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北平學人訪問記」之社會學家潘光旦

民國北平以文化城著稱，猶如旗下公主，雖然落魄，但底蘊深厚。1935年，《世界日報》決定採訪北平學者，連載於該報的「教育界」版，是為「學人訪問記」。所訪69位學者，文理兼顧，既有文史學家顧頡剛、周作人、沈從文等，也有自然科學家胡先驌、曾昭掄、秉志等，皆為一時之選。

「北平學人訪問記」均為訪問實錄，從學者身世背景到學術研究、社會時事，再至將來計劃，恰似一篇學者的口述小傳。由於「學人訪問記」散見於《世界日報》的故紙堆中，鮮為人知，不僅學界少有提及，即使後世為學人立傳，也罕有引用者。近年由香港嶺南大學張雷整理、編輯，近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北平學人訪問記》，本文即69篇學人訪問記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北平學人訪問記》，賀逸文等著，張雷編，商務印書館2020年7月出版

一、他住在清淨幽雅的清華新南院；因為壞了腿，肋下撐著兩根拐杖

我們的國家現在不再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而所以造成這種敗落情形的原故，自然又是「公婆各有其理」。不過，我們從事實上追求這種原因，也不是很簡單的，更不是因為某一種事故。如果依據優生學的理論講，重要的原因，還是人的關係。因為沒有優良的國民性質，同良善的環境，結果就造成了目前畸形的狀態。這個原因，我想是重要的。

潘光旦氏研究優生學及社會學多年，著論甚豐，歷年在上海光華、暨南、復旦、大夏等大學任教很久。去年北來，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社會思想史、家庭演化、優生學、家庭問題及人才論等學科，對學術界的貢獻甚多。我在陽光和煦的初冬，和同事旦問乘著備一般貴族乘用的汽車，到清華園去訪問他。我們都是久居市廛的人，郊外山峰巒疊，阡陌雜布，松柏成行，倒覺得另是一番風味，不禁地沿途欣賞。到清華大學後傳達處的人，翻開簿子，告訴我們潘氏是住在新南院十一號。因為新南院這個地方在我的記憶中生疏一點，多問了兩句，引起了他的問話，仿佛覺得我們是「老憨」。於是又重出清華的校門，找著了新南院的方向，原來那就是從前首善第九工廠的舊址，去年才被清華改建為教授住宅。一所所的西式房子櫛比著，四周曠野，不啻為世外桃源。雖然那裡住著十戶人家，卻是靜寂得很，無從辨別出潘氏的住宅，我們只得徜徉在這個新的地方，後來在無意之中發現了。

潘氏的住宅是一所朝南的房子，許是冬天的關係，院子裡沒有花草，只是前廊下放著一個圓的小木桌，同當凳子用的黃色玻璃瓦，表現著鄉村的風味。我們被一個圍著圍裙的僕人召進後，依著那個環境的規矩，在甬道裡脫大衣時，潘氏已拄著拐杖出來了。我們照例地打了招呼，雖然大家都是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壞腿，因為那是在人間容易見著的，而是他那和藹的態度。我們談了三小時的話，他總是那樣的和藹，好像充滿了快樂的人一樣。他是一個不很瘦的人，尤其是他面部，更顯得豐滿，不大高的個子，脅下撐著兩根拐杖，也就不顯得了。他的服裝很樸素，一件布的袍子，同一雙布鞋。房間的布置，並沒有因為是西式的關係，而有點華麗。除去了幾件實用的桌椅外，完全堆滿了書籍。他整天或者是更長的時間就在這個環境裡生活著，後來到別的地方去接電話，我所見到的也是樸素同優雅。

我們坐定以後，為得便利起見，首先由旦問給他畫像。我們在這個時間裡，談著各種事情，知道他們所住的房子只收30元的房租，並且一切的科學用具，都很完全。這樣的優渥的待遇，自然是能夠使學者安心地研究。

二、國文程度是在清華時造成的；腿被割後到現在快20年了

首先，我們談到他的經歷。潘氏說他是江蘇寶山縣人，現年36歲，光緒二十五年生於原籍。他的父親鴻鼎，是戊戌年的翰林，與吳雷川是同年的。遜清末年，曾任諮政院議員，改元後曾於陸徵祥任國務總理時在國務院任事。他在那樣的書香環境裡，當然是很早地就讀書認字了。曾經讀過一年私塾，仍是讀「四書五經」一類的書籍。可是沒有做過八股文章，所以他現在還說：「可惜生得太晚了，不然做做八股文也不錯。」據說他現在能夠寫得好文章，私塾並沒有對他有點幫助。當他七歲的時候，便入了縣立的小學，到十四歲的時候，在高小畢業的。畢業後，在家裡休息半年後，便投考清華學堂。那時的清華，還是只有中等科，系由各省民政廳教育司考送的，他便被選中了。在民國二年下半年的時候，北來入清華的。當時的清華對於國學並不很注重，因為是留美預備班的性質。可是他的國文根底，卻是那時造成的。當上國文課的時候，同學們都不注意，教員也是敷衍了事的，他卻在上國文時，總是用心地聽講，而且在暑假的時候，對於國文特別努力，所以現在他自己也說，他的國文程度完全是自修成功的，並且還時常將這些經驗告訴他的學生。清華的中等科本來是八年畢業，他因為腿的關係，耽誤了一年，所以到民國十一年才畢業的。

現在他的腿算是他身體上奇特的地方，因此我請他說明腿被傷的情形。他說那是入清華的第二年，因為運動的關係，腿就發生了毛病，以至於割去，到明年一月十八日，整整的二十年了。當初在學校的時候，年歲尚幼，看見許多同學都能運動，自己也好勝，時常地跳跳蹦蹦，不覺地將膝骨跳壞了。後來兩骨相碰，慢慢地發炎。後來又不知不覺地進去了結核菌，那個地方的病，也加重了。但是仍不知道有很大的危險，僅只找幾個中醫同西醫看看，敷上點普通的藥，但是並沒有效力，而且膝蓋還爛了，於是覺得不能忽視的，到協和醫院去治療。最初，醫生同他本人都想設法保存，不過醫生用了許多的方法，都是沒有希望，最後只有割的一個方法了，因為再要遲延，毒菌升上去，於生命就有危險了，於是便寫信徵求家庭的意見，家庭認為是他個人的事情，不作主張。那時，醫治他的大夫是輝勒，問他是要腿還是要命，因為要命便將壞腿割去了。本來是躺在床上不能動的，割後九天，便能起床行動，精神方面也好得多。不過，他的朋友們覺得他割去了腿，對於他的前途會發生影響的。他自己卻很達觀的，並沒有感覺痛苦，而且後來因為腿的關係，還受了許多的優待同幫助。

三、因為壞了腿到處受優待；留美時專攻優生學同社會學

當潘氏到美國留學，正是歐戰停止不久的時候，許多受傷的士兵時常出現在頭等或車船裡。他坐車時常遇見那些兵士。他們都以為他也是同樣受傷的戰士，所以對於他特別和藹，就是普通人對於他也表示恭敬。當他到芝加哥的時候，他在街上行走，汽車電車常常為他中途停駛，因為那時美國人對於歐戰受傷的士兵，是特別表示尊敬的，是以他在美國受了許多精神上的安慰。學校裡更不因為殘廢一雙腿，對他有不同的待遇。那時，他在美國也與普通人一樣地乘坐電車。到上海後，因為車中秩序太亂，就不敢乘坐了。當他右腿割去以後，還時常地感覺到發癢，有時甚至於並不感覺失卻一隻腿，因為腦神經仍是通到未曾割的那部分。潘氏脅下所用的拐杖，總共用了三副。第一副是在國內配的，後來在美國遺棄的；第二副是在美國的時候一位華僑贈送給他的，因為他替那位華僑的孩子補習英文，回國後徐志摩因為腿壞，借了去用，並沒有還給他。現在用的是第三副，是他的弟弟五年前在美國買來送給他的，皮頭也已經壞了。他使拐杖很靈活，轉動都不比常人慢，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撐著拐杖開門取東西，都與常人無異。據他自己說，去年十月曾經在妙峰山爬了40裡山路，後來到頂上也是自己走上去的。現在出門常是獨自一人，而且由他住的地方到清華校內，有一裡多路的光景，也時常走著去的，並不感覺痛苦與困難。

潘光旦

談完了關於他腿的事情以後，我請他繼續談他的經歷。他說，他是民國十一年秋天到美國去的，一直就在美國東部的達茂大學裡讀書，這是在清華時一個美國教授介紹的。那一個小鎮一共只有四千人，而大學生卻佔了二千多人，其餘的人也多半是為得大學生而來經商或做別的事情。那個環境很適於讀書，因為沒有普通都市的塵囂。不過比較冷一點，就像我國吉林省一樣，一年有五個月是下雪的時間。當他到那裡的第一年，曾經跌了七跤，第二年就只跌了兩跤，這是因為地勢的關係。他在達茂大學是插入三年級的，本來可以插入四年級，因為很久沒有中國人入那個學校，所以只能插入三年級。後來學校負責人還對他說，當初實在不知道他的程度很好，不然一定可以插入四年級，並且表示抱歉的意思。當他沒有出國的時候，想學社會學，在船上的時候，又想學優生學，因為研習優生學，必須學生物學，所以後來他在大學裡，正科是學生物學，副科是社會學。這兩種學科，對於優生學，都是很有關係的。

四、未到清華以前曾在東吳、光華等校任教；欲糾正我國人自私自利的弊端，治本方法是改良現有的家庭制度

在紐約附近長島的冷泉港，有一個優生學館，現任美國的大總統羅斯福就是生長在冷泉港的人。潘氏曾經有一個整年同兩個暑假，在那個優生學館裡研究。當他到美國的第一個暑假，就在那個優生館的暑假學校受訓練，1924年還去過一次，後來這個暑假班便停辦了。現在中國大學裡當教授的，曾在那個暑假班研習過的人，還有金陵大學教授依拉克，不過比他早九年的時間。從1924年到1925年的時候，他就在這個機關研究，直到1925年的暑假，才到麻省林洞海邊生物學館去研究。後來便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習動物學與遺傳學，得了文學碩士，民國十五年便回國了。依照清華的規定，他還有一年的讀書機會，自然他是放棄了。

潘氏回國後的第一年，在吳淞口國立政治大學擔任教務長。民國十六年五月間，到上海《時事新報》編副刊《學燈》，共編了11個月，後來便在上海光華、暨南、復旦及大夏等大學擔任教授，最短的也有半年的時間。又曾經擔任過東吳大學預科主任的職務半年。民國十九年秋間，在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長。因為學校當局認為羅隆基在外發表言論過多，想辭去羅的職務，他認為那不是合理的，向學校解說無效，於是也就辭職了。辭職後兩三年，沒有教書，只主辦過《優生》月刊及《華年》，同作了幾本書。去年即應清華大學的聘請，北來任教，擔任社會思想史、家庭演化、優生學、家庭問題，及人才論等科教授。因為他四點還有事情，所以談完他的經歷以後，繼續就談些關於學術方面的問題。

潘氏是偏重優生學問題研究的，所以首先我就請他說明這個問題。他說：「中國當前的問題，一部分是人的問題，這是屬於負教育責任的，另一部分是品質的問題。中國過去的歷史，有一種勢力，就是淘汰作用。這種作用是反選擇同反優生的，這樣的特點來應適20世紀的環境是不可能的。而中國的家庭制度，也是趨重保守的，不能使人去冒險。所養成的人才，僅只是對付小範圍的，不知不覺地就養成了自私自利同貪贓的壞風氣。因為一個人要應付那種小範圍，就不得不自私同貪贓。中國人所以自私的原因，可是說是荒年造成的。當荒年的時候，是要設法使著個人能夠生存的，於是自然地就形成了那種壞的自私。不過已經有過二千多年的時間，現在如果再退回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的。治標的方法，應當是讓有才幹的人自由地發展，將自由的門打開，短時間內或者能夠造成一種新氣象。治本的方法，是要改良現有的家庭制度。」他的話雖然很簡單，但是都很中肯。

《中國之家庭問題》

五、他主張國人應當組織不大不小的家庭；張競生講性的問題不該用錯了方法

因為潘氏談到了家庭問題的話，所以我就請他說明中國家庭改造的途徑。他說：「我近年來有一主張，就是覺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點。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壯少三輩組織成的，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壯的有力氣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氣，使著家庭的福利能夠推進。這樣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點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同社會，以及他們的家庭，都是有益處的。如果有弟兄的，等到弟兄長大以後，必須要分出居住，老人則由弟兄們輪流奉養。這樣的家庭，便可以將大家庭與小家庭的好處融合在一起。我們可以詳細地說明白一下：（一）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可以使社會的老少合作。外國的小家庭對於社會事業很熱心，時常救濟貧苦的人，但是他的父母就許是被救濟的人。中國人孝的觀念，卻是可取的，因為朋友還有相濟的義氣，不過老的不一定要希望還報，而少的是應該想著還報的，這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特點。（二）家庭制度是不能廢除的，可以使著種族綿延到幾十年。中國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然是句俗話，但是不能打破的，未來是否有問題，當然不必顧及了。同時，無論社會如何不好，是不能怪的，因為那是多方面的原故造成的。而社會所以能夠維持到現在，這些人是有功勞的。」

在這裡他還順帶地談到人的身體方面，他的意思認為中國人的身體與外國人的身體來比，當然是兩樣的。西洋人是需要動的，而中國人抵抗環境的力量卻很大，尤其是山東人同廣東人，更富於冒險性。於是，我們又接著談到性的問題，當我們給他畫像的時候，曾經約略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人對於性的教育太缺乏，而且也看得太神秘了，所以曾經發生過許多畸形的事情，同一些美人名士的風流典故。近些年來，提倡新文化同新教育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點矯枉過正。例如張競生對於性的解說，本來的意思是很正大純潔的，不過他的方法用錯了，所以結果造成一些於青年有害處的事實。在英國有一位學者，也是專門研究性問題的，而且有七大部著作，不過他是先解釋理論，然後再用小號字印述實事，而張的方法卻是注重事實的述說，於是給一般青年灌輸了邪的觀念。他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同研究的，不過講解同聽的人，都應該有相當的訓練，才能夠同討論普通學術問題一樣。潘氏曾經在北平公開地講演過這個問題，就個人、國家及民族等方面，講解很是透徹，結果很好，打破了一般人以往謬誤的觀念。

六、不研究性教育是近代教育的欠缺；現在教育制度沒有科舉制度公平

這時他聽了我的問話後，並沒有一點不同的表示，很坦然地說：「性是人類最大的原動力，而中國人看得太小，只認為是男女的關係，同時又看得太神秘了，所以就忽略了性的重要。其實性與個人衛生，性與社會，如婚姻、娼妓、花柳等問題，以及性與民族，如優生學，都是很有關係的，而且都是可以公開的。中國人對於性的看法，固然不如天主教同佛教那樣十分地嚴重，但是也不是用正當的態度去研究的。尤其是近代教育對於這一點，算是有很大的欠缺，這是應當設法糾正的。不過性的教育，以母親施教為最好，可是不要騙他，也不能引誘他，而是一個平淡的問題。記得有一位文學教授講莎士比亞的作品，有一段文章是說性的，這位教授就不肯講了。這種現象的結果，反容易使學生想到邪的地方，應當是與其他的學理一樣地講。這個問題，對於女子方面更為重要。因為女子性的組織最複雜，而是全身受感覺的，同時將來還要教訓小孩子，所以對於女子，應當特別地注意。至於中學生性的壞習慣，自然是應當矯正的，就是自始至終，不能對他講解性的關係，就是在半途講解也是好的。因為中學生這種壞習慣的養成，不是聽同學說的，便是看來的。如果不能使他們有一個正當觀念，這種壞的習慣是可以延長的。小孩子手淫，當然不是好的習慣，但這不是本身的關係，而是受警告的虧，因為往往大人用各種方法去恐嚇他，反使他認為神秘的了，所以應當用適當的方法去講解的。」

然後，我們又談到社會同人才問題。他說：「社會制度是演進的，不主張操切，應當是個人自由發展的，政治、教育都是一樣的。現在的教育制度，就沒有從前科舉制度公平。在從前，除去剃頭唱戲的少數人是受限制的，任何人都有機會出頭的，現在的教育是需要資格同錢的。人才最要緊的是遺傳同環境，現在的教育，不是從這方看的。人才取用，固宜用考試，但是也應當有制度讓人自由地表現，不要壓制。窮人反倒能吃苦，而容易成大事業。不受大學教育的，也能做大事；已經受過大學教育的，不見得就能做大事，能夠成功為一個人才，還是在乎本人，要有富貴不能淫的精神。」

最後，他告訴我他以後研究的計劃。他是注意人才與優生學的研究，同時還注意思想方面的研究，現在正研究中國伶人，因為伶人多半是窮人出身，而且是有相當本領的，不然是不能成功的。我出來的時候，他撐著拐杖，很客氣地送到大門。

（1935年12月6—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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