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文學史》本月底出版 作者清一色為美國學者

據《南方都市報》19日消息，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孫康宜共同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引進出版。

《劍橋中國文學史》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系列國別文學史之一，該系列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各五十萬字，分別由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著名學者，如柯馬丁、康達維、田曉菲、宇文所安、艾朗諾、傅君勱、林順夫、奚如谷（上卷）；孫康宜、呂立亭、李惠儀、商偉、伊維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書以編年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了從上古的口頭文學、金石銘文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中國文學三千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寫作不僅是國家統治的工具，同時也是外在於國家的文化媒介。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而呈現出不同的敘述面貌。

《劍橋中國文學史》在撰寫過程中，整個團隊在翻譯書名和用語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可惜的是，這部分努力無法在中譯本裡展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引進出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簡體中文版

博爾赫斯曾虛構了一個名叫彼埃爾·梅納德的19世紀作家，讓他用異國的語言把塞萬提斯的名作《堂·吉訶德》重寫了一遍。「那是一種有意地製造時代錯誤和胡亂歸屬的技巧。」博爾赫斯寫道。

一群美國漢學家在一場重寫中國文學史的「接力賽」裡，踐行了博爾赫斯的理念。「博爾赫斯的《堂·吉訶德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與我們一路同行。」在即將於內地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C am bridge H istoryof C hinese Literature)上卷導言裡，主編之一、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寫道。

在這部定位為「文學文化史」的文學史新著中，參與寫作的十幾位美國漢學家都在尋找上述這位「彼埃爾·梅納德」的蛛絲馬跡，並試圖讓其顯形。他行蹤詭秘，分飾多角，從公元前兩千年晚期的早期銘文一直穿越到2005年的網絡文學(「簡體中文版」截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尤其是印刷術普及前的文學。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撰寫「明代前中期文學」一章，「彼埃爾·梅納德」喬裝化作「嘉靖八才子」之一李開先。

與彼埃爾·梅納德驚心動魄地重新寫《堂·吉訶德》一樣，這部全明星陣容寫就的文學史也充滿了激情與氣魄、開拓與洞見，更打破許多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因積重太深而難以跳脫的史觀。它能讓我們重新審視漢字鑄就的文明，且讓我們從一個個文本開始。

清一色美國學者

宇文所安、柯馬丁、王德威、商偉……這群人聚一起，跑一場接力賽。

「彼埃爾·梅納德法則」適用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史嗎？

「以往的文學史上只告訴我們《梧桐雨》、《漢宮秋》是元雜劇。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們的定稿並不在元朝，直到16世紀明朝，李開先才將它們改寫成現在的樣子。我們應該給李開先記上一大功。」孫康宜告訴記者，中國文學史其實是對過去持續不斷地重寫(rewriting)。

從《詩經》的闡釋到屈原形象的塑造，從蘇軾對陶潛詩歌的改寫到杜甫的後世生命(afterlife)，「彼埃爾·梅納德」的權力很大。他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價值取向保存、組合文本，亦根據自己的觀念重塑前人的文本。

而在以往的中國文學史框架裡，則很難找到「彼埃爾·梅納德」的蹤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蔣寅認為，這與中西方看問題的方式密切相關。「我們過去研究文學，會把文學作品當作既定的事實來接受，作品就是作家的創造物。」而西方漢學家卻更強調文本的概念，一個過去的文本流傳至今，經過了一系列複雜的中介過程，「跟作者的關係也變得不再那麼確定」。

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孫康宜共同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引進出版。緣起要追溯到十年前。

 

2003年10月的一天，孫康宜收到一封來自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文學史》系列總編輯琳達·布瑞(Linda Bree)的郵件，希望她能主持編寫一部「單卷的、暢銷書樣子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此之前，該系列已出版了三本國別文學史，分別是《劍橋俄羅斯文學史》(1989年)、《劍橋義大利文學史》(1996年)以及《劍橋德國文學史》(1997年)，均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重寫文學史，尤其是中國文學史可能嗎？」孫康宜對記者說，收到信後她的心情極為複雜。一方面，從1966年就開始策劃的《劍橋中國史》經歷半個世紀的編寫，已經形成一套多達十餘卷的完整系列，卻一直沒有《劍橋中國文學史》；另一方面，讓她興奮的是，《劍橋文學史》以年代來劃分文學史。在她的印象裡，不管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還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經典文學史還是以文體為主。在歐美漢學界，同樣只有中國詩史、中國詞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戲劇史的觀念，缺乏全面的文學史思維。「就連美國大學聘請文學教授的方式，都是以文類為主。我雖然研究的領域很寬，但職位的tag(標籤)是『古典詩歌』。」孫康宜是耶魯大學首任M alcol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性別研究等。她擔心，做漢學一旦習慣於專攻某種文體，會忽視同一時代的其他文體。再者，中國文學史較俄、德、意的體量都要龐大得多，單卷本怕是難以容納。

孫康宜

未想，出版社方面回復，願意單獨為中國文學史破例，不限於單卷。工程量龐大，孫康宜開始邀約同在美國的漢學家朋友。讓她意想不到的是，在邀請郵件發出的兩天內，包括宇文所安、柯馬丁、王德威、商偉在內的頂尖學者紛紛欣然應允。

「我們真的非常需要這樣一本書。」談到參加的動機，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柯馬丁(M artin K ern)回憶說，2001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一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Colum bia H 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這部以文類而非年代為基礎的文學史是由40到50篇小文章拼湊而成。「文章之間沒有關聯，也體現不出歷史的敘事性。」柯馬丁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書評，對「論文合集」式的文學史嚴辭批評。

有鑑於此，孫康宜希望讀者能像看小說一樣，從頭到尾，由興趣驅使來閱讀《劍橋中國文學史》。她對讀者群的界定亦是———普通但有一定知識儲備的讀者，並希望此書成為西方世界東亞歷史和文學課程的本科教科書。

最終，孫康宜召集了17位美國漢學家參與編撰。於是，一家歐洲老牌大學出版社，聚集了「清一色」的美國大學教授撰稿團隊。柯馬丁解釋說，這恰好說明了當今西方漢學的現實格局。儘管他在德國科隆大學取得漢學博士，但目前歐洲幾乎沒有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者，唯一一個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做古典文學研究的年輕教授還是他在普林斯頓教出的學生。而在出土文獻研究方面，歐洲漢學則實力更強。「尤其是德國，在語文學(Philology)方面優勢明顯。這是因為德國人文主義傳統的高潮就是語文學。」

孫康宜說，她也曾考慮過老友顧彬，「但他在寫德文的中國文學史，自顧不暇，所以不可能有時間來幫我。」至於瑞典知名漢學家羅多弼，孫康宜考慮到他對寫文學史不感興趣，因此也未邀請。「不是歐洲和美洲的差異問題，而是這群人適不適合聚一起跑一場接力賽。」

打破按朝代分期

柯馬丁執意「先秦文本」要寫到西漢，王德威重新界定「現代」開端。

既然是接力賽，起承轉合節奏的把握、每位作者在何處接棒，便成了首要問題。

王德威

對於文學史寫作的分期問題，孫康宜坦言，儘管每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都知道，朝代分期法並不能盡述文學史的變化軌跡，但積重難返，絕大多數現行文學史都在沿用這一做法。

 

也有打破按朝代分期的例子，如目前國內高校廣泛採用的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便是依據「三古七段」說(即將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在「三古」之內，又可以細分為七段)。

但《劍橋中國文學史》做得更徹底。首邀撰寫首章的柯馬丁，在第一封回信中就明確向孫康宜表示，「入夥」的前提是他負責的「早期中國文學」必須包括西漢，否則寧願不寫。在他看來，通常說的「先秦文本」實際是在西漢末期的「經典化」過程中形成的，之前甚至還未出現「書」和「作者」的概念。柯馬丁亦從考據角度指出，在現行文學史中被當作早期文本傳播中斷的罪魁禍首———秦始皇「焚書坑儒」，只是「有利於建構儒家學者身份認同」的傳統說辭。恰恰相反，所謂「焚書」前後，經典學問的傳承並無任何改變。

孫康宜原計劃以1400年作為上、下卷的分水嶺。因為「《劍橋文學史》系列中已出的俄、德和義大利文學史，大都是從1400年左右開始。而在英國，這一年著名的喬叟去世了，薄伽丘的《十日談》也差不多出現。」但落實到1400年的中國時，她意識到刻意地追求1400年這條系列「起跑線」對歷史反倒不忠實，「等於把朱元璋斬腰斷掉了。」最終，下卷擇定1375年(明朝開國年為1368年)為起始，理由是「這一年朱元璋處決了詩人高啟，開啟了文禁森嚴、殘酷誅殺的洪武年代，從元朝遺留下來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盡。」

現當代文學史名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則重新界定了「現代」的開端。他沒有將「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也沒用1840年，而是選擇了1841年這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仲夏，學者、詩人龔自珍暴卒於江蘇當陽書院。用王德威的話說，「本章無意將『五四』文學革命及其後續事件視為一種單向的線性發展，而著力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視為一個漫長且曲折的過程，並將其開端上溯至十九世紀中葉。」

對於上述歷史細節的截取和放大，孫康宜認為，這讓文學史的敘事更富戲劇性，像極了電影的分鏡頭。她告訴南都記者，最近哈佛大學已在著手策劃一套文學史，參與負責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王德威便是用這種方法來設計。孫康宜也受邀寫作了「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學史分冊，「一上來就是『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派遣軍隊屠殺臺灣人民的一幕。」

一部有個性的文學史

解構主義的底子、文學文化史的寫法、文學史論的論證……

今年，孫康宜在耶魯教書已走入第32個年頭。1982年，當她到達耶魯時，在耶魯任教滿10年的宇文所安恰好轉去了哈佛。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受德希達來美講學的影響，解構主義取代了新批評的支配地位，而耶魯則成為美國解構主義文學批評重鎮。孫康宜說，包括哈羅德·布魯姆在內的解構主義「耶魯四人幫」都曾是宇文所安的老師，所以「宇文所安從上學到讀博、教書一條流水線下來，基本是『耶魯的產品』。」而當孫康宜從普林斯頓大學的結構主義陣營「投奔」耶魯後，不知不覺也受到解構主義影響——— 文學不再是「讀者」和「作者」的封閉結構。

不同於哈羅德·布魯姆對經典化(cannonization)包括個別作家的強調，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孫康宜更強調一種傾向(tendency)或者潮流(trend)，如更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

2008年，宇文所安在《讀書》雜誌發表了《史中有史》這篇文章，重點分析了《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史觀問題：一部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既強調文本的歷史性，又強調歷史的文本性。

為了說明「作者和讀者是在對寫作和閱讀來說都不可或缺的假象文學史敘事之中寫作和閱讀的」這句頗有些拗口的判斷，宇文所安做了一則情景假設：如果你發現某首唐詩實際作於明代，或者某首伊莉莎白時代的十四行詩作於上世紀30年代，你會覺得受騙上當。「詩本身沒有變化，但是你理解詩的方式卻改變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蔣寅看到這篇文章後，頗受啟發，並推薦給他在社科院文學所的學生閱讀。「西方漢學家非常關注文本生成的過程，所謂文本自身的歷史。而在國內，特別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我們是把文學作品當作既定的事實來接受。文學作品就是作家的創造物，如同雞生蛋一樣。」

蔣寅跟記者解釋，在「文學作品」和「文本」兩種差異化表述的背後，是中西方學界對歷史現象認識立場的不同站位。國內學者看待本國的歷史或文學知識，往往根據多少年積累下來的根深蒂固的認識。譬如講到屈原，自然會想到《史記》裡的《屈原本傳》和賈誼《吊屈原》裡的敘述。「根據本國人的修史或寫史的方式，我們就會確信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是虛構的。」

而在柯馬丁的分析中，屈原則是「為不可忍受的絕望所驅動的詩人原型」。而《離騷》「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假定作者屈原的悲劇性傳記。自賈誼《吊屈原》以來，這篇文本就被看作俊傑之士被忽視、被放逐的哀歌。有漢一代，劉安、司馬遷、劉向、揚雄、梁竦、班固、王逸等人，全都為這一闡釋推波助瀾。」

對於「文學文化史」所包含的歷史知識的不確定性，孫康宜則強調，因為最初的讀者群是英文讀者，所以這種做法完全符合西方人的認知。另一方面，她認為，中國受眾對不確定性的排斥，與「euhem erization」(神話歷史化)有關。「中國人喜歡把『虛構』的東西提升為『歷史』———例如堯舜禹的『歷史』故事。好像確定性就找到了安全感。所以有些漢學家以為中國文明是『euhem erization』的最標準例證。」孫康宜也很清楚「文學文化史」的軟肋，這種主義強調理論色彩的敘事，失去了文學以欣賞為主的樂趣。
　
儘管統一在「文學文化史」的大框架下，但《劍橋中國文學史》畢竟是一部敘事性文學史，每位作者的風格差異性較大。在蔣寅看來，康達維負責的「東漢至西晉」和田曉菲負責的「從東晉到初唐」兩章就比較符合一般文學史的寫法，以提供給讀者完整可靠的知識為目的。而柯馬丁負責的「早期中國文學」則超出一般常識性知識較多，寫法更像文學史論。「文學史嚴格意義上講是敘述的，被大家接受的公認的知識，所以是不需要論證的，但是一部有個性的文學史一定需要論證。」

關於早期中國文學分期（口述柯馬丁）

在《劍橋中國文學史》裡，我們不說「先秦兩漢」，兩漢當然是傳統的概念，但我覺得西漢和東漢非常不一樣，所以我這一章的分期是從商到西漢末期。這種分期是我十多年來的研究心得。

1996年我在科隆大學拿到漢學博士，第二年赴美，開始研究西漢。我發現「文」在早期中國意為「作為文化的書寫」，最初指自然界、人類活動各種形式的「紋」。帝國時期之前，「文」不僅用來指「文章」，還廣泛用於指稱「文化成就」，特別是用來指禮儀舉止、儀式表演，包括音樂與物質裝飾中的「紋」。只是到了西漢後期，「文」才主要用來指稱「書寫」。這種轉變不僅在於詞義的變化：它象徵了文化核心從儀式性向文本性表達的整體遷移，它導致了書面文本的文化史的產生，並同時伴隨著維繫這種書面文本機構的產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國的官僚體制與文官考試制度。有趣的是，好幾個不同領域的漢學研究者用自己的專業和資料，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在西漢末年，漢成帝讓劉向整理、校勘宮廷藏書，編成皇家圖書館目錄《別錄》。公元前6年左右，他的兒子劉歆將《別錄》刪節改做《七略》；公元1世紀末，班固進一步將《七略》刪改為《漢書·藝文志》。《別錄》絕對不是一種客觀、完整的記錄，絕對是對文本遺產採取了一種選擇性的、規範化的視角。因為根據所有的戰國出土文獻，大概90%都沒有對應的傳世本，只有少數作品與《漢書·藝文志》有關。

關於「焚書坑儒」

我專門寫了一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華帝國表徵中的文本與意義》，2000年出版的。那時候我查了所有關於「焚書坑儒」的資料，發現這是東漢的一個說法。司馬遷《史記》之前，沒有任何文獻提到這次事件；公元1世紀衛宏《尚書序》(已佚)之前，沒有任何文獻認為儒生是這次事件的受害者。據目前所知，譴責暴秦和「焚書坑儒」最早出自317年面世的偽造的孔安國本《尚書》。第二，各種早期文獻均記載說秦廷任命「博士」研習經典。公元前213年，博士獲準壟斷經典的研究、教授工作，或許還可編訂經典；此外，這些博士還參與制定帝國的禮儀、撰寫銘文。激怒秦始皇大開殺戒的，據說是兩位「方士」，並沒有證據表明有名有姓的儒家學者在秦時遇害。第三，秦與西漢初年的公文寫作，頻頻引用《詩》、《書》。可見這些經典文本在宮廷中隨手可得，而且從出土文獻對經典的引用情況來看，所謂「焚書」前後，經典學問的傳承並沒有任何改變。

「早期中國文學」為什麼難寫

我們所有的文本都是漢代開始有的文本。如果沒有西漢末期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劉向、劉歆、楊雄等等，可能我們不會有現在的這些「先秦文本」。比如要寫周代的《詩經》，但我們實際關於周代《詩經》的資料並不多，而我們的《詩經》就是《毛詩》，是某一種對《詩經》詮釋的文本。如果沒有《毛詩》對文字訓詁的註解，就很難讀懂《國風》。所以寫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是：一方面我要寫一種連續性的、歷史性的，有發展和過程的文學史，這裡面是時間的邏輯。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我們做不到上述這點，因為對原始形態的了解已經受到後來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能直接從早到晚寫一條線，這是一種幻想。我們應該明白包括出土文獻，像上博、郭店等等，那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文本，也不是這些文本的原始形態，所以我經常從後面來講前面，我的這篇文章整個結構也有這個道理，困難也就是在這兒。

附：《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目錄

本卷目次

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柯馬丁

第二章 東漢至西晉(25—317) 康達維

第三章 從東晉到初唐（317-649） 田曉菲

第四章 文化唐朝（650-1020） 宇文所安

第五章 北宋（1020——1126） 艾朗諾

第六章 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 傅君勱 林順夫

第七章 金末至明初文學：約1230—約1375 奚如谷

（綜合南方都市報、豆瓣網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