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黃永玉再畫貓頭鷹。
不解之緣貓頭鷹
自開始走上藝術之路那天起，黃永玉就註定與貓頭鷹有著不解之緣。
1942年黃永玉最早的木刻貓頭鷹。
目前所見黃永玉最早發表的木刻作品，是一九四二年為兒童文學作家賀宜的作品《野旋童話》所作的插圖，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貓頭鷹》。當時他只有十八歲。從此，他愛畫貓頭鷹，樂此不疲。不僅如此，還由貓頭鷹延伸到眾多鳥類和動物，它們成了他的繪畫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限於他，不少畫家，如齊白石、林風眠、張光宇等，都曾畫過貓頭鷹。對這一老鼠的天敵，文藝家們都很喜愛，包括屬鼠的黃永玉。他看百科全書，知道一隻貓頭鷹一年大概可食一千隻老鼠，為人類節約一噸糧食，故喜歡根據所畫貓頭鷹數量，題上「一噸」、「五噸」的字樣。不過，他沒有想到，喜愛畫貓頭鷹卻兩度引火燒身。
「動物短句」中的《貓頭鷹》：白天，人們用惡毒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
第一次發生一九六六年「文革」風暴來臨時。在此之前，黃永玉赴河北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空閒時他忽發奇想，採取畫配文形式集中創作一組「動物短句」（因當時他家住北京罐兒胡同，故後來出版時書名為《罐齋筆記》）。所畫動物中，包括貓頭鷹，其短句為：「白天，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這些閒情逸緻之作，顯露出機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發後，這些作品卻被知情者揭發檢舉，指責它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把黃永玉押至中央美術學院開會批鬥。
八年後，一九七四年，一幅《貓頭鷹》，再度引火燒身。
1973年北京飯店新樓落成。
一九七三年，結束在河北「五七幹校」的數年勞動生活，黃永玉回到北京。此時，北京飯店修建新樓，據各方回憶，周恩來總理做出指示，安排畫家為北京飯店新樓進行美術裝飾。對於被打入「另冊」並息筆多年的這些畫家來說，的確是令人高興的轉機。黃永玉應邀前來，具體負責整座新樓的美術布展設計。同時，中央大廳將有一幅圍繞四周的新長江萬裡圖大畫，由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黃永玉四人負責。一九七三年十月，黃永玉等四人有了一次從北京到上海、蘇州週遊，然後溯江而上直至三峽寫生的旅行。
啟程之前，一個偶然機會，黃永玉在老朋友、畫家許麟廬的家中，應邀在為不相識的江蘇畫家宋文治的冊頁上畫一幅貓頭鷹，風波由此埋下伏筆。黃永玉回憶：
我們四個人到了南京、上海、南通、廬山、黃山，然後沿漢口坐輪船溯江而上，經夔門、萬縣到達重慶，在重慶過的舊曆年除夕。該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了吧？
在重慶和重慶美術家協會的朋友有過幾次接觸。臨返北京的前兩天，聽到一點風聲：北京正在開展一個「批黑畫」的運動，且擴大到全國追查「黑畫」，「由江青同志親自掛帥」，其中主要的「黑畫」是一張貓頭鷹……
我聽了之後居然一點都不在乎，還懶洋洋地說：「唉！畫一張貓頭鷹算什麼呢？我不是也常常畫貓頭鷹的嘛！」
沒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
誰料想，一副隨意之作《貓頭鷹》，很快引火燒身！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仇恨「文革」
黃永玉剛剛從四川回到北京，「黑畫事件」的風暴向他襲來。
「黑畫展覽」開幕時，《貓頭鷹》最初排在第七幅，很快掛在第一。一幅從非正式作品中搜集而來的作品，竟成了一百多幅「黑畫」中首當其衝的討伐對象，實出乎人們意料。
黃永玉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說這是根據貓頭鷹的習性而畫。貓頭鷹晚間捕食、活動，白天休息，但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被批判為「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
不限於此，黃永玉一九七三年冬逗留上海期間的活動，也成了展覽之外的進一步「搜集罪證」的內容。吳繼金在敘述「黑畫事件」的文章中寫道：
黃永玉的《貓頭鷹》被列為「黑畫展覽會」的榜首。為了搜羅「黑畫」的行蹤，「四人幫」的黑幹將還派人去上海調查黃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廈畫畫的情況，並向組織上寫了一篇調查材料。其中有這樣的內容：「黃畫了一張國畫，在一隻鳥的眼圈上有十二個白點，很像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當地有人指出這個問題。」「黃在上海專門去找一位老畫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畫，黃要求要畫很多麻雀，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運動……」 （《「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
1974年《北京日報》發表長文批判「飯店畫」。
第一篇批判長文，在展覽開幕一個多月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九日的《北京日報》上，題為《評為某些飯店賓館創作的繪畫》。作者署名「衛勝」，似應是筆名，取「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之義。此篇批判長文第一次把對「黑畫」的討伐公之於眾，但沒有提及「黑畫展」。這裡所說「某些飯店賓館」，應是指北京飯店和國際俱樂部。前面說過，黃永玉的《貓頭鷹》不是為飯店所畫，但此時卻成了第一個被大力討伐的對象。除了《貓頭鷹》，文中還討伐了宗其香、李可染、吳作人等人的作品。雖沒有公開點這些畫家的名字，但對京城的許多人來說，矛頭所指顯而易見。
在衛勝的討伐檄文中，創作《貓頭鷹》的黃永玉被冠以「炮製者」，對他的批判極為猛烈和嚴厲，甚至他在「文革」前創作的「動物短句」，也被捆綁一起予以批判：
在一批黑畫中，有不少是以動物為題材的。什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貓頭鷹，惡狠狠的老虎，疲憊的駱駝，翻白眼的禿鷹，等等。是作者們為了幫助人們「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搞的動物圖像嗎？否！他們所以特別喜愛這些醜惡的形象，玩的不過是「三家村」指桑罵槐的老把戲。這樣的黑畫，都是指向社會主義，射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這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貓頭鷹，不是充分暴露了炮製者仇恨社會主義革命現實，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敵對情緒嗎？這幅黑畫的炮製者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製過一系列以動物為題材的反動寓言，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裡的專政是什麼蜘蛛的「羅網」，漫罵大躍進好像「拉磨的驢」只能在原地轉圈，等等。就是這個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的批判，一直心懷不滿，甚至在圖章上刻上「無法無天」的字樣，妄想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變社會主義的天。《貓頭鷹》這株毒草正是炮製者這種反動心理的集中表露。
……
利用文藝作品翻案，是階級敵人的慣用伎倆。過去曾經出現過有人寫小說為高崗翻案。《海瑞罷官》的要害，就是為彭德懷翻案。《三上桃峰》的要害是為劉少奇翻案。林彪更是曾經大寫為自己翻案的反動詩詞。他們搞翻案是為了復闢，是為了「證明」他們這些反動分子「正確」，向黨和人民反攻倒算。《貓頭鷹》的炮製者不是曾經瘋狂地叫囂，他的作品「要等到二十年之後才會被人承認」嗎？他們傷心地看到，今天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中國人民是不會「承認」他們的黑畫的。這一點他們總算是看對了。但是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年之後，則完全是痴心妄想。 （《評為某些飯店賓館創作的繪畫》）
「四人幫」 關鍵批示浮出水面
「初瀾」是「文革」中著名的寫作班子的筆名之一。當年的不少歷史過來人，想必對這個筆名耳熟能詳。
讀戴嘉枋著《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得知國務院文化組（一九七五年正式為文化部）的寫作班子主要有四個筆名：初瀾、江天、宿燕、望浦。其中，「初瀾」排在第一，一般用來發表被認為最重要的文章。從一九七四年年初「黑畫事件」拉開大幕，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下臺，是「初瀾」最為活躍的時期。
按照一九七三年底 「初瀾」發表的《要重視文化藝術領域的階級鬥爭》一文，即將展開的一系列文藝批判，將涉及戲劇、音樂、美術等。事實上也如此，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月，在短短兩個月時間裡，《人民日報》就相繼發表多篇文章展開對德彪西無標題音樂、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晉劇《三上桃峰》的批判，而且常常拿出一個又一個的整版版面，攻勢猛烈而集中。「黑畫展」在此期間舉行，《北京日報》的批判文章也是在三月發表。可是，《人民日報》上惟獨美術批判缺席，原定組織的「初瀾」批判文章，並沒有按原計劃如期公開發表。
讀一九七七年以「文化部批判組」名義發表的《一個精心策劃的反黨陰謀——揭露「四人幫」批「黑畫」的真相》（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其中簡略地談到了一個重要的與「初瀾」文章有關的細節：
為了大造反革命輿論，「四人幫」在文化部門的親信授意他們的御用文丐「初瀾」，炮製了一篇又臭又長的批判「黑畫」的文章，準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非同小可，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作了親筆「批示」。但做賊，總不免心虛。特務張春橋最後批道：「暫不發表」，「待適當的時候再講」，統一了「四人幫」在「黑畫」問題上的部署。
這是最早透露出的關於「初瀾」文章沒有發表出來的信息。
萬萬沒有想到，距透露此細節的文章發表整整三十年之後，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畫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並令不少收藏愛好者眼睛一亮。蛛絲馬跡，機緣巧合，最終它湊巧落在我的手中，我將之轉送黃永玉先生——他是「黑畫事件」當事人，由他收藏此文獻，當然有著特殊的意義。
薄薄一頁紙，分量何其沉重。
這是于會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寫給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後做批示的依次為姚文元、張春橋、江青。于會泳用的是一頁「全國美術作品展覽辦公室」的紅頭白底信箋，不知為何沒有用「文化組」的公文信箋，也許因為文化組是臨時部門，當時尚無自己的信箋。
與黃永玉相關的重要批示原件。
與自己有關的重要史料，被黃永玉鄭重地裝裱起來。
該信全文如下：
文元同志：您好！
我們評論組在美術組的協作下寫了一篇反擊美術方面黑線回潮的文章。送上請審閱、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經與△△……王曼恬等同志研究，這篇文章中點了兩個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黃永玉。該二人，在歷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後，表現都是很壞的。
此致
革命敬禮！
會泳
1974．3．25
信中有一人用「△△」代替，不知是誰，于會泳為何隱去其名字，或許是他覺得此處無必要提及，待考。
收到于會泳的請示後，姚文元並沒有馬上批覆，而是拖了兩周之後，才於四月十二日作出批示，並送呈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鉛筆而寫，由上而下，在空白處隨意寫來，布局頗不規範。批示如下：
關於批判一批「黑畫」的文章，在我這裡壓了一些時候。主要考慮到：這類「畫」如一批判，在國外肯定身價倍增，可以賣更多的錢，且畫較形象，易被敵人利用造謠污衊我。因此想了兩個方案：（一）在北京日報上發，不轉載；（二），暫不發表，待在某一時候正面介紹我社會主義藝術成就時有一個部分提到這些毒草。那個方案較妥，請春橋、江青同志閱批！
姚文元12/4
兩天後，四月十四日，張春橋做出批示：
我傾向暫不發表，先在內部批，待適當的時候再講。請酌。
春橋 四月十四
一天後，四月十五日，江青最後做出批示：
同意春橋同志的意見。
1974.4.15
讀了這些批示，「初瀾」文章之所以「夭折」之謎應該說終於水落石出了。
一九七四年《北京日報》報導批判「黑畫」大會的消息。
1974年《文匯報》批判「黑畫」的專版之一。
查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之後的《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文匯報》，可以發現，對於「黑畫」的批判，正是按照姚文元等人批示精神進行的。譬如《北京日報》。四月之後，《北京日報》只在六月二十七日發表過一整版的批判「黑畫」文章，其中一篇長文題為《從黑畫看林彪「克己復禮」的反動實質》，作者「龔輝文」。這篇文章的基調乃至文字，與三月發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受到批判的依次仍是黃永玉、宗其香、李可染等人畫家的作品，但同樣沒有公開點名。
至此，可以明確地說，無論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文匯報》，「黑畫」批判時，都沒有公開點出任何一位畫家的名字。可是，為什麼人們回憶往事時，眾口一詞地認為當時報紙上公開點名批判了呢？
我想，有一個重要原因，發表在《北京日報》及《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都具體點出了畫作的名稱以及畫面內容，熟悉這些作品的人，自然知道作者是誰。因此，當他們在報紙上看到或從廣播中聽到對這些作品的批判時，也就很容易認為就是點名批判。
另外，據高××後來所寫交代材料，當時他曾參與組稿，並在文化組的內部刊物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文中的確點過一些畫家的名字。他寫道：
在批「黑畫」的反革命活動中，經我積極組稿、授意提綱並參與修改發表在《文化動態》上的《美術戰線階級鬥爭情況》黑材料中，亂打棍子，亂扣帽子，點了吳作人、黃永玉、李可染、黃胄、李苦禪、林風眠、陳大羽、周昌谷等十幾位知名畫家的名，把他們打成「黑畫家」。對這一黑材料，我有一份罪責。（李輝藏「黑畫」相關材料）
左×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寫《我的交待檢查》中，也證實了這一情況：
在「批林批孔」中，當時美術組的高××向于會泳等人匯報了美術界的「黑線回潮」問題，張××布置我去美術組約稿在《文化動態》內刊上反映。我向美術組五六個人傳達了姚文元對出口畫的批評（在創辦全體會議上于會泳傳達的），要求他們按這個精神寫稿，反映「美術界黑線回潮的問題」。他們寫成《當前美術戰線階級鬥爭情況》的內刊稿，經我修改由張××審定登上《文化動態》……（李輝藏「黑畫」相關材料）
可見，當時文化組的內部刊物《文化動態》上，的確發表過點名批判的文章。如此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親歷者的記憶中，為何大都留下了報紙上曾經公開點名批判的印象。
告別「淺薄可怕殘忍的日子」
三十幾年後，終於看到一份與自己命運攸關的歷史批件，黃永玉難免感慨萬千。他鄭重地將它裝裱起來，掛在臥室裡。
他在與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相對。他也為自己慶幸，突如其來的風暴，因為姚文元的猶豫和「聰明」戛然而止，避免了更為猛烈的點名批判。他甚至願意從好的方面來理解。他說，四十年代後期，他在上海曾去過姚蓬子的家，見到過比他小七八歲的少年姚文元。「也許他還記得，有意無意中保護了我？」面對批示，黃永玉感嘆萬千。
當然，最重要、影響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時的政治變數。
據《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寫給葉劍英的信中說：「現在，形上學猖獗，片面性。」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當即將此信印發給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江青曾為之不滿。第二天，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在一個場合又明確說：「毛主席講的『形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一個多月後，三月二十日，毛澤東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這被看作是對江青的又一次批評。
上面所述情況，正好發生在「黑畫展」展出期間，于會泳的請示信是在毛澤東致信江青五天之後寫出的。顯然，正是江青受到批評的這一背景下，姚文元對「黑畫」批判的態度才急轉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這一處理方式，應該與張春橋、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黑畫事件」塵埃落定幾個月之後，一九七五年一月，文化部正式成立，于會泳出任部長，負責美術界批判的王曼恬（毛澤東的侄孫女）擔任文化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同時兼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同年十一月，不知何故，王曼恬萌生退意，希望離開文化部，回到天津。她給毛澤東寫去一信請示批准。兩天後，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就此信給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做出批示：「請汪酌處。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從此，王曼恬離開北京文化界，擔任天津市委第二書記和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她作為「四人幫」的親信被隔離審查，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服毒自殺身亡。八十年代中期，我為寫作《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到天津採訪魯藜先生。王曼恬曾是他的妻子，胡風事件後與之離婚。他告訴我：「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夢到了王曼恬，自從我坐牢分手後，我們就從來沒有來往過。在夢裡，我感覺她似乎是一個在哪兒見過的女人，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夢見她，也是唯一的、最後的一次。過了三天，我聽說她自殺了。」
于會泳自殺比王曼恬早三天。他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殺，經搶救無效，於八月三十一日王曼恬自殺的同一天去世。十幾年後，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因自殺而去世。
再過十幾年，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張春橋因患癌症去世。幾個月後，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去世。
在于會泳信中被點名的畫家宗其香，則於一九九九年逝世。
至此，此封重要信件中出現過的七個人——寫信者、被提及的人以及做批示的人除黃永玉一人外，都已去世。
七十年代初黃永玉（左）與兒子黑蠻在一起。
一九七四年，在「黑畫事件」漸趨緩和但又前景不明的日子裡，黃永玉偷偷回到湘西鳳凰。在故鄉，他寫過一首詩：
《一個人在院中散步》
他是動物
卻植物似的沉默。
在院子裡散步，
別為他的孤獨難過，
因為所有的門縫裡，
都有無數對眼睛活躍。
奇異的時代
培育細膩的感覺。
有的眼光像吮血的臭蟲，
有的眼光，
無聲的同情，
無聲的擁抱在閃爍。
一個人在院中散步，
寂寞得像一朵
紅色的宮花。
明知道許多雙眼睛
在窺探，
他微笑著，
仿佛猜中了一個謎底。
無論是當年的他，還是今天的他，乃至諸多歷史好奇者，其實都在猜謎，哪怕這個謎永遠也猜不透——或許這正是歷史的魅力所在。
2008年黃永玉為本文作者畫貓頭鷹。
文革後黃永玉再畫貓頭鷹。
二〇〇八年，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寫本上用鋼筆為我畫一隻貓頭鷹。靜靜地，在燈光下畫得很慢，很細緻。此次不同，貓頭鷹兩隻眼睛都睜著——就像他當年詩中寫到的那些眼睛。在這幅新的貓頭鷹畫上面，他寫了一段題跋：「二〇〇八年畫這張貓頭鷹，是因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麼悠閒從容一筆筆畫下來，以前那些淺薄可笑殘忍的日子裡，要弄死一個人隨便找個理由就行了，何況還有一些毋須乎理由被弄死的許多人。黃永玉八十五歲作。」
「貓頭鷹何罪之有？」——他在向歷史發問。
他再寫一句：「李輝同志請勿揭發」——不是玩笑話，讀不出絲毫輕鬆的幽默。讀出的，是歷史鬧劇的荒唐。
靳尚誼1980年畫黃永玉肖像。
2011年本文作者陪同黃永玉先生到紹興。
(來源微信號：六根 作者：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