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洱：父親是「童話大王」陳伯吹，他成為核物理學家，北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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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陳伯說起陳伯吹翻譯的《綠野仙蹤》，我們一下子就會想到那個被龍捲風颳到奧茲國的小姑娘多蘿茜（也有譯本為「桃樂絲」）。

可奇怪的是，這個著名的兒童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教育家，他的兒子陳佳洱卻和文學毫不沾邊兒，19歲就做出第一個核發明，21歲參與了原子彈研發，是飛聲海內外的核物理學家、加速器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英國物理學會特許會員、紐約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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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文從理」,小作家化身理工男

1934年10月1日，陳佳洱生於上海，成長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年代。

父親陳伯吹先生被稱為「中國的安徒生」，是他成長路上的引路人。他雖然每天讀書、寫書、編書，但是很注重對小佳洱的教育，經常給他講故事。開始他講故事很詳細，慢慢地就講得很簡略，而且常常講到一半就打住，讓小佳洱自己去看。漸漸地，陳佳洱就自己學著看童話故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請教做鋼琴教師的母親。

漸漸地，小佳洱迷上了童話故事，學習能力也越來越強，一有空就在書房裡讀書看畫報。家中書櫥裡不但有陳伯吹寫的各種童話書，還有古今中外文學書和各類報刊、畫報。尤其是父親寫的《阿麗思小姐》、《波羅喬少爺》、《華家的兒子》、《火線上的孩子們》等故事深深打動了陳佳洱。他立志也要像父親一樣，做一位作家。三年級時，他已經能夠獨立讀書看報了，甚至還模仿當時的《小說月報》裝訂了一本只有自己一個作者的小說月報。讀初中時，他還把父親送他的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紅人》翻譯成中文，在《華美晚報》上發表。

但陳佳洱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科學家呢？

除了兒童文學，陳伯吹對科學也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因此他不但對陳佳洱進行了文學啟蒙，還引導兒子追求科學。陳佳洱很小的時候，陳伯吹就用跳舞的紙片小人教給兒子摩擦生電的原理，父子倆還經常一起去看電影。抗戰時期，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陳伯吹一直在後方工作。1945年回到上海後，他常帶兒子去看電影《居裡夫人》《發明大王愛迪生》……他教導兒子「要像居裡夫人一樣，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陳佳洱對科學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

讓陳佳洱立志投身科學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37年上海淪陷，正上小學的陳佳洱和同學們每次上學經過日軍的崗哨，都要被迫向日本人行禮，而且還要被強迫學習日文。可是老師們讓孩子們偷偷把原來的「國定教科書」抄下來。只要日本學監不在，大家就偷偷讀「國定教科書」。小佳洱明白，只有國家強盛起來，才談得上個人的尊嚴和前途。

就這樣，陳佳洱慢慢培養了崇尚科學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棄文從理，立志為國家、為民族搞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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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伊消得人憔悴，百折不撓終不悔

迷上科學的陳佳洱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中學時，他對無線電特別感興趣，就和幾個同學一起成立了「創造社」，專門翻譯一些國外的科學文章，發表在自己創辦的刊物《創造》。不僅如此，「創造社」社員們還自己動手做無線電收音機、擴音器等。畢業時，學校裡做廣播體操的擴音器就是他們自製的。

1950年，未滿16歲的陳佳洱考上了大連大學（即現在的大連理工大學）電機系。當時的中學是初高中一貫制，根據成績，他被分到了甲班，念5年（乙班需要念6年）。剛進大學時，因為年齡太小，削蘋果把手弄破，護士給他掛了「小兒科」，於是從此他有了「小兒科」的暱稱。

只要熱愛，只要努力，年齡並不是問題。系主任王大珩先生是物理實驗課老師，對實驗要求很嚴格，很少有學生能到滿分5分。因此大家約定，誰得了5分就請客吃花生米。物理實驗課代表兼小組長的陳佳洱年紀雖小，但學習非常刻苦，有過一學期請吃三次花生米的光榮記錄。

1955年，中央決定實施「兩彈一星」戰略，21歲的陳佳洱被調到北大擔任助教，負責招生工作並協助建設物理研究室。1958年後，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後改名為技術物理系），他正式成為北大教員。

儘管年紀輕輕，但陳佳洱捨得吃苦，善於鑽研。這期間他做了一個電子感應的加速器，在學術界有了不小的影響，被選作第二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1963年底又被公派留英兩年半。

但天有不測風雲。1966年二月份回國後不久，「文革」爆發，陳佳洱被扣上「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漏網右派和特務嫌疑」五頂帽子，被關在印刷廠裡打雜。1969年到1979年十年間他又被下放到漢中，整天種地、養豬、修鐵路。

搞不了科學研究，這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就好比植物失去的陽光。痛苦絕望的陳佳洱不得不把從英國帶回來的書賣了，只悄悄留下幾本筆記本作為紀念。

後來，清華大學調他去聯合研究新型的直線加速器。他沒有任何猶豫和委屈，立即投身研究。不久，他就發現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提出「螺旋波導加速器」很有意義，申請回漢中從事螺旋波導加速器的研究工作。

研究期間，他和工人師傅一起，克服重重困難繞製成有足夠機械強度的螺旋線，並在此基礎上製成相互耦合的螺旋波導，最後完成了高頻測試，並在預定高頻功率下穩定運行。1983年，他在美國國際加速器會議上匯報了這一成果，並獲得了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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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著頭皮」當校長

一個優秀的學校需要有最優秀、最專業的領導引領學校發展。陳佳洱熱愛科學，決心為科學貢獻一生，卻從來沒有想過做「官」。

但當國家需要他時，他也從來不退縮。70年代末，他回到北大技術物理系，擔任教研室主任。由於工作出色，1984年，50歲的他被提升為北大副校長，分管外事、科研，後來還分管方正集團（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當時叫），都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1989年，陳佳洱成為代理校長，1996到1999年正式擔任北大校長。面對組織的信任，他雖然反覆強調自己沒有能力，只是硬著頭皮接下了重任，但卻實實在在讓北大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

他是師生們眼中的「親民校長」。

他心中第一位的永遠是學校。有一次北大停電，陳佳洱急得自己跑到配電室請工友趕緊修，對方竟沒有認出他。

作為校長，他有配車，但除了外出開會，平時都是步行或騎車去學校。騎著自行車，公文包擱在前筐裡，臉上是溫和笑容的陳校長成了北大校園一景。

他是推動學科建設的「創新校長」。

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學科建設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給自己定下工作重心是「推動學科建設、引進學術人才。」

1998年5月，他和清華大學籤訂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協議書，建立」985「大學；為了促進學科之間的交融，讓學生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提議成立若干學部，推動課程交叉，規定文科學生至少修4個理科學分，理科學生也至少有4個文科學分。

他還是堅守課堂的「一線教師」。

作為一校之長，責任之重大，事務之繁雜不言而喻。但他無論多麼勞累，卻始終堅持在教學一線，每周都要給研究生講授一次加速器物理。他說，只有自己上課，才知道教師想什麼，學生想什麼，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支持他們，為他們服務。

2018年07月28日，84歲的陳佳洱參加了董卿主持的《朗讀者》，深情朗誦了居裡夫人的《我的信念》。

他諄諄告誡每一個有志青年：淡泊名利，抵制種種誘惑，一心一意地獻身科學，將自己的理想融入到「中國夢」中，在為人民服務、為祖國奉獻的中實現人生的價值。

是的，對社會有所貢獻就沒白活。我們需要更多像陳佳洱一樣純粹投身於科學事業的人，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