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自由職業者的規模與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共產黨對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政治吸納也從有限、零星的吸納走向擴大、系統的吸納。政治吸納的方式包括中國共產黨直接吸納和通過黨領導下的政治體系間接吸納。總體上看，黨對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政治吸納主要是一種精英吸納的模式。立足於新時代政治整合的需要，應當進一步拓展吸納渠道，加強群體思想引領，提升被吸納對象的代表性，並充分利用網際網路載體，推動精英吸納模式向普遍吸納模式轉型。
〔關鍵詞〕自由職業者；政治吸納；精英吸納；統一戰線；民主政治
〔中圖分類號〕D6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3-0090-0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階層問題研究」（14@ZH0012）
〔作者簡介〕張洪松，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四川成都610065。
自由職業者是指那些未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又區別於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主要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技能為社會提供合法的服務性勞動，從而獲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①雖然目前還沒有關於自由職業者群體規模的權威數據，但無論是依據哪種口徑，自由職業者群體佔總人口的比例都超過了1%，其社會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這是新社會階層人士中一個非常重要，但少有研究的群體。〔1〕從理論上講，作為一個體制外的社會群體，自由職業者階層的出現可能對政治秩序的穩定構成威脅，但改革開放40年以來，該群體不僅沒有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相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有效地整合進了中國政治體系，擴大了執政黨的群眾基礎。本文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已經針對自由職業者階層構建了一個體系化的政治吸納機制。以往的研究雖然已涉及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吸納問題，但其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私營企業主，較少關注自由職業者的群體特徵及其吸納問題。本文的研究同時表明，當代中國對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很大程度上具有精英吸納的特徵。面對新時代人們對更高質量政治生活的新要求，中國共產黨對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亟需向更加普遍化的模式轉型，以有效提高中國社會的政治整合水平，實現良善之治。
一、自由職業者的群體特徵
自由職業者是一個復新階層。〔2〕不過，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出現的自由職業者與民國時期的自由職業者之間僅是一種稱謂和部分社會職能上的對應關係，並沒有歷史延續性。作為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廣泛介入城市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了一些不同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徵。
（一）體制外的生存方式
過去，知識分子一般選擇在體制內的單位就業。這裡所謂的「單位」並不僅僅是一個服務的場所，同時體現了一種全面而深刻的歸屬關係。由於一些基礎性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甚至政府職能都通過單位來投放、承擔，單位既全面控制又全面照料職工，職工既全面服務又全面依賴單位。〔3〕但是，自由職業者群體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組織化的生存方式。由於擺脫了單位的束縛，自由職業者的生存方式逐步從組織內走向組織外，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從公有制領域走向非公有制領域。隨之而來的是，自由職業者在經濟收入、利益訴求、社會心態等方面都與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產生較大的差異，在自我意識和身份定位上已不再是「單位人」。
（二）異質性的社會群體
由於自由職業者追求個人的自由和個性，並在自己的空間中生活、工作，加之自由職業者脫胎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往往表現出較差的群體性。他們缺乏強烈的階層意識、共同的階層利益、普遍認同的階層文化、比較完善的階層組織，是一個同質性很低、異質性較強的社會群體。〔4〕當然，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為了壓縮競爭的範圍，自由職業者群體也正在經歷一個自組織的發展歷程。雖然就不同的職業而言，這一過程有較大的差異，但其實質內容卻基本一致，即：以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為基礎，在關注服務質量及社會福祉的名義下逐步實現行業的自我規範和自我控制，使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在教育背景、職業訓練、從業規範、社會責任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在此基礎上實現職業自治。表面上看，這一過程是自由職業者群體的自組織；但是，由於這種自組織是以各個不同的「職業」為單元展開的，而自由職業者階層包括若干不同類型的職業，自組織在增強某一特定職業群體同質性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大了整個自由職業者階層內部構成的差異性。
（三）多樣化的思想認識
受市場經濟與外來文化的衝擊，自由職業者在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有調查顯示，雖然總體上看，新社會階層人士擁護黨的領導，認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仍有一部分人對西方民主制度存在模糊認識，對黨能否有效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缺乏信心，對中國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同時，在傾向於認同西方價值觀的人群中，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所佔的比例也要略高於非公有制經濟人士。〔5〕這些思想認識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對其進行政治吸納和整合的難度。此外，面對市場經濟和外來文化的衝擊， 「重義輕利」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開始受到各種物質利益因素的侵蝕，一些自由職業者的價值取向從重「義」向重「利」方向轉化，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態度，追求權利大於責任，只注重個人業務的發展，而不關注社會公共利益。
二、中國共產黨對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
雖然有學者把政治吸納等同於政治參與，但事實上，政治吸納與政治參與有很大的不同。政治吸納主要「指執政黨建立一種能夠表達政治意願的政治結構，讓社會上有些群體或階層可通過這個結構表達出他們的政治意願，從而使其利益得以實現」，而政治參與則指「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6〕政治吸納作為政治體系基於功能實現而對社會的一種制度安排，與具體的政治行為無關，而政治參與作為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則是一種政治行為。雖然政治吸納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回應民眾的政治參與訴求，將社會變遷過程中新興利益群體的權力訴求和政治參與納入和整合到既有的政治體系之中，〔7〕但政治吸納本身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並不必然伴隨著相應的政治參與行為。比如，被吸納的對象可能在政治參與上保持沉默。而從制度化的角度看，政治吸納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只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但政治參與可能包括非制度化的參與。對中國的自由職業者而言，2000年以前，制度化的政治吸納並不多見。2001年以後，特別是自由職業者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被明確定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後，中國共產黨對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政治吸納開始從有限、零星的吸納走向擴大、系統的吸納。其中，既有中國共產黨直接的吸納，也有通過黨領導下的政治體系的間接吸納。
（一）中國共產黨的直接吸納
2000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在自由職業者群體中的黨組織是比較薄弱的，黨員人數約佔15%。〔8〕但是，這一部分自由職業者主要由機關單位、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知識分子分化而來，在其成為自由職業者之前就已經是中共黨員。而非黨員的自由職業者，由於其原生性的體制外身份，中國共產黨對其的政治吸納並未獲得系統的發展。但是，自由職業者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獲取報酬，從實質上看仍然屬於勞動者，其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聯繫。因此，2001年7月，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講話中明確提出，雖然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幹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但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9〕此後，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中國共產黨正式將自由職業者定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並開始注重從自由職業者中發現和培養先進分子。通過將符合條件的對象吸納為黨員，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開始擴大到自由職業者群體，尤其是中介機構從業人員。
由於自由職業者對黨政部門的依賴性較低，分布較廣且流動頻繁，中國共產黨因地制宜，形成了「支部建在樓上、支部建在園上、支部建在產業鏈」等多種黨組織設置模式，並通過基層黨建上的創新大大增加了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的覆蓋率。以自由職業者中的律師群體為例，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36.5萬多人，其中，律師黨員11.7萬多人，佔比32.05%；律師黨員比2016年增長了18.2%，其增長率比律師總人數增長率高出了6.7個百分點。同時，在司法部黨組和全國律師行業黨委的推動下，全國31 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435 個地市均成立了律師行業黨組織，實現了律師行業黨組織在地市級以上的全覆蓋。〔10〕在律師事務所基層黨組織建設方面，一些地方也基本實現了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雙覆蓋」。比如，截至2016 年底，在上海註冊的1463家律師事務所中，共建立了497 家黨支部（含聯合支部）， 並在380 餘家無黨員的律所中選派了政治指導員（聯絡員），基本實現了「律師事務所建到哪裡，黨的組織和工作就覆蓋到哪裡」這一目標。〔11〕
（二）黨領導下的政治體系間接吸納 通過黨領導下的政治體系對自由職業者進行間接吸納，包括人大、政協，甚至工青婦等人民團體，〔12〕也包括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下各民主黨派對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
1．人大政協吸納
人大吸納主要是指政治體系通過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制度性安排進行的地域性政治吸納。人民政協吸納主要指通過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制度性安排進行的功能界別性政治吸納。地域性吸納與功能界別性吸納的有機結合，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兩會」機制。近年來，通過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部門推薦擔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已成為自由職業者政治吸納的重要形式。以自由職業者中的律師為例，截至2017年底，律師行業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7827人，比上屆增加1939人，增幅32.9%。其中，各級人大代表2552人，比上屆增加894人，增幅54%；各級政協委員5275人，比上屆增加1045人，增幅24.7%。在2018年全國「兩會」中，共有22位律師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7位律師擔任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律師總人數39名，與上一屆相比整體增加了12名。
2.民主黨派吸納
在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是其他社會組織所不能比的。自由職業者加入民主黨派，可以通過參政黨的渠道表達利益訴求，進行政治參與。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民主黨派就開始從自由職業者中個別發展成員，但發展的規模並不大。2001年江澤民「七·一」講話明確指出自由職業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以後，民主黨派從自由職業者階層中發展成員的速度有了明顯的提升。以上海市為例，截至2011年12月，各民主黨派共發展新社會階層成員5242人，佔民主黨派成員總數的8.69%；其中，中介組織從業人員1464人，其他自由職業人員63人，兩者合計佔新社會階層黨派成員總數的29.13%。〔13〕當然，不同民主黨派在吸納的自由職業群體上是有所分工的。比如，社會和法制領域的自由職業者代表性人士一般屬於民革的吸納範圍，環境保護和人口資源領域的自由職業者代表性人士一般屬於農工黨的發展範圍。〔14〕
3．人民團體吸納
人民團體吸納，主要指通過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進行的政治吸納。在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建立了一系列體制內社會組織，包括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僑聯、臺聯、青聯、工商聯，以及中國紅十字總會、中國作家協會等。〔15〕這些一般被稱為「人民團體」的社會組織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制度性的意見表達主體，主要反映他們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同時也負責他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社會成員的意見綜合工作。對自由職業者而言，通過統戰部門的推薦參加人民團體，並通過這些人民團體參與政治活動，是自由職業者進入中國政治體系的重要渠道。其中，對自由職業者而言，青聯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當前自由職業者的年齡範圍一般都在50歲以下，其代表人士屬於青聯工作的覆蓋範圍，青聯吸納了很大一部分自由職業者中的代表性人士，構成了所謂的「中青年政協」或「小政協」。〔16〕
（三）黨主導下的精英吸納：當前政治吸納的總體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政治吸納從有限、零星的吸納走向擴大、系統的吸納。但是，從政治吸納的對象看，能夠獲得統戰部門推薦進而成功被吸納進入中國政治體系的代表人士通常都是事業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上已經獲得成功的專業人士，也就是自由職業者中的精英分子。因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吸納很大程度上具有精英吸納的特徵。由於這樣一種政治吸納的主體是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治體系，整個政治吸納過程都是在執政黨的領導之下發生和完成的，政治吸納的目的也主要著眼於藉此鞏固和擴展黨的群眾基礎，並將群眾的政治參與訴求納入到有序的軌道，進而促進政治整合，維護政治秩序，而不是要在既有的政治體系之中創造異質性的政治元素。因此，政治吸納始終處於執政黨的領導之下，是一種選擇性的吸納，而選擇的主要標準，就是將其吸納進入既定的政治體系之中是否有助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提升，是否有助於中國社會秩序的穩定。
三、新時代精英吸納模式的困境與挑戰
面對自由職業者的興起，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及其領導下的政治體系進行吸納，基本滿足了該群體的政治參與訴求，並將該群體從潛在的破壞性力量轉化為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性力量，促進了社會穩定。但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需要不僅在物質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對照新時代人們對更高質量政治生活的新要求，當前主要面向自由職業者精英分子的政治吸納模式所具有選擇性、偏向性、局部性、分隔性等特點，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這種不適既體現在渠道上，也體現在代表性上。長期以往，可能會使自由職業者群體對整個政治體系產生疏離感。
（一）相對有限的吸納渠道
雖然2001年以後，面向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政治吸納渠道逐步增加，但相對於該階層較強的參與意願，政治吸納的渠道仍然比較有限。同時，有一些渠道雖然已經敞開，但由於各種原因一直存在一些隱性限制，很難被自由職業者實際使用。比如，有調查顯示，雖然五成以上的新社會階層人士願意參與解決社會問題，但僅有30.5%的被調查者表示擁有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渠道。而在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渠道上，自由職業者運用最多的卻是網際網路。無論是中介機構從業人員，還是其他自由職業人員，通過傳統的政黨、人大或者政協等渠道解決社會問題的比例都比私營企業主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低。〔17〕這一事實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等政治吸納主渠道對私營企業主階層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比如，人民政協可以通過工商聯、經濟界等界別吸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卻沒有可以相對集中吸納自由職業者的界別，導致自由職業者在政協委員中所佔的比例與其在新社會階層人士中所佔的比例出現較大程度的偏離。當然，這一問題的出現也與自由職業者分布廣泛且流動頻繁，發現、培養和選拔其代表人士更加困難有關。
（二）不夠均衡的渠道布局
自由職業者是一個異質性的社會群體，而有限的吸納渠道在不同成員之間的分布並不均衡。首先，在具有不同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業之間分布不夠均衡。一些自由職業者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現代國家建構中扮演著更為重要角色，政治吸納的渠道會更多地向這些群體傾斜。比如，在中國共產黨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後，律師在法治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超過其他職業群體，黨和國家也建立了更多的渠道來吸納律師的政治參與。一個例證是，中國立法機關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已將律師協會作為固定的徵求意見單位。此外，各級政府聘請律師擔任法律顧問逐漸普遍化、常態化和制度化，律師以專業顧問的身份多層次參與了當代中國法治政府建設，為推進依法行政貢獻了重要力量。其次，即使在同一職業內部，不同亞群體成員之間的布局也不夠均衡。通常而言，政治吸納主要面向那些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上已經比較成功的自由職業者，而不是那些正處在事業發展起步階段的自由職業者。
（三）有待提升的精英代表性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指出，要注意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發現黨外代表人士。該項規定明確了新時代黨領導下的政治吸納的主要目標，就是要通過多種方式將自由職業者中的代表性人士納入到黨領導下的政治體系之中，充分發揮這些代表性人士的作用。但是，當前的政治吸納在對象上主要關注那些事業上成功的人，統戰部門也主要根據「事業上的成功」來判斷自由職業者人士的代表性，而且在很多時候，這種成功又會被進一步簡化為「經濟上的成功」。但問題是，個人事業上的成功並不意味著該成員在相應的自由職業群體中就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也不意味著該成員擁有為整個職業群體代言的激勵和約束。統戰部門本來希望這些被吸納的代表性人士成為中國共產黨聯繫自由職業者群體的紐帶，但據此產生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並不能真正代表其所在的社會群體，甚至其代表性人士的身份都不能獲得其所在群體的認可。其結果是，普通的自由職業者並未真正被代表，而在一定程度上游離於政治吸納之外，其利益訴求可能無法得到滿足。一般而言，這種代表性人士欠缺「代表性」的現象在一些組織化程度較低的職業群體中較為常見。但是，即使在律師、會計師等組織化程度較高的職業群體中，由於競爭性選舉等具體性的代表機制還不夠健全，行業組織意見表達和意見綜合方面的功能並不突出，由此產生的代表性人士主要是經濟上比較成功的專業人士，未必在整個職業群體中具有相當的威望和影響。
四、普遍吸納：新時代政治吸納與整合的擴展
通過政治吸納把自由職業者群體整合進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政治體系，有力地擴大了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推動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實現了民主和法治、參與和秩序、發展和穩定的統一。但是，由於吸納渠道的相對有限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代表性上的缺陷，當前的政治吸納在廣度和深度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並由此誘發了一些制度外的參與行為，包括賄賂、「散步」、「死磕」等。雖然這些非理性的參與形式並不是主流，但它也同時提出了如何進一步擴展吸納渠道，加強群體思想引領，提升被吸納對象的代表性，並充分利用網際網路等新技術載體，推動精英吸納模式向更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吸納模式轉型的重要議題。
（一）進一步擴展政治吸納渠道，提升吸納格局的均衡性
在渠道拓展方面，一是要鞏固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吸納、人大政協吸納、人民團體吸納、民主黨派吸納等傳統渠道。這些渠道組織化程度高、制度保障健全，但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比如，針對目前中國各級政協在界別設置上並沒有「自由職業者」這一界別的情況，可以考慮因應時代發展，在政協界別中增設「自由職業者」這一界別，以進一步增加政協對新社會階層的包容性。又如，鑑於自由職業者普遍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良好的專業技能，且主要從事科教文衛等方面的工作，可以考慮將其代表性人士作為民主黨派的發展對象，進一步擴大各民主黨派對相應領域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力度。二是要擴大政治過程的開放性，在重大問題的決策前和執行中吸納自由職業者參與，以實質性的增加政治資源供給。政治過程是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的互動，具體可以採取情況通報會、座談會、聽證會、民主懇談會等多種形式。與增加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員額不同，擴大政府過程的開放性主要通過公共決策的程序機制的完善來實現。
（二）進一步加強吸納後階段的教育培訓，加強群體思想引領
政治吸納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要通過政治吸納實施調控，創造認同，進而實現政治整合的目標。為此，要進一步加強吸納後階段對自由職業者群體的思想引導。總體上看，自由職業者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容易受西方不良思想的影響，如果引導不當或者失去掌控，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力量。因此，在吸納後階段必須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思想引導，要將自由職業者階層的教育培訓工作納入各級黨委人才教育培訓總體規劃，通過教育培訓凝聚共識，堅定自由職業者對中國道路的信心，提升其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合服渠道表達合理訴求的能力
（三）加強社會組織培育，進一步提升被吸納對象的代表性
由於政治資源的有限性，無論是員額層面的增加，還是決策層面的開放，都有其限度。在此情況下，應當加強自由職業者的組織培育，並進一步提升被吸納對象代表性，以確保有限的政治資源真正面向自由職業者群體。為此，一是要加強對自由職業者群體的組織培育。成立自由職業者行業協會，既可以提升自由職業群體的組織化程度，擴大自由職業者的社會支持網絡，也可以作為中國共產黨把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延伸到自由職業者群體的組織依託，黨的工作部門還可以藉助行業協會的平臺與自由職業者群體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應當鼓勵自由職業者行業協會進行登記並將其納入黨的統一領導和國家的統一監管之下。二是在行業協會中引入競爭性選舉和廣泛多層制度化協商，並在此基礎上推選代表，以提升代表性人士的「代表性」。鑑於自由職業者基於職業和技能上的分際已形成若干的「專業圈」，應當鼓勵自由職業者群體在相應「專業圈」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行業協會，並通過這些協會引入競爭性的選舉和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實現自由職業者群體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三是要建立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評估體系。應當通過構建代表性人士工作評估體系，全面考察代表性人士的政治能力、個人修養、社會聲望和社會責任等，並對政治素質高、行業影響大、參政能力強的代表性人才進行重點選拔培養，推薦給相應的行業協會。
（四）充分利用網際網路載體，有效擴展自由職業者的政治吸納
在信息化時代，網際網路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其他渠道政治吸納的效率，同時它本身也已成為政治吸納的重要渠道。為此，一是要通過線上的政治運行輔助線下的政治吸納。比如，在網絡空間構建權威信息發布機制，擴大自由職業群體的知情權；同時，完成線上政治信息溝通機制，引導自由職業者有準備、有選擇、有秩序地參與各種公共事務。二是要進一步擴展網絡議政、網絡監督等新型政治吸納形式的運用。相對於線下的政治運作，網絡政治過程具有平等性、開放性、交互性等特徵，可以更有效的降低政治運作成本。應當充分利用網際網路載體，為自由職業者在網絡空間就其關心的現實問題展開討論提供平臺，並將相關利益整合到政策過程之中，通過技術手段擴展政治吸納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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