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回望三峽實踐正在檢驗著三峽。7月20日，三峽水庫迎來了流量達7萬立方米/秒的洪峰。這是工程竣工以來，所面臨的最嚴峻考驗。
而與此同時，重慶、四川等地遭遇洪水圍城，長江、江漢中下遊持續較高水位，武漢再次面臨防汛壓力，湖北7萬人上堤查險。
當歷史的洪水衝擊著三峽大壩，不僅檢驗了其抗洪的能力，更檢驗了它在整個長江中的角色。在上遊，重慶洪水圍城，當地人總把這裡的水進人退與遠處的三峽大壩聯繫在一起。
在下遊，荊州大堤安然渡險，與1998年形成鮮明的對比。人們都說，「有三峽大壩，我們一點也不擔心。」
在汛期，大壩面對蓄與洩的爭議；在旱期，大壩更面對高水位和低水位的壓力。
來自外界的聲音，不斷檢驗著三峽大壩到底是不是可防「萬年一遇」。來自三峽集團的員工面對檢驗卻說，「我們特別感謝反對的聲音。」
這座大壩從來都不缺少反對的聲音。80年代廣泛公開的大論證，讓三峽大壩成為建國以來最為透明的世紀工程。
2008年，三峽大壩建成，水利部再次掀起了一次針對三峽的內部大檢驗，對三峽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再論證。與會者希望，三峽工程以實踐來回答當年大討論中的一些質疑。
而對於這個世紀工程的檢驗，還遠未停歇，三峽的話題將長久的存在。
焦點中的三峽歷史的洪水平靜地淌過三峽大壩，萬眾矚目之後，三峽的調度配套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本報記者/劉子倩(發自宜昌、荊州、武漢)
趙雲發的電話最近熱得燙手。全世界投向三峽的目光，剎那間都投射在他身上。他是三峽水利樞紐梯級調度通信中心的副總工程師，關於三峽調度的權威發言人。
同樣的問題，他要在不同場合解釋若干遍。比如，在三峽大壩的防洪標準問題上，他每天都要給面前或者電話裡的記者們不斷「掃盲」。
這一切均緣於他身後的三峽大壩。7月19日，三峽建成以來最大的一次洪峰抵達宜昌。這座大壩的防洪能力被洪水推到了時代的高處。從上遊翻騰而下的滾滾洪水，如何被三峽大壩 高高託起，輕輕放下，成為萬眾視線的焦點。
而在此之前，人們對於大壩的防洪能力已經有過廣泛的關注。
有人摘出了從2003年至2010年的四條新聞，標題分別為：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三峽大壩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峽大壩可抵禦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
「萬千百」——這就是趙雲發不停地重複回答的問題。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過程中，他多次被電話打斷，趙捂住手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那我就在電話裡一起解釋了。」
按照三峽工程的設計防洪標準是：千年設防，萬年校核。能抵禦1998年那樣的百年一遇洪水，當洪水到來時能夠攔蓄住洪水，而不用啟用下遊的分洪區分洪；大壩設計行洪能力是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到來時在下遊荊江分洪區配合下確保武漢及下遊平原不被淹；當萬年一遇罕見大洪水到來時，確保三峽不潰壩。
而此時洪水已過萬重山，在舉國上下的關注下，經過了荊州、經過了武漢。
「事實檢驗了三峽。」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面對媒體不由地舒了口氣。
高高託起，輕輕放下按照三峽的建設要求，首先是有效控制長江上遊洪水，起到防洪作用，其次才是在發電、航運等方面發揮效益。
然而，自2003年6月，三峽下閘蓄水至今，並未接受過洪水的考驗，直至今年7月11日，三峽大壩迎來入汛以來首次洪峰，最大流量達每秒38500立方米。
7月15日，大壩洩洪量加大到32000立方米／秒，長江防總常務副總指揮蔡其華對此解釋是，加大下洩流量是為了騰出庫容，以攔蓄未來幾日將形成的長江上遊新一輪洪水。
7月19日，一場大雨如期而至。三峽水庫下洩流量由34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40000立方米/秒，之後按40000立方米/秒洩洪。
當晚6點25分，三峽洩洪首次突破40000立方米/秒，而此時，三峽入庫流量則首次超過了70000立方米/秒。
12小時後，洪峰順利通過荊州沙市，水位為42.06米。按照防洪要求，三峽大壩須確保荊江大堤安全，而此次沙市水位比警戒水位低了0.94米，對於荊江意義非凡。
趙雲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三峽大壩每秒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量級計算，只能算是15年一遇量級，三峽水庫水位為155米，已用去56.5億庫容，假設千年一遇洪水來襲時，按壩前水位171米計算，還有165億立方米庫容可用，而三峽的防洪總庫容為221億立方米。
針對公眾對三峽洩洪量過大的質疑，趙雲發解釋說，三峽一年的平均流量大概是14100立方米/秒，而三峽發電所需的流量為25000立方米/秒，所以在洩洪量決策過程中會平衡上下遊關係，考慮下遊防汛情況，由長江防總具體計算出最科學的洩洪流量。「7萬的流量，經三峽之後變為4萬，另3萬被攔在庫區，所以說這不是單純的洩洪，而是攔蓄，否則7萬立方米全部下去，荊江大堤壓力就會增大。」趙雲發說，此次三峽的調蓄作用顯而易見。
事實上，三峽集團希望通過此次調蓄的機會展示三峽的防洪能力。而對於按照抵禦千年一遇洪水而設計的三峽來說，「從容應考」不足為奇。三峽集團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坦言，從沒有一家國企像三峽集團一樣，面臨如此緊張的輿論環境，從大旱到洪水，對於三峽的爭議從未停止。「我們特別感謝反對的聲音，使我們的決策更加謹慎，多方聽取不同意見。」
荊州不怕幹戈動萬裡長江，險在荊江。而此次三峽攔蓄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處於148公裡之外的荊江。
按照三峽防洪要求，通過三峽水庫調蓄，荊州大壩的防洪標準從10～2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當遇千年洪水，配合荊江分洪區等工程的運用，可防止荊江河段潰壩，減輕中下遊對武漢市的洪水威脅。
荊江上起枝城，下至城陵磯，全長337公裡，因流經古荊州而得名。早在大禹治水的時候，荊州的地位即已凸顯。1738年，荊州就成立了專門管理治水的同知衙門。荊江「九曲迴腸」，洪災在當地是「家常便飯」，搶險保堤已是歷史傳統。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450年間，荊州江河堤防潰口186次，平均2到3年發生一次。其中，1931年，荊江大堤潰口22處，人畜淹斃無數；1935年，荊江再次大規模潰堤，死亡人數達三分之二，災民百餘萬。
荊州長江河道管理局防洪科科長張根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荊州所在江漢平原屬於衝積平原，不少堤防建在古河床上，經過數百年來泥沙淤積，如今河面高度已超過市區。「市區高度為34米，當沙市達到警戒水位45米時，就形成了11米的水頭差。」
在荊江大堤的保護區內，有1500多萬人口，2000多萬畝耕地，如發生不測，還會危及武漢。然而，脆弱的地層決定了荊州並不能像開封一樣，不斷地加高堤壩以阻擋洪水，三峽工程很大程度上破解了這一難局。
荊州市水利局原局長易光曙曾經粗略地測算過，沙市每秒通過1萬立方米的洪水時，保守估計水位漲80釐米，若下遊底水高，還可能漲到90釐米。若不是三峽攔蓄了3萬立方米，沙市水位將達45.4米左右，超過1998年的45.22米。「這次洪水，三峽功不可沒，1998年時若有三峽就不會損失那麼大了。」已經74歲的易光曙說。
1998年，長江發生全流域性洪水，多位中共和國家領導人親臨荊州指導抗洪搶險工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的溫家寶坐鎮荊江大堤一線指揮。
易光曙多次向溫家寶匯報災情，並建議不到萬不得已不採取分洪的辦法，而部分專家則建議分洪，如果在沙市到郝穴段潰口，距武漢只有180公裡，洪水不到15個小時就到武漢。
按照《長江洪水調度方案》的規定，沙市水位達到44.67米，並預報繼續上漲時，扒開荊江兩岸幹堤行洪，同時做好荊江分洪區北閘的爆破準備；當沙市水位達到45米，並預報繼續上漲時，視洪水大小及荊江堤防工程安全狀況，在國家防總下達荊江分洪區人員轉移命令時，湖南省接守南線大堤。
在長江幹支流防汛表中，唯荊江大堤的保證水位處寫著「確保」二字。「換句話說，就是犧牲一切也要保荊江大堤。」張根喜說。
易光曙回憶，溫家寶當時採納了各方意見，「最終下令要嚴防死守。」
1998年8月15日晚上，幾十萬人守在大堤上，以防不測。8月16日，第六次洪峰將通過荊州，溫家寶一夜未眠。16日凌晨3點多，他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易光曙，說首長凌晨要去巡堤。而天亮時候，溫家寶一行便到了距沙市50公裡的郝穴。在長江，災害最嚴重的是中遊，中遊最嚴重的是荊江，荊江最嚴重的即沙市至郝穴段。著名水利專家林一山在上個世紀50年代曾表示，若此段白天出現潰口，將造成50萬人死亡，若是晚上則可達百萬。「50年代人口比1998年少得多，1998年如果出事，絕對不止這個數字。」易光曙說道。
儘管最終洪峰安全通過荊州，但1998年洪水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荊州市2000多公裡堤防，超歷史最高水位的江堤達到1864公裡，出現1770處險情，其中重大險情913處，直接受災145.73萬人。
與此同時，解放軍、幹部、群眾近50萬人上堤搶險。時間最長達90天，最短的也有70天。荊州市規定，一旦超保證水位，每公裡堤段配備50到80個人晝夜巡防，每人每天的成本在一百元左右。「當時幾乎青壯年勞力都上了堤，工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張根喜回憶說，大堤就像是一個設計時速為150公裡日轎車，卻超負荷跑出200公裡的致命速度。
數據顯示，1998年最大的第六次洪峰在宜昌的流量為63600立方米/秒，未經任何攔蓄流至沙市時減為53700立方米/秒，致使荊州出現潰堤的危險。人們以此推測，若此次的7000萬流量不經三峽攔蓄其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據張根喜介紹，今年汛期荊州設防1468公裡，僅4處出現問題，並無重大險情，與1998年巨大的投入形成鮮明對比。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副院長董曉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峽在此次洩洪中對於荊江的保護作用極為明顯，「三峽閘門稍稍動一下，就讓下遊避免了至少上百億的損失」。
不過事實上，自1998年後的10多年間，國家投入50多億加固荊州堤防，上千公裡的大堤普遍加高了1.5米至2米，加厚了3到5米，完成土石方1.8億立方米，若壘成一米高，一米寬的圍牆可繞地球4圈半。
此次洪峰能順利通過荊州，水文等部門提供的精確數據也起了關鍵作用。三峽集團總經理陳飛曾向媒體透露，三峽集團的測控系統已覆蓋三峽上遊60%的流域面積，加上其他測控系統的支持，上遊水情測控已達80%覆蓋率，可對未來3天的洪水實施精確預報。
趙雲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峽通過氣象預報，根據機率計算可確定降雨量，為決策提供精確支持。
而在1998年，水文採集手段較為落後。長江委荊江水文水資源勘測局副局長許弟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年他一天三四次乘機動船到江心採集數據，通過電臺把汛情數據報給水情分中心，再一級級向上報，最快也要四五十分鐘。如今，水文站實現了118個中央報汛站從數據採集到報汛的自動化，採集的數據即可迅速交給長江委和三峽梯調中心。
理順調度機制長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是管理長江流域調度的「大腦」，湖北省省長李鴻忠任總指揮。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萊茵河保護委員會的秘書長一直由荷蘭人擔任，因為「荷蘭在最下遊，上面搞不好，他最倒黴，他也就最積極主動。而若荊州出問題，受衝擊最大的還是湖北」。
長江幹流流經荊州483公裡，佔湖北省的45.5%，佔整個長江中下遊17.4%。荊州現有長江幹堤868公裡，佔全省55.7%，佔整個長江中下遊24.3%。正因如此，長江防總的總指揮由湖北省省長擔任再合適不過，而李的前任正是現在的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
但在翁立達看來，誰當總指揮並非根本問題，而是要在調度上形成機制。比如像漢江、嘉陵江跨多個省區，均設有專門防汛機構，由長江防總統一調度協調。但這種調度涉及到發電效益的問題，對於已經建成的水庫，按照防洪法執行，但對於以發電為主的水電站或許會出現調度問題。「水就是電，電就是錢，錢就是企業的利潤。來了洪峰，你讓他放，結果後面不下雨了，他怎麼辦？」
除此之外，上下遊的調度配套制度也是重要組成部分。三峽上遊的向家壩、溪洛渡、白河灘、烏東德等水電站正在與三峽形成配套調度，其防洪效果更加顯著，對於像今年重慶的狀況也會有改變。
假若調度機制上無法理順，也會造成麻煩。翁立達舉例說，2008年三峽蓄水到172米時，上遊開縣正在建一座生態調節壩，只差數月即將完工，但水庫蓄水淹沒了這個還未竣工的大壩，耽誤了工期。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當大壩洩洪時。「面對洪水，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要求，這都是正常的。長江防汛體系不是一個三峽，而是由幹流和支流水庫群，分蓄洪區等組成，長江江水有流域性和區域性。這就要求區域管理要服從流域管理，長江防總來統一平衡。」同時，長江上的五大巨頭，大唐、華能、華電、國電、三峽利益的統籌也是協調的重要內容。
如今，讓翁立達憂心的是，幹流與支流上無序建壩對環境的影響頗大。「建壩可以，但要好好規劃，否則矛盾會越來越多。長江沒有蓄到過175米，今後蓄不滿水是正常情況，蓄滿了才不正常。」翁立達認為，這種集中式建壩是受前蘇聯水利模式影響，「充分利用每一米水頭」，「現在俄國老師都不這麼幹了，我們中國學生還在這麼做。」
無論如何，三峽並非救命稻草。長江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裡,約佔中國陸地總面積的1/5。三峽大壩上遊有100萬平方公裡,下遊80萬平方公裡。所以,僅僅靠一個三峽工程肯定不可能承擔整個長江流域的抗洪。易光曙在1999年的一篇總結1998年洪水的文章中即指出，三峽工程對於荊江的防洪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是有限的。「不能把荊江防洪安全的希望全部寄託於三峽工程，這是要誤事的。」
其實，三峽的防洪功能體現在對上遊來水的控制，而對於下遊流域性洪水只能起到間接的影響。儘管最近武漢吃緊，但翁立達認為，如果沒有三峽和丹江口水庫，武漢現在的局面會更糟糕。
在易光曙看來，三峽工程解開了兩湖百姓的精神枷鎖，千百年來，備受洪水折磨的荊州百姓不再有「 荊州不怕幹戈動，只怕南柯一夢終」的擔憂。
翁立達說，儘管自己從1979年做三峽環境測評時，就認為建壩利大於弊，然而，近幾年長江水生生物的現狀令他憂心忡忡。因水勢變化，一些珍稀魚類漸漸消失，而他也一直為此而積極奔走。
在翁立達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對白鰭豚雕像。如今，白鰭豚在長江已消失數年，翁立達望著這對雕像感嘆不已：如果白鰭豚真是在我們這代是手上滅絕的，那會是巨大的遺憾。
(實習生沈茜蓉、熊一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上遊糾結對於川江上遊的庫區人來說，生活中總有些東西因三峽蓄水而發生了變動
本刊記者/劉炎迅(發自重慶)
潮水從朝天門下來的時候，宛若千軍萬馬奔騰而至，看閒的人，擠滿了更高的平臺，指指點點，宛若檢閱水下的世界。
那是7月20日，重慶當地報紙上說，每秒7萬立方米的洪峰過境。重慶危矣，三峽待考。
朝天門是兩江樞紐，重慶最大的水碼頭，自古江面檣帆林立，舟楫穿梭，江邊碼頭密布，人行如蟻。直到今天，這一帶仍是城內最繁華的商業區。
這裡是重慶人回憶這個城市的最好去處。歷史上，這裡幾乎每年都要上演水進人退的故事。
21日，洪峰過後，朝天門碼頭重見天日，滿眼淤泥，最深的地方淤泥達到了半米。
7月26日，第二次洪峰路過重慶。還好，這一次大水並未漫上江岸。
今年，幾百公裡外的三峽大壩開始發揮作用，當地人總把這裡的水進人退與那座大壩聯繫在一起。
水浸朝天門24日，周末，天氣晴熱。很多重慶人來到朝天門，挽起褲腿，踏著黑漆漆的淤泥，從朝天門走下去，來到江水退去的江岸上。
這邊消防車忙著衝刷淤泥，那邊小販已經擺起涼粉攤子，做起生意，不同年齡的人，熙熙攘攘。
洪水讓南濱路酒吧一條街的經營戶損失慘重，為了幫助他們儘快清淤，從前一日凌晨5點開始，街道上連續組織了近百人，工作了30多個小時，幫著清除的淤泥以百噸計。
但這還只清理了1/3。
洪峰來的時候，一起被淹沒的，還有另一個地標——磁器口。
當時，磁器口街道的梯坎已「隱」於水面下，標誌性牌匾龍隱門沒至「腰部」，靠近江邊的商鋪及民居被淹。人們清楚地記得在2009年時，磁器口也被淹過，靠近江邊的遊樂場，湧進來2米多深的水。
住在江邊的居民們看慣了潮漲潮落，也不忘把每年的洪水做一比較。
歷史上，朝天門面對江水，總是有些乏力，多次在洪峰下沉入水中。當年修建三峽大壩時，很多重慶人就擔心，蓄水175米，回水到了上遊朝天門，不是要漫得更厲害嗎？
在民間，當地人的說法是，如果要保重慶，最好水位不要超過160米。
自從大壩建成之後，民間關於水的想像一直沒有停止過。
2005年的時候就有媒體計算過，一千多公裡川江(長江宜昌至重慶河段)河道狹窄，坡度陡峭。在建設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之前，宜昌至重慶間的最高水位差為136.9米，而最低水位差也有120.6米。正是這巨大的水位差，才有了「千裡江陵一日還」的可能性。而2003年三峽蓄水135米之後，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發生洪水，下洩不暢，洪水就會通過600公裡的狹長河道和13個峽口層層壅高。
在這個報導裡，援引了專家的計算，「按照三峽工程泥沙組所給定的三峽水庫平均水力坡降為7米/100公裡。當壩前水位達到175米時，距此600多公裡處的重慶市的水位就會高達217米。」
果真如此，重慶將成澤國一片。不僅僅是朝天門，包括火車站，成渝鐵路都要「葬身魚腹」，不過這個數據沒有得到官方的論證和回應。
2008年三峽蓄水175米，上遊的重慶開始緊張起來。
2008年，11月4日，三峽大壩嘗試蓄水到了172.3米，重慶部分主城區被淹，與此同時，原定175米蓄水的計劃被叫停，至於原因，各方說法不一。三峽總公司對外宣布，「三峽工程停止蓄水，是為了觀察三峽庫區地質災害、生態環境及庫岸穩定情況。」
而來自專家說法是，上遊來水不足，大壩高位蓄水無法實現。加之對於蓄水後產生地質災害的擔心，因此停止了蓄水。
而在民間，諸多說法開始蔓延，人們把三峽蓄水和重慶主城區的被淹聯繫在了一起。
到了2009年8月6日，重慶主城區再度被淹，當時央視報導說，當天三峽大壩三鬥坪水位已達148.30米，而重慶水位超過183米。
一切都在暗示，三峽大壩蓄滿水之時，就是朝天門永沉江中之日。這個敏感的地方，成了民意的發酵場。背後是人們對於三峽大壩的種種擔憂。
這時候的人們有意無意在忽略一點，那就是，在歷史上朝天門本來就是一處沉浮不定的地方，周期性地被江水淹沒。
直到今年，7月22日，三峽水利樞紐梯級調度通信中心副總工程師趙雲發公開回應「重慶朝天門碼頭被淹，是三峽大壩惹的禍？」這一問題。他說，重慶目前的水量主要來自於降雨和嘉陵江，跟三峽沒關係。
長江重慶航道局航道處處長聞光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也持相似觀點：「該航道江水與回水的關係不大，而是上遊自然洪水所致。」
航道糾結在奉節，老城如今已經淹沒水下，劉備的永安宮也一同不見天日。曾經生活在水邊碼頭低矮之處的人們，被整體搬遷到了十幾公裡外的一個山頭上，為了宜居，那個山頭被削成一個平地，建起城市。
而水位上升後，此前暢想的「黃金水道」卻沒有馬上實現。
2009年，三峽175米試驗性蓄水啟動之際，重慶的當地媒體曾暢想，蓄水至175米，意味著上遊航道加深擴寬，長江航運條件進一步改善。屆時，宜昌至重慶660公裡的航道可直達萬噸級船隊，航運成本將降低四分之一。
但事實上，這個目標至今沒有實現，水位沒有達到，噸位也沒上去，聞光華說，如今萬噸單體船舶根本上不了豐都乃至重慶，現在的標準航寬只有100米，三峽蓄水後，江面看似寬了，但很多地方很淺，有暗礁，容易出事。這就需要國家來做炸暗礁、拓寬航道通航寬度的工作。
成庫後，江面漂浮物大量增多。清理江面漂浮物已經成為重慶航道局最為頭疼的事情，相關區縣和部門組織專門隊伍對流域轄區的漂浮垃圾進行打撈、清運和處理。
長江重慶航道局航道處處長聞光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說，長年庫區裡，最大的淤積點達到26米，那地方叫爛泥灣，今年水深只有5米，剛剛達到通航標準，明年3、4月份消落期不疏浚，真要斷航了。另一個點是涪陵下遊十幾公裡的江段，叫土腦子，淤積後的江底海拔高度達到139.6米，而消落期的平均水位是145米，可見水多淺了。
水運經濟對於重慶等上遊江城來說，意義重大。淤積的斷航危機引人關注。早在2006年9月，三峽工程實行第二次蓄水，成功蓄至156米水位，設立這一水位，主要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庫區移民要逐步搬遷，時間上有緩衝餘地；二是擔心重慶港區發生泥沙淤積，而156米水位回水在重慶下遊的銅鑼峽以下，不會影響到重慶港區。一個被提及的相似例子是，1960年9月，三門峽蓄水，蓄水高程335米，最高338米，才運行了四年，由於淤積，庫容大為減少，處於變動回水區的渭水河床抬高了三四米，潼關告急。
三峽工程：過去和未來1986年，國務院要求水利電力部重新論證三峽工程。這場大論證共有412位專家參與論證。22年後，三峽工程建成，在2008年，水利部又一次找到很多專家，對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再論證。與會者希望以實踐來回答當年大討論中的一些質疑
本刊記者/王婧 文/沈茜蓉
「三峽工程的作用只會越來越大。」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長江三峽集團總公司前總經理陸佑楣如是說。
1984年，陸佑楣被時任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從正在建設中的龍羊峽調入北京。錢正英部長對陸佑楣說的話字字千鈞：「調你來，就是為了三峽工程！」
兩年後，一場有關三峽工程的大論證展開了。這場大論證共有412位專家參與論證，涉及40個專業。這是三峽工程問題有史以範圍最廣，也是討論最深入、最充分的一次會議，對於工程的方案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見。這次論證後形成的報告，最終決定了三峽工程得以在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
這次相對廣泛公開的大論證也讓三峽工程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透明的世紀工程。
這個世紀工程承載了太多的期望與關注，走過22年，在2008年，水利部又一次找到很多專家，對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再論證。與會者希望以實踐來回答當年大討論中的一些質疑，也為了讓這個世紀工程能夠更大的發揮效益。
「很多當年論證的時候沒有思考得太成熟的東西，在有了這幾年蓄水的數據之後，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陸佑楣說，「不過，22年前，大家爭論的是上還是不上的問題，現在，研究的是如何讓三峽工程發揮最大的綜合效益的問題。」
這次論證由水利部會同三峽辦、環境保護部、交通運輸部、氣象局、三峽總公司和國家電網公司等部門聯合舉行。此次論證之後，水利部於2009年4月形成了《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這份方案在經過國務院審批之後，成為目前對三峽水庫進行調度的指導性文件。
24年前的論證1986年，國務院要求水利電力部重新論證三峽工程。這場論證從當年6月開始，至1989年2月基本結束，時年52歲的陸佑楣擔任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參與這場大論證的專家「來自國務院所屬17個部門、單位，中國科學院所屬的12個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個省市，其中水電系統以外的佔大半，還有20餘名全國政協委員」。
在陸佑楣的記憶中，在召開的10次論證大會上，大都存在正反方意見的交鋒，特別是最後一次論證大會上，論辯甚為激烈。
泥沙問題成為當年論證的重中之重，這是因為三門峽——這座黃河上遊最大的水利工程從第二年開始就不斷有泥沙淤積，最終使得黃河形成了「地上河」。「三門峽是中國水利史上最沉重的教訓，」陸佑楣說。
1993年9月，陸佑楣出任三峽工程總公司第一任總經理。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三峽工程從無到有，再到135米首次蓄水，陸佑楣在見證了這一切之後，到了退休的年齡。退休七年，他無法改掉的習慣是，無論和誰說話，總喜歡用「我這裡」來代替「三峽」，似乎三峽就是他的家。
當時一個公認的結論是：如果除去防洪功能不談，三峽工程就沒有必要建了。於是，支持派和反對派爭論的焦點就在於，三峽工程究竟能夠發揮多大的防洪功能？在當年的《長江三峽工程水文與防洪專題防洪論證報告》中，防洪專家組給出的最後結論是：「在不建或緩建三峽工程的情況下，尚無與三峽工程等效或接近等效的替代方案。」這成為三峽工程上馬的「必要條件」。
泥沙問題淡化因為泥沙的沉積問題直接影響到防洪的庫容，進而影響到防洪的效果，因此，泥沙問題是防洪的重點問題。在24年前對三峽工程的論證中，泥沙組最後給出的結論是：「水庫運用100年後，防洪庫容可保留85%」。
但這是在「蓄清排渾」的方式下運行的結果。所謂「蓄清排渾」，指的是「汛期洩洪排沙，保持低水位運行，非汛期蓄水運用，保持高水位運行」。在汛期保持低水位運行的模式，使得防洪的功能又出現了「打折」，因為這意味著能攔蓄的洪水比較少。
「如果三峽大壩在汛期攔洪蓄水，必然會增加對泥沙的淤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一般的汛期定下145米的水位，就是為了防止泥沙過量淤積，縮短三峽大壩壽命。」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王桂仙說。在2009年的論證中，他是泥沙組的成員。
在陸佑楣主持三峽工程建設期間，他就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水不如我們此前設想的那麼混濁。」
在後來的這份方案中，一個數據映證了陸佑楣的判斷：在三峽大壩修建之前，「宜昌站多年平均輸沙量為5.21億噸。但在三峽工程蓄水後，由於上遊寸灘站來沙大幅度減少，加上三峽水庫攔蓄，宜昌站多年平均輸沙量下降至0.67億噸。」
上遊的來沙量悄然變小，也讓三峽工程的泥沙問題的重要性逐漸被淡化。
三峽樞紐工程在1997年11月實現大江截流後，1998年汛前建成二期圍堰，抵禦了當年長江8次大洪峰的考驗，確保大壩基坑安全。回想起1998年的那場大水，陸佑楣當時正在宜昌，坐鎮指揮建設三峽工程。「那是一個洪峰接著一個洪峰，整整持續了兩個月。」這讓陸佑楣更深刻地意識到三峽工程「是不可替代的」。
當年參與論證的老一輩水利專家們正在逐漸進入高齡，年輕一代的水利專家不再糾結於三峽工程的是是非非，他們更多地關心，如何讓三峽的綜合效益「最大化」。
提高水位的利弊作為長江三峽集團總公司的首任總經理，這份《三峽工程優化調度方案》還在討論之時，就已經放在了陸佑楣的案頭。
以防洪作為三峽工程的首要功能的前提下，能否讓三峽為下遊攔截更多的洪水，成為這份方案的焦點。
「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針對三峽上遊的來水量而言，是很小的，只佔到上遊來水量的3%～5%。比如三峽多年來5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130億立方米，3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935億立方米，6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1640億立方米，9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2290億立方米。」當年水文專題論證組的副組長陳志愷說，就三峽工程221億的防洪庫容來說，三峽工程只是個小容器。「三峽工程對攔截一次洪水來說沒有問題，但再來了就裝不下了，所以需要把流量放均勻以後就排走，否則再來大的就裝不下了。這就牽涉到調度的問題和對庫容資源的利用的問題。」
國務院三峽辦技術與調度司的周憲政副司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在今年國家防總對汛期調度方案的批覆中，明確提出對於長江中下遊的中小洪水，三峽工程在有能力情況下，也要予以考慮。」
但補償調度範圍擴大的結果，必然是在汛期提高了庫區水位。初期設計的「在汛期維持145米低水位運行」的方案，似乎鬆開了一條口子。新方案給出的理由是「儘可能提高三峽工程對一般洪水的防洪作用」，「提高防洪經濟效益」。
三峽工程即將在7月28日迎來汛期的第二次洪峰。此前一輪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過後，三峽水庫的最高水位達到了158.86米，超過汛限水位13.86米。為了迎接第二輪洪水，三峽水庫在7月25日開始加大洩洪力度，但是截至7月27日凌晨3時，三峽水庫的水位依然維持在156.79米。
陸佑楣預測，「估計這輪洪峰過後，三峽水庫的水會蓄到160米以上，但這對三峽大壩而言，沒有任何問題。」
同樣受到三峽水庫蓄洪的「惠澤」的，還有發電系統。「在同等流量的條件下，水位差越大，產生的能量就越大，這是簡單的線性關係。」陸佑楣說，「所以發電系統喜歡高水位。」
在7月20日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進入三峽水庫後的第二天，三峽電站即第一次實現了26臺機組全部投運，滿功率發電。22日的日發電量達到4.345億千瓦時，創下歷史最高。
此前，在三峽水庫開始試驗175米蓄水的2008年，26臺機組共發電803億度，上網電價以每度電0.25元計，發電收益高達200億元。有人據此推算，最遲到2017年，三峽工程即可收回全部投資。
截至2010年7月9日上午，三峽電站累計發電量突破4000億千瓦時(相當於節約標準煤1.33億噸)。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在汛期提高水位，除了泥沙淤積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短期的風險，三峽水庫是否有足夠的庫容來迎接下一輪的洪峰？因此，在汛期裡，三峽水庫的水位越高，下遊面臨的防洪的風險也就越大。
調度時間的分歧「三峽工程是個綜合性的樞紐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陸佑楣說，「所以各方面存在一些需要協調的問題，也是非常正常的。」
這種矛盾出現在水庫蓄水和汛前消落、徑流變化較大的時段。這可從175米的試驗性蓄水體現出來——發電與下遊航運以及用水的矛盾凸顯。
2009年9月15日，三峽工程啟動最高水位(175米)試驗性蓄水，導致長江流量銳減，下遊航運停滯。已有伏旱災情的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蘇部分地區，在國慶節後旱情加劇。甚至有人說「三峽蓄水是大旱的肇因之一」，儘管陸佑楣等水利專家們也經常在媒體上公開表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直到三峽放棄175米蓄水，不斷加大下洩流量，批評的聲音才最終停止。
6月10日，三峽水庫正式啟動防洪限制水位145米運行標準。從6月1日到6月10日，三峽水庫的水位從149.5米下降至146.3米。
將三峽水庫的水位降低，背後有著這樣的博弈——防洪要求為汛期騰空庫容，但對發電而言，降低水位意味著在相同的徑流量之下，能量減小，因此，能多保持一天的高水位，「那就不是水，是油和煤」；而航運同樣希望維持高水位，但是，如果要降低水位，則越緩慢越好。
而在汛末，將三峽水庫的水位抬高，背後也有著相似的問題——從防洪角度而言，當然是汛期過了再蓄水為好；但從生活用水上，下遊地區又希望三峽大壩能夠「絲毫不差」地攔截住最後的洪峰，這樣就可以不佔用非汛期下遊的用水；而從發電和航運的角度考慮，則是越早蓄水越好。
「但是事實上，這些問題三峽總公司只是聽從防總的調度而已。」陸佑楣說。
在水利部協調各方形成的這份新的調度方案中，對各方的需求均予以考慮，「比較集中的要求為希望拉長水庫汛末蓄水過程，使蓄水期間有一定下洩流量，以維護下遊的用水需求。」
但在消落方式上各方面要求有一定矛盾，「航運、發電方面希望枯水期末水庫能維持一定的高水位，而下遊生態、抗旱等方面希望1至2月期間，水庫動用調節庫容，以加大向下遊供水。」
因此，新的方案提出了新的考慮，比如，在蓄水和消落期間，要避免陡漲陡落，要保證下遊用水安全，枯水期要為下遊補水，甚至要考慮到地質災害的因素。
長遠的矛盾尚無解2009年4月，水利部副部長矯勇主持召開研究《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的部長專題會議，他提出三點要求：「第一，汛期調度要以防洪安全為主。第二，枯水期調度要以供水、生態為主。在發電效益和下遊供水、生態之間發生矛盾時，要服從下遊供水和生態。要堅持經濟效益服從公益效益、電調服從水調、發電服從防洪的原則。第三，調度方案中要充分體現現代水利思想，要堅持科學論證，在充分研究論證的基礎上，要敢於下結論，對防洪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確實存在重大風險的，要有效規避風險。」
在這份《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的背後，是從2003年三峽蓄水以來的各方需求的協調和安排。「作為一家企業，三峽肯定要追求自身的利益」，陸佑楣說，「但三峽工程的功能又太重要，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在三峽工程完工後，其工作職責之一就是協調與三峽工程相關的各方利益。該機構是國務院領導三峽工程建設和移民工作的決策機構，主任由副總理李克強擔任。
值得關注的是，這份優化方案的前提是泥沙問題被淡化，因此有了種種讓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最大化的舉措。但是，泥沙問題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型水庫都很難繞過的問題。落實到三峽工程，在泥沙淤積的影響上，除了會縮減三峽的防洪庫容之外，還會對上遊產生影響。重慶位於三峽工程的庫尾，會受到卵石和泥沙淤積的影響，進而水位被抬高。
當年黃萬裡旗幟鮮明地反對修建三峽工程，是因為在他的觀點中，「致命的問題發生在庫水末端的淤積上，這淤積會逐步向上遊幹流漫延，抬高兩岸壩田的洪水位，使淹沒頻繁，終至於毀沒四川壩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壩。」
「這個沉積的過程是非常長時間的，三峽工程從2003年才開始運行，到現在才8年不到；而且此前一直沒有怎麼試過在高水位運行，所以這個泥沙淤積的影響現在還不明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王桂仙教授說，「但在泥沙淤積影響上遊和攔洪蓄水調劑下遊之間，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如果高水位運行，減輕下遊抗洪壓力，必然要淤積泥沙，長此以往影響三峽工程的庫容和重慶的安全；如果一直低水位運行，甚至到135米，那麼泥沙的淤積非常少，但也起不到防洪的作用。」
這將長久地成為三峽工程的矛盾。
陸佑楣：長江應有統一的調度本刊記者/王婧
24年前，來自40多個專業的412名專家參與三峽工程的論證。那一年，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陸佑楣52歲，出任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此後，他成為了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的首任總經理，於1993年至2003年期間主持長江三峽工程建設。2003年，三峽工程下閘蓄水後，陸佑楣退休，現任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76歲的陸佑楣說，「現在我們不必再討論三峽工程究竟該不該建，而是該討論如何讓三峽工程發揮其最大的效益，而這又涉及到了整個長江流域的水利調度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在今年的洪水中，我們看到三峽大壩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但是相比起長江在汛期的水量來說，三峽的庫容似乎有點小，所以還需要在汛期洩洪。
陸佑楣：我們應該再做大點兒？三峽221億立方米的庫容，並不是說來多少水，都給你攔起來，而是在下遊安全的條件下，儘量地放。這樣下遊是安全的，上遊始終可以保持這樣一個庫容。
中國新聞周刊：那三峽如果全部都攔下來？
陸佑楣：對三峽大壩一點問題都沒有。在我們的觀點來看，再多攔一點也是沒問題的。可以等到洪水退了，下遊不險了，馬上就放，多放一點，以防下一個洪水災難。但是我們現在預測天氣，只有大概三天左右，中長期預報是不準的。在汛期，時時刻刻都要想到三天以後怎麼辦，眼前沒問題，三天以後怎麼辦？
現在長江上遊的水庫還在建，金沙江、嘉陵江，還有一些支流都在建水庫。整個三峽以上部分的水庫，防洪庫容加起來有300億立方米左右，加上三峽的221億，一共500多億了。可是還是不夠，長江一年來水量就接近10000億立方米呢，那要多大的水庫啊，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去算。
中國新聞周刊：長江上遊修了這麼多的水庫，對三峽的影響是怎樣的呢？
陸佑楣：一方面在汛期減小了三峽工程的壓力，可以蓄更多的水；另一方面在枯水期會有一些麻煩。你上遊要是放水，三峽的水就多了，上遊要是也蓄水，那三峽可能就沒水了。所以水的運行，國家應該有個水資源的總調度。
中國新聞周刊：長江水利委員會在這方面有調度吧？如果沒有的話，三峽怎麼去和上下遊協調？
陸佑楣：不是，長江水利委員會主要是管防洪和抗旱，發電和航運不管的。此外還有局部河段的小水庫，也不管的。我們在水量上聽長江委的，航道上聽交通部的，發電上聽電網的，一般我們不會直接與上下遊的地方政府部門協調。
三峽總公司是個企業，要保證大壩的安全。公司有自己的一套調度系統，也有系統水情預報、天氣預報，三峽總公司的這些資源都是共享的。但對有的企業來說，這些東西都是公司機密，不能外洩的，那談什麼調度呢？
中國新聞周刊：上遊修水庫，那下遊要如何實現和三峽的配套建設？
陸佑楣：三峽下遊有個葛洲壩，葛洲壩再往下就不可能再修壩了，因為沒三峽這麼好的地方可以修了。今年支流的洪水也主要是支流的防洪設施不夠，水利投資不夠。下遊還是要修堤防，該加固的地方還是要加固，絕不是有了三峽就萬事大吉了。
但這個加固的工程量也很大，像荊江大堤，幾百公裡全部要加高，這些土壩都是一千年前修的，不能說只是堤頂上加固，整個都要加固，造價遠遠超過三峽工程。
中國新聞周刊：洞庭湖和鄱陽湖都在考慮修湖控工程。最近幾年洞庭湖和鄱陽湖在非汛期的時候都旱得很厲害，所以他們希望在非汛期的時候，自己也能蓄點兒水。
陸佑楣：洞庭湖和鄱陽湖都有這個想法，從地方上來講當然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從國家來說，這還需要論證。因為不能以某一年的旱澇情況來看，是建閘好還是不建閘好，要論證這個很困難。所以到現在為止國家都沒有給他們立項。
中國新聞周刊：洞庭湖和鄱陽湖最近幾年的旱情和三峽蓄水有關係嗎？畢竟三峽在非汛期的時候是蓄水的。
陸佑楣：因為三峽要保證航運，所以在非汛期也必須保證5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在自然條件下，大旱的時候宜昌有時只有2000立方米/秒的流量。所以其實三峽在汛期放水比自然條件下還要多。吵得厲害的不是放水的問題，而是三峽把一部分泥沙攔在水庫裡，長江下遊的河道就比原來的清。水越清就淘沙，水位自然就低了，這個對防洪來講是有利的，但對需要這個水位的來說，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這些都是有資料的。還需要進一步論證，沒有三峽的時候，鄱陽湖是怎麼樣的？現在有了三峽水庫，水位流量發生了哪些變化？如果同樣的流量水位比原來低了，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這都是要考慮的。
中國新聞周刊：那麼現在對長江的統一調度體系的研究進行到哪一步了？
陸佑楣：這個在學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了，但在實踐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沒有防洪任務的枯水階段，主要是聽電力調度；在汛期，把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水文站的資料匯集到防總，防總來決策怎麼調度，在一定範圍內長江水利委員會就可以調度。
如果它出現險情，防總才有指揮權，三峽水庫每一米的水位變化都是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的。
這中間既要考慮到下遊的用水又要考慮到下遊的水位，航運。我覺得長江水利委員會還是應該統管整個水系，不僅僅是防洪抗旱，還應該有水資源和水質的管理，都要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調度。
(實習生劉豔平、陳俊宇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