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哲學方法與實踐基礎

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哲學方法與實踐基礎

——從《矛盾論》《實踐論》的繼承和發展談起

作者：顧紅亮（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指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體現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對《矛盾論》《實踐論》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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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契合了新時代的特點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繼承和發展了《矛盾論》的觀點，契合了新時代的特點。《矛盾論》指出，矛盾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突出了矛盾問題（辯證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因此把握了新時代中國社會的矛盾及其變化，也就把握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蘊含著矛盾分析方法，體現了《矛盾論》的基本觀點和唯物辯證法的立場。

　　事物發展過程中並存著許多矛盾，這些矛盾可以劃分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所以，認識了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也就認識了起領導和決定作用的矛盾因素，認識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性特點和矛盾解決之法。

　　新時代是中華民族強起來的時代，是不斷創造美好生活的時代，是科學社會主義煥發生機活力的時代，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時代，是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新時代的這些階段性特點集中體現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上，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一方面突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更加強烈，需求不斷增長，要求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強調克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性，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辯證地看，人民需要與生產發展處於辯證關係之中。毛澤東對此做過評論：「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出新的需要。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在數量方面總不能是無限制的，但是在品種方面也會變化。」一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刺激新的發展；另一方面，發展創造出新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毛澤東舉糧食的例子，說明需要與發展之間的矛盾關係會呈現新的特點。在挨餓的時代，人民需要大量的糧食供給；在不愁吃穿的時代，人民對糧食的需要主要不體現為數量的要求，而體現為品種、品質、品味的要求。同樣，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在新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人民不滿足於數量層面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有更高的質量要求，表現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美好生活需要」成為一個更合適的表述，用來描述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是一兩個領域內矛盾的變化，而是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變化。主要矛盾的解決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全局具有決定性意義，也會為其他矛盾的解決創造有利的條件。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具體分析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原因與條件，有利於把握新時代的新要求與新使命。

　　在實際工作中，事物的矛盾常常以問題的方式呈現出來。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容易對重大問題作出科學的診斷。我們現在遇到的很多問題是「我國發展起來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是發展中的新問題。運用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們堅持問題導向，強化問題意識，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和難題，把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不論是新問題還是老問題，不論是長期存在的老問題還是改變了表現形式的老問題，要認識好、解決好，唯一的途徑就是增強我們自己的本領。」在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徵程中，要敢於直面矛盾，而不是迴避矛盾。「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迴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

　　2、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根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

　　對主要矛盾的認識是根據事物發展的客觀實際作出的判斷，是在群眾實踐中獲得的理性認識。《實踐論》以實踐概念為核心，以認識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為線索展開論述，突出了實踐的根本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根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

　　在《實踐論》中，認識發展的辯證運動過程是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回到實踐的循環往復、無限發展的過程。獲得一個真理性的知識，需要經由實踐和認識之間的多次辯證運動。同樣，對主要矛盾的認識也有一個辯證的過程。毛澤東很善於通過觀察實踐變化從而洞察主要矛盾的相應變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這一基本國情，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在抗日戰爭期間，客觀形勢發生了變化，此時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的階級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黨的八大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978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此後一直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仍然確認同樣的社會主要矛盾。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落後的社會生產」和「物質文化需要」已經不能完整概括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徵。一方面，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領域躍居世界前列。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到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這種實踐背景下，「落後的社會生產」這一提法已經不契合社會發展實際。當前，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不是落後生產能力的問題，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人民越來越嚮往美好的生活。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數量廣泛，而且有更高品質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眾「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期盼，已經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在這種情形下，籠統的「物質文化需要」已經不能完整描述當前的客觀實際。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遵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邏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認識和判斷不是主觀臆斷，而是有充分的事實理論依據的，是基于波瀾壯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作出的正確認識。

　　《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12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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