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界中喜歡用長鏡頭的導演比比皆是，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長鏡頭充滿詩情畫意，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長鏡頭構建封閉的心理狀態，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長鏡頭渲染人情的無奈與悽涼，中國臺灣導演侯孝賢的長鏡頭營造原生態的生活質感，長鏡頭不僅成為他們展現影片中複雜多變人物關係的工具，更表達出時代精神脈絡的深刻意蘊。但今天的主角並不是他們中的某一位，而是長鏡頭中的「另類」傑出大師：奧地利的貝拉·塔爾，作品便是其2011年的封鏡之作：《都靈之馬》。
貝拉·塔爾的電影總能用客觀冷靜的鏡頭關注人類脆弱的生命與靈魂，從他16歲拿起攝像機開始，「倔強」便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標籤，與其說電影是一種興趣、職業，不如說電影是他與世界產生關聯、不斷進行自我反饋的工具。在他56歲「年富力強」之時激流勇退便能體會出他桀驁不馴的態度，而他的想法非常的簡單：我想表達的東西，都在《都靈之馬》裡闡述完了。
150分鐘的影片在很多人看來相當的沉悶，貝拉用了30個長鏡頭完成了整個故事的拼接，詳細描述了六天時間裡一位農夫與女兒最為普通的日常生活。打水、吃土豆、餵馬、穿衣，很多觀眾無法忍受這種單調的影像風格轉而紛紛離場，但這恰恰是貝拉的電影風格，他絕不會為了誰而屈服，簡單故事表象下卻隱藏著從業40年來他對人生與真相的不斷探究。
本片具有極強的隱喻性，貝拉的經歷與塔可夫斯基極為相像，出道即被「封殺」，一直苦苦思考生命的意義，即使如今不拍電影，他依然扶持著青年導演，進行著他的電影實驗。可以說，貝拉的堅韌與毅力遠超於常人，而他的電影也絕非單調無聊地展現父女生活那樣簡單，他運用寫實的敘述風格達到了寫意的哲理展現，用極簡主義的故事表象包裹起了關於基督教與尼採哲學的深層思考，構成貝拉對生命意義反思的影像表達。
本文想通過對貝拉·塔爾故事呈現手法的分析，為觀眾深入解析一下本片那些不為人知卻意境深遠的哲理內涵，通過這些介紹或許能為觀眾打開一扇通往貝拉內心思考的大門。
01、寫實性的敘述風格+寫意性的哲理內涵構成《都靈之馬》的骨骼與血脈
《都靈之馬》在表現形式上與傳統的故事片截然不同，故事情節單一重複、人物對話少的可憐、寫實鏡頭比比皆是、時間流走轉瞬即逝。雖然名字為「都靈之馬」，但馬匹在劇中竟然居於次要位置，而大部分鏡頭都聚焦在了一個石頭房中的父女兩人身上。
貝爾作為匈牙利導演，從小便深受後現代主義表現方式的啟蒙，他早期的電影都是以紀錄片的方式進行呈現，從第一部影片《家庭公寓》沒有專業演員、沒有劇本，到第二部影片《麥萊錫福利旅店》採用半專業演員構建起成熟的故事結構，再到第三部影片《局外人》專業演員詮釋的複雜故事情節，40年來，貝拉對於各種影像風格早已經駕輕就熟，如何講述電影故事一直是他不斷思考的課題。
在《都靈之馬》中，貝拉依然採用了他一生極為熱衷的長鏡頭，很多人可能會說「長鏡頭不就是拍攝後忘了停機嗎」？這是一種極為片面的觀點。長鏡頭並不是把不同景別的影像進行簡單的拼接，而是用鏡頭讓畫面之間產生關聯，通過有節奏的層次感傳達出極具深度的敘述邏輯。長鏡頭能夠表現出剪輯畫面完全不具備的形式美感，因此才會廣受各位電影大師的喜愛。塔可夫斯基曾表達過對長鏡頭的看法：
「不斷串流過鏡頭的時間，其綿密或舒緩，可稱之為時間壓力，於是剪接就可被視為根據鏡頭內的時間壓力，將其加以排列組合」。
由此可知，長鏡頭並非沒有剪輯，而是一種內剪輯形式，需要不斷的演練，《都靈之馬》的所有長鏡頭都會在拍攝前三天進行無數次預言，確定表現出的意境符合寫實性風格，這些構成真實的生活寫照，影片的靈感來源於山坡中的那顆樹，光為了搭建房屋、馬廄就用了9個月的時間，每次父女在房間凝視的角度都要正好能看到那顆樹，為了讓影片呈現出最為真實的場景，從導演到場務都煞費苦心，而這正是貝爾對於每一部影片用心的真實寫照。
影片黑白風格的表現讓畫面明暗度對比強烈，凸顯出父女生活環境的艱辛與命運的悲慘，從美學角度來說，黑白畫面對於展現焦慮和虛無的狀態極有幫助，在光線的使用上還借鑑了一些西方古典繪畫的元素，增強了影片的寫實風格。
相比於生活的真實感，影片更注重寫意的哲理內涵，故事開場用一分鐘的時間介紹了故事的背景：1889年1月3日，都靈。費裡德裡希·尼採走出卡洛阿爾貝託街6號的大門，也許是去散步，也許是去郵局拿信，離他不遠處，或實際上離他很遠的地方，一個馬車夫正和他那倔強的馬較勁，不管他怎樣驅策，馬就是紋絲不動，於是馬車夫朱塞佩·卡洛·埃託雷不耐煩了，揮起鞭子向馬抽去，尼採走進圍觀人群，制止了這殘忍的場面，馬車夫此刻已氣的七竅生煙，身材魁梧、蓄著大鬍子的尼採突然跳上馬車，甩開胳膊抱住了馬脖子，開始啜泣，鄰居把他帶回了家，他在矮沙發上躺了兩天，一動不動，一言不發，最後喃喃發出此生的最後一句話：「媽媽，我真傻」。在母親和姐妹的照顧下，尼採繼續活了10年，脾氣溫和，神志不清，至於那匹馬，我們一無所知。
這段本片最長的獨白對於哲理內涵的解析至關重要，緊接著獨白出現的便是一頭黑色的馬，預示著獨白與故事的關聯性，但從影片的情節來看，這匹馬卻並非尼採竭力去保護的那匹，錯意的展示指向了影片寫意的主旨，農夫與兒女僅僅是故事的骨骼，而其血脈便是其中富含深意的《聖經》隱喻，故事本身並沒有含義，但結合這段獨白便呈現出深奧悠遠的意境。
02、極簡主義的故事表象下暗含關於《聖經》的隱喻，折射底層人民的尊嚴與堅守
在上面的故事中，很多人只關注了尼採的發瘋和他那句著名的言論「上帝已死」，顯然由尼採的故事聯繫到本片的情節，會極大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思考究竟這匹馬和那位鞭打馬的農夫命運，隨著劇情的展開，我們卻發現本片極簡主義的表象下蘊含著更深層面的哲理反思。
影片沒有介紹任何的人物關係，女子不斷地為男子更衣和男子從未擺動的右手表明農夫的右手已經殘疾，而直至二十多分鐘出現的第一句臺詞「女兒」，觀眾們才意識到兩人為父女關係。不斷重複的生活習慣日復一日，卻隱藏著關於《聖經》的隱喻。
這六天的生活經歷如下：第一天農夫回家，馬匹入廄，第二天狂風肆意、農夫留在家中，馬匹不吃不喝，第三天，一群吉普賽人偷喝農夫水井，留下一本《聖經》離去，第四天水井幹涸，馬匹依然不進食，第五天父女離開居所，卻因惡劣天氣返回，燈油燃盡，彈盡糧絕，第六天父女失去了生活保障，只有一個生土豆，生活陷入絕望。
影片中的六天其實與《聖經》中上帝創造世界遙相呼應，第一天上帝創造了光，第二天上帝創造了空氣，第三天上帝創造了海洋，第四天上帝創造了晝夜，第五天上帝創造了魚和動物，第六天上帝創造了人和食物。然而《聖經》故事卻是影片內容的對立面，農夫和馬在六天時間中從衣食無憂到無食物可吃，與《聖經》中日漸豐富的物種和食物構成截然反差，這說明本片不是對基督教歌功頌德，而是赤略略的批判。
農夫在剩下最後一個土豆時對女兒說「你必須吃」，他把生的希望留給女兒，獨自品嘗著孤寂的滋味。每天，父女倆都會向窗外凝望，與房外惡劣的天氣條件相比，他們簡陋的房屋卻溫馨無比，儘管每天只能以土豆果腹，但他們至少還有最後的尊嚴，內心依然篤定。
那匹馬其實正是人類絕望心境的體現，它不吃不喝，保留著動物最後的尊嚴。它孤獨的死去恰恰是父女彈盡糧絕的最後結果，由馬到人體現出的正是對「上帝已死」的回應，人類生生不息的頑強毅力在出走中迎來希望，在困難阻礙中陷入絕望，歸根到底是貝拉對於生命存在的叩問和嘆息。
儘管生活環境不斷惡化，但我們卻發現父女倆從未放棄心中的信仰，他們是堅定的基督教捍衛者，父女倆的倔強和堅守反映在對吉普賽人和賣酒人的態度上，當吉普賽人來偷水喝時，女兒憤怒的詛咒「上帝會懲罰你們的」；當買酒人訴說著城市的毀滅和上帝已死的的讖言時，父親回復「別扯了，都是廢話」，他們不斷質問上帝災難發生的根源，卻在矛盾的疑惑中陷入了對生命的沉思，而由此引申出對尼採哲學的思考，才是全篇的重中之重。
03、引申出的尼採哲學具有強烈的反基督色彩，表達關於生命意義的深層反思
影片除了開篇提到了尼採外，沒有任何一處關於尼採哲學的鏡頭或語言，貝拉通過一則預言性的哲理故事順其自然地讓尼採與基督教發生了聯繫，連接點便是那匹馬，表面上感同身受的現實體驗成為尼採發瘋的根源，而深層的原因則是尼採對於生命意義的探究與人生經歷的悲傷。
尼採生來體弱多病，眼疾嚴重，不能在白天活動，只能默默承受黑夜的孤獨，他一生都致力於生命意義的研究，提出了「權力意志」、「超人哲學」等概念，深遠影響著後世對於易逝生命的反思。不同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尼採是典型的唯意志主義者，認為生命就是權力意志，人是要被超越的東西，只有自我突破的不斷錘鍊才能立足於大地，超人不是捨棄現實，而是生命的提升，自我的歸回。
在所有人都在關心鞭打馬的農夫時，尼採極度悲觀的關注著馬的命運走向。貝拉曾說「尼採在那匹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運，尼採就是那匹馬」，馬最終絕望地死去，留下主人孤獨地信仰著上帝的恩澤，然而，這份恩澤到底是什麼？在貝拉眼中，「上帝已死」是不爭的事實，這構成了本片最想表達的主旨。
影片中惡劣的環境變化、匱乏的食物供應、絕望的心理狀態似乎都在訴說著上帝的漠視，當人類瀕於死亡、世界瀕於毀滅時，上帝是否會出手相救？本片中的答案顯而易見。由此引發出貝拉的觀點：不要寄希望於來世，而是珍惜現有的每一秒時光。
尼採提出「重估一切價值」是其哲學的立足點，在拯救日益頹廢的人類時，必須要建立新的道德體系，要成為一個創造價值的人，首先需要摧毀以往的一切價值，每個人的生命價值便是衡量的尺度。他渴望得到超越，卻困於疾病和冷漠而陷入絕望，這與那匹馬的境遇何其相似，兩個鮮活的生命在思想契合度達到了高度統一，情緒的渲染超越了物種，思想的傳遞何其瑰麗!
父女倆人對於老樹的不斷凝望與為了生存的出走都揭示出他們對於生存的渴望，這正是尼採對於「權利意志和超人學說」的現實體現，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生存的機會，反而在第六天到達毀滅的邊緣。父女與馬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人類的命運，同時浸潤著貝拉對人類靈魂和生命的悲憫。
貝拉體會到人性存在的本質，用一種悲傷的情懷展現出尼採的存在主義、虛無主義思想，正因為上帝已死，末日來臨，所以更應該珍惜現在的美好光陰，積極陽光地對待每一次日升日落。父女倆用人類最後的尊嚴與堅守預示著生命的寶貴，信仰真的重要嗎？我相信每位觀眾在看完本片中都會陷入沉思。
《都靈之馬》看似簡單的情節中卻傾注了貝拉全部的心血與思考，以長鏡頭和極簡主義的風格探索人類生命的哲學，當面臨苦難和生命終結時，那種純淨的詩意之美震撼心靈，電影對他而言絕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精神的信仰，他不斷發掘著人類存在的意義和精神情感的脆弱，正如他所言「我的電影不僅給大家呈現一個表面上的意義，最重要的是要通過這些鏡頭得到哲學上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