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為經濟學研究打下紮實的基礎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制四年。在這四年學習期間，除了有理論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資本論》、國民經濟計劃等）、應用經濟學課程（會計學、統計學、財政學、工業經濟學、企業管理學、農業經濟學等）、外語課程（俄語或英語）以外，還有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課。例如，經濟學說史是一學年（大學三年級）的課程，三年級上學期由陳岱孫教授講授，從希臘、羅馬、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思想講到重商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農學派；三年級下學期由陳岱孫教授和徐毓枬教授合講，陳岱孫教授講授新古典學派，徐毓枬教授講授凱恩斯經濟學。當時，同學們都感到考試有壓力，但畢業後同學們回校團聚時都異口同聲地說：「經濟學說史一課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學基礎。」
經濟史也是重點課程。當時分為兩門課，一門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由陳振漢教授、熊正文副教授主講；另一門是西方經濟史，由周炳琳教授主講。中國近代經濟史一課從鴉片戰爭前清朝的閉關政策講起，直到清朝被推翻後民國初期民族資本的興起。西方經濟史一課主要講述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問題。
後來，北京大學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又有所增加，這時我已經畢業留校了，但能有機會繼續旁聽我在大學期間沒有聽過的新課。關於經濟學說史方向的新課有：羅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和範家驤教授共同講授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他們把凱恩斯以後的西方經濟學說補上了。新開設的課程還有趙靖教授開設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這些課都使我受益匪淺。
我自1955年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先擔任資料員，後來又轉入教師系列，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我講課的範圍很廣，包括西方經濟史、比較經濟史、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說史等。我也講授過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資本論》解讀。從教學實踐中，我深深感到，得益於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的地方很多。我至今仍擔任「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和「比較經濟史」兩門研究生課程。至於為大學生開設的「歐洲經濟史」和「西方宏觀經濟學說史」兩門課程，我都轉給留校博士生和博士後講授了。他們在我的幫助下，已能獨立授課，並受到學生歡迎，我感到很高興，很欣慰。
在當前的經濟學教學中，存在著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的錯誤傾向
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對經濟學的學習者來說，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如此重要，為什麼國內這麼多的大學經濟系或專門的財經學院卻不為大學生、研究生開設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呢？如果是由於要講授的課程太多，所以就不開設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那麼為什麼不把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先列為選修課呢？如果是因為能夠講授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教師人數不足，那麼為什麼不挑選一些有基礎的教師到某些已開設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大學去進修、培訓呢？只要學校領導重視，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我想，主要原因在於對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讓我們從西方經濟史的學習談起。
學習歐洲經濟史，對我們很有啟發的是工業化如何開始的問題。要知道，近代工業或現代工業不同於古代或中世紀的工業。比如說，古代的希臘、羅馬和西亞，古代的中國，以及中世紀的義大利各城邦，都有規模較大的造船業、採礦業和毛紡織業。但在當時，設備不是主要的投資對象，工業的發展同自然科學的進步並沒有緊密的聯繫，有些地區雖然也利用了水力、風力和畜力，但這與工業化過程中使用蒸汽機、後來使用電力作為動力不一樣。只有從這個角度看，工業化才是人類社會的一場真正的革命。
工業化是通過一系列巨額投資來實現的。最重要的是：誰是投資主體？他們為什麼願意投資？他們能夠獲得投資回報嗎？他們投資所獲得的財產能得到保障嗎？這些都屬於制度變革問題。因此，從西方國家工業化的進程看，工業化實際上就是一場制度改革的過程，產權遲早都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公有經濟如此，非公有經濟同樣如此。
西方國家工業化的歷史還清楚地說明資本是怎樣積累起來的。有些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開始以前就建立了商船隊和艦隊，向非洲、亞洲、拉丁美洲進行海外貿易，並以武力掠奪土地和財富，但他們劫掠到的財富雖多，卻並未用在國內的工業，而是繼續用在商業和金融業中，以便繼續擴大殖民化，掠奪當地的財富。他們掠奪到的海外財富，也有一部分是流入本國的，但主要用於建築豪宅，購置莊園，或投資於商業、金融業。這些富有的商人當時是瞧不起那些從事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業主、作坊主的，他們不願同這些小作坊主和技工為伍，認為這樣會貶低自己的地位。在英國和法國，最初從事製造業的全都是小作坊主、熟練技工和有眼光的小商人。他們的資本來自何處？一靠自己的積蓄；二靠親戚朋友的幫助和投資參股；三靠民間借貸，儘管利息不低，但創業者還能承受；四靠利潤的再投資。過了一段時間，由於工業品供給增多，市場不斷擴大，富裕的大商人才投資於大中型工業企業，更晚一些，金融業才有選擇地介入製造業。
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技術人才不足的問題，又是如何緩解的呢？說得更明確些，最早的那些用於工業生產的機器設備，是誰設計和製造出來的？從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工業化進展的歷史來看，第一代工程師來自散布於國內城鄉的工匠，如磨盤匠、鐘錶匠、唧筒匠、風車匠等，還有一些是肯動腦子、愛鑽研問題的人。「愛動腦子」是他們共同的特徵。
但是，為了生產出機器設備，僅僅有這些「愛動腦子」的人是不夠的，需要有更多的技工加入這支隊伍。這些國家一般採取了下述三種方式：一是招收學徒，包括工廠招收學徒和有技能的師傅招收學徒（稱個人學徒），兩類學徒並存，常在一個工地上幹活；二是定期輪訓，以提高技工和學徒的本領；三是設立職業技術學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以加快技工的培養。此外，不少國家還嚴禁技工外流到外國去工作，害怕他們把技術訣竅帶到外國去。通過海關嚴查，一旦查到有技工偷偷外移，就課以重稅，或坐牢。
工業化開始後，需要有體力勞動者，主要是農民。他們紛紛離鄉背井，進入城鎮尋找工作。他們的配偶（有時還有子女）都一起進城了。但婦女在城裡找工作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婦女的職業機會不多。這樣，農民進城以後單靠男性打工賺錢，收入微薄，無法養家，漸漸連住房也租不起，孩子也上不了學，全家只能住在棚戶裡。婦女就業問題是如何緩解的呢？據經濟史資料，多虧有了縫紉機。有了縫紉機，情況發生了變化。有些投資者辦起了服裝廠，招收女工生產服裝，包括童裝和時裝，或製造花邊。縫紉機生產多了，價格下跌，有些家庭也可以購置縫紉機，家庭婦女可以在家裡為服裝廠工作，進行服裝等產品的加工，按件取得報酬。這樣一來，農民進城後的全家收入增加了，他們和家裡人也就安心地生活在城鎮之中。在西方最早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農村外出務工的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在城鎮中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住棚戶區、工資水平低、孩子受教育機會少、生病也無法及時就醫。但隨著工會運動的興起和工會為工人（包括農村來的務工者）的利益而力爭，再加上社會對工人階級狀況的關注，工人的生活逐漸改善。加之，農村人口減少後，農業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漸漸地，農村不再像工業化前期那樣有那麼多勞動力供應城市。農民外出的主要出路是美國、加拿大，或者是西方列強所控制的亞非國家。而填補西方工業國家的勞動力，則改為東歐、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這種情況從19世紀後期就開始了，並延續了很長時間。
上述有關西歐國家工業化前期的狀況，對於正確理解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學習經濟史，明白我們為什麼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下面，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做一些討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很多，這裡舉一個問題進行探討，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延續了這麼長久？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一種社會制度是可以分為不同的體制的。西歐的封建社會是一種典型的模式、一種傳統體制。那裡實行的是農奴制度，社會上大體分為兩大階級、兩大陣營。貴族是統治階級，以血統高貴為標誌，世代相傳。農奴是被統治階級，是賤民，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農奴。莊園是貴族領主的採邑，基本上是自給的，農奴服勞役，耕種土地，上交地租給貴族領主。
但由於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在西歐封建制度下逐漸形成中世紀城市。城市力量逐漸壯大，終於形成同貴族領主對抗的格局。城市最後擊敗了貴族領主，贏得了自治權。城市居民也逐漸分化，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成為資產者，貧窮的小手工業者和受僱的幫工和學徒成為無產者。城市和鄉村（莊園）之間又經歷了長期鬥爭，最終，王權興起了，城市投靠了王權，王權和城市的聯合擊敗了割據一方的貴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國家，西歐民族國家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的歷史與西歐有很大差異。至少從東漢以後，歷經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國的封建社會可以稱為傳統體制，因為在這一時期，社會上重血緣、重門第、重出身，豪門及其子弟掌權，庶民都被排斥於高官行列之外。雖然從隋朝起開始實行科舉制度，但改變不了大姓、豪門、權貴的勢力。安史之亂（755—763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後，歷經中晚唐五代，大約二百年左右，是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發生轉變的過渡期。華北和中原一帶的大戶名門先後遭叛軍的洗劫，後來又因各地藩鎮自立政權，他們為充實府第，向駐地富人豪族索錢索糧，大戶人家紛紛逃難，不再成為能控制地方政局的勢力。到公元960年，終於建立了宋朝。中國封建社會從宋朝起，開始從過去的傳統體制逐漸轉變為新的體制，也可以稱為「改良的封建體制」。
從宋朝起，科舉制度走向規範化，科舉成為進入仕途的通道。只要用功讀書，即使家世貧寒，也有做官的機會。同時，從宋朝起，土地可以買賣，商人可以買田，成為地主，而不像過去那樣只有貴族和官員才能成為地主。
重科舉而輕門第，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是宋朝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由傳統體制過渡到改良體制的兩大標誌。然而，皇權可以更替，科舉制度則延續下來，土地可以買賣，官僚家庭的敗家子可以把祖上留下的田產賣光，但這並不影響皇莊依然是皇莊。不管怎樣，這種改良的封建體制從宋朝起又延續了大約一千年之久。
轉變為改良的封建體制後，中國沒有像西歐國家那樣湧現出旨在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體制外異己力量（市民），中國出現的只不過是封建制度內的異己力量，如起義的農民軍領袖、割據一方的軍閥和皇室內部的奪位之戰。即使這些封建制度內的異己力量中，有些暫時得勝，甚至建立了新皇朝，但依舊是封建王朝。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延續這樣長久的主要原因。
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我們就有可能了解中國為什麼很難像西歐國家或美國那樣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與西歐中世紀城市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一直是皇權牢牢控制的政治中心，而不像西歐中世紀城市那樣成為自治城市，成為資產者、作坊主和幫工們的據點。正是他們最終投靠王權，打垮了割據一方的貴族領主，從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二是中國即使在康乾盛世，在有機會從西方國家引進科學技術和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時，仍始終是唯我獨尊，盲目自大。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又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於是逐漸淪於半殖民地的地位。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清朝末期，中國的有志者一直在尋找出路，尋找可以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理論，但都沒有成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誕生，這是歷史的必然。
學習經濟學說史，知曉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所在
讓我們再轉到經濟學說史的方向來說明經濟研究者懂得經濟學說史的意義。
經濟學大體上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宏觀經濟學部分，二是微觀經濟學部分，三是制度經濟學部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都採取數量分析方法，考察經濟中有關變量之間的關係。二者的區別在於：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採取總量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以個別經濟單位（企業、家庭、個人）和個別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採取個量分析方法。除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外，還存在採取非數量分析方法，以所謂「質」的問題作為對象的制度經濟學，它強調製度、倫理、文化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分析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權力分配和利益集團的衝突，探討經濟行為的評價標準和選擇原則等。但制度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說中一直處於非主流的地位。
西方經濟學說雖然可以上溯到重商主義和官房經濟學派，但無論是重商主義還是官房經濟學派在經濟學方面並沒有提出系統的理論，它們主要是考察16、17世紀前後西方國家的國際貿易政策、財政政策和財富積累的方法，對以後的市場經濟發展很少涉及。
經濟學說史界的專家們一般都認為近現代經濟學的形成是同工業化的啟動連接在一起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師亞當·斯密無疑是古典學派的奠基人。這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之分，亞當·斯密對這三個領域都有研究。他的追隨者同他一樣，既研究微觀經濟活動，也研究宏觀經濟活動，還研究制度、倫理、文化方向的問題。
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市場理論等等。亞當·斯密和他的追隨者們是均衡論者。他們從工業化開始以後的實踐中懂得，絕對均衡是做不到的，而且難以保持下去，只能做到相對均衡，關鍵是要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供給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因此，根據他們的理論，政府的任務主要是制定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清除經濟增長中的障礙。他們還認為，對落後企業的淘汰不可避免，但誰來淘汰落後企業？不是政府，而是市場。
李嘉圖是古典學派最後一位有影響的領軍人物，勞動價值論仍是他所堅持的。但從19世紀中期以後，西方經濟學中捨棄了勞動價值論，代之以形形色色的價值理論，包括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說法，或者用「價格」代替「價值」。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相交的年份，以馬歇爾為代表成立了新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除了摒棄了勞動價值論以外，仍堅持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凱恩斯這時也是新古典學派的一員，他當時發表的著作都是同新古典學派一致的。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說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居於主流地位。1929年美國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浪潮也從美國傳遞到西歐和世界上許多國家，新古典學派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凱恩斯這時依舊保持新古典學派的觀點，但他自1933年以後開始變化。1936年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了，這本著作表明凱恩斯已從新古典學派的相對均衡理論家轉為他自己的非均衡理論的鼓吹者。凱恩斯從需求角度著手分析，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需求不足難以避免，所以必須有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即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需求不足時，失業率高，這時可以採取刺激需求的寬鬆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在需求過大時，物價上漲，這時可以採取抑制需求的緊縮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的非均衡理論成為主流經濟學說，被許多國家所採納。
凱恩斯經濟學是以需求調節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的。他認為，這是適應近期的政策。凱恩斯把供給研究視為中期理論，不包括在近期理論之內，所以他不考慮經濟增長和結構問題。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都留給他的追隨者繼續研究。
凱恩斯需求調節政策的推行雖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卻給資本主義帶來不少新的矛盾和難題，於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興起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中心的貨幣學派，弗裡德曼和他的一批學生成為貨幣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貨幣學派遵循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傳統，認為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就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理由是：只要長時期內保持貨幣的中性，就可以通過貨幣數量的增減，既維持經濟增長，又避免通貨膨脹。關於失業問題，貨幣學派認為：經濟中存在著自然失業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係，所以凱恩斯的需求調節主張是無根據的，也是無效的。
凱恩斯同貨幣學派之間的爭論最近幾十年內一直未停止過，只是有時激烈，有時和緩而已。
對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說的反思
接著，讓我們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提出的「理性人」假說進行如下的反思。
從18世紀70年代起，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在經濟活動中每一個人都是「經濟人」，也就是「理性人」，都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他們認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暗中引導人們各得其所，結果使每一個交易者在市場秩序的安排下，既能增加個人利益，又能增加公共利益。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斯密教條」。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界，不少人始終維護「理性人假設」，認為這樣就能使經濟繁榮、社會穩定。
市場競爭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矛盾，甚至發生衝突。但古典經濟學以及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把衝突當作例外，是短期現象，因為交易者誰都不希望市場秩序被破壞，否則誰都沒有好處。這樣的想法被認為是「理性人」遵守的原則，沒有人願意違背它。
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市場不斷擴大，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多，企業和勞工之間的衝突也會越來越頻繁，市場的不和諧出現了，而且經濟的忽冷忽熱成為慣例，從而，「理性人」假說失靈了。這種情況導致了市場的失靈，使交易者陷入困惑之中。
於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不少交易者轉而傾向於「次優選擇」。「次優選擇」是指：既然最優是不現實的，不如退而求其次，交易者們相繼不再繼續堅持「最低成本」「最大利潤」的理念，而傾向於「次優選擇」。「經濟人」或「理性人」假設讓位於「社會人」或「現實人」的假設，「次優選擇」成為一種自保措施。
在消費領域內，信息越來越多，誰能掌握如此數量的信息？時間不允許，財力也不允許，從而對「較小遺憾」的追求替代了對「最大滿足」的追求。
在投資領域內更是如此。投資領域內，誰能掌握那麼多信息？誰能在搜集到全部信息後再作出決策？不確定性太多了。投資者不應當停留在「理性人」的框架內，而必然會傾向於成為一個「現實人」。這就是：在同市場競爭對手較量時，要留有餘地，不要搞得太緊張。「理性人」的觀念可能起源於18—19世紀，至多可以延長到20世紀前半期。「現實人」的觀念從20世紀後半期起就已漸漸處於上風，21世紀肯定是「現實人」的世界而不是「理性人」的世界。
由此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在消費領域內還是在投資領域內，「理性人」讓位於「現實人」是必然的，而且這越來越被事實所證明。
那麼，「現實人」最關心的是什麼？不是「理性人」所堅持的「獨贏」，而是同「次優選擇」並存的「眾贏」「共贏」。
具體地說，「現實人」的信條就是和解：與其同對手硬拼到底，不如各自後退一步。硬拼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是「雙輸」。而和解的結果，是合作，是雙贏。和解的結果可能是多樣化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一切因事而異，因地而異，因大形勢而異。換言之，和解是鬥爭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由「現實人」（而不是古典學派所推崇的「經濟人」或「理性人」）堅持的和解，主要有以下四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在發生市場糾紛或矛盾時，強勢的一方給弱勢的一方保留一個生存、生產經營、活動的領域，彼此相互信任，共同遵守談判的成果。
第二種做法：強勢一方把弱勢一方作為合作夥伴，幫助後者改進技術和融資，幫助後者培訓技工和管理人員，以便生產新產品。這樣，弱勢一方不僅能生存下去，而且視強勢一方為合夥者，它們之間的市場糾紛也就消失了。
第三種做法：強勢一方擴展為一個集團公司，幫助弱勢一方成為集團公司的成員。這樣，弱勢一方不僅能生存下來，繼續發展，如果再出現糾紛，還可以在集團公司內部協商解決。
第四種做法：如果雙方勢均力敵，那麼可以通過協商，訂立協定，劃清業務邊界，彼此和平共處，互不違約，直到形勢變化。
綜上所述，雙贏的核心是雙方作為「現實人」，都接受和解，雙方都能滿意，從而都有前景。
這表明，市場競爭中的糾紛和矛盾，是可以化解的。「經濟人」或「理性人」越來越讓步於「社會人」或「現實人」，這就是市場的趨勢。
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對我們來說，學習西方經濟學近三百年來的演變歷史，不僅有利於我們能較深入地了解西方經濟學說是怎樣一步步變化的，而且還有利於我們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學說體系的認識。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建立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同時也需要了解西方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概況，以及這些國家所遇到的和力求解釋的新課題。馬克思當初寫作《資本論》時，閱讀了多少種包括重商主義、官房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從而不僅堅持了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並予以更加清晰的解釋，而且還創造了剩餘價值論。馬克思在創造剩餘價值論的過程中還寫下了《剩餘價值學說史》這樣一部著作。可見，對經濟學說史的評介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於實踐，由實踐賦予活力和新的內容，並由實踐來檢驗。換言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釋和新的論述，這要求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推向前進。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人民在農村所進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製試驗，以及在此基礎上推進的土地確權、土地流轉、新型合作制、家庭農場制和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的試驗。中國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使農村面貌一新。這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也是中國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道路提供的經驗，難道不值得繼續探討嗎？
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傳統發展方式，即數量型和速度型的發展方式，追求的是高速增長，甚至超高速增長，並認為這就是中國國情。其實，這是不利於中國的發展的：效率低下、資源過度消耗、環境生態破壞、結構失調、某些行業產能過剩，而短板行業則一直未能補上。為此，我們必須深入認識中國的國情，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著手從數量型和速度型的發展方式轉變為效益型和質量型的發展方式，將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實行結構調整，創新驅動，補齊短板，調動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的動力和活力。要知道，發展方式的轉變是重中之重，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第三個明顯的例證是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著一場人力資本革命。這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大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變化。人力資本革命大體上在三個領域內有較突出的表現：一是外出農民工中有不少人回鄉創業。他們已外出務工多年，結識了一些朋友，學會了某些技藝，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懂得了市場運作，於是紛紛返回家鄉。這樣，既與親人團聚，又可以投身於養殖業、種植業或手工業，或者辦起了小微企業，並通過職教方式充實自己的知識，精通自己的技藝。二是不少年輕人，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年輕教師和研究人員等，都投身於創意、創新、創業的大潮中，他們正在不斷學習，不斷參加新產品或產品新功能的研究，同時，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關心這些年輕人的創意、創新，支持他們的研究成果，使自己受益。三是一些大學畢業生，自願到農村去，同家庭農場主、合作組織的領導人訂合同，加入農業技術推廣、普及工作，並為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作貢獻。有人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耗盡了，中國的改革紅利已經枯竭了。這些人實際上不了解中國。事實表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正在不停地發展，並為新的人口紅利、新的改革紅利的登場創造條件。
我以為，歷史是需要不斷總結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不會止步於今天。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者牢記著「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一定會讓社會主義經濟學繼續發展壯大。
（作者：厲以寧 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