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劉偉等: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與基本實現...

內容摘要：2020-2035年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到2035年中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雖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是廣泛的，但從經濟增長的視角來看，需要以實現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為核心目標。然而，基於生產函數法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無論是基準情形還是樂觀情形，中國經濟均難以完成翻一番的目標，達不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因此，中國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激發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以提高資本質量，發展人工智慧與促進質量型人口紅利釋放以緩解勞動人口數量下降的影響。實施以上政策後，預計2020-2035年中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速將達到5.3％左右，由此使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達到2020年的2.1倍，從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長任務，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1978-2019年GDP平均增速高達9.5％左右，這使中國不僅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縮小了與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之間的差距。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自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提出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以來，經過幾代人一以貫之、接續奮鬥，總體而言，我國已經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成效比當初預期的還要好。」中國現代化進程將進入為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鬥的新階段，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把我國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實際發展條件，將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的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20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由此可見，2020-2035年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也是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此階段，中國經濟需要保持較快的發展勢頭，為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當前，中國已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不再是經濟發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標。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濟規模的較快增長與人均GDP水平的不斷提升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以及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現代化國家的人均GDP水平均排在世界前列。因此，在2020-2035年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必須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政府也不應放棄對經濟增長目標的管理與中長期規劃。在經濟增長目標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情況下，仍要積極發揮增長目標對經濟發展的引領和帶動作用，防範經濟增速跌落到合理區間之外，規避在不可預期衝擊下可能出現的失速風險。

因此，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合理目標是多少就成為亟待回答的關鍵問題。在明確經濟增長目標的情況下，未來在不同情景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否能夠達到這一目標，也是需要提前評估的重要課題。有鑑於此，本文將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以及邁向發達經濟體三個維度，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的合理增長目標進行分析與研判。在此基礎上，運用生產函數法預測2020-2035年中國經濟不同情景下的增長趨勢，從而對以上問題進行回答，並為中國如何更好地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二、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合理目標分析

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是豐富的、廣泛的。具體到經濟增長層面上，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到2035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基於以上設想與要求，本文認為，2020-2035年中國經濟至少要完成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的增長目標，即實際GDP年均增速達到4.8％，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點考慮。

（一）2020-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能使中國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明確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必須面臨的挑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該報告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50多年裡，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之中僅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大多數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都出現了經濟停滯等問題，收入水平徘徊不前，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截至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雖然邁上1萬美元大關，但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12375美元還有一定的差距，仍屬於中高等收入國家。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經濟在2020-2035年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迫切任務。

需要注意的是，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僅以超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作為標準。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經濟體如果只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略高於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那麼很容易再次回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拉美國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西、阿根廷在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了高等收入國家門檻值3％左右，但隨後均又回落至門檻值以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相比之下，智利與烏拉圭等國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超過了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20％以上，即使經濟發展面臨一定的衝擊，也不至於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每年都有一定的變化，按照1990-2019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增長趨勢，預計2035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名義值將在18200美元左右。以2020-203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平均水平為6，GDP平減指數為2％作為基準情形，可以測算得到，如果2035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超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值2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1.1％左右。如果超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值4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2.1％左右。如果超過6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3.1％左右。由此，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實現年均４.8％的實際GDP增速，能夠大幅超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完全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跨越的時間點看，如果2020-2035年間保持年均4.8％的實際GDP增速，以超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值20％為真正跨越的時點，那麼中國將在2026年前後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使命。

（二）2020-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有助於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莊嚴要求。不可否認，影響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但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強弱是與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的。比如，美國、日本、德國等創新能力排在前列的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也均在全球範圍內處於領先水平。根據世界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19》，創新能力指數排在前10位的國家2019年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達約5.4萬美元，是中國的5倍。可見，2035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這一目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如果以《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19》中創新能力位列前10位國家的人均GDP水平作為參照標準，假設2020-2035年排名在前10位的創新型國家的名義GDP增長速度為3％，中國的匯率與GDP平減指數與之前的基準情形設定相同，那麼，到2035年，中國如果要達到創新型國家參照標準的4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4.3％左右。如果要達到標準的5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5.9％左右。如果要達到標準的60％，2020-2035年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7.3％左右。由此可見，中國至少需要到2035年實現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才能為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經濟層面的保障。參見表1。

（三）2020-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將大幅縮小與中等發達經濟體的差距，為2050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打下堅實基礎

黨的十九大指出，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這意味著屆時中國將邁入發達經濟體行列。事實上，黨的十三大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制定「三步走」發展戰略時，最後一步目標就明確為「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相比於高收入國家對經濟發展水平的要求，發達經濟體的要求明顯更高，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從數量上看，2019年全球範圍內的高收入國家共有70個左右，而發達經濟體僅有39個。二是從人均GDP或收入水平來看，2019年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值為1.2萬美元左右，而發達經濟體中人均GDP水平最低為2萬美元，平均水平高達4.5萬美元。剔除盧森堡、新加坡等體量偏小的經濟體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也在4.1萬美元左右。截至2019年，中國人均GDP剛突破1萬美元大關，這意味著，如果以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作為中等發達經濟體的標準，那麼當前中國人均GDP水平僅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標準的25％左右。

因此，2020-2035年，中國不僅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要儘量縮小與中等發達經濟體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如果以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平均水平（剔除盧森堡、新加坡等體量偏小經濟體）作為衡量中等發達經濟體的標準，假設發達經濟體人均GDP的名義增長速度為3％，在基準情形下，如果要達到發達經濟體人均GDP平均水平的50％，2020-2035年中國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4.1％左右。如要達到發達經濟體人均GDP平均水平的60％，2020-2035年中國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5.4％左右。如要達到發達經濟體人均GDP平均水平的70％，2020-2035年中國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需要在6.5％左右。由此可見，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將使中國人均GDP達到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的50％-60％，有助於到2050年使中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總體而言，2020-2035年是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以及追趕發達經濟體等多重任務和挑戰，這些任務和挑戰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提出了約束性要求（參見表1）。綜合來看，2020-2035年人均實際GDP翻一番是比較合適的目標。這既能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務，也能為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保障，還能大幅縮小與中等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如果要實現2020-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的目標，再考慮到人口因素的影響，在此期間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速需要達到4.8％。

三、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分析

本部分將基於生產函數法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進行分解，釐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變化趨勢，以及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化情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進行預測和分析，從而判斷按照當前的經濟增長趨勢，中國到2035年能否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任務。

（一）模型設定與數值求解

生產函數法是測算一國潛在經濟增速與未來增長趨勢的常用方法。相較於濾波法和SVAR模型等其他方法，生產函數法基於經濟增長理論，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各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而有助於把握經濟增長的核心趨勢與特徵。因此，本文使用生產函數法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進行分析。具體而言，本文將總量生產函數設定為附加人力資本的Cobb-Douglas形式：

其中，Yt、At、Kt分別表示實際產出、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以及資本存量；Ht表示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為勞動力數量Lt與人力資本存量Et的乘積；αt和βt分別表示資本和附加人力資本勞動的產出彈性，αt＋βt＝1。

在（1）式兩端同時除以Ht，並採用狀態空間模型對資本產出彈性進行動態估計，由此設定狀態空間模型如下：

假設αt服從AR（1）過程。θ為自回歸係數，γt和ξt為獨立且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擾動項，c和b表示截距項，T為時間趨勢項，以控制TFP的趨勢變動。利用OLS回歸確定模型的初始狀態和參數初值，然後採用Kalman濾波對狀態空間模型中的參數和未知變量進行估計，即可得到資本產出彈性和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的動態變化參數。得到動態變化的要素產出彈性參數之後，進一步估算TFP的增長率，即把（1）式轉化為增長率形式，並將αt＋βt＝1代入，由此可得：

通過（4）式可以計算各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以及經濟的潛在增速。貢獻率方面，將各個要素的增長率乘以相應的要素產出彈性之後除以實際產出的增長率，即可得到各個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例如，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αt（dKt／Kt）／（dYt／Yt）。潛在增速方面，對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和TFP等時間序列數據進行HP濾波得到趨勢值，然後將趨勢值和各年的資本存量值代入生產函數中，可以得到相應年份的潛在產出，從而可以計算得到潛在增速。

在模型的數值求解過程中，需要對現實數據進行處理，主要包括1978-2019年的實際產出、資本存量、勞動力數量以及人力資本存量。實際產出採用經GDP平減指數調整後的實際GDP，相關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鑑》。

勞動力數量方面，不同於已有研究直接採用勞動就業規模的數據，本文採用有效勞動的概念。這是因為，與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第一產業的勞動效率只是第二和第三產業的1/5，而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產業勞動效率與第二和第三產業是較為接近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第一產業存在一定的隱性失業現象，即在制度障礙下農村剩餘勞動力難以完全向城鎮轉移，而只能為農業部門提供勞動力，導致人均生產效率偏低。因此，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不應將總體勞動就業規模作為勞動力供給數量。本文將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全部視為有效勞動數量，並根據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數以及第二、三產業人均GDP與第一產業人均GDP的比值測算出第一產業有效勞動數量。將三個產業有效勞動數量加總作為勞動力數量的代理變量。相關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鑑》。

人力資本方面，參照以往文獻的一般做法，本文採用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衡量人力資本存量。其中，1978-1998年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來自王小魯的研究成果。雖然1998年以來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鑑》公布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體的規模，但是該數據為抽查數據，抽樣比僅為0.1％左右，難以全面反映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的總體情況。因此，本文結合2000年和2010年更為全面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對由調查抽樣數據測算得到的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進行了調整。

資本存量方面，使用已有研究中較多採用的永續盤存法對資本存量進行推算。核心的估算式為：

Kt＝It／Pt＋（1－δt）Kt－1，Kt、It、Pt、δt分別表示第t期的資本存量、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與資本折舊率。具體步驟如下：第一，確定資本存量的基期。本文以1978年作為基期，數據來自Hsueh和Li。第二，統計各年固定資本投資總額與價格指數。1979-1990年數據來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2004》，1991-2019年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鑑》。第三，設定資本折舊率，參照王小魯與陳彥斌和劉哲希等研究的一般做法，設定為5％。在得到各變量的數據序列後，由於狀態空間模型需要滿足變量平穩與協整的條件，要對各變量進行AＤF平穩性檢驗與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檢驗後，藉助由（2）和（3）式構成的狀態空間模型對歷年資本產出彈性和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進行估計，則可以估算出中國曆年的TFP增速，進而計算得到1979-2019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

（二）1979-2019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變化與增長動力分析

表2展示了1979-2019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與各增長動力貢獻率的測算結果。從潛在增速的變化情況來看，可以將中國經濟增長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2013年。在此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平均高達9.5％以上，而且2000-2007年間受益於市場化的持續推進與加入WTO帶來的全球化紅利，潛在增速平均水平更是達到10％以上。長達30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但這一階段的實際增速基本上是圍繞著潛在增速波動，經濟偏冷與過熱現象交替出現。例如，1989年和1990年物價闖關失敗後，實際增速僅為4％左右，低於潛在增速水平6個百分點；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期，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4.2％，高於潛在增速3.3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是2014-2019年。此階段經濟的潛在增速平均值下滑至7.25％。逐年來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從2014年的8.3％下滑至2019年的6.5％，下滑幅度較為明顯。潛在增速的下滑符合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與理論。這是因為，一個經濟體隨著經濟體量與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其資本存量會逐步接近穩態值水平，技術水平也愈加接近前沿水平從而後發優勢減弱，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放緩。從國際經驗來看，德國、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歷過高增長的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大多是在高增長開始後的第三個或第四個十年開始回落。例如，韓國1963-1997年實際GDP增速平均高達9.6％，而1998-2007年實際GDP增速均值下降至5％，2008-2018年增速均值進一步下滑至3.1％。另外，在潛在增速下滑的同時，2014-2019年我國經濟的實際增速低於潛在增速，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運行一直處於產出缺口為負的狀態，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因此，在第二階段，中國經濟實際上面臨增速趨勢性下滑與周期性放緩的雙重挑戰，核心特徵與第一階段截然不同。

從增長動力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等要素驅動，對TFP和人力資本的依賴程度偏低，這也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國際經驗。一般而言，一國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大多處於人均資本存量與勞動參與率較低的狀態，因而增加資本投入與提高勞動參與率是提升經濟增長速度最直接的方式。但是，資本邊際產出遞減、人口紅利難以持續等因素使得資本與勞動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相比之下，人力資本與TFP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徵，尤其是當國家經歷了早期資本快速積累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人力資本與TFP對經濟增長更為重要。更進一步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主要呈現出三個特徵：

一是資本積累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雖然「調結構」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實際上經濟對資本積累的依賴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進一步增加。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兩個時期，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達到97.8％和99.7％，這主要是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與房地產投資成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不過從2016年開始，中國經濟對資本積累的依賴程度開始減弱，2019年資本積累的貢獻率下降至86.8％。

二是受人口紅利不斷衰減的影響，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現下滑態勢，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未顯著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城鄉之間人口流動性的不斷增強，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工業和服務業部門。1979-1989年，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5.6％，1990-1999年的貢獻率也達到15.2％。然而，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滑，2014-2019年間的貢獻率僅為10％。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數量型人口紅利不斷減弱的情況下，質量型人口紅利的釋放就至關重要。但遺憾的是，當前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未超過勞動力供給，質量型人口紅利還未得到有效釋放。劉偉和張立元的測算結果表明，中國人力資本質量水平顯著落後於發達國家，而且增長速率逐漸放緩，這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TF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下滑。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以及國企改革等多項改革舉措的實施，TF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有所增強。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TFP增速由正轉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下降。TFP增速之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出現明顯下滑，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全球經濟放緩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全球化紅利消退。其二，伴隨技術水平逐步接近全球前沿水平，技術追趕效應不斷減弱。其三，市場化改革步入深水區導致改革紅利減弱。其四，全球金融危機後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穩增長」的依賴，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其五，高債務下「殭屍企業」等問題難以得到解決，進一步惡化了資金配置效率。不過，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要舉措的實施，TFP增速自2016年開始回升，至2019年已由負轉正，增速達到0.2％。

（三）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分析

在釐清1979-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變化的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進行預測和分析。具體而言，先對資本存量、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TFP增速以及要素產出彈性五個核心因素的趨勢進行分析判斷，再基於生產函數法對經濟增長趨勢進行測算。

（1）資本存量。本文設定2020-203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繼續呈現穩中有降的趨勢，2020-2025年實際增速平均為5％，2026-2030年為4％，2031-2035年為3％。該設定出於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從理論上看，經濟增長理論指出，隨著資本存量逐步收斂至穩態水平，資本積累的增速也會相應地不斷放緩。其二，從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來看，消費佔GDP比重上升、投資佔GDP比重下降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同時，房地產長效機制的構建與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的出現，將對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形成較大的制約，而這兩部分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40％以上。因此，2020-2035年投資難以回升到以往的高增長態勢，資本存量增速將呈現穩中趨緩的狀態，由9％逐步下滑至4％左右。

（2）勞動力供給。伴隨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速，2020-2035年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數量將繼續呈現下降態勢，而且降幅將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全球人口展望2019》對中國2020-2035年勞動適齡人口的預測結果，本文設定2020-2025年中國勞動力規模的平均增速為-0.07％，2026-2030年的平均增速為-1.42％，2031-2035年將進一步下降為-3.43％。

（3）人力資本。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2019》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發達經濟體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13年左右，顯著高於中國當前10.6年的水平。考慮到2035年中國要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並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文設定到2035年中國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3年。由此，對2020-2035年各年的人力資本增速進行推算，得到的年均增速為1.2％。與過去15年（2005-2020年）平均1.5％的增速相比，人力資本增速略有下降，但這也符合近年來中國人力資本增速放緩的總體趨勢。

（4）TFP增速。2016年以來中國TFP增速開始呈現回升勢頭，2019年TFP增速由負轉正，扭轉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TFP增速持續為負的局面。展望2020-2035年，一方面，新一輪以數位化和人工智慧為主導的技術革命的迅速發展將對TFP增速形成較強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與制度紅利的進一步釋放也將對TFP增速起到推動作用。由此，本文設定2020-2035年中國TFP增速將擺脫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低迷時期，逐漸回升至1979-2007年0.8％的平均增速水平。

（5）要素產出彈性。本文基於狀態空間模型得到了時變的要素產出彈性。整體上，改革開放以來，資本產出彈性在下降，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在上升。2019年資本產出彈性降至0.54，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為0.46。假設2020-2035年各要素產出彈性延續之前走勢，那麼到2035年資本產出彈性將逐步下降至0.45左右，而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將逐步上升至0.55左右。要素產出彈性的變化反映了中國對高投資的依賴程度將逐步降低的發展趨勢。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資本產出彈性一般在0.4左右，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產出彈性一般在0.6左右。可見，到2035年中國的要素產出彈性與發達經濟體將更為接近。

基於以上設定，可以得到基準情形下2020-2035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預測結果（見表3）：2020-2035年潛在增速的平均水平將下降至3.76％，其中，2020-2025年的年均增速為5.12％，2026-2030年為3.99％，2031-2035年為2.21％。由此，在基準情形的經濟增速水平下，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僅為2020年的1.7倍，難以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從而也難以達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

除此之外，本文還模擬了偏樂觀和偏謹慎兩種情形。偏樂觀情形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因素：一是以數位化和人工智慧為核心的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將對全球和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提升產生更為廣泛和迅速的推動作用，參考陳彥斌等的預測，TFP年均增速或將額外提高20％，即提高至基準情形的1.2倍。二是以城市群為主體的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與以「新基建」為主要抓手的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啟動，將會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形成推動，樂觀情況下預計2020-202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平均將達到6.5％，2026-2030年為5％，2031-2035年為4％。三是質量型人口紅利釋放速度加快，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到2035年將上升至13.5年，比基準情形增加0.5年。由此，在樂觀情形下，2020-2035年的增速平均水平為4.36％，但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只能達到2020年的1.9倍。

偏謹慎情形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因素：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趨勢加劇以及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潛在可能性，可能將拖累未來中國TFP的增長，由此將TFP年均增速調整為基準情形的0.8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影響短期經濟波動，而且會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產生影響。Jorda等基於歷史數據的分析發現，大規模疫情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長達數十年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儲蓄的上升與投資的下降，自然利率持續走低。因此，謹慎情形下本文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調整為基準情形的0.8倍。三是質量型人口紅利釋放速度未及預期，進一步延續放緩走勢，即將2035年人均受教育年限調低至12.5年，比基準情形減少0.5年。結果表明，在謹慎情形下，2020-2035年經濟增速平均為3.17％，比基準情形降低了0.59個百分點。

總體上，根據以上的測算結果可知，無論是基準、謹慎還是樂觀的情形，按照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到2035年均難以完成人均實際GDP較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實施有效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動力的政策與舉措，才能保證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完成。

四、政策作用下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情景分析

既然在已有增長路徑下，2020-2035年間，中國經濟難以實現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的目標，那麼就需要實施能夠促進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與改革舉措，從而進一步激發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基於增長核算框架可知，促進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第二類以提高資本存量為核心；第三類以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提升人力資本為核心。具體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也應該從以上三類政策出發，針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對症下藥，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

（一）通過市場化改革促進資源配置效率提升與技術進步，從而提升TFP增速

市場經濟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手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市場機制核心作用的進一步明確，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顯著改善。但同時也應認識到，仍有一些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方面抑制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例如，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使得國有企業依然能夠享受較低利率的貸款，而民營企業則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又比如，國有企業人才優勢明顯，而民營企業則面臨較嚴重的人才荒困境。因此，要加快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推動資金、土地與勞動等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2020年4月9日，《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發布將會對未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起到關鍵性作用。

與此同時，市場化改革在推動技術創新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事實上，要素市場扭曲與行政壟斷是以往中國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的核心原因。就要素市場扭曲而言，政府部門長期控制資金和土地等要素市場，人為壓低資金和土地的價格。由此，通過尋租獲取廉價的生產要素與提高自身創新能力就成為企業兩種互相替代的利潤創造手段。這導致企業在創新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較少，創新能力難以得到有效提升。就行政壟斷而言，由於限制了其他企業的進入，在位企業不需要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就能佔據較大的市場份額，創新動力顯著下降。由此，必須深化市場化改革，增強市場主體創新動力，激勵企業從事創新活動，進而提高TFP增速及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根據以上分析，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在推動要素市場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打破行政壟斷以及完善市場退出機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將會對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創新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看，每一次市場化改革的深化都會帶來TFP增速的更快增長。例如，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90年代初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21世紀加入WTO之後，都是TFP增速的高峰期。因此，本文假設新一輪市場化改革深化後，TFP增速會與改革開放以來TFP增速的三輪高峰期均值持平，基準的政策效果為達到這三輪的均值，即1.2％。相應地，本文設定了政策效果偏謹慎和政策效果偏樂觀的情形，謹慎政策效果下預計TFP增速會達到1％，樂觀政策效果下預計會達到1.4％。

（二）著力提高投資效率，注重提升資本積累質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持續高投資發展模式。不可否認，資本積累是後發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重要基礎。但是，隨著資本積累規模的快速增加和不斷向穩態值靠近，資本積累速度逐步放緩是一般性規律。維持高投資發展模式會帶來很多弊端。事實上，當前高投資發展模式的弊端已經凸顯，主要表現為：惡化了總需求結構，導致居民消費不足，降低了社會福利水平；透支了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出現，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加劇了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高債務風險，嚴重影響到經濟與金融穩定。因此，高投資雖然能夠帶動資本規模的增加，但降低了投資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實際上並不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資本存量增速與TFP增速由之前的同向變化轉變為反向變化，這意味著高投資帶來了資源配置效率的較大損失，顯著減弱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雖然高投資發展模式難以持續，但中國可以通過提高投資效率，提升資本質量，進一步增強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具體而言，提升資本積累質量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通過構建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保持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謹防繼續將房地產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二是積極財政政策不應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主要抓手，而是應該以減稅降費為核心。同時，進一步提高企業先進生產設備減稅抵扣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力度，調動企業擴大生產性投資和研發投資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擴大有效投資。三是進一步完善政府部門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逐步放鬆對部分行業的管制。特別是要解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醫療、教育等第三產業領域時所面臨的「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等問題，激發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從增長核算視角來看，提升資本質量的效果主要體現為對TFP增速的拖累程度減輕。根據測算，如果按照2008-2019年的資本積累對TFP增速的拖累情況，預計2020-2035年資本積累將拖累TFP增速0.8個百分點左右。因此，當將政策側重點從推動資本規模的增長轉變為提升資本積累的質量之後，一方面，對部分行業管制的放鬆可以產生新的投資增長動能，從而使資本規模保持相當的增速，另一方面，資本積累質量的提升能夠減少對TFP增速的拖累。基準政策效果下預計資本積累不會對TFP增速產生拖累，換言之，將使2020-2035年TFP平均增速提高0.8個百分點左右。相應地，本文設定了政策效果偏謹慎和政策效果偏樂觀的情形，謹慎政策效果下預計資本質量的提升會使TFP增速提高0.5個百分點，樂觀政策效果下預計會提高1個百分點。

（三）通過多種舉措，緩解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開始下降，這將是拖累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可以通過以下舉措減緩勞動適齡人口規模下降帶來的影響。

一是逐步延遲退休年齡，擴大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如果將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那麼勞動參與率將有所提高。2018年我國就業人口佔15-59歲人口的比重約為85％，實行延時退休政策後，60-65歲人口的就業水平能逐步接近這一標準。根據聯合國預測的人口規模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就業人口數據可以測算得到，2020-2035年就業人口年均將增加400萬至500萬人左右。當然，因為延遲退休需要逐步推進，所以在2020-2025年延遲退休對勞動人口的影響較小，隨後才將逐步增加。

二是發展人工智慧等相關產業，提高自動化程度，替代部分勞動力。2010年以來，隨著深度學習算法的改進與算力的不斷突破，人工智慧開始滿足大範圍推廣、持續升級換代、催生配套技術創新活動三大條件，從而能夠發展成為通用技術，對經濟與社會的各個領域產生顛覆性影響。Arntz等預測，OECD國家的各項工作中約有9％可以被人工智慧取代。陳彥斌等通過構建含有人工智慧和老齡化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並進行數值模擬，發現人工智慧可以有效應對老齡化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人工智慧應對老齡化的效果明顯優於延遲退休政策。因此，發展人工智慧有利於緩解勞動適齡人口規模萎縮的影響，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

三是深化戶籍和土地等制度改革，促進人口流動以優化勞動力供給結構，釋放新一輪勞動人口紅利。當前，中國就業人口規模為7.75億人，但第一產業就業佔比高達26％，吸附的勞動力過多。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經濟體第一產業就業佔比僅為1％-2％。因此，雖然中國勞動力規模在下降，但在優化勞動力供給結構方面還有較大空間，可以通過推動第一產業勞動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釋放新一輪的勞動人口紅利。第一產業吸附勞動力過多的本質在於，農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受阻。要促進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核心是要推動兩方面的改革。其一，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單純取消戶籍制度，而且還要實現戶籍制度所附加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權利的平等化。其二，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步放開農村宅基地流轉的限制，實現農村閒置宅基地的集約利用和交易流轉，可以讓農民享受土地流轉增值的收益，使農村人口在進入城市時有足夠的資金購房落戶，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城鄉雙向流動。

四是加強公共教育支出與推進人力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提升人力資本增長速度，加快質量型人口紅利的釋放。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人力資本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全球人力資本指數，中國在157個國家中僅排名第46位。促進人力資本的進一步積累，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入，從而結構性優化整個教育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構建促進人才自由流動的人力資本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提升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的匹配度，從而在微觀層面上增加個體投資人力資本的激勵，在宏觀層面上提升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上述舉措的推進預計將有效減緩2020-2035年間勞動人口數量下滑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基準政策效果情形下，就延遲退休而言，假設到2035年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且60-65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與其他年齡段基本相同。就發展人工智慧而言，借鑑Arntz等和陳彥斌等的估計，假設到2035年人工智慧可以替代10％的勞動力。當然，實現這一過程需要逐步推進，以避免短期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情況。就促進人口流動而言，借鑑發達經濟體經驗，假設通過勞動人口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使得第一產業勞動生產效率能夠提高至第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效率的1/2。就人力資本而言，通過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與推進人力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預計將使得勞動力受教育年限額外增加0.5年。由此，基準情形下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方面的政策可以使2020-2035年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增速年均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謹慎政策效果下預計會使勞動力供給增速提高1.0個百分點，樂觀政策效果下預計會提高1.5個百分點。

綜合以上分析，基於模型測算得到，在「基準增長情形+基準政策效果」組合下，2020-20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預計為5.3％左右，由此，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將比2020年增長1.13倍，從而能夠完成翻一番的增長任務，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更進一步地，本文還測算了基準、謹慎和樂觀增長情形疊加不同政策效果下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情形（參見表4）。可以看到，即使是謹慎增長情形，如果各項政策的實施效果達到預期，到2035年中國經濟也能基本實現人均實際GDP翻一番的目標。而在樂觀增長情形下，推動各項政策帶來的效果或將使2020-20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達到5.5％以上，能夠超額完成翻一番的增長目標。總體而言，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各項政策將有助於中國經濟到2035年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2020年，中國將進入為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鬥的新階段。其中，從2020年到2035年，中國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在2020-2035年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從而為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本文通過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縮小與中等發達經濟體差距以及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等維度分析後認為，中國要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增長需要完成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比2020年翻一番的任務。這意味著中國在2020-2035年間實際GDP的年均增速要達到4.8％。

然而，本文利用生產函數法對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如果按照當前經濟增長的路徑，無論是基準情形還是樂觀情形，2020-2035年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速均難以達到所需要的4.8％，從而難以完成「翻一番」的任務，不利於達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因此，中國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著力提高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根據本文的情景分析，如果TFP、資本與勞動三個方面的增長動力得到有效釋放，那麼預計2020-2035年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速將會達到5.3％左右，由此可以較好地完成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比2020年翻一番的任務，達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與要求。

基於本文的研究，對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建議：一是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要落實好《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精神，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和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二是要通過放鬆管制等舉措，激發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應再過於依賴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穩增長」效果。「新基建」要更多地考量其是否可以帶動大規模就業和儘可能多的居民收入增長與消費增長，一定要避免走重複建設與產能過剩的老路。三是要通過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與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以數位化和人工智慧為主的新興產業健康發展，減少項目審批與目錄指導等直接幹預手段的使用。四是要加大公共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投入，以及加快構建促進人才自由流動的人力資本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促進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加速釋放。五是由於現階段中國潛在增速處於持續下滑狀態，宏觀調控不宜再以保證產出缺口為零為核心目標。宏觀調控可以適當增加力度，使實際增速略高於潛在增速（建議近5年每年要高出0.3個百分點左右），即讓產出缺口保持為正。這更有助於防止潛在增速與總需求的螺旋式下滑，有助於為增長政策提升潛在增速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有助於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作者劉偉，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陳彥斌，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

原文連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劉偉等：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