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批評家和美學家鄧曉芒，在學術界是一個精神標杆般的存在，這不僅僅在於他的學術研究影響力夠大，主要在於他被認為是敢言的知識分子。
他就像當代的魯迅一樣，用一桿筆死死對著中華文化裡的病灶，以極大的穿透力去穿擊社會深層的現實，揭開一塊一塊的遮羞布。他或許言辭有些許激烈，但他批判思維的深度和廣度，是一種極大的力量。
在《做一個有反省精神的中國人》這一文章中，鄧曉芒先生說，他痛心的是劉小楓身上那種中國文人的劣根性。關於"中國文人的劣根性"首先是魯迅先生提出來的，鄧曉芒將其再拎出來講一遍，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
鄧曉芒說："文人氣質在我的語彙裡不是一個褒義詞，中國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氣質裡表現得非常透徹，就是這種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
這並不難理解。中國古代一向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久而久之，這也成為了一個信仰一般的存在，而一旦對信仰盲目崇拜，就容易自以為是，容易失去了自我批判精神。
一個很淺顯易懂的例子便是，清朝時的閉關鎖國。哪怕蒙古人是"馬上得天下"，但進入了中原的統治體系裡，清朝終歸還是文人統治的政權，而那個時候，儒家思想的發展已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文人對自己文化的盲目自信，是閉關鎖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天朝上國，總以為自己無所不有，以為自己的繁榮文化、優良政策永遠立足於世界的頂峰。中華文化的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有過璀璨的輝煌，但無論是何種文化，如果一直沒有吸收他國優秀的文明成果，那麼很容易就走向衰敗。
唐朝的文化為何能極度繁盛，便是因為整個唐朝社會都有著巨大的包容性。
清朝的整個政治體系，上到皇帝，下到小官，都太自作多情了，根本沒有那种放眼望世界的意識，全然不知道在大洋彼岸的國家，一切都在以飛快的速度變換著，論器物，論制度，早已甩清朝幾條街，而中國的文人，卻還在自我欣賞。正是這種文人自作多情的劣根性，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所謂的自以為純潔，不過是文人的自以為清高。這裡也並不是指所有文人，我們不能否認，有風骨的文人也不在少數，只不過有許多自命清高的文人，其所作所為都讓人感到不適。
這種自命清高，或是目空一切，認為自己樣樣都是第一；或是忸怩作態的偽君子；或是半真半假，只要別人看到就行了。若說是虛偽，那倒也只是讓人冷哼一聲，但文人的自命清高，在於虛偽而不自知。
因此，文人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的劣根性，導致了文人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也即是自省精神。
自信是好事，但在自信中也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學會繼續地向前探索，才能引領一個社會到達更高的層次。
鄧曉芒的話無疑是一針見血，"一個人如果沒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像巴金、韋君宜那樣有自我反省，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希望，你會衰落，越來越衰落，甚至滅亡。"他認為，自我批判精神正是中國文人最缺的。
推卸責任，互相拆臺
不少人心知肚明的都是：不管是官場還是普通職場，甚至是校園，"踢皮球"都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如若不然，辦一張證明為什麼要東跑西跑，搞了幾個月還不一定能搞好。一些證明根本毫無必要，為什麼還要費心費力去辦。這無非都是源於一種社會習慣性的推卸責任。
推卸責任的一個潛在心理感覺是怕麻煩。不好做的事情誰都不願意去做，就只會將事情往外推而出了問題就是別人的責任，某些文人的嘴臉就是如此。
由推卸責任自然引出了互相拆臺這一劣根性。在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言論罪、文字獄，基本都是文人在害文人。文人自己缺乏包容性，容易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但最後文人自己都是受害者。文人的品質又決定了中華文明整體的品質，文人若互相拆臺，中國人就容易像一盤散沙一樣。
有人說，文人的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拆臺是源於中國儒家文化培養出的都是一批只會吃獨食的文人，但我認為這個觀點未免有點偏頗了。
儒家文化能存在這麼多年，說明它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只不過是它畸形的成分造成了文人懦弱自卑的劣根性，所以才造成了他們的害怕麻煩，害怕負責，也造成了他們強烈的嫉妒心。
功利性過強
古人有云："學而優則仕"，這早就表明了古人也認為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這當然也是社會形勢所迫，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落後的古代社會，能讓子弟讀書的都已屬於小康家庭，而如若不是貴族，一個家庭要從農耕做到小康需要幾代的積累。
這樣的說法意味著，普通家庭要經過幾代的積累之後才能讓一個後代讀上書，如果這個讀書人窮極一生也無法謀得個一官半職，那麼少不了還是回到農民的階層，也少不了受到鄉人的嘲笑，所以倒也不免將當官作為讀書的終極目標。
一旦過分追求，就會產生過度的功利性，這便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總歸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莫說在古代社會，即使在現代社會，這種過強的功利性也總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寒窗苦讀十二年是為了高考，考更好的大學是為了更好的工作。在高校裡，許多學生努力讀書是為了拿獎學金，而不是通過讀書提升自己。大學老師更在意評職稱、評績效，鮮少有人會真正去關心教育，關心學術發展。純粹的學者是稀有動物，在這個紛亂的世界裡被人當作智力殘疾。
文人是功利的，這個世界也是功利的，我們關注的重點自然是在"如何更好地活著"，可若所有文人都帶著過度的功利性去探尋這個世界，一些東西就會逐漸變了味。
鄧曉芒說："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走出這種文人情結。不要去爭寵，迎合什麼東西，撈一點什麼話語權之類的東西，有什麼意思？你還不如做點紮實的學問。"鄧曉芒的學術精神，相比於大多數學者，還是純粹的。這樣不刻意帶有較強功利性的學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文人的劣根性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改變這種劣根性的道路必定艱難漫長，但只要有更多的文人能成為社會的良知，這種劣根性就必定能慢慢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