密之一不可」。（同上）關於政治體制的認知上，在伊斯蘭世界，「人是沒有立法的權能的，真主是法律的唯一來源」，「人世的權威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詮釋、調整和執行」，西方議會所擁有的立法、司法權力是難以理解、甚至荒謬的。隨著帝國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家們開始深入考察西歐各國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愈發關注各國的憲政和議會制度，並將其當作「打開西方先進國家的密室」。在科技領域，曾屹立在世界科技之巔的伊斯蘭世界，為何會逐漸走向封閉保守呢？劉易斯藉助伊斯蘭教經典，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在初期伊斯蘭裡頭，穆斯林有所謂『ijtihad』的原則，即獨立判斷的行使，穆斯林學者便得以在『天經』未提供明確答案之處，解決神學和教法的疑難。在穆斯林的神學和法學中，有很多部分就是這麼形成的，不過一旦問題得到解答，這個過程也就告一段落。根據傳統的說法，這就是『ijtihad』的大門關上了。穆斯林科學的發展中，確實也有類似的平行現象，造就了大規模的科學活動和發現，後來『ijtihad』的大門關上時，伊斯蘭學者認為自己已達到至善至美之境，穆斯林科學因此也就進入了一段漫長的、幾乎只有編纂和重複的時期。」在社會交往的描繪中，由於兩個世界缺乏足夠的交流，存在著許多偏見和趣聞，例如，在穆斯林的印象中，西歐人總是不衛生的；對於法國人所謂的時尚，認為「歐洲人的複雜的穿著是可笑並浪費時間的」。諸如此類，都反映了接觸與交流的匱乏。
《現代土耳其的興起》
如同劉易斯的其他作品一樣，此書參考了包括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英語、法語等在內的大量文獻。因此，劉易斯沒有僅僅根據「東方學」研究來呈現這一段交往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從東西方兩個角度考察這段千餘年的東西方交往史。但是，也正因為這種細緻入微的刻畫，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忍俊不禁的細節。在二者交流的過程中，雙方都對對方進行著誇張的描述和記載，真實的反映了兩個世界在一定時期之內的相互認知。
針對劉易斯在書中的一些表述和看法，我有著一些不同的理解。
第一、根據前文所述，伊斯蘭教在穆斯林認同的建構層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將伊斯蘭教視作阻礙穆斯林獲取知識的最主要障礙，這種說法本身恐怕站不住腳。聖訓中極為著名的一章就是「求知，哪怕遠在中國」，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去獲取真理和知識，尤其是早期的遠行遊歷，早在先知時代就已經成為了一種值得倡導和鼓勵的善舉。在廣袤的伊斯蘭世界中艱難跋涉並尋求和編輯聖訓，這種以「求知」為目的遊歷活動，被認為是崇高的虔信行為。因此，僅僅將伊斯蘭教作為伊斯蘭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難以讓人信服的。
第二、賽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中表達了其對劉易斯及其著作的批評，認為劉易斯的著作加固了人們對伊斯蘭世界封閉、落後的負面印象，而非嘗試去消除，加深了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歐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隔閡，而且劉易斯的結論本身，也是「文辭優美但缺少說服力的」（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事實上，我們在本書中就可以為賽義德的觀點找到依據。帝國後期的處境已十分危險，無論在宗教上有多麼不滿和不舍，都不得不為現實讓步和妥協。但是在劉易斯筆下的穆斯林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麻木不仁：「穆斯林對法國大革命以及其中展現出來的種種進步因素無動於衷，看到的只有混亂和犧牲，並且仍然在基督教內部事務的範疇之中加以理解和審視。只要穆斯林自身生活在安穩的環境之中，那他們周遭的世界發生怎樣翻天覆地的變故，都是同他們無關的。穆斯林只有在面臨極其嚴重的危機時才會考慮同歐洲進行接觸，謀求革新。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連危險都意識不到——正是法國、俄國用武力進駐穆斯林的心臟地帶，才迫使他們對現存的實際威脅加以反思並尋求出路。」用外部刺激來解釋實行變革的原因，這也許是種可行的思路（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拒絕了伊斯蘭世界內部任何潛在的進步可能，若進步的動力全都來自於外部刺激的話，實際上無異於承認，穆斯林世界內部只是一潭死水，沒有任何改變。北京大學吳冰冰教授曾在其著作《學術與偏見》中這樣寫道：「劉易斯將穆斯林的衰落歸結到他們缺少好奇心和冷漠，而這種觀點是強行將學術層面的研究探討同現實政治之間建立聯繫，忽視了歐洲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變化，而只片面強調穆斯林好奇心的匱乏。歸根結底，將結論引向伊斯蘭世界可以被外界力量（西歐）所控制的結論。」而這也正是賽義德批判劉易斯和東方學的原因之一。
第三、如前文所述，在近代歷史上，「發現」一次多用來指向西歐世界對新大陸、對世界的發現。而作為一部旨在描述兩個文明互動與交流的作品，「相遇」可能比「發現」更為適合，但是劉易斯可能有意為之的使用「發現」一詞，相比於西歐探險家「發現」美洲，細讀本書之後，我們會發現伊斯蘭世界對西歐真正意義上的「發現」，可以說並非是自願、主動式的「發現」。事實上，我們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本書主要描述的是伊斯蘭世界從頂峰跌落、開始去重新認知西歐基督教世界的艱辛之旅，從開始的漠視乃至蔑視西歐，到衰弱之後被迫主動的去關注西歐，並在軍事、教育、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體制等方面重識西歐、學習西歐的過程。儘管劉易斯一再表明其目的是要顯示在與西歐的交流中，二者一直存在著雙向的對話。但不置可否的是，在近代以來只是伊斯蘭世界對西歐的模仿。因而，這並不是一首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式的「凱歌」，而是一曲文明從頂峰跌落到低谷的悲鳴，是一部跌落後不得不向曾經的手下敗將學習的歷史。此外，對於如今的西歐世界來說，伊斯蘭不僅僅是作為「東方學」的一個研究對象，二者一直是朝夕相處的鄰裡，或是在邊境積聚的難民。「阿拉伯之春」之後，伊斯蘭世界的民眾流離失所，而西歐已成為難民心中最為嚮往的「天堂」，難民問題也成為當今西歐各國面對的一大難題。因此，如今的西歐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所要面對的不再是相互「發現」，而是如何改變。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穆斯林發現歐洲：天下大國的視野轉換》一書使我們了解到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千年以來的交流史，對今天發生在西歐和伊斯蘭世界的種種亂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如果把這段歷史和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史進行比照，或許會帶來更多的啟發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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