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式批判」與「批評的倫理」

[摘要]我不是「發動」，而是「被動」，即不是「先發制人」，而是「後發制人」，是被迫挺身而出為我的朋友高行健辯誣，被迫為中國的當代文學辯護。

劉再復畫像（圖片來自於網絡）

顧彬畫像

特約撰稿/夏榆

【編者按】

香港《明報月刊》2013年八月號上刊登了《莫言高行健與文學危機》演說詞，即顧彬應香港嶺南大學「五四現代文學講座」之邀而發表的講演錄音稿，對高行健與莫言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提出批評，並稱莫言獲獎應歸功於譯者葛浩文的再創作。

嗣後《明報月刊》九月份特輯一連刊登四篇文章，駁斥顧彬觀點。其中劉再復撰寫七千餘字長文《駁顧彬》「給『歐洲憤青』一個必要的回應」，稱顧彬為「以妄言代替事實的精神變態」。

2014年9月20日，由《三聯生活周刊》主辦的「思想·廣場」文化節上，沃爾夫岡·顧彬就劉再復《駁顧彬》長文，首次給出回應。顧彬提問歐陽江河：「80年代重要的文學家批評我，用的都是文革時候的語言。這是為什麼？」顧彬與歐陽江河的對話由騰訊文化報導後，在文化界再次引發討論。

2014年9月23日，劉再復接受騰訊文化專訪，就此事做出回應，以下為專訪全文。

「文革」在政治層面結束，語言層面並未結束

騰訊文化：看到您在《明報月刊》發表的的文章《駁顧彬》，早前也看到顧彬先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批評，我發現批評雙方都在使用一個詞，就是「文革」式批判語言。對您的批評，顧彬有疑問說「劉再復為何對我發動『文革』」？對此您怎麼回應？您的批評是「文革」大批判嗎？您應該是經歷過「文革」的，對「大批判」應該有體會。

劉再復：知道顧彬也拒絕「文革」，我很高興。都對「文革」採取否定態度，這就有相通之處。我對「文革」深惡痛絕，並認為「文革」雖在政治層面上早已結束，但在語言層面上並未結束，所以一直反對「文革」式的語言暴力。然而，我是一個經受過十年文革的人，所以在潛意識裡也可能保留文革語言的病毒。如果出於善意，對我的語言作風進行批評，我會樂於聽取並會衷心感謝他。我去年發表於《明報月刊》的《駁顧彬》一文，確實一反我的閒淡語言作風，確實以非常犀利的語言駁斥顧彬。但我不是「發動」，而是「被動」，即不是「先發制人」，而是「後發制人」，是被迫挺身而出為我的朋友高行健辯誣，被迫為中國的當代文學辯護。也就是說，是顧彬對高行健和當代文學「發動文革」，即攻擊中國當代文學為「垃圾」（這是極為典型的文革語言）和對高行健、莫言嘲弄和詆毀，我才不得不作回應，不得不仗義執言，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儘管我遵循的是《道德經》「不為天下先」的原則，但我還是希望自己以後不要再寫這種「不得已」的憤怒文章。

騰訊文化：我想到「批評的倫理」。社會或者知識界應該如何展開批評？它需要恪守什麼樣的原則？批評必須要兼顧「漢語之美」嗎？我覺得當下，在人們抵制「文革大批判」的同時，也抵制了嚴肅、正當而有力量的批評。事實上有很多社會事務的弊端已經到了需要大聲棒喝的時候。

劉再復：你提出了「批評倫理」這個概念，非常好。今後我們還可以多探索這個問題，也希望顧彬教授能參與探索。不管是社會批評、文明批評還是文學批評，都有一個倫理問題。英語中的「費厄潑賴」，其實正是競賽倫理也是批評倫理。可是魯迅先生卻寫了「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給予拒絕，這顯然過於激進。八十年代王蒙寫了一篇「費厄潑賴應當實行」，我很贊成。我到美國已25年，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弊端有所認識，但對於兩黨在競選中遵守政治遊戲規則和遵守「批評倫理」，則有好感。例如總統競選時，相互批評對方，但基本上都能遵循「就事論事」的原則，即就事論事，不涉及事外人身。進入問題，不攻擊題外人身；一旦離題涉及人身就算違反規則，輸了一局。例如老布希與柯林頓的辯論。柯林頓批評共和黨的軍事政策時，老布希說柯林頓在越戰時是個「逃兵」，沒有資格談論軍事。這就把「事理」轉向「人身」，違反了規則，柯林頓的團隊當然抓住不放了。在批評與反批評中，只能「抨擊論據」不能「抨擊人身」，要相互尊重人格的尊嚴，這恐怕就是「批評倫理」中最關鍵性的內容。批評的力量也應體現在對於論據的駁難上，而不是體現在罵人的兇狠和聳人聽聞的「結論」上。

騰訊文化：顧彬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所做的批評或許是簡化的，他的流行言論——比如「垃圾論」多有被媒體曲解誤讀之處。以您的觀察所及。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品質？

劉再復：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六十多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可分前期（文革與文革之前）與後期（文革之後）。前期因為政治話語壓倒文學話語，多數文學作品成了政治註腳和政治號筒，所以應當否定，但也不是「垃圾」一詞可以了結。而後期的當代文學，包括當下的文學，多數作家已從政治理念的束縛中走了出來，並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家甚至是天才作家，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學理念和文學信念。從八十年代到今天，大約三十年期間，中國當代作家多數擁有靈魂活力，並獲得很高的成就。其所以會獲得成就，是因為當代作家的自性與個性（即主體性）已經確立，一群傑出作家已告別意識形態的陰影，贏得了自己的語言（不再使用集體經驗語言）並發出獨立不移的聲音。他們的作品不僅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而且寫出人性的真實和生存環境的真實，其精神質量與藝術質量都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高行健與莫言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只是一種徵兆。這至少說明世界上一個重要的文學批評機構充分重視與高度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當然，中國當代文學也有許多令人失望的現象，也可以進行否定性的批評與對話，但說它是「垃圾」，就未免太本質化、太簡單化了。

文學批評不是政治審判，也不是道德審判

騰訊文化：理解您的思想立場，我也看到您發表的文章《莫言了不起》，不知道您是否注意過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的公共言論表現遭遇到的廣泛批評，這是來自人文知識界的批評，人們對莫言作為「諾獎」作家在公共事務上表現出來的境界強烈失望。

劉再復：對莫言的批評需要具有兩個前提：第一，他是一個作家，一個以作品面對世界的人，所以首先要閱讀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極為豐富，僅小說就有11部長篇，30部中篇，80多部短篇。只要通讀莫言的作品，就會發現，他不僅具有宏大敘事的才能，而且具有深廣的作家良心。他的良心在千百萬個漢字中呻吟著，跳動著，磅礴著，這顆良心包涵著最真摯的大悲憫，也包涵著中國人民整整一百年的苦難史、掙扎史、歌哭史。如果真的進入莫言的小說世界，真的讀了莫言的作品，就會說，有這些作品就夠了，不能要求太多了。而且還會說，這些作品的精神總量和藝術總量絕對不在加繆、薩特、福克納、馬爾克斯之下。

第二個前提是對莫言的批評應是文學批評，即對莫言進行審美判斷，而不應對莫言設置政治法庭、道德法庭、社會法庭等等。一個傑出作家，他通過作品表現個人的大關懷、大悲憫就可以了。我們不能要求他也要同時充當「精神領袖」、「正義化身」、「人民代言人」和「救世主」等等。更不能要求他在公共事務中充當「包青天」、「海瑞」和「公共知識分子」等角色。要允許作家作為藝術主體（本真角色）表現出勇敢正直的同時，也可以作為現實主體（世俗角色）表現出懦弱的一面。例如，對於偉大的詩人歌德，我們只要拜讀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及《浮士德》，欣賞他的天才就夠了。大可不必去計較他當過魏瑪公國的臣子，以及其到了八十多歲還在談戀愛等俗事俗行。恩格斯批評歌德在現實社會中常表現出「庸人」的一面，這其實很正常。進入創作時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與偉大心靈，那才是真正的歌德。天才的弱點是可以忽略的。當然，我也希望莫言多一點知識分子的承擔。

騰訊文化：看到顧彬先生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翻譯所做的觀察，他說「對於莫言和葛浩文來說，沒有葛浩文的大量翻譯，沒有他的公開讚揚，就沒有2012年12月10日他熱愛的中國作家被宣布獲得諾獎時他的狂喜。葛浩文之所以獨一無二，除了他美國文學翻譯家的身份外，也離不開他個人的出版眼光。他對作家及其作品傾注了極度的熱誠，對一位中國作家該取得的成就和未竟的原因都有認知，他需要一位合作者，能幫看他刪減、提煉、編輯，重寫的人。葛浩文團隊製造了在世界範圍內被閱讀到、並獲得了諾獎的莫言文學作品。假如莫言作品只有日文譯本或德文譯本，即使它們譯得跟葛浩文的譯本一樣好，莫言也不會戰功的，因為這兩種語言都不具世界性。」這個問題有點長。但是我覺得很重要。就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您的觀察是怎樣的？

劉再復：外語翻譯對於中國文學文本在世界的傳播，其功當然不可抹煞。但是這兩者之間，最後的「實在」（決定因素）還是文學文本，而非外語翻譯。葛浩文翻譯了十幾位中國作家的30多部作品，絕大多數都未進入瑞典學院的視野。而他沒有翻譯的高行健卻第一個獲獎。葛浩文先生真誠地熱愛莫言，努力翻譯莫言，但僅僅靠他的英譯，也不一定能獲獎。我相信莫言作品所以能打動瑞典學院院士們，還藉助於陳安娜的瑞典文譯本以及各國各種譯本的綜合輻射。而歸根結蒂，是莫言本身的作品太傑出，太動人。我特別尊敬葛浩文教授對中國文學的真誠之心，並在回答《金融時報》時正式對他作出高度評價；但也不同意把莫言的成功完全歸結為老葛的翻譯，老葛也不會同意歪曲性的解說。

騰訊文化：顧彬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批評當然顯示出難以避免的局限，這也讓我們看到西方對中國文學的基本態度，您多年遊學歐美，就您的所見，歐美對中國文學是否存有誤讀?西方是在怎樣的語境下看待中國文學？當然我們知道就文學的影響力而言。所謂西方其實也是很小的圈子，可能僅僅是西方的漢學圈子，是選樣嗎？

劉再復：西方（主要是指歐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確實主要是西方漢學圈子的批評，這個圈子很小，能稱上是「漢學家」的更是屈指可數。很小圈子裡的人又不是三頭六臂，其力量非常有限。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其力量也非常有限。一個文學批評機構要面對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的文學作品，這幾乎不可能。他們之所以讓人敬佩，乃是這些評審主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和他們獻身於文學的精神。但有這種精神，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把握世界文學的真實與中國文學的真實。中國當代文學那麼豐富，那麼複雜，我早已被嚇得逃之夭夭，「返回古典」了。連我們這種中國批評者都跟蹤不上中國當代文學的步伐，怎能要求西方學者跟上這種步伐呢？這種「跟不上」，就決定了批評者會產生難以避免的獨斷、武斷、主觀、片面，顧此失彼。僅僅高行健，他的作品就不僅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還有十八個劇本，還有詩集與論說集。我曾為他的七部作品集作過序文，深知要讀懂讀透他的全部著述並非易事，所以我對不認真讀高行健又妄評高行健就非常反感。批評中國當代文學主要還得靠中國自己的批評家。西方文學批評機構的批評意見，我們要傾聽，但不要迷信。

文學成為政治工具導致文學的消亡

騰訊文化：每個國家或每個族群都會有自己的文學史，由誰來撰寫文學史，呈現的文學氣象是迥異的。比如在夏志清先生文學史中，張愛玲和沈從文被提到很高的位置，而此前被生流意識形態接納和推崇的作家——比如以茅盾、老舍、郭沫若代表的「革命」文學被降到低處，您以為這其中存有偏差麼？就現當代作家的文學貢獻而言，您心目中的價值排序是怎樣的？

劉再復：文學史撰寫也是一種文學批評。你說文學史由誰撰寫，呈現的文學氣象是很不同的，的確如此。文學史撰寫者也是批評主體，文學史的面貌是由批評主體決定的。最近我在科大人文學部講課，把批評主體分為五類，即政府批評、機構批評、大眾批評、批評家批評和時間（歷史）批評。文學史有「欽定文學史」和「官定文學史」（政府批評），有「社（出版社）定文學史」和「校定文學史」（機構批評），也有文學研究者的「自定文學史」。最後這種文學史算是行內批評，可是行內也有真內行與假內行之分，有「眼光如炬」與「眼光如豆」之分。較好的個人寫作的文學史能掃除「官定文學史」的偏見，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史在」的真實，例如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但也有其局限，夏先生開掘張愛玲與沈從文，還以崇高的地位，這是很對的，但貶抑魯迅則不妥。無論如何，魯迅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也是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文學批評應當超越政治標準。以往的「文學史」貶斥甚至開除張愛玲、沈從文，這不對；現在如果刻意貶斥茅盾、老舍、郭沫若等也不對。然而，我要說，茅盾、老舍、郭沫若還有曹禺等現代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確實都經歷了一次悲劇性的大倒退，其作品和評論都沒有真價值。對此展開批評，並非惡意，乃是面對事實，總結文學實踐經驗。對於現代作家，我心目中有自己的價值排序，但此時還不想在無法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宣示。

騰訊文化：從20世紀到今天，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一直緊貼，2010年4月，我們在臺灣參加華文文學高峰論壇，馬英九先生有個演講很有意味，他的大意說「不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而是政治要為文學服務。」這個語序的變換呈現出新的文學態度。這是值得讚許的。您以為呢？

劉再復：政治與文學，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碼事，兩者過於「緊貼」，絕非好事。作家從政，更不是好事。各種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改變不了政治的基本性質乃是權力的角逐與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說，政治是充分功利化的事業，而文學恰恰是超功利的心靈事業。文學創作在呈現社會生活的時候，也可以呈現政治生活。然而，這也要用超越的眼光來審視與呈現社會功利活動，呈現時不應當帶入「政治傾向」，更不可以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把文學變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肯定會導致文學的消亡；但也無須要求政治為文學服務，一旦「服務」，就可能導致「幹預」。我主張政治不要幹預文學，也主張文學不要幹預政治。要求「文學介入政治」或要求「文學幹預生活」都會損害文學。相比之下，馬英九提出「政治要為文學服務」當然比「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思路好一些，至少，這種態度是值得讚許的。然而，作家最寶貴的品格是「獨立不移」，不需要任何政治為其「服務」，不需要「他者」過分的「關心」。

騰訊文化：在九十年代，您與李澤厚先生做過一個哲學對話《告別革命》，現在您還認同當時的思想麼？

劉再復：迄今為止，李澤厚先生和我都認為二十年前我們提出的「告別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對的。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時，香港天地圖書推出第六、第七版，我們堅持「一字不改」，仍然堅信改良的方式比暴力革命的方式好。「你活我也活」的和諧哲學比「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好，更比「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學好。我在《雙典批判》中批評「造反有理」的旗號，認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唯有非暴力的文明手段才可能達到崇高的目的。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達崇高的目標。這本是託爾斯泰、甘地的信念，我追隨而已。

騰訊文化：您現在還經常與李澤厚先生見面麼？還會與高行健先生見面麼？您現在的生活和學術狀態是怎樣的？長年在海外旅居和遊學，這樣的生活是您滿意的麼？

劉再復：我此刻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高等研究院客座。明年一月再返回美國。李澤厚今年夏天曾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學，近日已返回美國。如果都在美國，我們就會經常見面，一起散步、遊泳、交談。反正轉個彎，走三、五分鐘就到他家了。我很喜歡提問題，喜歡傾聽他的講述。與高行健則用長途電話交談，尤其是在美國，交談非常方便。我也喜歡聽他講述。十月份他將到香港科技大學，我們還會一起交談對話，共同面對科大的師生講述「要什麼樣的文學」。此後還會到香港大學作一場對話。

我現在的生活不能算「積極生活」（即有行動的生活），只能算「寧靜生活」與「沉思生活」，但仍酷愛體力勞動，我在美國幾乎每天都在割草、澆菜、流一身大汗，狀態甚好。我對自己最為滿意的是，從繁忙的社會事務中抽身，抽離了原先的生活框架，並很快地進入深邃的精神生活，贏得了完整人格與完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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