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諾獎頒給玩「拍賣」的人，這個獎含金量還剩幾何？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塵埃落定，它頒給了兩個研究拍賣的人，這導致很多人非常詫異，拍賣也配得諾獎嗎，諾獎含金量還剩多少？

實際上，如果我們翻開歷屆諾獎名錄，會更加詫異。因為與拍賣有關的諾獎足足頒了三屆。

1996年，威廉·維克瑞（WilliamVickrey）因為提出「維克瑞拍賣（VickreyAuction）」共享了該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7年，諾獎表彰了三位「奠定了機制設計理論的基礎」的美國經濟學家，其中羅傑·邁爾森（RogerMyerson）最有名的文章之一就是「最優拍賣機制的設計」。

2020年，諾獎表彰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R. Milgrom）和羅伯特·B·威爾遜（RobertB. Wilson）在博弈論拍賣機制領域做出的傑出貢獻。

那麼，拍賣何以見得有如此重要呢？

首先，其實拍賣就是做交易，它歷史悠久程度僅次於物物交換；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的古巴比倫時期，據說古巴比倫的起義軍還曾把皇位拿來拍賣；不過，真正用經濟學理論來對拍賣進行研究，卻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

1996年度諾貝爾獎得主維克裡（William Vivrey，1961）在一篇經典的論文中，討論了在單個物品拍賣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四種拍賣形式。

英式拍賣：競拍者由低到高競價，價高者得。

荷式拍賣：拍品由高到低叫價，直到有競拍者表示接受為止。

一階密封價格拍賣：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報價最高者得，並且支付其所報價格。

二階密封價格拍賣：也被稱為「維克瑞拍賣（VickreyAuction）」，競標人分別在信封中寫下自己的報價，報價最高者得，但只支付報價第二高者所報的價格。

其次，拍賣理論影響的深度；在理論方面，2007年諾獎經濟學家邁爾森最有名的文章之一，就是最優拍賣機制的設計，截至今天，該文已經被引用了6705次（按谷歌學術統計），這在理論經濟學文章中極其罕見。

然而，據谷歌學術，2020年的諾獎經濟學家——米爾格羅姆的著作竟然被引用了超過10萬次。可見拍賣理論的影響日益深廣。

與此同時，米爾格羅姆還致力於實踐，他開了一家拍賣諮詢公司Auctionomics，開展拍賣機制設計的業務，既包括買方諮詢，也包括賣方諮詢。他們的業務遍布歐美頻譜領域以及世界五百強企業。

其得意之作，就是成功為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設計了改進型英式拍賣——同步多輪拍賣（SimutaneousMulti-round Auction）機制：

一次拍賣同時提供所有物品(不同地理區域的無線電頻段)，以低價開始，允許反覆出價，從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和「贏家詛咒」（競拍者勝出後後悔的現象）所帶來的問題。

1994年7月，FCC第一次使用SMRA時，它在47輪競標中出售了10張許可證，總價達6.17億美元，而美國政府此前實際上是免費分配這些東西的。

同步多輪拍賣第一次使用便大獲成功，隨後包括芬蘭、印度、加拿大、挪威、波蘭、西班牙、英國、瑞典和德國。僅FCC使用這種形式的拍賣，就在20年間帶來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收益。在全球範圍內，這種機制已經從頻譜銷售中產生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收益。SMRA也被用於其他領域，如電力和天然氣的銷售。

再次，拍賣機制的應用範圍廣闊，體現在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線城市的車牌，以及藝術品、房產、證券、礦產和無線電頻譜都可以用拍賣來配置；甚至零售商品、二手物品也可以用來拍賣形式來促銷，網際網路更是深層次地改變了拍賣，使其變得無遠弗屆、無時不在。可以說，如今拍賣作為交易的一種形式，重要性僅次於「買賣」。

202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之所以頒給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是因為他們的論文被引用了10萬+次，尤其在實踐方面，影響了全球無數個國家資源的配置和企業的經營效益。但是在中國，也有一位在理論和實踐成果都很顯著的「掃地僧」——戴天宇教授。

他被北大從清華邀請過去時提出三個奇怪的要求：「一不當官，二不寫論文，三不評職稱」。要知道，在大學不寫論文，就等於不能評職稱，不評職稱，就等於你無法快速建立學術地位。

可是，他的機制設計不僅IBM在用，萬科、碧桂園等知名房地產企業也在用，他設計的「申通機制」更是促進了四通一達的快速崛起，造就了中國的快遞之鄉——浙江桐廬。

那他為什麼不想寫論文呢？也許這就是「掃地僧」的鴻鵠之志，他從清華到北大，為的不是名利，而是為了自運行機制的系統建設。他建立的這套機制被哈佛商學院帕金斯教授譽為：中國獻給世界的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戴教授還為拍賣機制找到了廣泛的應用空間，比如，企業的採購比例，寫字樓的車位，商鋪的扣點打折等等，而支付等價物不一定為貨幣，這就給企業的機制設計帶來了很大想像空間。

早在20世紀末，戴教授就為香港新世界旗下的商場設計了——「扣點打折機制」，今天為許多百貨商場所用：

商戶入駐商場的代價是上交商品銷售的扣點，而扣點打折的資格，對於商戶來說就是一種拍賣品，坪效比相當於拍賣的出價。

1.商場內單位面積營業額（坪效比）第一名的商戶，次年的扣點比例降為原來的一成；

2.第二名的，次年的扣點比例降為原來的兩成；

3.依此類推，直至第九名，降為原來的九成

該方案實施後，眾商戶為擠進前九名，各顯神通，各種營銷策略、奇思妙想不勝枚舉，商場至此門庭若市，像皮爾·卡丹的門店就常在其中拔得頭籌。

再比如，戴老師還改進了一個採購領域「價低者中標」的通行模式，設計出——「動態比例採購機制」：

製造行業採購多用「價低者中標」，但是這種辦法難以保證品控質量，交易成本容易上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有了「動態採購比例」。

1.在招標時，從報價最低的幾家供應商選擇其中兩家；

2.每個季度採購量，以兩家供應商報價平均值為基準，價格每低於平均1%，採購比例上升20%，反之則反之。

這種機制屬於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種，相當於把價格博弈轉移到了供貨商之間，而不是以犧牲質量拉低價格，價格與質量同時達到了一個新的均衡。

從本質上講，機制設計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因為機制設計對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無論是從國外還是國內，都有為此不斷默默奉獻的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他們能將自己的成果貢獻給社會，往往並不像一些科技的成果那麼引人注目，但我們都知道，歷史的發展其實背後是制度的不斷變革。

這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託馬斯·弗裡德曼曾寫道：

「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來自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套由天才設計，並可由蠢材們運作的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