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人們用於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當這種等價物成為人們生存和發展愈來愈不可少的對象物時，就會形成相應的貨幣觀念，並愈來愈成為影響人生存、發展的觀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
既然貨幣和貨幣觀念成為影響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麼這種影響也會波及作為情感（包括溶化於情感中的觀念意識）的語言藝術表現的文學領域，即貨幣觀念的變化也當引起文學表現形態的變化。
然而，貨幣觀念與文學表現形態之間的關係究竟怎樣，卻是至今尚未明了的問題，又是研究文學不可視而不見的重要問題，至少是探討文學史現象的一種視角和方法。
「貨幣上的文學」
一
「貨幣觀念」在本文中特指古代中國人在獲取、使用、保存貨幣時所持有的對貨幣的諸如獲取的難或易、使用中價值的增或減、錢是死的抑或活的等世俗的體認，是存活於生活層面的世俗的貨幣觀。
這種貨幣觀雖不同於馬克思對貨幣的價值尺度、交換手段、貯藏功能等屬性的形而上的經典把握，但在其世俗化、生活化的觀念形態裡卻包含著上述屬性；
而且這種世俗的貨幣觀念直接影響人們的消費觀，進而影響人們的人生價值觀、審美觀，並最終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形象、故事和藝術表現之中，從而形成相應的文學表現。
本文正是從這種貨幣觀念入手探討貨幣觀念的變化與文學表現間的關係。
一定的貨幣觀念生成、依附於一定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生產與交換方式改變後，貨幣觀念方隨之變化。
貨幣觀念的變化也就成為文學變化的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將中國古代文學分為「農耕文學」、「商業文學」兩個階段和類型，是基於中國社會商品交換發展的歷史形態所引起的文學發展的歷史形態的事實。
而將中國古代社會商品交換發展的形態劃分為農耕經濟與商品經濟兩個階段，則是以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為依據的。
馬克思曾以交換方式為尺度，將人類發展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①]：「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即以人的勞動換取自然之產物。」
這是蒙昧時代，人以採集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貨幣未產生前的自然經濟階段；「以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係（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的）為基礎的分配」階段。
「不管這種統治和服從的性質是家長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交換隻是附帶進行的，或者大體說來，並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不如說只發生在不同共同體之間，決沒有支配全部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這是奴隸制、封建制時代以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為主的附帶式的商品交換階段；
第三個階段則是「一切勞動產品、能力和活動進行私人交換」的社會化的商品交換階段；第四個階段為「在共同佔有和共同控制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個人所進行的自由交換」的社會化產品經濟階段。[②]
第四個階段——「社會化產品經濟階段」是當今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向。
【德】 馬克思 著
而第一階段——採集式的自然經濟階段——紙質的文學尚未產生,故上述兩個階段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
剩下的第二、第三階段不僅大體適應中國古代商品交換發展的歷史化進程，也適應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化進程。
以農耕經濟為主的附帶式的商品交換階段，正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大部分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生產處於支配地位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
而社會化的小商品交換形態則曾在明代嘉靖後期至萬曆時期的一定區域範圍和一定程度上得以顯現。
此後又時現時隱，直至改革開放初期才得以較充分發展。中國文學發展的情形也大體如是。
在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附帶式的商品交換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文學我們稱之為農耕文學，而社會化的小商品經濟活躍時期和活躍地區產生的與其商品觀念相一致的文學，我們稱之為商業文學[③]。
至於對農耕文學、商業文學內涵的闡釋，本文只著眼於其性質內涵的抽象和分析，而不做演變的過程描述。
這不僅是基於篇幅的要求，更基於本文將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型之趨勢作為考察重心的寫作意圖而考慮的。
二
在中國奴隸制、封建制時代所產生的以農耕經濟為主的附帶式的商品交換階段，其經濟的特徵是土地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農耕經濟處於社會經濟的支配地位，
即使是附帶式的商品交換也帶有農耕經濟的特色——進入交換領域的主體物（地租和俸祿）都是以穀物為主體的等價物；同樣人們的貨幣觀念中總是滲透著濃厚的以土地為命的土地生產味道。
在土地生產方式下，人們認為手中握有的主要貨幣形態——穀物和穀物的替代品（紙幣與金屬貨幣）——總是隨著其被使用而減少。
故而形成一種習以為常的貨幣觀念：錢穀是死的，用之則減少，唯有「收」和「守」方可保值。
「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④]
（明）張居正 著
故而主張通過「障」、「守」、「收」的方法保存其價值。「君章（障）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⑤]
正因此，能守能收者方為智者強者。「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⑥]「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⑦]。
這種錢穀是死的，用之則減少，守、收方可保值的貨幣觀正是農耕文化的貨幣觀。
既然錢穀、貨幣來之不易，用之則減少，那麼在如何消費上就形成了反奢侈、倡節儉的農耕文化的消費觀。
農業生產是靠天吃飯。天有豐年、災年，而在中國（中原）大部分地區是豐少欠多。「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⑧]。
若只顧豐年吃飽，災年就要餓死。「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⑨]
故而豐年須想著災年，有糧時省吃儉用，細水長流。憎惡奢侈的消費觀，將其視為民貧、國弱的根源。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鉓觀望，步行者雜文採，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⑩]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11]
（戰國）荀況 著
這種反奢侈、倡節儉的消費觀本身不僅反映著特定的人生價值觀——以勤儉為美，以奢侈為醜，並由此而影響著人們對義與利乃至善與惡的價值判斷。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2]
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13]
荀子說：「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14]闡明了鮮明的褒義貶利、重義輕利的思想。
桑弘羊的話「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15]則進一步揭示出「重義輕利」的觀念源於「重本抑末」的思想。
因為重本——重視土地生產——可培養好的品格和善的道義；事末——從事商賈經營——則會孳生惡的品格。
署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的《務大》對此有更深層的揭示：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穩重—引者），重則少私義（議—引者），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產復（厚—引者），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受令—引者），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安居之心—引者）；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16]
《呂氏春秋》
「民農」——耕種土地——可培養樸實、穩重、易用（聽話）、少私議、重徙（重家族）、死其處（熱鄉土）等好的品格；
「事末」——經商——便養成不聽令（不聽話）、不守不戰、輕遷徙（輕家鄉）、遇患遠避（自私）、好智多詐、是非顛倒的惡劣品格。
事末（從事商賈經營）的人往往尚侈奢，所以古人有時也將侈奢視為產生惡劣品格的原壤。
《管子》云：「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17]
桓寬《鹽鐵論》也主張「末修則民淫」「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18]由此可見，與土地生產者尚節儉、反侈奢的消費觀相伴而生的是重義輕利的人生價值觀和重樸實誠信、穩重而輕視邪詐、巧令的文化審美情趣。
從儲藏保值的貨幣觀到反奢侈、重儉樸的消費觀，再到重義輕利的人生價值觀和尚樸實穩重、誠信易用、和家族、戀鄉土的審美觀，構成了農耕文化的觀念層內涵。
這種觀念層內涵的核心是崇尚德禮，其本質是穩定性。它源於土地的穩定性。
「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頹，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獨有田之為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19]
《經世文四編》
土地穩定、久長，無頹敝老死之憂，無價值大幅度地跌蕩之恐懼。百姓的生存可以完全依賴於土地，步不出鄉就可以解決生活必須品。於是以土地為命的農民也就有了熱土難離的濃厚的鄉土觀念。
然而，一輩子居處於一方水土，需要有長處之法、長處之德、長處之作為，需有好人緣、好德興、好名聲。
而性格樸實，處事穩重，與人所交誠實守信，處人下，則易為人用，重禮義，輕錢財小利，無不是長處於一方水土的生活對人品的要求。
由此可見，仁義道德是生於耕種於土地之上者的倫理價值觀，是以土地為命的人追求的生活目標，即德禮崇尚產生於土地生產之上，並具有土地的穩定性本質。
這種農耕文化的穩定性本質，還可從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中見其一斑。
中國古代建立於土地生產基礎之上的政治體制滲透著土地文化（農耕文化）的血液：
強調土地所有者權威的「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之家天下；建立於土地耕種人群——家族——基礎上的祖、父、子、孫輩份等級不可倒置的宗法等級制；
一切權力高度集中於土地所有者——家長——的集權制；與農民祖先崇拜、土地神靈（社稷）崇拜合而為一相聯繫而產生的政教合一等等。
這種政治體制無不體現著土地生產的特性——對穩定性的企求。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是這種體制所企求的最高理想。穩定性是其內在的本質屬性。
許建平 著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政權的形式雖然曾發生種種變異，但對穩定性的追求非但未有改變且愈來愈走向強勢。
中國古代思想也因孳生於土地生產之上而帶有濃厚的農耕文化的色彩和穩定特性。
其最鮮明、突出之表現有二，一是普遍的禁欲主義。
中國的思想家，無論哪一派，都承認食色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時也都主張縱慾是非善的，只有克制非理性的欲,才能達到善或得道的境界。
與之相聯繫，將善視為人的本性而追求善道的道德本體論便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又一鮮明而突出的特徵。而中國古代思想的這兩種特徵皆源於土地生產方式。
禁慾的思想源於錢來之不易、並隨使用而減少的貨幣觀念；源於由此貨幣觀念而誕生的節儉的消費思想；源於保持家庭（包括子嗣傳承）穩定的婚愛觀念和禮法制度。
而以道德為本體的思想，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是土地的穩定性，土地生產人群組織——家族——穩定性的社會要求的結果。
中國古代的思想雖然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需要而發生許多變化，但以德禮崇尚為核心的禁欲主義和道德本體論所體現的穩定特性並未發生根本變化。
清乾隆廣州手繪農耕商貿圖（局部）
農耕文學在以文學形式表現農耕文化觀念時，體現出其特有的以德禮為核心的穩定性。
這種穩定性的表現，大體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層面：道德人格的追求。尊崇明君賢聖，斥責昏君奸佞；愛慕忠臣義士，鄙視薄行小人；
喜誠信穩重，恨奸詐輕浮；喜廉潔忠直，恨貪婪狡猾；喜寬厚和睦，厭量小好鬥；重農抑商，重德輕利；憐貧厭富，扶危救困；倡節儉，杜鋪張；慕白頭偕老，悲朝三暮四；懲惡勸善……等等。
第二層面：由德禮的內聚力與情感的外張力所構成的矛盾的結構形態。
諸如：忠與奸的鬥爭，理想與現實、個體與群體、情與理的衝突等。
儘管這些矛盾衝突在不同時代不同作品中有著形態各異的表現，卻歸結於一點：發乎情，止乎禮義。
具體說來，外張之情與內斂之禮義間的關係呈現為如下情態：
文學作品中所表達的情感或源自於對卑劣人格與汙濁精神的憤慨，或對於官場爭鬥的厭倦而嚮往山水自然的閒適，意在恢復、維繫高尚人格與理想境界（如屈原之《離騷》、陶淵明的田園詩、王維、孟浩然之山水詩）；
或強烈情感形成的巨大張力，霎時間有突越理性界線的趨勢（如李白《行路難》之類詩、韓愈《進學解》之類文、《水滸傳》之類小說）；
強烈的情感衝擊力在心裡經過種種衝突、造成一陣陣苦痛之餘，在德禮的城垣邊上兜來轉去，慢慢沉寂下來，其對於道德禮義的依附性遠大於其向外的張力與破壞性（如杜甫詩、蘇、辛詞、關漢卿劇）；
文學作品中的情感總是沿著農耕文化的價值主線──崇尚道德禮義──而上下波動著的。
第三層面為審美層次：尋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溫柔敦厚，同光和塵、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
我們稱這種以禮義為精神內核、依附性大於外張力、追求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顯示出平和厚重、穩定性的文學為農耕文學。
三
社會化的小商品經濟階段是土地生產方式轉向手工業生產方式，由生活必須品在自給自足不能完全滿足後靠部分商品交換獲得，轉向在城市完全依靠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的階段。
「一切產品、活動、關係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東西相交換，而這第三者又可以無差別地同一切相交換。」[20]貨幣已成為人們致富的欲望本身。
這種經濟形態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雖也有過緩慢的浮現但主要集中地出現於明代嘉靖後期至萬曆年間商業十分發達的城市（如杭州、蘇州、揚州、南京、臨清等）和一些因自然條件貧脊而普遍外出經商的商業家庭居住區域（如晉商、徽商等居住區域），出現於從經營土地生產轉向於主要從事於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的市民階層。
（明） 杭州市井圖
儘管如此，儘管就全國範圍來說，土地生產和土地所有制仍然處於支配地位，但市民們的貨幣觀念、消費觀念、人生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已經發生了明顯轉變，
且其影響的範圍遠超出他們生活的區域而變成具有更廣泛意義的文化、文學現象，乃至成為領時代之先的社會思潮。
明代自嘉靖後期至萬曆初年，在貨幣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
一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大學士徐階上書皇帝，請求停止寶源局鑄銅錢。南京、雲南每年所鑄一萬文銅錢僅供皇帝賞賜之用，而將每年二萬八千兩鑄錢之銀，用之於官俸開支，使官俸一律用銀代錢[21]。
二是萬曆九年首輔張居正正式在全國施行「一條鞭法」，賦稅徭役「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22]由徵糧、錢、銀改為一律徵銀。
前者使主要的消費者──官吏──投入市場的貨幣全是銀子；後者以白銀兌付賦稅徭役，迫使從事土地生產者將大批的農產品通過市場轉換為白銀。
這兩件事的歷史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促成中國貨幣質態完成了由賤幣到貴重金屬的歷史轉化[23]，貨幣的白銀化初步完成；
而且更重要的是賦稅徭役的白銀化，迫使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在一定程度上趨於與市場聯姻和部分商品化，並最終促進城市以白銀為主要媒介的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
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市民的貨幣觀念也隨之發生歷史性的轉變。
這種轉變突出表現於兩個方面，其一，貨幣的職能發生了新的變化，白銀貨幣不再是充當體現農產品價值的附屬物，而是成為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具有了萬能的功能。
「天下之賴以流通往來不絕者惟白銀為最。蓋天下之物，無貴賤，無大小，悉皆準其價值於銀，雖珍奇異寶莫不皆然。」[24]
明代嘉、萬時期的皇族後裔朱載堉，用詩詞形式表達貨幣無所不能的萬能屬性：
「有你時肥羊美酒，有你時緩帶輕裘；有你時百事成，有你時諸般就。……有你時人人見喜，有你時事事出奇，有你時坐上席，有你時居高位。」[25]
貨幣可以衝入諸多領域，說明商品化的領域迅速擴大，於是金錢也隨之成為影響人的情感和精神領域的主導物。
其二，白銀貨幣在商品生產、交換中獲得，在生產、交換流通中增值。
明代萬曆間的張瀚在追述自己祖上發家史時，記述了由白金一錠而增至數萬金的一段經歷：
一夕歸，忽有人自後而呼，祖回首應之，授以熱物，忽不見。至家燃燈燭之，乃白金一錠也。因罷酤酒業，購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備極精工。
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26]
從「計獲利當五之一」的記載觀之，張翰的這段文字當非憑空杜撰，由「白金一錠」最終至「數萬金」，實是來自錢的生產與流通過程。
（明）張 瀚 撰
這一投入再生產而獲得增殖的增值貨幣觀在此前是未曾見到的。
且與此前的貨幣是死的，隨使用而減少，收、守方可保值的貨幣觀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貨幣觀。
與這種貨幣觀念相聯繫，人的消費觀念也由節儉的消費觀更多地轉向奢侈的消費觀，從而形成尚奢的社會時尚。
天啟《衢州府志》記一州消費時尚之變化云：
吾衢之俗，素敦儉樸，良由地之所出，既無山珍海錯，亦無珠玉錦綺，故夏衣薴，冬衣綿，鞋與襪不皮則布，膳止羔豚，飲止家釀，出入以步，行百裡者不用輿馬。自成、弘以前，家殷人足，有積穀數千石者，有積鏹數千緡者。近自隆、萬以來，習為奢侈，高巾刷雲，長袖掃地，襪不氈而羢，履不素而朱，衣不薴而錦綺，食不雞黍而炊饌玉。[27]
不只是在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領域大倡奢侈之風，在情感領域、信仰領域、娛樂領域等一切可以消費的領域無不盡情、快樂地揮霍。
「及至隆慶，所好靡靡矣。……曩者燕市，夏屋樓觀，重縷連鈴，貴人造佛寺，渴泉飛山，佛身純金，七寶鋈渥。
中人燕享，水陸區殫，後軒美人曳縞紵，秣陵之谷袀於中單，秀水機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東西樂部倡家，樓閣通天，乳煎鏤蛤，冬果春蔬，棄之如遺，賞賜動以千計，三正元會，酺樂燈火，奧若連山，狀於六鰲，生花舞鳥，閉機其中，舉火樹者萬萬計，荊揚估船，日夜集於大市，而今安有之？」[28]
與由倡節儉到崇奢侈的消費觀念變化相伴生的是人生價值觀的變化：這一變化的內容大體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由熱土戀家的重遷徙轉變為四海為家的輕遷徙。
明代中葉後，由於商業的發達在全國出現了一批商人集團，如徽商、晉商、秦商、閩商、江西商人、寧波商人、洞庭商人等。
這些商人皆重利、輕鄉、樂遠徙，外出經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不歸。徽州「賈人娶婦，數月則外出，或數十年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識者」。[29]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30]
（清）顧炎武 撰
其二，由歡喜穩定誠篤，轉為樂於冒險、好巧智。
徽人外出經商多為風險很大的貸本經營，「一朝劫而奪之，如田陸而沉於海矣，且實非其田也；一朝而劫奪之，而無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31]海外經商更是如此。
「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歐脫之地」。
經商闖天下，意在錢利。在外玩錢的生意，需巧心惠智，誠實穩重則在其次。
「故南昌為都會……多設智巧，挾技藝，以經營四方」。[32]
嘉靖時無錫富商安國靠巧智──居奇──而致富。[33]
不少鄉裡「裡中無老少率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34]
「塾厚儉樸」不諳世風者，遭到時人的譏諷嘲笑。
（清·康熙） 《無錫縣誌》
其三，貨幣（金錢）不僅成為衡定一切物的價值的標準，也成為評定人的價值的尺度，金錢崇拜取代了禮義道德崇拜，重德輕利變為先利後德。
在集體場合排座次，不是以年齡長幼輩份和地位高低為序，而是以金錢的多少定座次。
「真州諸賈為會，率以貲為差：上賈據上座，中賈次之，下賈侍側」。[35]
以德為本的讀書人對此現象給以辛辣的嘲諷：「人為你跋山渡海，人為你覓虎尋豺，人為你把命傾，人為你將身賣。」
既然為金錢可以犧牲身體、性命，那還有什麼比金錢更為重要的呢？
「人為你虧行損，人為你斷義辜恩，人為你失孝廉，人為你忘忠信。」[36]
作為農耕文化的最高價值的忠孝信義廉恥在金錢的追求中失去了往日的輝光。
（明）汪道昆 著
其五、群體意識和等級觀念轉變為金錢衡量一切的個體意識和平等觀念。
在等量貨幣面前人人平等，「賣油郎」也可夜嫖「花魁」；[37]商人沈洪覺得自己並不比讀書人王三官差，「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38]
農耕文化中不可逾越的地位、等級被貨幣的天然職能擺平了，故而佔有貨幣的商人平民，可與官吏權臣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中一爭高下。
「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飲食器用及婚喪遊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採鮮、合饗、郡祀，與富者鬥豪華，至倒囊不許焉。」[39]
商業文化人生價值觀的上述四項內涵（輕遷徒、好巧智、樂冒險、重利輕德和個體平等自由意識）的共同本質是不安於現狀、意在打破某種框囿的樂變性。
這種樂變性來自於金錢的交換、流通的本能；來自於錢「喜動不喜靜」、在流通中增值的貨幣觀念。
是這種貨幣觀念影響人的奢侈消觀念，最終滲入人的價值觀的結果。
總之，商品生產與交換方式的變化，引起人們貨幣觀念、消費觀念、人生價值觀念的一系列的變化，正如馬克思說的「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40]
體現出與穩定性的農耕文學所不同的尋新求變的商業文學精神。
（明）馮夢龍 編撰
四
明代中葉之後，文學平俗化的趨勢加劇，並在平俗化過程中，開始出現了貨幣觀念、消費觀念及人生價值觀念由農耕文學向商業文學轉型的文學作品：
抒發快樂消費觀念、表達暢意與真情的詩歌，如唐寅、祝允明的詩（《金粉福地賦》、《閶門即事》、《桃花庵歌》、《大遊賦》、《和陶淵明飲酒詩》）；
王世貞「擬古樂府一百八十五首」中的直面男女情慾的情詩；金鑾、馮惟敏歌唱男歡女愛的散曲兒、民歌，如《鎖南枝》、《山坡羊》、《掛枝兒》等。
明中葉表現大膽衝破男女禁欲主義的戲曲，如馮惟敏雜劇《僧尼共犯》、徐渭雜劇《玉禪師》等；善寫渴望平等自由、敢於探險、善於挑戰危難和長於描摹變幻的《西遊記》等長篇小說。
而因以市民生活特別是以貨幣為命的商人生活為描寫對象的市井小說（如《金瓶梅》、《醒世姻緣傳》和《三言》、《二拍》、《型世言》、《歡喜冤家》、《醉醒石》、《剪燈新話》、《石點頭》、《西湖二集》、《情史》等小說集中的大量作品[41]）表現商業文化的價值觀念尤為普遍而集中、細緻而逼真，故本文以它們為論述中心，探討貨幣觀念的變異對於文學走向所產生的歷史性的深切影響。
（明）馮夢龍 編著
明代後期的市井小說通過人物形象的書寫，表現出錢喜流動且在流動（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增值的貨幣觀念。
馮夢龍《醒世恆言》第十八卷《施潤澤難闕遇友》描寫蘇州一位機戶偶然拾得一包銀子，遂萌發使銀子生財的設想：
行不到半箭之地，一眼覷見一家街沿之下，一個小青布包兒，施復趲步向前，拾起袖過，走到一個空處，打開看時，卻是兩錠銀子，又有三四件小塊，兼著一文太平錢。把手攧一攧，約有六兩多重。心中歡喜道：今天好造化！拾得這些銀子，正好將去湊做本錢兒。連忙包好，也揣在兜肚裡，望家中而回。
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家中見開這張機，盡夠日用了。有了這銀子，再添上一張機，一月出得多少，有許多利息。這項銀子，譬如沒得，再不要動他。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再添上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時造什麼房子，買多少田產？[42]
機戶施復設想錢再生錢的方法有兩個：
一是揀來的銀子投入再生產，「再添上一張機」可獲得很多利潤；
一是原本不動，將銀子生的利息投入再生產，一年後，可「再添上一張」機，又得很多利潤。
這樣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即六兩多銀子十年後便增值至千金。
萬曆本
《金瓶梅詞話》第56回「西門慶賙濟常時節」，寫應伯爵與西門慶的一段對話,將貨幣喜動不喜靜的本性講得更明白。
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43]
這段對話，不僅進一步揭示出商人心中的貨幣是「好動不喜靜」、「天生應人用」的本質與農耕文化的錢來之不易、隨使用而減少、惟有節、貯方能保值的貨幣觀念已有本質的不同，
而且更深一層地闡釋了「天生應人用」的兩種方式，一是輕財好施，救人於危難；二是錢能生錢的增值投資。
無論哪一種在小說中描寫的商人看來都是生財之道。
前者是善有善報，「至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地增的多了」。
如《施潤澤難闕遇友》將拾得的銀子交還故人，不但「養蠶大有利息」，織布也不幾年，「就增上三四張綢機」，還能化災為祥，買賣越做越大。
《劉小官雌雄兄弟》中老漢劉德，「平昔好善，極肯周濟人的緩急，凡來吃酒的，偶然身邊銀錢缺少，他也不十分計較」。後來拯救兩個危難中的孤兒，家業大興。
明後期市井小說出現了一大批描寫這類輕財好施者而得善報，慳吝、苛刻者必遭惡報的小說，足以說明這種貨幣觀念的普遍性。
至於後者對錢在商品生產和交換中增值的描寫更為細緻生動。
（明）馮夢龍 編著
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十五《徐老僕義憤成家》中寫50多歲的阿寄，在江蘇、浙江之間往來，販賣漆與米，短短幾個月內，來往五次，就由12兩的本金增至2000餘金；
凌夢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疊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以十兩銀子為底金，做了藥材、彩緞、白布三筆生意，資本競增至4000多兩，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銀子；
《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在情場、商場、官場投入資本，獲得的利潤也相當可觀。
請看下面的幾組數字：藥鋪原投資1000兩，最終為5000兩；典當鋪投資為2000兩，最終為20000兩；絨線鋪投資500兩，最終6500兩，綢鋪投資2000兩，最終為9000兩（包括被來保、韓道國拐走的近5000兩貨物）；段子鋪投資5000兩，最終為50000兩。五個鋪子淨賺80000萬兩。
幾年間，西門慶就由原來一個生藥鋪，價值不過1000兩，驟增至10萬兩，成為巨富。
而這10萬兩銀子的家資正是從交換（錢貨交換、錢權交換、錢色交換）中獲取的利潤。
他所說的貨幣「好動不喜靜」、「天生應人用」指的是用於商品交換，在金錢的流動（交換）中獲得巨額利潤。
不單是西門慶，小說中其他人物也持這樣的貨幣觀。如第7回，張四舅說西門慶家「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
孟玉樓卻回道：「常言道：『世上錢財淌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44]」
戴敦邦繪·孟玉樓
孟玉樓的話「世上錢財淌來物」，「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與西門慶的「好動不喜靜」可作對觀，進一步證明錢那東西「好動不喜靜」的貨幣觀念在市井小說中的普遍流行。
持這種錢能生錢、積攢有罪的貨幣觀的人，往往不讚賞節儉、吝嗇，而是崇尚奢侈、快樂消費。
由多掙少花的節儉消費觀轉向能掙多花的快樂、尚奢消費觀──這是明代後期市井小說所體現的農耕文學向商業文學轉變的另一文化內涵。
既然商人的錢來得相對容易，且有「喜動不喜靜」、「天生應人用」的本性，而人的天性又愛花錢享樂。
沒有條件自不必說，一旦手中的錢多起來，便不免悅色娛聲，眠花籍柳，構堂建廈，嘯月嘲風。
甚至要跟貴人比高低，在交往上花錢「散漫」、豪氣大方，在衣著日用方面是無視等級，不顧忌「僭妄」地競豪奢。
《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從五品）上任那天，竟繫著朝廷大員王招宣的「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價值連城（第31回）。
小說第15回「佳人笑賞玩燈樓」，寫西門慶幾位妻妾越級的豪華裝束，招來市民一番「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的議論。
（明）凌濛初 著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寫徽州一位姓程的「朝奉」。
「這個程朝奉擁著巨萬家私，真所謂飽暖生淫慾，心裡只喜歡的是女色。見人家婦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計，必要弄他到手才住。隨你費下幾多東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為主」。
就連整日挑著擔子賣油的秦鍾，「不過日進分文」，也想享受一下名妓的滋味，期望嫖一夜花魁娘子，「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
當他為這一夜付出了幾百個日夜的代價，將要走進那個富貴風流地時，則見他「置下鑲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薰」儼然「是風流好後生」。
幾天無米下鍋的常時節，一旦借得12兩碎銀，僅一次買衣服就花掉了六七兩(《金瓶梅詞話》第56回)；宋惠蓮有了體己錢，便指使丫環小斯買瓜籽、花粉、首飾（《金瓶梅詞話》第22、23回）。
王六兒自從與西門慶往來後，買丫環，添家什，置房屋，煥然一新，令街坊鄰居側目。（《金瓶梅詞話》第37回）他們所追求的是奢侈消費，快樂消費。[45]
蘭陵笑笑生 著 《金瓶梅詞話》 人民文學出版社
明代後期市井小說所表現的農耕文學向商業文學轉變的第三種內涵則是小說中人的價值觀念由以德禮為中心的重德輕利，轉向了以「金錢崇拜」為底色的重利輕德，是實際利益的入主與道德觀念的淡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疊居奇程客得助」中描寫徽州人的風俗：
「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
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
在這裡錢利成為衡定人的標準。
而《倒運漢巧遇洞庭紅》描寫波斯商人請客排座次也是以錢多少定先後，「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就送在先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去，不論年級，不論尊卑」。
西門慶結交的「十兄弟」的排序，依據的不是身份地位，不是年齡長幼，而是金錢的多少，「眾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第11回）：
以金錢為命的商人，對貨幣作用的理解更有著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對金錢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擁有金錢就是擁有一切，就是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
戴敦邦繪 ·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吳月娘勸他「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也好。」西門慶大覺逆耳，說她的話是「醋話」，隨即便有一連串反駁：
咱聞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57回）
這段文字是西門慶在發脾氣時說出的「沒遮攔」的掏心窩子話，也是他人生觀的自白。
在他看來，天地間最有用的不過金錢二字。金錢把佛、神、人拉向平等，有了錢，高不可攀的嫦娥、織女、西王母女兒等也可在其掌握之中。
這聽起來是一番「浪話」，而事實上西門慶在日常生活中的確表現出有錢者目空一切的傲氣和不斷佔有更高貴女人的「雄心」。
如對兜攬東平府二萬兩買古玩的買賣時少見的自信、狂妄（第78回），以及一心想佔有六黃太尉侄女兒藍氏和何千戶娘子的「痴心」(第77、78回)等。
西門慶這種傲氣和狂痴，來自於有錢可使鬼推磨的「金錢至上」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在小說中還有更具體充分的表現，常時節得了西門慶借給他的12兩碎銀，便在妻子面前盛氣凌人，對著銀光閃閃的銀子，發出了一番無限崇拜的感慨（第56回）；
孟玉樓改嫁時，面對有權有勢有功名、前程遠大的尚推官的兒子尚舉人和「刁鑽潑皮」、「眠花臥柳」、品德有虧的商人西門慶，她不顧張四舅的苦苦相勸，毅然選擇品德有虧的商人。（第7回）
說明孟玉樓心理的天秤倒向金錢一邊，而放棄了選擇地位與道德。這種親商疏官、重錢輕德的觀念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尚未見到過。
戴敦邦繪·西門慶
農耕文化的淡出與商業文化的得主在明後期市井小說中的另一重要表現則是作品中人物對於錢財和情色的無所顧忌的追求，以及由此所體現的以自由快樂為美的生活情趣。
在傳統的禁慾的農耕文化中，「酒色財氣」被視為造成人生之痛苦社會之混亂的根源而力主禁戒，但在市井小說中，卻流行著別一種說法，主張四者為人生不可缺，或認為酒色財氣人人嗜好而難以戒掉。
《警世通言》卷十二《蘇知縣羅衫再合》的「入話」寫杭州一位姓李名宏的才子，在秋江亭壁上看到一首《西江月》詞，單道酒色財氣的害處。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為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萎靡。我如今也做一詞與他解釋，有何不可』」。
遂揮筆寫道：「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合順喜相求，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為仇，持論何多差謬！」
並設想「酒色財氣」化為四個美女相互攻訐，最終將結論變為：「飲酒不醉最為高，好色不亂乃英豪，無義之財君莫取，忍氣饒人禍自消。」
承認「酒色財氣」的合理性，主張掌握一個「持盈慎滿」的度。這在當時算是一個被人們普遍認可的帶有理性色彩的觀點。
然而市井小說所描寫的男女在實際生活中往往並非如此理性，而是傾向於非理性主義，顯示出對道德的無所顧忌和不顧惜一切地追求情慾實現的大膽。
《新刻金瓶梅詞話》
凌夢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中的女主人公姚滴珠，新婚兩個月後，丈夫外出經商，因不能忍受公婆的惡語嫻氣而離家出逃，中途被人拐走，當拐騙者將她介紹給另一位姓吳的商人，她便喜歡那清靜的房舍、舒適的生活。
遂不顧惜名節，高興地答應做那商人的外室，過快樂的日子。[46]《吳衙內鄰舟赴約》中的女主人公賀小姐只因父親說鄰舟少年的許多好處，便「不覺動了私心」，「左思右想，把腸子都想斷了……恨不得三、四步走至吳衙內身邊，把愛慕之情，一一細罄」。
最終不顧生死的她將吳衙內藏入舟中，成就了美事。[47]《通閨闥心堅燈火》中的羅惜惜與張幼謙青梅竹馬，自小相愛，長大後幾次相約偷期，後因藏在女方密室內日子長了，張幼謙有些膽怯。
羅惜惜卻說：「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盡著快活，就敗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麼？」[48]
在明後期的市井小說中，這種追求對於女性來說多限於情愛生活，對於男性來說多表現為對錢財的熱望，想在錢財的消費和情愛的佔有中獲得自由快樂。
正是這種價值觀與人生情趣，滋生出了一大批以追求男女性愛為描寫對象的豔情小說、財色小說。
商業文化的「求新尋變」精神在明代後期的市井小說中呈現兩個層面的展開。一是書中人物不安於現狀的求新尋變意識。
《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趙春兒重旺曹家莊》中的趙春兒嫁得風流浪子曹可成。這曹可成將父親萬貫家產揮霍一空，流落街頭。
每到難以生活下去，趙春兒便出錢資助他。他卻見錢忘苦，銀子到手就花個精光。趙春兒卻並不灰心，一心要幫丈夫重振家業，經幾起幾落終於改變了丈夫的散漫性子，煉就他的吃苦、上進心。
丈夫最終官至一方太守，家業復興。《初刻拍案驚奇》卷八《烏將軍一飯必酬》的「入話」寫寡母揚氏教導侄兒王生外出經商。
每次拿出上千兩銀子購得貨物，不料接連三次被水盜搶劫一空。但楊氏百折不饒，毫不灰心，最終獲得成功，「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49]
戴敦邦繪·李瓶兒
《金瓶梅詞話》中的女性形象，除吳月娘外，沒有一位是安於現狀的，她們總是在不斷地尋找改變生活的新途徑。
李瓶兒擺脫花子虛、寄身於西門慶；當改嫁西門慶受阻後，又委身於蔣竹山；驅逐蔣竹山，再投入西門慶懷抱，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強烈的性愛生活的願望。
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龐春梅在受寵於西門慶、得愛於潘金蓮、投身於陳經濟、轉嫁於周守備的人生歷程中，最終實現了由婢女到夫人的跨越。
而孟玉樓的兩次改嫁更顯示出一位女子尋求新生活的膽識與智慧……。所有這些，正是對明後期市井小說所表現的尋求新變意識的最好註腳。
其次是明後期市井小說在表現形式上趨向於生活化、平俗化、個體性、真切性與詩性化描寫的新變化。生活化指作者將描寫人們追求財色的生活內容作為小說敘述的主體。
錢財與男女情色不僅成為作家筆下的主要故事，而且成為小說人物活動的目的與動力，成為小說人物的心靈世界、性格內涵和種種矛盾糾葛的原壤，成為他們喜怒哀樂愁種種情感生發的情源，成為一部小說鮮活的血液。
明代後期家庭小說、豔情小說和財色小說的大量出現，便是最好的證明。將「財、色」作為敘事的視角一般會帶來小說表現的平俗化。
「平俗化」是貨幣——文化的必然產物。貨幣「作為衡量社會經濟價值乃至個體價值的標準，以客觀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導向滲透經濟、文化和精神生活。」[50]
【德】西美爾 著
這種滲透是通過交換來實現的。貨幣在交換中體現出了它特有的等價性質，從而使一切商品在等量貨幣面前一律平等。
「貨幣使一切形形色色的東西得到平衡，通過價格多少的差別來表示事物之間的一切質的區別。」[51]
「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質迵異的事物，質的差別不復存在。」[52]
正因它具有抹平所有事物質的差別的功能，所以極易將社會形成的尊卑貴賤之等級通過交換而拉向平等，同時也將高貴典雅的文化在商品經濟環境下拉向平等化、平民化、通俗化。
平俗化在明後期市井小說中直接表現為由英雄式敘事到市井商民式敘事，形成英雄文學高潮時代的結束，市井商民文學時代的到來。
敘事文學中的主角——帝王將相和英雄——漸漸淡出中心，聚焦於一個被農耕文學長期鄙視的商人家庭和經濟城鎮中的市井商民，從此開拓出了市井商民敘事文學的新時代。
再者，人物形象的性別由男性群體為主角更多地轉向女性群體，開啟了描寫女性生活的文學新時代。
平俗化的核心是平等意識，而平等意識又是個體意識覺醒後的自然要求。
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市鎮，個體與他人之關係由商品交換規定著，交換本身首先是為了滿足持幣者個體的願望，在滿足個體願望的同時也滿足了他人（商品的生產者與流通者）的願望。
在這裡個體是第一位，他人是間接的第二位的。正是這種普遍的個體間的商品交換所產生的個體居先的價值觀念，悄悄地改變著從事交換者的價值觀，並最終體現於敘述者將個體置於關注的核心，個體不再是敘事的導具，而是敘事的內核、靈魂。
人物的內心世界被鋪展、放大，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多維性被鮮活地展示出來。
敘事的個體性的結果，使得小說的敘事走向細膩、真切。不僅故事由粗線條勾勒到精筆細描、細節連貫鋪展，俚語、俗語、歇後語納入文本語言，構成了白話語言的歷史性地變革，由寫英雄漢子之壯語到寫閨房之俚語、脂粉語，更接近生活話語，豐富鮮活而更富於表現力。
出現了一批如《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等用方言寫作的方言小說。與市井小說的生活化、平俗化、個體化、真切性相伴而生的是小說敘事、抒情、寫意的手法更加豐富多彩。
（清）西周生 著
戲曲、小曲兒、詩詞、酒令、燈謎、笑活等人們生活中常見的抒情、娛樂的文體形式，伴隨貨幣化場景——酒場、茶肆——大量地出現於小說敘事之中，它們大多為寫人物而設，不僅深化了小說的敘事，而且使得小說的表現變得豐贍而富有活力。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明代後期的市井小說並未完全擺脫農耕文化的羈勒和框囿，其所表現的有別於農耕文化的具有商業文化鮮明特色的貨幣觀念、消費觀念、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等是在由勸善懲惡、因果報應的道德框架下而呈現的。
譬如《金瓶梅詞話》作者通過「看官聽說」和回前回中回後的韻文，體現出對書中人物的好惡臧否態度，標示作品有著明確的勸善懲惡的創作意向和善惡有報的因果報應思想。
然而，一方面作品的動人之處，並不在於這些貼上去的說教，而在於人物的生命過程的敘述。
那些動人的敘述洋溢著肯定好貨好色的情利精神，無論是普通的人情還是男女之情，總與利相伴而生滅。另一方面作者也往往賦予因果報應以新的內涵，以報應理論來說明好貨好色情利精神勝利的合理性。
譬如《吳衙內鄰舟赴約》的作者明言：
「說話的，依你說，古來才子佳人往往私諧歡好，後來夫榮妻貴，反成美談。天公大算盤如何又差錯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賣俏，壞人終身名節，其過非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月下老赤繩繫足，不論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53]
即「私諧歡好」、「行奸賣俏」在「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的報應理論庇護下，變得合情合理了。
再者，所謂的報應最終並不能體現惡有惡報的公理。如《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李瓶兒、王六兒、韓愛姐等都有了好的去處——投生於富貴之家。
這表明作者內心對於真情和貨利的嚮往超過道德說教和德禮評判。表明農耕文學中理想式的「發乎情，至乎禮義」的情禮規範已轉向商業文學中立足於財色追求的，發乎情、繫於利益、標示禮義的情利精神。
由以上分析而知，明後期的市井小說通過對市井商民形象的描寫，表現出錢是活的、在交換流通中增值的嶄新貨幣觀。
伴隨貨幣觀念的轉變而轉變的是消費觀念（奢侈、快樂的消費觀）、價值觀（金錢至上、重利疏德的價值觀）、審美觀（以自由、快樂為美的生活情趣）等一系列觀念的變化，並最終導致文學表現趨向於生活化、平俗化、個體性、真切性和娛樂詩性化。
體現出與以德禮為中心、以穩定性為特質的農耕文學所不同的以財色追求為中心，以尋新求變為特質的商業文學精神。
本文作者·許建平教授
[①]傳統的觀點理解為三個階段，而我以為第二個階段是馬克思十分重視和強調的階段，不能從中抹去。現將馬克思劃分後三個階段的話引於下：「一切勞動產品、能力和活動進行私人交換，既同以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係（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的）為基礎的分配相對立（不管這種統治和服從的性質是家長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交換隻是附帶進行的，或者大體說來並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不如說只發生在不同共同體之間，決沒有支配全部生產關係和交往交系）。馬克思提出了「私人交換」有兩個對立階段，前者是「同以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係為基礎的分配相對立」，後者「同在共同佔有和共同控制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個人所進行的自由交換相對立。」即它處於前後二者之間，顯然馬克思劃分為了三個階段。再加上前一「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則為四個階段。
[②]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貨幣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經濟學手稿》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頁。
[③]關於「農耕文學」和「商業文學」的具體內涵，可見本文第二、三節的闡釋。
[④]張居正《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張文忠公集》卷三二五《明經世文編·歲賦出入》，中華書局1962年，第3474頁。
[⑤]管仲《輕重甲》，《管子》卷二十三，見《諸子集成》第5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390頁。
[⑥]管仲《國蓄》，《管子》卷二十二，見《諸子集成》第5集，第360頁。
[⑦]荀況《富國篇》，《荀子》第六卷，見《諸子集成》第2集，第114頁。
[⑧]《逸周書文傳》引「夏箴」。本文引自葉世昌著《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15頁。）
[⑨]《逸周書文傳》引「夏箴」，引自葉世昌著《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15頁。
[⑩]管仲《八觀》，《管子》卷五，見《諸子集成》第5集，第74頁。
[11]荀況《天論》，《荀子》第十一卷《諸子集成》第2集，第205頁。
[12]孔子及其弟子：《論語·裡仁》，見《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第39頁。
[13]孟軻《孟子·盡心上》，《孟子譯註》中華書局1960年，下冊第312頁。
[14]荀況《大略》，《荀子》卷十九，見《諸子集成》第2集，第330頁
[15]桓寬《本議》第一。《鹽鐵論》卷一，見《諸子集成》第7集，第1頁。
[16]呂不韋《務大》，《呂氏春秋》卷26，見《諸子集成》第6集，第331-332頁
[17]管仲《八觀》，《管子》卷五，見《諸子集成》第5集，第74頁。
[18]桓寬《本議》第一，《鹽鐵論》卷一，見《諸子集成》第7集，第1頁。
[19]張英《恆產瑣言》，見《清經世文編·中》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92年，第904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貨幣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經濟學手稿》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09頁。
[21]徐階《請停止寶源局鑄錢》，《明經世文編》卷二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62年，第2551頁。
[22]《食貨志二·賦役》，《明史》卷七十八，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8冊，第240頁。
[23]明代貨幣白銀化的完成過程雖說始於成化、弘治時期，中間經歷一個逐漸演變的漫長過程。嘉靖初年（1522年），明廷規定入庫一律為金銀；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促使白銀貨幣逐漸取代紙幣、銅幣。但貨幣白銀化的完成須是出之俸祿與入之賦稅同時一律用銀方可，而這個完成貨幣白銀化的時段則是嘉靖四十三年至萬曆九年。
[24]靳輔「生財裕餉第二疏·開洋」，《靳文襄奏疏》卷七，見《思舊錄大義覺迷錄》，《故宮珍本叢書》，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059冊，第401頁。
[25]薛論道「林石逸興·題錢」，轉引自《明代歌曲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97頁。
[26]張瀚「異聞論」，《松窗夢語》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105頁。
[27]天啟《衢州府志》中的《民俗志》。轉引自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8頁。
[28]孫承澤「巖麓」，《天府廣記》卷三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9頁．
[29]顧炎武《肇域志·江南》，轉引自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9頁。
[30]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灤陽續錄（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35頁。
[31]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賑》：「金聲與徐按院書」。
[32]張瀚「商賈紀」，《松窗夢語》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頁。
[33]康熙《無錫縣誌》卷二十二「義行」云：「安國，字民泰，性資警，多謀略。居積諸貨，人棄我取，行二十年，富幾敵國」。
[34]崇禎《鄆城縣誌》中《風俗志》。《明代孤本方志選》，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年，第61頁。
[35]汪道昆「潘汀州傳」，《太函集》卷三十四，見《徽學研究資料輯刊》，黃山書社2004年，第739頁。
[36]薛論道「林石逸興·題錢」，轉引自《明代歌曲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97頁。
[37]馮夢龍「賣油郎獨佔花魁」，《醒世恆言》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38]馮夢龍「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60頁。
[39]崇禎《鄆城縣誌》中《風俗志》。
[40]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貨幣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經濟學手稿》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頁。
[41]上述小說集中以商人為描寫對象的作品相當可觀，僅《三言》、《二拍》中就多達60篇，《型世言》7篇，《歡喜冤家》6篇，《石點頭》4篇，《醉醒石》3篇，《西湖二集》、《貪欣誤》各2篇，此外馮夢龍的《情史》、《古今譚概》、《智曩》中也有大量的作品。然就數量集中與描寫細膩生動而論，短篇集未有超過《三言》《二拍》者，長篇小說未有超過《金瓶梅》者，故本文以之為論述中心，兼及其他小說。
[42]馮夢龍「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恆言》卷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60頁。
[43]《金瓶梅詞話》第56回，香港太平書局1982年，第1514-1515頁。
[44]《金瓶梅詞話》第7回，第202-203頁。以下所引《金瓶梅》文字，皆來自於香港太平書局1982年版《金瓶梅詞話》，不再註明，只在文中註明回數。
[45]需說明的是，上述侈奢、快樂消費者有一共同特點都是能掙能花且不傷害人的市民。其區別於只花不掙只知一味吃喝嫖賭的敗家子。因為後者在小說中往往是受到作者譴責的一類人物。
[46]凌濛初「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7]馮夢龍「吳衙內臨舟赴約」，《醒世恆言》卷二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582頁。
[48]凌濛初「通閨闥堅心燈火，鬧囹圄捷報旗鈴」，《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1頁。
[49]凌濛初「烏將軍一飯必酬，陳大郎三人重會」，《初刻拍案驚奇》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頁。
[50]西美爾《現代文化中的金錢》第6頁，轉引自[德]西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譯者導言》，華夏出版社 2003年，第6頁。
[51]西美爾《橋與門——西美爾隨筆集》，涯鴻、宇聲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265-266頁。
[52]西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譯者導言》，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7頁.
[53]馮夢龍「吳衙內鄰舟赴約」，《醒世恆言》卷二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578頁。
文章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中國社會科學》，2007，第2期。《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卷）2007年第7期全文轉載。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