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中先：浙江寧波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文學》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傅雷翻譯獎評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現受聘為廈門大學講座教授。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語言文學專業77級本科生，81級碩士生，1988到1992留學法國，在巴黎第四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長年從事法語文學作品的翻譯、評論、研究、編輯工作，翻譯介紹了奈瓦爾、克洛岱爾、阿波利奈爾、貝克特、西蒙、羅伯-格裡耶、格拉克、薩岡、昆德拉、費爾南德茲、勒克萊齊奧、圖森、埃什諾茲等人的小說、戲劇、詩歌作品八十多部。並有文集《巴黎四季風》《左岸書香》《是禁果，才誘人》《左岸的巴黎》《餘中先譯文自選集》等。被法國政府授予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餘中先是個純粹的人。
他的翻譯是純粹的，沒什麼功利心；最早的翻譯僅僅希望能「填補空白」，國內幾乎無人翻譯的法國大作家，奈瓦爾、克洛岱爾、吉羅杜……譯完就放入抽屜，它們接下來的命運如何，似乎並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此後，他又專門選新小說作家的作品來翻譯，多半也是因為趣味相投。
近幾年，因為研究法國文學創作的美學傾向，他翻譯的獲獎作品多了一些，如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費爾南德茲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諾茲的《我走了》、利特爾的《復仇女神》、維勒貝克的《地圖與疆域》和熱尼的《法蘭西兵法》等，法蘭西學士院小說大獎的作品他也翻譯了五六部，如圖尼埃的《禮拜五》、吉尼亞爾的《羅馬陽臺》、法伊的《長崎》、奧諾-迪-比奧的《潛》和桑薩爾的《2084》等。
他唯一認準的，是翻譯要與自己的研究或教學相結合，這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風格、作品的特點。粗略一數，餘中先的主要學術成果目錄上，統計了百十種譯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也許恰恰是他的不慕虛名和超脫自如，反而得到了命運之神的眷顧。在幾十年持之以恆的文學翻譯之後，2018年8月，餘中先翻譯的《潛》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1978年，餘中先考上北京大學法語系，四年後又讀研究生，從此決定畢生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研究翻譯
中華讀書報：考入北大，選擇的就是法語系嗎？
餘中先：我十六歲上山下鄉，在浙江生產建設兵團圍墾海塗，生活條件極其簡陋，勞動強度也很大，加上我的家庭身份「偏高」，上學入伍等各種機會幾乎不會落到我身上，一度覺得前途渺茫。在那時候，我借到了一冊破殘不全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幾乎一口氣讀完。主人公不畏生活的艱辛，堅持不懈地與命運抗爭，他的勇氣和毅力教育了我，讓我在逆境中始終保持住奮鬥向上的信念。因為知道一點法國文化，喜歡羅曼·羅蘭、雨果等作家，所以有機會參加高考時，我選擇了法語。
1978年考上北大，學生們比著用功，用老師的話說，我們這幫孩子「玩命」地學，捨不得浪費時間，一天到晚鑽在資料室、在圖書館看書，暑假捨不得回老家，連續四年都這樣。讀了研究生之後，轉向文學的研究翻譯。研究生畢業後，其他選擇都排除了，就選擇到《世界文學》雜誌。
中華讀書報：為什麼選擇《世界文學》？
餘中先：社科院外文所有一批學術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師長，我心裡想走他們這條路，能夠做些事，給國家做些事，也能顯示自己的價值。
1984年去《世界文學》，後來趕上出國潮，去法國攻讀博士學位。到1992年，我從巴黎讀完博士回國，繼續從事法國文學的出版、研究和翻譯。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期，我開始寫一些東西，關注外國文學的動態，也有長篇大論。
中華讀書報：您在《世界文學》三十年，如何評價《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餘中先：整個80年代，是《世界文學》最興旺的時候，一方面，十年「文革」結束後，廣大讀者迫切需要接觸新的文化現象，尤其是外國文化的新鮮食糧。另一方面，研究者翻譯者工作熱情迸發，翻譯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上發表的重要作品有卡夫卡的《變形記》、聖-埃克絮佩裡的《小王子》、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選）、蘭姆的《伊利亞隨筆》、塞弗爾特的《世界美如斯》、卡彭鐵爾的《人間王國》、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選）、索因卡的《沼澤地居民》、巴爾加斯·略薩的《酒吧長談》、卡爾維諾的《不存在的騎士》、納博科夫的《微暗的火》、格拉斯的《貓與鼠》、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選）、布利克森的《走出非洲》（選）、福克納的小說《我彌留之際》等。
90年代，餘中先更多地翻譯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說」，他覺得這些作品與自己心心相通
中華讀書報：您最早翻譯的法國作品是哪一部？
餘中先：1987年，有出版社找我翻譯薩岡的小說，我選擇了《你好，憂愁》。小說出版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引起讀者的關注。2006年修改後再版就不同了。這說明，作品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反響。二十年後，我發現自己原先的譯文還是有可以修改之處，也驚嘆自己年輕時候的朝氣和才華。現在讓我譯，有些句子可能譯不出來。翻譯家是慢慢成長的，總能在早先的譯文中發現自己的錯，但後來再讀，往往也追不到那個時候譯筆的妙處。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翻譯法國文學的？
餘中先：剛到外文所時，柳鳴九先生正在主編一套「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研究叢書」，當時出版了《薩特研究》《新小說研究》等好幾種，在文學青年中反響還不錯。他約我主編一本《克洛代爾研究》，這與我的興趣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應了，先翻譯了克洛代爾的《緞子鞋》《城市》《給聖母馬利亞報信》這三個劇本。《緞子鞋》是散文詩體的劇本，柳先生建議不要寫成詩行，我就做成散文體。差不多二十年後，吉林出版社再版《緞子鞋》，我把作品還原為詩體，修改了上萬處，也算對克洛代爾有個交待。
人們無法把翻譯家餘中先專門和某位作家或者某類的文學作品或流派相聯繫。他說：「真正的翻譯家應關注有意義的作品，不做無意義的重譯。」
中華讀書報：您對重譯怎麼看？
餘中先：我不強調重譯，但我也不是絕對不重譯。假如作品有一兩個譯本並非特別好，也許可以嘗試重譯。《小王子》已經幾十個版本了，還在重譯，意思不大。雨果、大仲馬的作品一再重複翻譯，這是一種浪費，依我看有四五個譯本就夠了，現在有十五六個譯本，讀者摸不著頭腦，不知道哪個譯本好。但對出版社來說，是佔領市場的策略。
我曾經說過翻譯出版現狀是一流的選題、二流的翻譯、三流的編輯。在國外暢銷或獲獎的書，出版界馬上就注意到了，但譯本卻不一定好。因為要出一本外國圖書，先要向外國作者付較高的版稅，出版社就不願意多給譯者稿酬了。確定某個選題以後，出版社為了趕在最有利於銷售的時機推出圖書，必須抓時間搶速度，就找來多人翻譯。這樣一來，譯稿在遣詞、選句、文筆風格、前後統一方面都會有不協調的問題，難免出錯。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語的編輯人員，不少譯稿並沒有經過嚴格校對就出版了。這樣出來的書質量可想而知。
中華讀書報：既捨得花時間下苦功，出版的譯作如《理想藏書》獲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時又是一位高產的翻譯家，每年幾乎都有幾十萬字的翻譯作品出版。您是怎麼兼顧的？
餘中先：《理想藏書》早在1996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2011年由世紀文景新修訂再版，不但對譯文作了認真的修改、訂正，補譯了原書的序言、前言和後記，還增補了原書附錄部分的諾貝爾文學獎和法國五大文學獎資料，同時對個別書目作了調整。我們還是要努力在文學方面挖掘好的東西。
我的效率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以前，一般上午工作近四個小時，下午差不多三個小時，晚上不工作，做一些輕鬆的閱讀。周末也常常在工作。現在退休了，節奏在放慢。我也很喜歡玩，每年都安排旅遊計劃。我生活有規律，不熬夜，幾乎每天抽時間鍛鍊身體。
中華讀書報：您自2001年起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評選工作，所選的作家很多在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餘中先：這一點確實是引以為豪。我們所選的作品應該是法國最好的作家作品，那些優秀作家，只要有新的作品我們就很關注，同時還要作出判斷，看它們是否能進入文學史，事實證明我們還是有眼光的。克裡斯託夫·奧諾-迪-比奧的小說《潛》也是我們力推的。但是，後來發現作品比較難譯。我就說我來譯吧。
中華讀書報：然後這部作品就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餘中先：很巧合。小說的最後幾章重點描寫了在海中潛水的故事。我在翻譯時感覺很親切，原因很簡單，2013年，在翻譯《潛》之前我曾下海潛了一回水。潛水的時候，我沒有想到翻譯這本書。當時我在澳大利亞的大堡礁旅遊，有自費的潛水項目，不知道我腦子裡哪一根筋搭錯了，全旅遊團就我一個報名下了水。那一段潛水的經歷，幾乎與主人公塞薩的第一次下水一模一樣，連細節都一模一樣。一年之後在翻譯這部作品時，我有一種似曾相識、如魚得水的感覺，我自己當真覺得仿佛又潛了一次水。
網上查資料雖迅速便捷，但餘中先在翻譯於斯曼的《逆流》時，還是專門去了法國圖書館，走訪了作者故居、墓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
中華讀書報：《潛》是您譯得最好的作品嗎？
餘中先：如果讓我自己提名，我會選擇《逆流》。上世紀90年代，當我首次把法國人的《理想藏書》翻譯過來後，國內有讀書人對照其中所選法國文學的篇目，發現有那麼幾部還沒有中譯本，其中就有於斯曼的《逆流》。
中華讀書報：那麼這部作品的翻譯難度也很大吧？
餘中先：網上查資料其實也迅速便捷，但我還是專門去了法國的圖書館，查找有關十九世紀的文化社會背景的資料，查閱其它學者所寫的文章，還走訪了作者故居、墓地。翻譯完成後反覆進行三次修改，2016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書中附錄了和於斯曼同時代作家對《逆流》的評價，對於讀者了解作品是一份寶貴的參考資料。我將翻譯過程中搜集到的於斯曼故居、墓地、手稿等照片，一併放在書中，為讀者還原一個更加豐滿真實的於斯曼。
中華讀書報：自己選擇翻譯和出版社的「命題翻譯」，有何不同？
餘中先：在翻譯態度上是一致的。我自己選擇翻譯，會有一種親切感熟悉感，會藉助我研究的基礎選擇偏愛的作家翻譯。我心裡有一張法國的文學地圖，我知道作品的文學價值。我翻譯過喬納森·利特爾的《復仇女神》，它獲得了2006年的龔古爾獎和法蘭西學士院小說大獎，這部長達900頁的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講述一個叫馬克西米連·奧爾的納粹軍官的內心世界。這兩年我譯得多的作品大多是語言上很有探索性的。包括「午夜叢書」的一些作品，《女大廚》也是這樣。
中華讀書報：瑪麗·恩迪亞耶的作品《女大廚》對您來說有何特殊之處？
餘中先：《女大廚》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說，可說是一部烹調小說，也可說是一部女性小說，一部成長小說；它的寫作特點是長句子，多段落，無章節，一氣呵成。從句子結構上很有些像新小說作家克洛德·西蒙的小說，意識流的綿長的長句，從句套從句，一個段落往往只有一個句號，翻譯起來有很大難度。在翻譯中，我要去猜測，要根據語言的邏輯、動詞的時態、句式的語態等去猜測。很多句子和段落的處理簡直像是在猜謎語。
作為譯者，餘中先和米蘭·昆德拉夫婦有過充分的交流
中華讀書報：能談談和昆德拉的交流嗎？
餘中先：翻譯中與昆德拉的聯繫局限於通過傳真提問題。後來，去法國時約他見面，才識得了真人。昆德拉會讓她太太幫助處理很多事情。他太太薇拉簡直是一個阿慶嫂，拳打腳踢很厲害，跟出版商、譯者、研究者打交道，各種公關事務都是薇拉的事。
中華讀書報：可否談談您所了解的昆德拉？
餘中先：昆德拉高大、略瘦，較沉默，但很善解人意，我們約會時，他怕我找不到地方，在電話中交待得清清楚楚，一個細節都不放過。我們一起吃飯的餐館就在他們家樓下，昆德拉穿著拖鞋在路口等我，然後帶我闖紅燈過馬路。我們出國都是很守規矩的，不會闖紅燈，但他滿不在乎地說，這條街我很熟，意思是即便是紅燈，也不會有車來。
他們樓下的餐館是他們會見朋友的場所。昆德拉說我坐的那把椅子，一個星期之前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才坐過。我說我很榮幸。
我們見面後沒有聊他的作品本身，聊得更多的是捷克文學，包括左派右派作家的作品。談到《絞刑架下的報告》，他說這種書你也讀？我說當然要讀，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還談到《好兵帥克》和《世界美如斯》，他很吃驚，說你還知道這些作品？我說不光這些，我們還讀赫拉巴爾、霍朗。他問我對捷克文學怎麼這麼了解？我說我在《世界文學》工作，當然了解得更多一些。說起來，他也是個很矯情的人。他早先的作品基本上都被他自己抹掉了，留下來的是《玩笑》之後的十三部作品。
我們聊得很高興，他說下次見面送你一張光碟。果然，下一次在一家咖啡館又見一次面，送的光碟是他喜愛的捷克作曲家雅納切克的音樂。
中華讀書報：法國作家會關註譯本的準確性嗎？
餘中先：會的。昆德拉就在約會時檢查過我的譯本《被背叛的遺囑》的某一段，讓我回譯為法語。我胸有成竹地做了回譯和解釋，得到了他的認可。另一位作家艾什諾茲也查過我的譯文。他不懂中文，但他會看。我們在巴黎第一次見面，我送他一本《我走了》的中文譯作，他馬上打開翻作品的第一頁和最後一頁。我就知道他在關注什麼：他小說中的第一句話和最後一句話在法語中是重複的，都是「我走了」。我就告訴他，「我走了」在中文譯本裡的表達幾乎是一樣的，但又有不一樣的處理。開頭譯為「我走了」，最後一章譯為「我就走」。
中華讀書報：您在翻譯中和原作者的溝通，一般是針對什麼問題？
餘中先：就是通過電子郵件來提問，希望作者替我解決疑惑。比如，我認為這個詞和另外的詞意思如何如何，你是怎麼認為的。要求得到對方明確的解釋，提供我們所能理解的種種因素。但是，提問時譯者要有自己的判斷。
《復仇女神》雖然厚，翻譯相對容易些。有的地方，譯完上一句，能猜到下一句。在翻譯我比較了解的作家如戴思傑等，也有這樣的情況，這大概說明作為譯者的我摸透了作者，同時譯者和作者在語言習慣上也差不多。翻譯到了這樣的程度，就比較合拍。翻譯《女大廚》時，我無論如何也猜不到她的下文。
中華讀書報：既然喜歡選擇語言上有探索的作家，您本人在翻譯時，也應該會特別在語言上反覆琢磨吧。
餘中先：如果我接受一部作品，即便語言平常我也會認真翻譯。但如果語言上有特色，我會非常興奮，有好奇心，想要儘量達到作家語言的高度和深度。當然，譯者要忠誠於作者，包括其語言的風格。一些翻譯家對此有過各種比喻，說譯者和作者的關係像是在跳舞，要合拍；也有人說，翻譯是「人在屋簷下」，要努力適應作家。原著語言當中的妙能否在我的語言中體現出來，是需要花精力琢磨的，有時候不一定能做到，但還是有努力嘗試一下。一些文字遊戲確實太難，如果我的能力不能體現這個語言遊戲的話，我會不甘心，會稍微做個小注，讓讀者知道其中之妙。
用網絡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問題更容易請教作者
中華讀書報：網絡對您的翻譯有幫助嗎？
餘中先：我使用電腦做翻譯，也有一個逐步熟悉的過程。九十年代初，我回國以後一直使用電腦和網絡，用電子郵件也是不久之後的事。現在做翻譯，我會要一個原作的電子版，直接拷在工作窗口上，這有一個好處，不會看錯行落下句子。還有一個好處，可以根據需要隨時把原文找出來，句子如還存有疑問沒有解決的話，可以把原文用別的顏色塗上。
用網絡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問題更容易請教作者。如今出差旅行途中做翻譯的時候，我不會帶紙質字典，只用電子法語詞典。搜谷歌很好用，但谷歌的翻譯軟體不好，有很多錯。我查詞典有一個習慣，當這個生詞我一點不知道，我就會去查法語詞典，再看法漢詞典，為的是真正了解其意思，而在很多情況下，我查詞典是查學過又忘記了的詞，為了提醒自己的記憶，為了驗證準確性，這樣，查法漢詞典就夠了。
中華讀書報：您有很多翻譯本的修訂本，一般會修訂哪些方面？
餘中先：有些翻譯作品出版後，我會進一步修改譯本，等到再版的時候，就會拿出自己修改的「修正本」來。比如，克洛代爾的劇本《緞子鞋》、奈瓦爾的作品集《火的女兒》、昆德拉的隨筆《被背叛的遺囑》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也有特殊的情況，出版社會不跟譯者打招呼就再版我過去的譯本，雨果的《街道與園林之歌》就是如此。書中有幾首當年翻譯的詩歌，幾處不熟悉的地方當時注釋為：「不詳」，再版時，依然「不詳」，這不僅讓我有些尷尬，也有些遺憾。假如出版社事先找到我，我是有時間和精力，重新翻閱一遍的，至少可以把那些「不詳待查」的名詞再查它一遍的。
如今上網查谷歌或維基，則是再方便快捷不過的了。於是，我抽空便查了雨果詩篇《學童的塗鴉》中原本「不詳」的一個人物夏普薩爾（Chap sal），我發現，我原先不僅沒有弄明白這個人物是誰，而且把整整的幾行詩歌的意思都理解和翻譯錯了。這一查，查出了一個明白，原來，原文中的「No l」不應該是「聖誕節」，而應該就是那位大學者諾埃爾。感謝網際網路，讓我們做研究和翻譯的人得到了那麼好用的工具。也希望出版社的編輯在重版我的作品時，先來問一下，作為譯者的我有沒有什麼修改的地方。這樣才不至於讓標明了「最新修訂版」的重版作品，依然保留了「不詳待查」的遺留問題。
中華讀書報：您開通了博客後一直維護得比較好，而且也有微博——經營這些，會額外地花費時間嗎？是否您也會關注到一些來自網絡的不同聲音，比如對您翻譯風格的不認可。這些評價會影響到您嗎？
餘中先：維護得馬馬虎虎。博客有11年歷史，微博也有近8年，但都是兩天打魚三天曬網的。有的時候，怕太花費時間，也就懶得打理了。網絡上對我的翻譯確實有不同聲音，有的批評甚至還很猛烈。我是個好脾氣的人，不會太受影響。俗話說得好，「無錯不成書」，翻譯更是如此，我自己就常常對事不對人地批評過別的譯者的一些問題，別人批評我，我是不會介意的。不過網絡上真正誠懇的批評意見很少，跟你認真說理的例子也難得一見。我也就「聽之任之」了。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自己的翻譯工作在法語翻譯界有什麼獨特性？
餘中先：承上啟下。國內其它語種的文學翻譯，做得像法語文學翻譯這麼好的很少。我國從事法語翻譯的一代又一代人能寫能譯，老一輩像李健吾、傅雷、梁宗岱等，之後的前輩還有柳鳴九、鄭克魯、羅新璋、郭宏安、周克希、李玉民等，我們這一代中有許鈞和我等人，再年輕的也有一些，如胡小躍、袁筱一、金龍格等，儘管人數不多。不管是「拿來主義」，還是「洋為中用」，我們幾代人一直都還是在做實事的。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翻譯生涯中，有什麼遺憾的事情嗎？
餘中先：要是早幾年學外語就好了。記憶力最好的時期，正值「文革」，該背的外語沒有背，該背的古詩也沒有背。
中華讀書報：可否談談您近幾年的生活狀況？
餘中先：2014年退休後，我應聘去廈門大學當講座教授，教課帶學生，給研究生開小課，也給本科生開過大課，每年會在廈大和國內其他學校做幾個講座。有幾個博士生和研究生，全都帶出來了，這個事情也蠻有意義。不做編輯，不編雜誌了，倒去教書了，有點角色轉移，花一些時間和學生交流，這個狀態很好，能發揮自己的長處，當然，翻譯還是沒有停，只是節奏慢了下來，生活上也有調整。最近，我正打算寫一些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