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是不確定之年。堅固的、常態的都被打亂，這個世界也戴上了口罩，以至於無法看清彼此真正的面容。
這一年，太多人離開了我們，醫生、球星、學者，他們都以一種極不正常的形式與我們告別，不正常得像一場玩笑。
但是現實追求不是玩笑，只能努力地去接受與面對。接受病毒的存在、面對一個新舊秩序的更替。
這是2020年的最後一期節目，我們以此告別一位知名中國問題學者——傅高義。他的去世就像一個象徵與隱喻：老關係不會有了，一切都將是新問題。
這一期節目，我們追溯了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現名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進化與演變，這個中心的創始人費正清與後來的繼任者傅高義、孔飛力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學術道路。
費氏一門從邊緣研究一度成為美國東亞國際關係的頂級智囊。1966年的富布萊特聽證會，費正清作為資深學者參加，並主動表示應與中國大陸主動接觸，70年代美國國務卿辛格秘密訪華，公文包裡帶著的正是費氏所寫的《美國與中國》。
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也成為美國東亞政策的重要源頭，費正清那一代學人在學術與現實政治間穿插，並形成了一套極為重要的研究模型——「衝擊-回應」模式，這一模型代表了費正清那一代西方中國學學者對於中國的普遍看法，當然，這個模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也有著微妙的互動關係。
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越戰爆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費氏一門的年輕學者開始對自己的老師進行反叛，對於「衝擊-回應」模式有了新的革新與反動。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柯文，他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寫到：「越南戰爭解放了美國史家，他們開始放棄以西方作為準繩衡量別國歷史發展程度的理理念，轉向真正以研究對象為中心，一種根植在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受「中國中心觀」影響的孔飛力就寫出了《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以及《叫魂》這樣的名作。事實上，這種史觀的更新也得益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使得雙方可以充分交流，美國漢學家得以拿到更充分的材料。
《叫魂》的創作便是如此，因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資助，孔飛力得以到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利用第一手檔案資料，與中國學者的廣泛交流才得以寫出《叫魂》。
此時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對於現實政治的關注也在偏於冷感，同樣擔任過主任的孔飛力對於現實世界的政治關係幾乎從未發聲，已經遠不像他的老師費正清了。
但是在90年代，傅高義重新回到哈佛東亞研究中心擔任主任，以一個研究當下關係的社會學家視角將費氏一代最大限度關照現實政治的精神繼承下來。90年代幾乎每周都有各國高層人士到訪中心演講，這其中就包括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東亞研究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國政府亞洲事務部門在波士頓的分部」，啟動了諸多當代國際關係議題。
然而，在這個年代，當歷史重新變得複雜起來，現實關係開始瀰漫霧氣的時候，因國際局勢變局而起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可以說是失語的，它並沒有提供一個有力的解釋路徑。
換句話說，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參與現實的歷史任務結束了。隨著傅高義的去世，費正清的那一代學術與現實互相介入的傳統也終結了。
舊的系統與交流方式已經無法通暢運行，而新的互動遠未建立，就像這個播客名字一樣，處於中間地帶。
在一個重要的變局時刻，一個原來可對話，可理解的渠道消失了，「交流」的可能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