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家的研究範疇當中，「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根本性的課題。它的作用，不僅僅是記錄歷史中真實發生過的一些事情，還要弄清楚歷史走向背後的真正原因，並且，還要對歷史後來的發展軌跡，做出一定程度的預示。
而在這裡面，有一個被人們尊崇為學問，那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關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研究人員有很多，但是，這其中名氣最大的還要屬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的記載當中，司馬遷對鴻門宴這件事，可謂是毫不吝嗇其筆墨。
根據記載，當時的項羽擁兵40萬，而劉邦這邊只有區區的10萬人，兵力的懸殊不可謂不大，所以，根據兵力方面的對比，劉邦沒有贏項羽的機會。項羽當時的亞父範增曾一再告誡項羽：「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所以，要儘早除掉劉邦，不然，此人日後必成大患。」
也許是範增當時的預感太超前，項羽最終沒有在鴻門宴上對劉邦下手，而歷史的結局大家也都知道：劉邦最終成為了大漢天子，而項羽最後飲恨烏江。司馬遷將這段歷史史實，與「究天人之際」結合到了一起，仔細讀史記原著的時候，筆者對此深有體會。司馬遷總結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意思是：總是先看到上天形現，而後人間隨之出現景象。
研究天人之際則要緊密的結合當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要深入的研究人們對於「天」的尊崇。曾經在深入研讀《公羊春秋》時候，對於董仲舒關於「天人之應」的諸多討論，有了一些感悟，可以說，他的思想對司馬遷有相當大的影響。
《史記·五帝本紀》說堯「敬順昊天」。張守節《正義》解釋為「敬天」。後世注家對《史記》文字的解說，也可見「敬天常」、「嚴敬天威」等說法。如果，我們能從真正的意義上對秦漢社會的「敬天」理念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們對於生態和自然態度以及珍視。
《韓詩外傳》卷七寫道：「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如果，從這個方面談「究天人之際」，我們可以發現：它極度的接近，我們現在談的「環保」。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生活的年代，是一個尊崇英雄主義的歷史時期，當時的進取精神以及開放的風格，這些特點十分顯著，這個歷史時期是人類文明的大跨步時代。
這個歷史時期，人們的思維極度的活躍，在創造方面收穫頗豐。可以說，當時的人們在思想上的追求以及視野的寬闊性上，都是後人難以追趕的。其中，關於「天人」和「古今」的關係，是當時乃至後來人都十分關注的一個命題。
漢武帝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董仲舒說：「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公孫弘也曾經言及「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淮南子·泰族》寫道：「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論」「經古今之道」，以及「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說。
從這些方面綜合看來，司馬遷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論述，帶有一定程度的歷史文化意識，並且，具有旗幟鮮明的時代特徵。
毋庸置疑，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者，他關於歷史的思考，是我們共同的財富，他在其著作中所表現的真知灼見，更是值得我們每個人去認真思考的。而司馬遷因為在文化立場和政治立場上與當時的統治者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李陵之禍爆發，最終，激怒漢武帝慘遭腐刑之苦。但是，他對歷史的看法，以及對歷史研究得出的碩果，對同時代及後來人的影響都很深遠。
「天」、「人」、「古」、「今」對當時的統治者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的，當然，這是屬於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在《史記》中，「天示」、「神示」、「夢遇」、「奇遇」、「預言」等等，司馬遷對於「究天人之際」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使客觀世界上不可預測和可預測的界限都變得模糊起來。
司馬遷的這種觀念，使得許多歷史史實裡的真實原因變得愈加神秘，改變歷史走向的不再是人，而是神靈，是神靈在主宰著這一切。然而，筆者乃是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的信徒，雖然，是《史記》的忠實讀者，但是，關於司馬遷的一些見解，筆者實在是不敢苟同。
歷史固然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並不需要神怪與靈異，這顯然違背了歷史研究的本意。
參考資料：
【《公羊春秋》、《史記·項羽本紀》、《史記·五帝本紀》、《淮南子·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