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虻。
紀錄片同行回顧「陳虻時代」
陳虻語錄
● 沒有絕對的真實，任何一種真實永遠取決於認知的主體。
● 生命需要保持一種激情。一個人內心不可屈服的氣質是會感動人的，並能夠改變生活。
● 我們並不是表述某種存在，而是在努力尋找存在的原因。
● 塑其行易，塑其心難，所以「萬法歸心」；心正則權正，出於我心，歸於公心。
● 永遠把你的思想、經驗和精力貢獻給新來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 回到日常生活中來，關注現實的此刻當下，這是中國紀錄片的生命和基礎。
早報記者 黃小河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的改革是從《東方時空》開始的。陳虻，1993年出任《東方時空·生活空間》製片人，提出「為未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構成的歷史」、「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開創性欄目定位，這個被崔永元、白巖松、柴靜等一眾央視人視為精神領袖的人， 在2008年英年早逝，時年47歲。當年網絡悼念文章猶如井噴，追悼會千人送別。同事、同行們把這次告別視為「向一種精神力量的致敬」、「與一個時代的告別」。
2013年1月，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教授編著的《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陳虻，我們聽你講》一書出版。這本從紀錄片出發的哲學書，匯集了陳虻生前在央視評論部的審片經典言論、講座精華、報導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陳虻總結出的紀錄片從觀念到方法、從欄目化管理到新節目研發的思想精華。
2013年5月1日，《東方時空》開播20周年。20年後，陳虻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關於陳虻的這本書我們該如何解讀？
徐泓教授認為，儘管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再復返，儘管陳虻英年早逝，但留下的遺產寶貴而豐富，應該傳承，在繼續前行的時候，需要回頭看看，正如陳虻多次引用卡裡·紀伯倫的那句名言，「不要因為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自己為什麼出發。」
對於電視紀錄片，陳虻那一代是摸著石頭過河，陳虻在不斷摸索實踐中，總結出了一套淺顯易懂的紀錄片操作理論，「單就表達而言，只表達了自己那是初級階段，如果讓別人表達那算中級，能紀錄並且創造條件讓別人準確地表達真實的個體感受，那才算高級。」他說，他不斷地告訴別人，也提醒自己，要保持獨立思考的習慣。「獨立地想，是電視圈中的奢侈行為，很多人試試就放棄了。」崔永元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我在意的更多的是陳虻一直在想，而不太在意他想的對不對，換句話說，一個從不停止思想的媒體人是值得尊重的。」
陳虻在堅守他紀錄片精神的同時，還用自己的方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紀錄片人。
書中記錄了關於陳虻審片的一個鏡頭：
陳虻對一個編導說：「這片子和前天的相比，前天是85分，今天是65分。」編導答：「前天片子播完後，我媽說看不懂，我就放棄表達思想的欲望了。」陳虻說：「思想、你、你媽是三件事。現在你媽看不懂，這是鐵定的事實，你媽是上帝。可到底是這思想錯了，還是你媽水平太低，還是你沒把這思想表達清楚？你應該弄明白，你媽沒錯，接受能力沒問題；思想也沒問題；是你在敘述這個思想的時候，敘述的節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沒處理好，所以思想沒有被傳遞出去，這是你的問題。」
「他是職業教練。」柴靜說，陳虻對她的訓練非常嚴格，「他說，『你就是一個網球，我就是一隻網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遠都在高於你1毫米之上。』」柴靜記得，訓練階段陳虻對她說過最溫柔的話就是：「其實也不應該對你有過高的要求，你已經不容易了，應該快樂一點。」
當年和陳虻在一個理想主義戰壕裡共同戰鬥過的白巖松，在感嘆腰圍漸粗、理想死去的同時，也在書中的序言寫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話語，今天說過了，明天就會過時，甚至成為錯誤或反動的，恨不得立即刪除。而陳虻離開已四年有餘，那些精彩的話語，會不會過時？還有沒有價值？」
早報記者近日採訪了陳虻的同事、同行們，希望在緬懷這位中國電視紀錄片先鋒的同時，藉以探討陳虻理論對指導當下紀錄片創作的意義及中國紀錄片行業現狀。
「陳虻的理念能幫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對話
李倫：1993年在《東方時空。生活空間》任編導，曾為《百姓故事》主編，2003年創辦《社會記錄》，現任《看見》欄目製片人。
「我們追求的全都是標準答案。陳虻就截然相反。他銜接了遙遠的紀錄片理論，而且最重要的是開啟了那些創作者自己。」
東方早報：陳虻的理論對於一個想要拍紀錄片的年輕人是否淺顯易懂？
李倫：沒錯。陳虻的理論操作性極強。他不是那種提出一個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推導出一個公式的理論學者，他是紀錄片實踐的高手，或者說指導實踐的高手。我覺得他對紀錄片本質的認識非常的到位。為什麼他很懂？因為他有一個樸素的、觀察人的興趣。而且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製片人，我認為，他真正的作品其實是編導，他能夠將理念很生動地傳達給編導，然後塑造出一個個很生動的人的影像。
東方早報：像《生活空間》那樣關注人的紀錄片以後很難在電視上出現了，你認同這樣的觀點嗎？
李倫：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確實是整個中國文化集體出現創造力的年代，那個時候，電影、文學、詩歌、音樂各個方面都是很忙的，這個大環境是個重要的因素。觀察式紀錄片也不會拘泥於某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人去拍這樣的紀錄片，有的時候會發展得好一點，有的時候會發展得差一點。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這種紀錄片在中國發展得確實非常好，不光有民間的作品，還有大量的媒體的介入，而且有一定生產量。
而現在，媒體更多的是關於歷史類、風光類，各種各樣的說明性、知識型的片子，觀察式紀錄片的缺失是我們時代的遺憾。
東方早報：時間曾說，主流媒體裡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你怎麼看？
李倫：紀錄片種類繁多，有文獻式、說明式等等，我想時間老師說的「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就是像《生活空間》這種觀察式紀錄片，這種紀錄片不能說沒有，只能說很少。因為這種紀錄片的製作難度非常大，它需要的成本投入，甚至是「人的成本投入」要遠遠超過一般的紀錄片。我所說的「人的成本的投入」就是個人創造力的投入。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機制去培養這種觀察式紀錄片編導，因為它需要作者有很強的個人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必須有自我認識的能力，自我思考的能力，但在體制裡培養這樣的編導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導致這樣的紀錄片就非常少。另外一方面，觀察式紀錄片和現實結合得非常緊密，作品必須和這個時代緊密聯繫，你難免會觸碰敏感的部分。當然了，你也可以拋棄一切，只做人性，但是再複雜的人性，它也是在現實的背景下來敘述這樣的故事。
東方早報：《看見》的編導更多的是做記者的工作還是紀錄片作者的工作？
李倫：在機構裡，人可能要有一些職業的認識，有可能他會被認為是一個為機構服務的記者。但即使是記者，也要有很強的自我認識能力和發現能力，這樣才是一個好記者，所以，他是記者還是編導，我覺得都可以。
東方早報：《看見》延續了早期《紀事》的風格，有很強的紀錄片意識，但我發現它也在漸漸改變，比如從專注現實題材的普通人，現在也走向了明星大腕公眾人物，在創作上是否遇到了題材困難？
李倫：對，我們的主創基本上是從《生活空間》過來的，我們希望能夠延續那樣的紀實風格。
我們的確遇到了題材困難，你也看得出來我們現在的這種搖擺不定，但很多時候，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還在堅守，想要去做。我們這些人是從《東方時空》那樣的一個時代走過來的，我們也只會做這個，我們覺得只有做下去才有希望。而且這裡其實有一個對《生活空間》的誤讀，《生活空間》並不僅僅只關注小人物，也不僅僅只關注普通人，其實是不分身份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會把人分成各種各樣的類型，我們關心學者、明星、冠軍，其實我們關注的是人嗎？不是。我們關注的是知識、是名望、是他們身上附著的東西。而《生活空間》關注的東西，是去掉他身上附著的東西，留下的是什麼？是人性，這才是紀錄片的本質，難道說，我們拍小人物就有對2000年，由陳虻設計的24小時直播節目《相逢2000年》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評價，被BBC世界聯合體選錄播出，其中《日出》拍攝了三亞的日出和一段現代舞，舞者扮演野生動物在海邊起舞，象徵萬物新生。《生活空間》則是陳虻製作的一個家喻戶曉的電視欄目。
東方早報：你剛才提到了體制內沒有觀察式紀錄片作者培養機制，所以現在有很多電視臺的導演都走出來拍紀錄片，會不會以後變成了這樣一個區分：體制內導演只會拍專題片，主流媒體之外的導演才會拍現實題材？
李倫：(笑)我真沒法說，但這樣走下去是有些困難。我覺得如果我們國家的主流媒體想要和國際一流媒體接軌，變得強大，應該多做現實題材的片子。你會看到像英國BBC這樣的大媒體，它也會做現實題材的紀錄片，而且做得非常好。因為越強大才會越寬容，才能完成多樣性。而且我真的認為，對當代歷史記錄的缺失是媒體的失職。
紀錄片經常被說成是一個國家的相冊，那麼我希望這個相冊裡不僅有風光片，我們先人的照片，也有我們自己的照片，這個家庭相冊裡邊主體部分應該是當下的我們。
東方早報：現在拍攝這種觀察式紀錄片的導演基本上都是自籌經費在做，雖然口碑很好，但是沒市場，不賺錢，也就無法延續創作，你怎麼看？
李倫：現在而言，確實很難，因為市場還不成熟，但其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用市場去衡量的。我想起當時的一個故事，當年我們請紀錄片大師懷斯曼來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想，這可是一位國際級大師，於是我們就在崑崙飯店給他開了一間行政套房，結果，懷斯曼一開門就驚了，他說，「上帝啊，中國紀錄片工作者生活過得這麼好，能有這麼好的條件，我在全世界都沒有受過這麼高的禮遇！」其實我認為不光是紀錄片，也有很多行業是這樣，就是有一群喜歡的人，他們願意幹這個事兒，就一直幹下去了，我想紀錄片的價值也就在此。
東方早報：如果讓你來推薦關於陳虻的這本書，你覺得對紀錄片從業者會有哪些幫助？
李倫：其實我覺得不僅僅是紀錄片從業者，應該是所有看到這本書的人，陳虻的理念能夠幫助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因為陳虻的底色和我們傳統的紀錄片意識是截然相反的。他讓紀錄片理性的東西和每個人個體的情感體驗以及情感訴求能夠連接在一起。比如說我們都會給家裡拍家庭錄像，拍出來的都特別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讓他去拍一個紀錄片作品，他拍出來可能就是一堆垃圾，因為他沒有把自己放進去。
其實拍紀錄片非常容易，只要能夠找到你自己。但是我們這幾代人常常忘記自己這回事，所以我們必須經歷這樣精神上的整容才能找到我們自己。我們的意識都是被訓練出來的，我們所有的個體興趣都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我們追求的全都是標準答案，陳虻就截然相反，他從自我出發，是非常自信的人，他重要的就是銜接了遙遠的紀錄片理論，而且最重要的是開啟了那些創作者自己。
「今天我們不缺記錄的手段，但缺乏記錄的理念」
「陳虻的書能夠在這個時候出來，也是和這個時代的一個對話。今天的紀錄片導演應該都去看看這個曾經擁有的傳統，今天能不能再發揚光大，重新播撒一些種子，重新喚回紀錄片人的那種堅守理想的精神。」
呂新雨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系主任，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東方早報：陳虻的理念影響了一批體制內紀錄片人，你覺得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什麼？
呂新雨：就是自覺和不自覺的問題。如果你不自覺，你就會按照模式走。體制內紀錄片最大的問題，就是模式化。而紀錄片一旦欄目化、市場化，就必須配方化。配方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問為什麼，你就按著這個走。陳虻是通過大量的實踐，能夠用一種很好的方式把紀錄片表達出來。陳虻會讓你進入一個自覺的狀態，而不是被動地按照一個什麼標準走。
陳虻當時處在中國電視的黃金時代，是第一批製片人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在當時，他可以通過自己的判斷來招收最優秀的編導，用自己的方式去培養他們，這在今天是很難的。當然更重要的是，陳虻自己當時也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他與很多主流媒體之外的紀錄片導演都有很好的交往， 這是很難得的。那時候，沒有明確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對立，恰恰相反，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多的聯繫和滲透。在這樣的環境下，才使得體制內的紀錄片有了一個非常開放的維度，我個人認為，他是在體制內推廣紀錄片理念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而最可貴的是，他不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認知，而是不斷地放開自己，不斷地去思考，再不斷地把思考表達出來，這種特性讓他獲得了這樣一個地位。
東方早報：陳虻很推崇你提出的「紀錄片最重要的是讓我們能夠理性到場」的觀點，當初你是怎麼提出這個觀點的？
呂新雨：上世紀90年代，我們都還處於自我摸索的階段。我當時提出「理性到場」這個觀點，是把紀錄片區別於故事片，故事片訴諸感性，讓你進入到氛圍中不能自拔，獲得快感。紀錄片恰恰是不能走這條路的。紀錄片其實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一個迴響，不能光是迎合快感，而是要把你的理性思考包括對現實的理解放在裡邊。我當時拿這個理念去和陳虻碰撞，他當時就非常認同。
東方早報：他進而把這個觀點發展成為：「電視紀錄片要利用觀眾的感性到場，達到觀眾理性到場，如果達不到理性到場，就達不到利用電視播放紀錄片的目的，就是娛樂。」
呂新雨：是的，他有一種神奇的能力，把各種吸收來的想法在頭腦中進行碰撞，然後產生出新的創造。
東方早報：如果紀錄片的本質不該訴諸感性，那強調「好看」的紀錄片是否偏離了紀錄片的本性？
呂新雨：紀錄片有很多不同的類型，所以就很難說用單一的要求去面對所有的紀錄片，當時對於陳虻來說，他是做社會類型的紀錄片，是和中國社會建立一個緊密關係的欄目，並且當時中國的廣電體系還沒有走到今天這樣一個市場化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允許他能夠保留他的一些思考和追求在裡邊，所以他用了理性思考這樣的理念，而不是迎合觀眾的快感。
東方早報：崔永元說，「每每打開電視，就感覺失去了陳虻」，你怎麼理解陳虻的消失？
呂新雨：對啊，真的看不到了，今天紀錄片的格局已經有了新的變化，我們現在在主流媒體看到更多的是人文歷史類的，很難看到現實題材的紀錄片。雖然人文歷史類的紀錄片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國家的紀錄片版圖裡，如果你缺少對當代社會的解讀和觀察的視角，都是不完整的。
東方早報：今天回過頭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和影響？為什麼它沒有了延續性？
呂新雨：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從工農兵學商這樣一個分類裡走出來，「老百姓」對每個人都是一個有親切感的詞，這是個具有共識的名詞。所以一出來就不脛而走，成為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經濟市場化改革迅速發展，這個詞就產生了破裂，「老百姓」越來越少用，紀錄片裡越來越多出現的是「邊緣人」。大家都會說，主流媒體為什麼總要拍「邊緣人」？所以主流媒體就漸漸放棄了「邊緣人」，而「邊緣人」就漸漸消失在《生活空間》這樣的節目裡，更多的是在法制節目、社會新聞裡，成為貧窮、落後、流血犯罪的代名詞了。到今天，我們乾脆用「底層」來稱呼他們。今天的中國媒體的困境是，社會已經產生一個結構性的斷裂的時候，我們很難去彌補它，這就使得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和親和力下降，所以使得「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沒有辦法有延續性。
在陳虻時代，主流媒體和體制外導演還有著一個很好的相互合作的狀態，互相吸收營養。而現在，體制外導演都在拍底層社會，主流媒體都在拍上層社會。
東方早報：所以拍什麼才是今天紀錄片的困境？
呂新雨：沒錯，我們今天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可以記錄，我們不缺記錄手段和方法，而缺記錄的理念——你為什麼要記錄？記錄不應該是一個被動的行為，而應該有主觀判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公共信息的保護，比如說高端人士，你基本沒辦法真實記錄，底層人士的倫理問題，你也不能夠直接觸碰。中國紀錄片的確是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東方早報：從書裡可以看出陳虻一直在強調要和拍攝對象保持「平視」的關係。
呂新雨：沒錯，我經常用他的這句話，陳虻說，「如果拍攝對象在你攝影機面前發抖，不是他不行，是你不行，因為他在她老婆面前是不發抖的」。你不要以為你是電視臺的，你就可以有優越感，如果你不能夠做到讓你的拍攝者認同你也是個老百姓，那你就失敗了。包括他提到的選材，雖然題材一樣，但是每個人拍出來的是不一樣的，你怎麼樣找到選題的最佳視角，就像鑽石在陽光下，你轉一下，那個光芒就會出來，你不轉，那個光芒就會看不見。
東方早報：《生活空間》開播於1993年，到今年20年過去了，你認為中國紀錄片有了哪些變化？
呂新雨：今天媒體格局的發展，都已經與陳虻那個時代有所不同，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回到那個時代了。但我認為，很多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像央視的《舌尖上的中國》，理念還是從人物上來的，每一集都有人的故事。它為什麼能夠獲得成功？因為它的精神血脈還是來自上世紀90年代那一批人的理想，以老百姓為主體。
新媒體的出現，也是變化之一。新媒體也開始搭建平臺，也許突破需要時日；主流媒體更多是做人文歷史類紀錄片，這樣也不錯，但是一定要想，中國歷史、人文傳統這麼豐富，我們的紀錄片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呈現出來？如果你看過BBC的片子，你會發現我們的差距的確很大，這個也是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我們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主流媒體如果能夠在這方面發揮作用的話，就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操作。
在今天只要拍攝小人物的故事，就很難不觸碰社會問題最敏感的地方，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的努力。比如說上海電視節也會容納主流媒體之外的導演的作品，他們也會和這些導演合作來拍片，包括央視紀錄頻道，還有民間影展、學校咖啡館、收費電視等等都在推動。我們有多元化的發展，最後能走到什麼程度，我認為還是值得期待的。
東方早報：你如何推薦這本書？
呂新雨：關於陳虻的書能夠在這個時候出來，也是和這個時代的一個對話。體制內的導演應該都去看看這個曾經擁有的傳統，思考一下他的理念，今天能不能再發揚光大，重新播撒一些種子，重新喚回紀錄片人的那種堅守理想的精神。
「那批人都是有紀錄片 理想和職業操守的」
王韌 上海紀實頻道《大師》製片人。中央電視臺大型文獻紀錄片《抗戰》執行總編導、總撰稿，曾策劃並負責了中國大陸第一個直播談話節目《東方直播室》
「時間說，人文關懷不是紀錄片從業者的時髦，而是我們的操守。陳虻後來把它發展成『安身立命的是一種態度，目擊者的態度，人文關懷的態度，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東方早報：書裡載入的陳虻語錄第一段就是，「一個人內心不可屈服的氣質是會感動人的，並能夠改變生活。」不可屈服是陳虻的氣質也是紀錄片的氣質？
王韌：很對！陳虻正是這樣一個不可屈服的人。他非常有思想有才華，也知道如何把正確的理念傳播給編導。陳虻受時間影響很大，孫玉勝在他的書《十年》裡曾寫道：「時間的加入讓我們變得職業起來。」比如時間提出了「人文關懷」，我還記得時間說，「人文關懷不是紀錄片從業者的時髦，而是我們的操守。」陳虻後來把它發展成「安身立命的是一種態度，『目擊者』的態度，人文關懷的態度，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在紀錄片創作的始終，「關心他人」的這個立足點是非常準確的。其實不僅是陳虻，創建《東方時空》的那一批人都是有紀錄片理想和職業操守的。1990年代的那批人就好比一個戰壕裡的戰友，頑強地堅守著紀錄片最本質的東西——傳播真實的生活。
東方早報：從紀錄片的角度，你認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當時所帶來的變化是什麼？
王韌：「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當時對紀實語言的普及功不可沒。老百姓的故事能夠每天如同新生的太陽帶給人們清新的早晨，這個意義非同小可。你要知道，一個清新、質樸、優美、簡潔的文風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永遠都是第一位的，就像是新鮮的空氣對一個人的健康一樣重要。
東方早報：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後，《紀事》應該算真正意義上的播放紀錄片的欄目？
王韌：沒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只有8分鐘，而《紀事》卻是可以拍半個小時以上的長片。《紀事》的班底大部分都是陳虻培養的，周兵是當時的製片人，劉鴻彥是副製片人。包括現在《看見》的製片人李倫，也是陳虻的學生。當時《生活空間》裡有一名編導李玉，也正是因為拍攝了紀錄片《姐姐》，最後開始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故事片，後來在國際上拿了大獎。陳虻用他的認真和執著培養了一大批紀錄片人才。
東方早報：陳虻策劃了「感動中國」，其實也是「老百姓」故事的延續？
王韌：「感動中國」是1990年代《東方時空》的餘音。因為那些編導都是從那兒過來的。但是「感動中國」一年只有一次，雖然只有一次，他們還是很敬業地在做，你想想看，1990年代的時候，我們是每天一個老百姓的故事，現在只能是一年看一次，少得可憐，這就變成了一個貴族化的東西了。
東方早報：陳虻多次引用卡裡·紀伯倫的那句名言：「不要因為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自己為什麼出發。」他其實很重視紀錄片作者對自己心靈上的認知。
王韌：是的。紀錄片是什麼，就是用比較真實的影像還原真實的生活場景，展現真實的生活。在中國紀錄片的歷史當中，《東方時空》和我們當年做的那些紀錄片都有一個重大的使命——「紀錄片是什麼？是拿它來反對假大空的。」這句話最早是時間提出來的，我聽到這句話可以說是振聾發聵。我認為，紀錄片的內容一定是大於形式的。有人覺得紀錄片門檻很低，不像作家寫書、畫家畫畫，需要動腦子，你拿著攝像機拍就可以了，好像很直接，但他們錯了，其實紀錄片也有門檻，你要有心靈上的認知，最後你還要形成你的語言風格。
東方早報：所以陳虻提出了「跟定拍」和主觀拍攝的不同。
王韌：是的，新手肯定是「跟定拍」，跟在人家屁股後面拍，又叫「跟腚派」，人家幹什麼你幹什麼，沒辦法呀。但是好的紀錄片一定是有主觀的。紀錄片拍攝最難的是什麼？就是關係，你一進門看到這兩個人坐著，這兩個人什麼關係？他們和這個環境什麼關係？和社會什麼關係？這個關係是最難表現的。真的要去琢磨，你看陳虻所有的這些理論都是一點點思考來的，很不容易，他真的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並且他的思考沒有離開老百姓，為中國的電視做點事兒，這對我們今天所有電視臺的製片人都是有對照意義的。他可以成為一面鏡子。任何一個製片人，你面對你的編導，你能不能做出這樣的指導？你能不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能夠表達出來？陳虻的這些話看得出在用心，比如陳虻提出的「出於我心，歸於公心」，這就是創作紀錄片的一大法則，一定是從個人出發，有個性化的表達。而且在這個表達裡，有你的責任。
東方早報：政府一直鼓勵拍攝現實題材的影片，從創作者的角度看，為什麼體制內的現實題材的紀錄片越來越少？
王韌：當時還沒有《生活空間》這樣的欄目，老百姓的故事有新鮮感，它是創新的東西。開創性的東西有兩個特點，因為沒見過，受眾的要求會很低，對創作者要求也低，但是三五年之後就難了，因為審美疲勞。雖然故事天天是新的，但你的故事再不能流於表面；想堅持下去，創作者得不斷提升自我認知。因為心中有，攝像機才有，你才能表達出社會需要的東西。你剛開始拍一個貧苦人家的生活，但是你今天再去拍一個貧苦人家，改革開放30多年了，還那麼苦嗎？
東方早報：可不可以這樣說，欄目化市場化運作對創作者影響更大？
王韌：當然。比如說，你甘於清貧嗎？可以一輩子就琢磨這個事兒嗎？另一方面，社會也浮躁了，這種浮躁既影響了對紀錄片的評判，也影響了創作者本身的心態。這裡還有一個收視率導向和價值觀的問題。我認為，這不是錢的問題，還是社會整體的價值觀的問題。
紀念，是為了再次出發
白巖松
一
2013年5月1日，《東方時空》開播二十周年。
寫下上面這行文字，我覺得有些荒誕和不真實。二十年了嗎？怎麼仿佛昨天？然而走到鏡子前，看著自己已半白的頭髮，我苦笑著確認了這個事實。
二十年，長得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容顏；二十年，卻也太短，還不足以脫胎換骨。在這樣的過程中，有哪些東西已被歲月遺失？又有哪些東西，被固執的人一一揀起或一直就執著地拿在手裡？
這二十年，曾經的理想，在四面八方，過得還好嗎？
二
傷感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
在新聞評論部所在的南院食堂裡，總有經歷過《東方時空》最初歲月的同事，在沒喝酒的情況下，就開始懷念當初激情燃燒的歲月，並抱怨現如今的平淡平庸甚至平靜的可恥。面對老友的這些心聲，我理解，卻越來越沒耐心聽完。後來，我總是說：我們已經很幸運了，曾經趕上了一個很不正常的歲月，而現在，一切都正常了，或許將來，也會很久地這樣正常下去……
有一點點安慰的作用，但還是攔不住人們傷感的腳步。
當初的《東方時空》，的確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也因此，才讓人無法忘記。領導和群眾可以沒大沒小相互拍桌子，有創意就會被尊重然後很快被變現，無能的溜須拍馬是可惡的，業務高於一切，談理想與夢想是不被人嘲笑的……
可沒有哪個時代能夠這樣不正常下去。比如，那個時候，一個人不知從哪兒來了，水平夠，就可以留下；而組裡的另一位，跟不上大家的節奏，明天就可能離開……這樣的用人制度放到今天，《勞動法》還不得吃了你？
所以，一切都正常起來，可無法迴避的是：在這個正常的時代裡，如何讓理想與激情還有存活的空間？或者，被尊重？
這可能，才是我們紀念《東方時空》二十年的緣起吧。
三
二十年，已經無情地把我們由激憤的青年變成了平庸但可能寬容的中年，卻也讓當今的年輕人，對二十年前的事兒有了陌生感：你們當初做了什麼？《東方時空》不就是現如今每天八點播出的那個新聞欄目嗎？怎麼在你們的回憶中，竟有那樣離奇的江湖地位？
你們當初，究竟做了什麼？
《東方時空》可能就幹了一件事：平視。
用《東方之子》平視人，不仰視不俯視；用《生活空間》平視生活，不塗抹不上色；用《焦點時刻》平視社會，不諂媚不閃躲，最後用不同於以往的平實語氣，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平視自己。
僅此而已。
不過已足以讓很多人驕傲一生，可常常遺憾的是，二十年前就開始做了的一切，今天，也並未全都在屏幕上達成共識，我們已經老了，可「平視」二字，依然像稀有動物一樣，站在那裡，咄咄逼人地孤獨著，並依然前衛。
這是紀念的另一個來由：於心不甘。
四
陳虻，是紀念《東方時空》時繞不過去的一個名字。
在《東方時空》開播時，他還未到，幾個月後，他恰到好處地出現，然後半年內用他「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豐富並擴大了《東方時空》的內涵，也成為那一個時代，電視被人尊敬的一個理由。
很多年後，他有些寂寞並不甘地走了，這個時候，曾經的老戰友，帶著日漸增長的腰圍，跌打滾爬地來到陳虻的遺像前，淚落成冰。我猜想，陳虻用他的離去，給了我們一個機會：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歲月。
但我們自己呢？也許，陳虻還是幸運的，再也沒有墮落的可能，而我們卻都要格外小心，下墜的前方還有很大的空間。說起來也怪，陳虻走了，總有人憑弔；可二十年裡，好的理想與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麼從不見人傷感憑弔？
沒辦法，已經死去的和依然活著的，是同一個人。
紀念，能讓我們不再墮落地活著嗎？
五
二十年前，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像當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樣，來到《東方時空》，自覺自愿。理由不同，動力卻是相似的，想要改變一些什麼。
那時候的年輕人，像打一場仗，敵人很明確：八股的文風，粉飾太平的慣性，站不起來的奴性，不以人為本的種種現象。敵人在，陣地在，殺氣與鬥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燒。
一轉眼，二十年過去，敵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卻日漸模糊，一時不知該怎樣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戰士早已忘了，當下最大的敵人，其實已經是我們自己。
二十年，我們從當初的反抗者，變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權還有人有錢，有人什麼都沒有可起碼還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憶。不知不覺中，我們很可能，已悄悄由當初的開拓者，變成了今天的攔路人。只不過，在回憶中，我們還以為自己保持著戰士的姿態而已。
今天，我們該做一個怎樣的既得利益者？是渾然不覺地讓自己舒服？還是自省自覺地讓年輕人舒服讓時代與未來舒服？我們該不該讓利？還是過後不久，被新的反抗者從幻覺的神壇上打下？
這反省，是不是也該成為紀念中的使命？
六
好了，該從傷感中轉過身來。
陳虻離去幾天後，我在文字中曾這樣問同事更問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綻放，那麼，理想有什麼意義？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時的一種荷爾蒙，只在多年後痛哭時才知自己有過，那麼，激情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陳虻的離去，又有什麼意義？」
是啊，二十年的紀念，究竟是一個終點，還是一個新的起跑線？
如果對《東方時空》二十周年的紀念，只是傷感，只是吹噓，只是「大爺曾經當初怎樣過」的售賣，紀念，又有何意義？
七
這個時候，我翻開了這本書，然後便有些慚愧。身在其中的，已有些麻木，而在遠方的，卻刻骨銘心著！徐泓老師，從未在《東方時空》的「組織」裡工作過，但卻一直關注幫助著《東方時空》的成長。陳虻走了，我們大家哭過就散了，可徐泓老師卻一字一句地開始整理，終於讓陳虻栩栩如生，對此，我該說些什麼？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話語，今天說過了，明天就會過時，甚至成為錯誤或反動的恨不得立即刪除。而陳虻已離開四年有餘，那些曾經精彩的話語，會不會過時？還有沒有價值？我想，不會過時，當然還有價值。因為陳虻不那麼政治，不那麼聰明得見風使舵，他只關心人性、關心內心、關心傳播的規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話語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經受歲月的推敲。該是十年或二十年後都值得一讀再讀吧！更何況，這些聲音留下來，已成為一段歷史的旁白。
對此，該對徐泓老師說聲「謝謝」，因為這些話語已經像一種喚醒，告訴傷感的人又該出發了！我們應該明白，一切都沒有結束！
八
曾經有人說，青春無處安放。我想，與此相比，我們是幸運的，不管現今的青春如何美好並豐滿，卻並不讓我們羨慕，因為在《東方時空》裡，我們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無可替代，無法複製。
接下來，抱怨與傷感，可以安放我們的中年嗎？回憶，可以安放我們的老年嗎？
我想不能。我們的中年正無處安放，不出發，也就這樣了。而如果出發，我們還該有更好的中年與老年。這一切，只需要與自己為敵，重新拿起手中的槍。
九
陳虻曾說：走得太遠，別忘了當初為什麼出發。
二十年，紀念中，我們在眾多文字與畫面裡，重溫了出發時的誓言，那麼今天，或許該用另一行文字為未來畫下起跑線：
既然想起了當初為什麼出發，那就別忘了繼續趕路！
這，才是紀念的全部意義。
(本文系徐泓編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陳虻，我們聽你講》一書的「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