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是個科學家，他的專業領域是生物化學，他曾說，自己一生做學問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努力追求科學真理，避免追求新聞效應。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多年間，他的聲音不斷在媒體上出現，他的名字常常成為新聞報導的對象。他直言，人治和腐敗已成為中國科技的兩大致命傷。2005年，82歲高齡的他還發表《院士選舉應接受科學界更廣泛監督》，對院士選舉不夠透明等缺陷坦陳自己的意見。而且他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萬能。對於行政主導的科學規劃，他提出必須同時鼓勵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學上設立禁區，等等。他因此被譽為「科學打假鬥士」、「學術道德的捍衛者」。對學術腐敗、科學失範的痛心，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他頻頻露面，這與他一貫追求的低調似乎構成了矛盾。對此，他自己的解釋很簡單，那是為了宣傳，宣傳他對科學道德的看法，不是宣傳他在科學上的成果。
事實上，他也早已功成名就，不需要任何宣傳。他不肯在溫暖的屋簷下安享餘年，屢屢站出來揭露科學界的腐敗現象，痛擊種種違背科學道德的不義行為，在有些人看來難免不可理解。如果我們注意一下他的教育背景，也許就不會吃驚了。他中學讀的是重慶南開中學，大學讀的是西南聯大，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重慶南開中學給他的教育是最好的中學教育，是一種人的教育，我認識一些早年畢業於這個學校的老人，他們在專業上沒有鄒承魯那樣的成就，但在他們身上我常常能看到一些閃光的東西，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他們的行事作風，處處都帶著那個時代南開教育留下的痕跡，那種教育已融入他們的血液當中。有口皆碑的西南聯大就更不用說了，翻譯家、歷史學者何兆武先生不久前出版的《上學記》，對西南聯大當年自由的學風，開放寬鬆的氛圍，有過溫暖而感人的回憶。
對於劍橋大學，鄒承魯說過一件事，他的第一篇論文，是導師出的題目、設計的研究方案，而且仔細審閱、修改過，當發表時導師要他單獨署名，認為自己對論文沒有做出突出貢獻。這一點對他影響非常之大，他晚年一再提及。多年來，面對林林總總的學術腐敗，他最為痛恨的就是「仗勢署名」，導師或領導利用職權，在研究生或下屬的論文、著作上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這幾乎已成為普遍的風氣。
他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不勞而獲的不道德行為」。
當鄒承魯離開這個世界時，我更在意的也不是他在專業上的成就，不是他與諾貝爾獎的兩度擦肩而過，而是他對科學道德和科學精神的守護，他身上的責任感，或者說他的人格底氣。這要比他在科學研究上的建樹更為重要。
鄒承魯生於1923年，和殷海光、施雅風、何兆武屬於同一代人，都是「五四」前後出生的一代知識分子，無論他們最後從事什麼職業，在哪個領域安身立命，他們身上都不難找到相似之處——單純、認真、守規矩、負責任，多少年的風風雨雨都很難改變這樣的做人底色。
他們中不少人越到晚年活得越絢爛，鄒承魯也一樣，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已經問心無愧。遺憾的是，他晚年耿耿於懷的學術腐敗、科學泡沫，依然是中國的一個頑症。（編輯：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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