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韋斯特曼研究哥白尼23年，完成著作《哥白尼問題》後，引起世界性轟動。此文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朱孝遠教授所撰書評，評述這本書的研究歷程以及主要觀點，並解析哥白尼提出的諸種科學與哲學問題。
撰文 | 朱孝遠
（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副會長）
我的手中捧著一本作者寄來的沉甸甸的大作，書名是《哥白尼問題》（The Copernican Question），作者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歷史學教授韋斯特曼（Robert S.Westman）。這本書於2011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世界性轟動。倘若用英文在國際網際網路上輸入這本書的書名、作者和書評字樣，會出現38400條信息。我知道，這本書的誕生經歷了一個奇特的蒸餾和結晶的過程，這個過程持續了23年。
《哥白尼問題:佔星預言、懷疑主義與天體秩序》（美）羅伯特·S.韋斯特曼著，霍文利、蔡玉斌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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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造性的歷史觀，
只能產生於危機時期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牙哥是座美麗的海邊城市。這裡風清月朗，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海軍重鎮，也是舉世聞名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所在地。在這座校園裡，清晰、理性的科學精神與濃厚的人文氣息水乳交融，常常會產生出舉世矚目的優秀學者和完全出人意料的前沿科研成果。2005年4月我與歷史學家韋斯特曼的邂逅，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
我去聖地牙哥有兩個目的：一是去看望我的老師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和葉瓦；二是去完成教育部和北京大學交給我的任務：為期一年，深入考察美國歷史學高等教育的現狀。「你得去採訪我的同事韋斯特曼，」周老師說：「他的話對你必有裨益。」
韋斯特曼是那種一見面就會讓人感到愉快的人。看起來相當年輕，樂觀、快活、充滿生命活力，並且是那種很懂得幽默的智者。韋斯特曼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有關哥白尼的書，寫了近20年了，卻離完稿還尚遠。無奈的表情中透出興奮和俏皮。
哥白尼？20年？神奇詞彙中顯示出韋斯特曼強烈的、不顧一切的決心。奧地利學者弗裡德裡希·希爾（FriedrickHeer）在其《歐洲思想史》（EuropaischeGeistegeschichte）中曾說：「一種有創造性的歷史觀只能產生於危機時期。當人們發現過去的標準並不正確，不足以說明客觀實際，又對未來沒有把握，於是就轉向歷史。」對韋斯特曼來說，之所以要花大力氣研究哥白尼，是因為先前解釋體系中的「範式」（paradigm）出了問題。提到「範式」，就知道他指的是託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了。我肅然起敬：「書出版後定要送我一本，這本書也一定要在中國翻譯出版。」這是我與韋斯特曼在2005年春天裡的約定。
羅伯特·韋斯特曼（Robert S.Westman）
庫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發展中的行星天文學》是一部科學思想史名著，2003年北大出版社中文版的內容簡介云：「此書與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庫恩深受柯瓦雷的科學史編史綱領影響，並突破了《伽利略研究》僅局限於科學內部史的研究方法，將科學置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開創了內部史與外部史的結合的編史綱領。」
有讀者這麼評論：「大致上，這本書介紹了『哥白尼革命』之被稱為『革命』的原因，論及傳統天文學、信念等等對思想的束縛，也指出了其中為後來的變革所留下的縫隙；討論了哥白尼本人所做的工作及後繼的影響，指出革命並非只是天文學家或哥白尼本人的事。對科學哲學、科學史有興趣的人，應該看一看，因為哥白尼革命拉開了現代科學發展的序幕。」出於對庫恩的熟悉和尊敬（庫恩的另一本書《科學革命的結構》在中國更具影響力），中國學人對庫恩的《哥白尼革命》讚不絕口。
與強調決裂、替代，喜歡以「革命」為書名的庫恩不同，韋斯特曼卻認為有關哥白尼的研究尚未完結。他感到庫恩有把哥白尼過於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在《哥白尼革命》中，庫恩稱哥白尼「屬於文藝復興時期少數群體的天文學家，他不相信佔星術」，韋斯特曼的新研究，可以說，就是從這裡起步的。
「我是在1991年開始撰寫《哥白尼問題》的，那時我對流行的觀點並無懷疑。我自己的觀點與託馬斯·庫恩的觀點也沒有很大不同。然而，當閱讀了大量佔星預言的文獻後，我注意到了以前未能注意的聯繫。彼得·巴克(Peter Barker)所寫的評論文章巧妙地暗示了我的重建工作。他正確地強調哥白尼致力捍衛的是天文學和佔星術，即那個時代人們眼裡的關於星的科學。巴克也清楚顯示了我的重建工作與先前的解釋是相吻合的，只不過是在哥白尼重新排列星空的時機和動機方面，提供了另外一種解釋。」韋斯特曼這麼說。
今天，《哥白尼革命》與《哥白尼問題》備受世人矚目，不僅因為哥白尼問題涵蓋了從古至今天文學的發展史，而且在方法論上成為了「範式替換模式」和「延續發展模式」的標杆。與主張「範式替換」的庫恩不同的是，韋斯特曼接受的是歷史學教育，這使其富有了實證主義的傳統。韋斯特曼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都是在密西根大學獲得的，他在史學研究上卓有成就，他的理論思維也始終浸染著濃厚的歷史主義色調。
哥白尼畫像。
2
哥白尼是在什麼背景下
提出「日心說」？
韋斯特曼有兩個關於哥白尼的問題要問：一、是什麼原因、什麼背景促使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二、「日心說」提出後，為什麼會出現哥白尼追隨者（哥白尼派）？這導致了把全書分成了兩個相等的部分。前者專注於「是什麼問題導致了哥白尼嘗試去回答」；後者要探討「哥白尼給出了答案之後各界人士的反應」。換言之，韋斯特曼要深究哥白尼學說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響。至於各界人士的反應，為了客觀起見，當然是既包括支持者，也包括反對者。
我們通常所認識的「日心說」，是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在《天體運行論》中提出的，基本的觀點是：一、地球是球形的；二、地球在運動，並且24小時自轉一周；三、太陽是不動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以及其他行星都一起圍繞著太陽做圓周運動，只有月亮環繞地球運行。
儘管哥白尼所說的「宇宙」實際上只是太陽系，但他公開發表的看法卻確定了地球是一顆行星，而太陽坐落在最接近宇宙中心的地方。為什麼哥白尼要提出這個大膽的觀點？為什麼這非常重要？韋斯特曼認為必須詳細考察發生在哥白尼身邊的方方面面。哥白尼的學說是在科學發展史上一個關鍵時刻提出的，其時一場有關佔星術的爭論正在義大利暴發，哥白尼奮起闡明和重構天文學基礎，旨在對佔星術懷疑論者進行回答。然而，由此產生的哥白尼的天體運動學說，卻為其後幾個世紀自然哲學的偉大變革提供了新框架。
作為歷史學家，韋斯特曼堅持「實事求是」的歷史客觀主義，絕不迴避哥白尼與佔星術家們的親密交往。1496年，23歲的哥白尼來到文藝復興的策源地義大利，在博洛尼亞大學（Bologna University）攻讀法律、醫學和神學。韋斯特曼發現，在博洛尼亞大學期間，哥白尼完全生活在佔星術家們的圈子裡。哥白尼住在他的老師、著名的佔星術家多梅尼科·瑪麗亞·諾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ra，1454-1504）家裡。
在現代學者眼裡，諾瓦拉是一位天文學家，其實，在當時，他在佔星術界名氣更大：他在大學任教，卻是一位正式開業的佔星術預言師，博洛尼亞大學要求他每年都為博洛尼亞市公布年度佔星預言。哥白尼是從他那裡學到了天象觀測技術及希臘的天文學理論的。有學者指出：「住在諾瓦拉家裡的哥白尼，除非是塞住耳朵、蒙上眼睛，否則絕無可能不了解房主的活動。」
生活在佔星術家圈子裡的哥白尼耳濡目染，對皮科（Pico dellaMirandola）質疑佔星術家們的事情更是了如指掌。1496年，即哥白尼來到博洛尼亞的同一年，著名的人文主義者皮科掀起了質疑佔星術的浪潮。皮科指出：「當天文學家對天體運行尚存爭議，對水星、金星、太陽充滿不確定性時，佔星學家如何能夠預言未來？」對此，時人盧西奧（Lucio Bellanti of Siena）的回答是：「佔星術的重要性是無可質疑的，如果未能理解星座對於人體的影響，醫生就沒有可能開出藥方並知其療效。」而諾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na）的回答卻謹慎得多：「行星提供的只是一種『自然的傾向』，並不具有『強制的必然性』。」這樣的背景下，促使哥白尼研究天文學，其後來的「日心說」正是對皮科攻擊的一種回答，或者是對佔星術、天文學的一種捍衛。
韋斯特曼避免「把差異變成對立」，同時也避免把哥白尼的發現說成是「無源之水」或「無根之木」。在韋特斯曼看來，哥白尼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特別是對古代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日心說」的繼承。畢達哥拉斯是最早提出「日心說」的人士之一，與其相反的則是託勒密提出的「地心說」。哥白尼仔細研讀過亞里斯多德的《天體論》（On the Heavens）。文中亞里斯多德為「地心說」辯護，拒絕畢達哥拉斯的「日心說」。亞里斯多德寫道：「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的中心是一個火球，而地球只不過是諸行星之一，環繞著中心在日夜運行。」在寫於1510年的一篇未曾發表的文章裡，哥白尼透露自己早就注意到了畢達哥拉斯的「日心說」，「不是以自然哲學家的身份」，而是運用在波蘭克拉科夫大學（Kraków University）和1496-1500年間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學到的數學天文學知識，仔細鑽研畢達哥拉斯和亞里斯多德的理論。這表明，哥白尼是在繼承從古至今所有相關成果的基礎上創立「日心說」的。
哥白尼畫像。
3
科學認知的基礎
既包括真理，也包括謬誤
韋斯特曼的作品中時時透出辯證性。在歷史學者看來，儘管韋斯特曼的論述相當複雜，在方法論上卻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在託馬斯·庫恩那裡，科學認知是通過「範式的革命」來實現的：當一種權威學說出現許多反例並露出諸多破綻時，「新範式」就會對「舊範式」取而代之。這種看法在宏觀的層面上說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倘若我們從科學發展的具體狀況來看，往往卻是另外一種樣子，要比庫恩所說的「範式替代」複雜得多。韋斯特曼的研究表明：在正統與異端、天文學和佔星術、舊傳統與新解釋之間，就其深處來說，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它們甚至在對峙之中也相互滲透。科學認知的基礎因此既包括了真理，也包括了謬誤，即那些錯誤的、非真理性的認識（失敗是成功之母）。
若不是出於對佔星術的質疑、對畢達哥拉斯「日心說」的深究、對託勒密「地心說」的勘誤，以及日後伽利略、克卜勒對哥白尼學說的實驗證明和修正（克卜勒發現了行星運動定律，提出天體運行的軌道是橢圓的，從而使哥白尼的學說與觀察相符合），哥白尼的學說是難以出現並且獲得成立的。科學的演化宛如一張巨大的過濾網：它把謬誤過濾掉，並且不斷地為真理填充堅實的基礎。從不科學到科學，從佔星術到天文學，從自然哲學到自然科學，從畢達哥拉斯到哥白尼，從託勒密體系到哥白尼體系，無一不在證實科學認知的連續性和辯證性。
韋斯特曼的這本書，因為要處理汗牛充棟的、各種文字組成的原始手稿，還要建立和釐清政治、社會、哲學、宗教、社會、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黑死病與佔星術、天文學之間的各種關聯，因此寫得很苦、很累、很艱難。韋斯特曼說過要寄給我一段話，坦陳自己寫作時遇到的困難。遺憾的是，直到此文發稿，我尚未收到他的這段話語。不過，我能夠猜想：韋斯特曼能夠堅持23年，一定也是為了一種與哥白尼相似的關於科學的信仰。在這種精神鼓舞下，一切外在的東西都引退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內心的王國。
我有時想：人充滿勞績的辛勞意味著要去締建一個世界。但那個世界又是什麼呢？當人向世界敞開的時候，人很像是在「興起」與「敗落」之中被喚起。世界沒有動，它也從不小心翼翼地去度測人的行為，它只在考慮地和天的距離。人藉助勞績度測世界，但世界只是一個星體。星的神秘性質在於它是一種可能性。人經此一問，根基就發生震撼，但也從此被超越。「思」本來想呵護人，但一被把握，就知道於事無補，因為這不是面向一個單純想像的框架。
在存在的真理中，生命的姿態往往變得輕重相繼。人只好以這種樣子向世界敞開，但世界卻不把天命用盡。人因此空空如也但也因此獨立而不羈。確立世界，意指人確立自己。當人開始「站進去」時，他就站到了複雜的本質之中，因此，他也就能夠在那裡適時地確立自己。必須想像，像韋斯特曼這樣為信仰而工作的人是幸福的。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作者：朱孝遠；編輯：徐偉；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