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考古60年|川大考古系創辦者徐中舒的學術貢獻

四川大學考古學科由考古學家徐中舒、馮漢驥於1960年創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長期的考古教學、科研與實踐過程中，為中國尤其是西南地區的考古文博事業培養了大量中堅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風格與學術特色，在中國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術考古和歷史時期考古方法論）等領域具有深厚的傳統和強勁的實力，近年來也致力發展科技考古、實驗室考古等新興領域。傳統的形成與優秀的學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專題，一方面回憶和紀念幾位為川大考古文博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顧川大考古的傳統以及一些特別的精神。

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是徐中舒先生作系主任期間在五十年代末和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共同創辦起來的。1978年我國恢復博士學位制度，由於馮先生已於1977年去世，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就以徐先生的名義獲準成為首批博士學位授權點，他在擔任先秦史博士生導師的同時，還擔任了考古學的博士生導師，直至1991年辭世。徐老之學，博大精深，作為一代大師，雖然研究的重點是古文字學和先秦史，但在考古學方面也作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有巨大的貢獻和深遠的影響。徐、馮之學，建立了川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獨具特色的學術傳統。我作為徐老的學生，從1953年進入川大歷史系學習，畢業後按照徐先生的安排擔任考古學教學科研工作，除讀書期間親聆徐老授課、指導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而外，工作期間接觸的機會也不少。言傳身教，受益良多。茲就個人對徐老在考古學方面的貢獻和治學特點的認識，略陳淺見。

徐中舒夫婦合影（攝於1965年，徐亮工先生提供）

徐先生研究考古，範圍甚廣，包括從新石器時代到魏晉時期的各種遺物遺蹟在內，自30年代初以至80年代，先後發表過《耒耜考》(1930)、《再論小屯與仰韶》(1931)、《古代狩獵圖象考》(1932)、《（廠驫）氏編鐘考釋》(1932)、《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1932)、《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1950)、《四川彭縣海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1962)、《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錞於》(1974)、《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地位》(1983)……等論著多種。縱觀諸作，通過考古材料的研究以復原古代社會歷史，這是徐先生治考古學的指導思想。而以器物類型學方法和古文獻材料相結合，運用多方面的相關知識研究考古材料，則是他研究方法的基本內容和特點。

徐老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是要通過地下出土實物遺存來認識古代的社會歷史，觀點鮮明，這是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先生有關考古學之論著，無論專文或零星論說，無不體現這一指導思想原則。如《再論小屯與仰韶》研究發掘仰韶文化遺存材料以探索殷商之前的社會歷史，像這樣的例子自不用說。他如著名的《耒耜考》宏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就當時能夠見到的有關古代實物(包括器物上的圖象和銘文)進行考察，「從一兩件農具上面試探農業演進的消息。」在相隔半個多世紀以後的1982年創辦《農業考古》雜誌時，徐先生的這篇文章仍被視為農業考古的經典之作重行發表在創刊號上。在以後發表的《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地位》一文中，徐先生又根據1949年之後在二里頭文化、龍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遺址中新發現的耒耜實物和使用的痕跡，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他原來的觀點，說歷史上後來的「木耒當來源於河姆渡的骨耒，而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骨『耜』，頗似戰國的方足布和尖足布。古代布幣，就是古代農具的仿製品」。從而把我國使用耒耜農業的歷史上推到了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首屆研究生畢業師生合影（1926年，第二排右起第二人為徐中舒先生）

最近在長江中遊地區屈家嶺文化遺址中發現的耒耜材料，也給徐先生的觀點增加了更多的證據，使之更加光彩奪目。1932年發表的《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雖然可供研究的考古材料只是一個墓葬出土的寥寥五件隨葬品和一些帶有少數銘文的墓磚，經過徐先生的研究，卻從銅盂(洗)製作之粗劣和兩件無釉瓷器的發現，看出「漢晉以來，以鐵器與漆器之代興，致銅器日趨衰歇」，「銅器衰歇之後，陶瓷亦漸次發達」。六七十年以前，科學發掘之事甚少，「關於唐代以前之陶瓷吾人所知，尚極貧乏。此當塗晉代之陶瓷，在古陶瓷學上，亦為重要之發現。」在文中並進一步指出：「當塗地濱大江，故壽州之白陶，亦由水道直接抵此，其銅製盤盂之形制，又與中原無殊，則其所受中原文化之影響，蓋已達於成熟之階段。建康為六朝舊都，與此相去不過百裡，其文化當亦相同。由此可見當孫氏據有江東及晉人東遷時，即依此種文化以為建國之基礎。假使當時東南文化去中原過遠，則孫吳及六朝決不能建國於此，故此類遺物之發現，在古代文獻上尤為重要」。凡此種種，皆根據考古發現實物史料以復原古代社會歷史，揭示出考古材料之深刻意義，而不停留於考古材料外部形態之描述與排比，可謂得考古之真諦。

器物類型學之方法，系從考古材料之形制現象進行觀察比較，整理出發展演變之序列，以為判定器物年代之依據，探索史跡發展規律之起點，這在今日已為學人所共知。但在30年代我國近代考古學處於草創時期，學界對此一般尚無認識。徐老在30年代初發表的若干考古論著中，率先提出明確概念，並付諸實踐而為精密之研究，為學界樹立了典範。他在1932年發表的《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中說：「遺物年代之判定，為一切問題之核心」。《古代狩獵圖象考》一文中說：「銅器年代之判定，為研究銅器最先決之問題」。「中國銅器有千餘年之歷史，在每個時代中，雖各有其特殊現象，然其自身之演化應自成一系統」。《（廠驫）氏編鐘考釋》一書中更明確講道：

中國學者對於銅器，向來唯重視其文字，至於器物之形制與紋樣，則殊漠然……今日照相印刷術又大為發達，出版銅器之書，有圖象文字可資參考者，亦近二千餘器，其形制、紋樣、文字三者有可以確定其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數器。如能先以此為斷代之標準器，再由此標準器之形制、紋樣、文字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輾轉推求，則銅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斷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後再求其形制、紋樣、文字與時地相互演進之關係。於此銅器之研究，或有系統可尋。此《（廠驫）鍾考釋》則期欲於此方面樹一例證也。

該書研究本世紀初傳為河南鞏縣出土之編鐘一套14枚，就鍾之類屬、形制、紋飾、文字、年代、國別加以綜合考察，謂「鍾飾以細密而連續之虯虺龍紋樣，其枚上(即鍾乳)紐上，更以繩紋及滿狀刻紋配飾之，此與殷周以來所盛行之蟠螭雲雷鳳紋等圖案，迥然不同。蓋銅器鑄作，至此，顯然已入於一新時期中」。復參以其他諸方面之特點，判為周靈王二十二年(前550年)三家分晉前之晉(韓)器。迄今視之，大抵不誤。而《古代狩獵圖象考》一文，用了近10萬言的篇幅，以斷代為中心，系統研究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八件鑲嵌狩獵紋銅壺的器物名稱、形制、紋飾、銘文、工藝、用途、用法、國別和所反映的種種歷史問題，提出了「杕氏壺之款識」、「新鄭歸化及淮南出土之銅器」、「穿鼻獸環之耳飾」、「白色之鑲嵌」、「銅器內面鳧魚龜形之浮雕」、「獵圖中所繪戈形」、「帶狀物質」、「羽人飛獸之冀形」等8項器物特徵比較材料作為判定年代的標準，斷為春秋戰國至漢初遺物，矯正了過去學術界將之籠統稱為「秦器」』的含混說法。在8項斷代標準中，除器形材料而外，有銘文器物僅有一件，而每器皆有繁複之紋飾，故屬單純紋飾方面的就佔了6項，紋飾變化序列，實為研究之重點。而這6種標準紋飾，又系經過對數十種不同紋飾的精密考察之後篩選出來的。

在今天看來，兩件斷為西漢器可能與實際情況稍有出入，但只佔少數，其餘6器判為春秋戰國遺物，完全是可靠的。其準確程度之高，足證其方法之科學及運用之擅長。正如50年代末有人在《考古》發表評論所說，在我國銅器研究發展史上，最早注意從紋飾方面考察其發展演變者，「徐中舒先生的《古代狩獵圖象考》才是系統研究某類花紋的著作」。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是我國銅器研究史上影響深遠的劃時代之作。該書最早在昭和七年(1932)出版於日本，書名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序言中雖然也原則性地講到了先秦銅器「整理之方法，……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餘於年代之推定則……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界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於銘文透露者，……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以器銘與花紋、器形為標準，整理出先秦銅器發展之序列，與上述徐中舒先生所論相同，該書自序於1931年9月，創說大抵同時。然《大系》初版本上、下編，僅就251器銘文作斷代考釋研究，除書前附13器之銘文拓本圖版而外，其餘218器銘文拓本俱無，全書正文實未涉及據器形、紋飾判定銅器年代發展序列之具體研究，是其方法論原則尚未進入具體運用之階段。其後經過1935年，1957年兩度增定，始將此理論付諸實施，建立起兩周銅器發展之序列體系。兩相對照，徐先生的《圖釋》與《圖象考》二著，在我國先秦銅器研究史上器物類型學方法論及具體運用方面的開創性意義，也是不可磨滅的。

徐中舒先生89壽辰與吳天墀先生合影（攝於1987年10月，徐亮工先生提供）

以器形、紋飾、銘文為標準判定考古發現材料年代方法之運用，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不僅限於先秦銅器，亦見之於秦漢以後之遺蹟。如《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研究無紀年文字之晚期古墓遺存，於「年代之判定」部分，即明確提出「據銅盂上所鐫龍之圖繪，銘文，及甓文用字之區別，以為嚴密斷代之標準」，將此種過去被斷為「漢器」的材料改判為晉代遺物。其準確無誤，已為後來大量科學發掘材料(包括紀年墓葬及器物)所證實。文中廣為收集年代明確之帶龍形圖象古物材料，分析龍形變化之時代特徵以為斷代之標準說：

今所存漢以來龍之圖繪，如銅鏡，墓壁，刻石所載，有扁長之巨吻，四足長尾，首戴兩角，前足旁或著翼形(當時畫仙人均作翼)。……此種作風自漢至晉，大致無甚變更。如由圖繪之形體上求其蛻變之跡，則此孟上所鐫龍形，張口吐舌，或即為斷定年代上一最顯著之特徵。

羅振玉《古鏡圖錄》卷中所載莽鏡有四，……其龍形均不吐舌。樂浪出土永平十二年(西元69年)漆盤，繪兩龍張口，仍不吐舌。匋齋藏山東兩城山刻石，其龍始作吐舌形。兩城山刻石成於永建七年(西元113年)，是此種作風當起幹西元64——112年之間。澠池五瑞圖，為建寧四年(西元171年)刻石，其時代已在兩城山之後，龍亦作吐舌形。

此吐舌作風，當後漢末或魏晉之際尤為發達。朝鮮大同江方面出之金錯筒，其圖繪顯然為漢末之物，其龍虎孔雀諸物均作吐舌形。又朝鮮出土高句麗時代墓壁，所繪龍虎龜蛇麟鳳等，幾無有不吐舌者。此諸墓壁有蓮花忍冬天人飛雲諸飾，似受北魏佛教藝術之影響，但大部分仍存漢代古樸之作風，當為北魏佛教藝術尚未輸入以前，或初輸入時，即西元三四世紀之物。

此盂上龍形張口吐舌，及其足後所具羽翼形，多與高句麗時代之龍形同。當屬同時或時代相去不遠之物。

比較觀察之細緻入微，斷案之準確可靠，嘆為觀止，可謂器物類型學研究之又一典範。據龍形特徵以為考古斷代之標準，今日學界應用甚為廣泛，至有補充新出土材料以成專書者，溯其源，當以先生此文為濫觴。

徐中舒先生與助手和研究生在一起（攝於1983年，前排左二為徐中舒先生，徐亮工先生提供）

如前所說，徐老研究考古材料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古代實物遺存以復原古代歷史。在他看來，器物類型學的研究，實物材料年代的判定固然重要，但畢竟是屬於一種外部形態觀察的範疇，只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一個中介環節，必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廣泛運用民族學、人類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歷史學等各種相關的歷史文化知識，結合有關的材料，儘可能地把考古材料擺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進行考察，對遺物遺蹟的種種表象作出歷史的解釋，認識它們在復原古代歷史方面的作用意義。這一治學方法，在他有關考古研究的論著中，無不有所體現。古文字學本為徐老之特長，從字形、字義、字音以觀古代遺物遺蹟，如《耒耜考》、《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等文可為典型。而以極為深厚之古文獻學功力，廣徵四部文獻以釋證考古材料，尤為其治考古學之突出特點。蓋有關古代文字與民族、民俗、歷史等諸方面之資料，古文獻記載無所不有，故凡屬考古學之專論，每著所引古代文獻皆不下數十百種。殷周以下者，無庸贅言。即以研究迄今尚無文字材料出土之夏文化考古為例，1931年撰著《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刊布於當時我國僅有之近代考古學雜誌《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研究李濟先生等人發掘安陽小屯遺址所得殷代文化層下發現的仰韶文化遺物，基於考古發現仰韶文化時代應在殷代以前的事實，收集了30餘種近二百條先秦以來有關夏代都邑和夏人活動的文獻記載材料進行歸納分析，和考古材料相互比較對照，「依據中國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區域，斷定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蹟」，首次提出了夏文化考古的問題。先生在文中指出說：「在仰韶遺物中據現在所得的還沒有文字發現，在研究上似缺乏精確的論證。而小屯所得僅有一塊陶片，除表示仰韶文化確實在小屯以前外，據現在東方已有的古物學的知識，我們還不能由此種發現更得若何消息」。「小屯遺物因為有甲骨刻文，因此可以由這刻文上斷定這遺址的年代。這樣事實使我們對於小屯歷史，可以確實信賴無疑。至於仰韶的問題，因為遺物上沒有文字發現，其年代的確定，就不能像殷墟這樣容易而確定了。我們對於虞夏兩代，曉得的實在太少，薛尚功阮元吳榮光等編輯銅器款識，有許多題為夏器的都屬於晚周之物。此等遺物既無可據，所以在本文中僅得依據中國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區域，斷定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蹟。這本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們也不妨認為一種有理解的新的提議。」

徐先生的仰韶文化為夏文化說，是在半個多世紀之前殷代以前考古發掘材料極度貧乏而又不能確切判定年代的情況下提出來的，不可避免的會有它的局限性，徐老在文中以科學的態度對此已有明白的提示，隨著以後考古發掘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斷代技術的進步，此結論已為不同的新說所取代，先生本人也放棄了他原有的看法。但我們應當看到，正如徐先生所說，這在當時確是「一種有理解的新的提議」，以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學術界一種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見。徐先生首先提出從考古發掘材料研究夏代歷史，是夏文化考古的先驅。而其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從年代和地域分布著眼研究夏文化的基本方法，迄今仍然沒有失掉它的價值。在80年代中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一書中曾經總結說：「古代文獻中有關夏人活動的傳說，為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一般認為，有兩個區域應特別予以重視：一個是河南西部的洛陽平原和潁水上遊的登豐、禹縣一帶；一個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遊地區。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有關。所以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也以這兩個地區為重點。」而目前最流行的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說，也是這樣提出來的。無論結論怎樣改變，從研究方法方面看，始終沒有脫離徐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原則，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徐先生治考古學是對考古發現材料進行綜合研究，雖然沒有從事田野工作，但對科學的發掘調查卻極為重視。如前所及，在30年代初我國學者剛剛著手田野發掘不久，他就以極大的熱情對這些材料進行了研究，說：「小屯與仰韶兩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考古方面才開始最近代的方法。所得的遺物雖然沒有像毛公鼎、齊侯鎛鐫刻著那樣典重的文章，可是在中國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的直接可靠的史料確要以這兩次發掘的最重要。」以致「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見著」李濟先生發掘的小屯遺址出土仰韶文化陶片，寫出了影響深遠的專門論著。他在《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一文中又強調指出說：「蓋古器物出土地址，同時出土遺物，及地下埋藏情形，為斷定古器物年代及其相互間種種關係之最好資料，其價值較古器物之本體，或猶過之。」在《（廠驫）氏編鐘圖釋》中說：「出土銅器見於著錄者無慮數千，然其來歷全屬不明。往往同時同地出土之物，一入估人之手，遂使之各個分立，而迷失其相互之關係。因此遂使此類銅器在學術上之價值大為貶損。……關於銅器的研究，此後如能為系統之發掘，自為吾人最所期待之事。然以往來歷不明之銅器，其材料如是豐富，吾人亦當有以利用之。」他在為亡友馮漢驥先生的論文集作序時，也借用馮先生的話強調了「從事現代考古工作，必須親自參加田野發掘，鍛鍊自己，切莫再學過去的金石學家坐在書齋的沙發上聽任他人匯報古物出土的消息，並不調查核實，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徐先生的綜合研究，主張盡力作到以科學調查發掘的資料為依據，但對傳世品材料也應注意適當加以利用，不能完全棄置不顧。應當說，這是非常正確的。

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年會（1982年5月，第一排左起第九人為徐中舒先生）

徐先生受業於王國維、梁啓超等國學大師，立足本國實際，緊跟時代的步伐，在繼承舊的金石學傳統精華的同時，吸取歐美近代考古學的內容加以融匯貫通，形成自己的研究體系，具有鮮明的學派特點。特別是早年的幾種有關著作，對中國歷史時期考古方法論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樹立典範的奠基作用，在我國近代考古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時下我國考古學界對歷史時期考古(特別是魏晉以下)往往重視不夠，搞歷史時期考古的缺乏廣博的相關知識素養，研究過程中不注意和文獻記載相結合，脫離歷史的傾向比較嚴重。認真研究徐先生在考古學方面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繼承和發揚他的學術特點，對改變這種狀況，促進事業的發展，是有現實意義的。

個人見識淺陋，不足以窺先生之學於萬一。以上略述，不過拋磚引玉而已。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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