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體，它受制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總體狀況，特別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躍進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主要矛盾階段性轉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根本依據，同時孕育體現新時代解決矛盾的新理論、新戰略。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力發展決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新時代的到來，產生作為新時代標誌的理論及其方略，這就是新時代主要社會現實的內在邏輯，它們以主要矛盾轉換為基點，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依據。
引言：時代分析的理論途徑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宣布：「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深入研究這一重要政治判斷的依據，有助於我們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有助於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生機和活力，進而有助於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觀察，社會發展時代或時期的劃分依據是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階段性標誌。這樣就產生了三種時代劃分，一是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統一體即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力，作為劃分依據，如將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劃分為工具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知識時代四個時代或四種類型的文明。［1］二是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統一體即社會形態，特別是生產關係作為劃分依據，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的劃分。三是以變革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築內容作為劃分依據。這種劃分的具體依據呈現多層次多維度，如國際層面的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冷戰時代、和平與發展時代的劃分；國家層面的民族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的劃分；同一歷史時期的裡根時代、老布希時代、柯林頓時代的劃分等等。
以社會基本矛盾的某個方面為依據劃分時代，便於具體專業領域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對象的歷史進程。但是，這種單一的時代劃分依據不能全方位理解新時代的複雜性。因為新時代的到來同時受制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多重因素，受制於社會基本矛盾的階段性表徵即社會主要矛盾。本文試圖整合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和改革戰略三種途徑，綜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依據，以期深化對新時代的理解。
一、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的生產力水平
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歷史性躍進是中國特色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依據。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雖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總體上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生產力水平低下，各種日用消費品供不應求，只能按人口實行配給制，憑票供應，處於短缺經濟時代。經過近40年現代化建設的不懈努力，無論生產要素的質量，生產過程的組織，還是財富增長的結果，生產力發展水平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步入消費經濟，生產力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已經或正在實現跨時代的飛躍。
其一，生產力要素的科技水平進入工業時代，並顯現向信息化、智能化轉變的趨勢。2016年，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由改革開放之初百分之十幾發展到56%，主要農作物生產作業的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65%，主要農作物科技改良品種覆蓋率達到96%。［2］工業技術方面，2010年中國專利擁有比例和人均信息和通信技術出口高於世界平均值。2010年中國ISO認證企業比例、接受過中等教育的勞動力比例已達到經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3］服務業呈現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趨勢。城市電子商務發展迅猛並快速覆蓋農村。2016年農村電商已覆蓋全國2/3行政村，實現增加值達到8945億，吸納勞動力2100萬。［4］
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要素具有強大的擴張能力。馬克思說：「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他以化學為例說明：「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須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5］也就是說，科學技術不僅表現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而且對改進其他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起重要推動作用；它不僅擴大了勞動對象的範圍，使生產工具更新換代，而且使勞動者用新的生產工具推動更多的生產要素，生產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使用價值，提高勞動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生產力進步的主線和靈魂，生產力要素的科技水平，特別是生產工具的科技水平，是生產力發展的時代標誌。因為勞動資料「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6］
其二，生產過程的組織由簡單協作式經驗管理進入工業社會的科學管理，呈現信息社會分散的網絡化管理特點。管理也是生產力，其權重隨著生產過程複雜性的增加而增加。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分工必然需要協作，「協作產生社會勞動生產力」；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7］一種「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而生產協作過程的順利實現必然需要管理髮揮「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8］管理把生產要素合理配置，使潛在的生產力變為現實的生產力。
管理由經驗到科學，是生產由小作坊到大工廠、勞動由個體到群體、經驗知識與勞動者分離的必然結果。在工場手工業階段，「範圍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是同勞動本身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在機器大工業階段，生產過程本身「才第一次產生了只有用科學方法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科學作為應用於生產的科學同時就和直接勞動相分離」。［9］專門從事科學工作方法研究的管理機構及其計劃職能，與現場工人與工頭運用標準操作方法的執行性職能相分離；分工拓展到管理領域，便發展為以提高生產力為核心的科學管理。
經過幾十年的引進、消化與創新，中國企業的生產管理隨著工業技術的進步已經逐步告別經驗管理，進入科學管理並出現信息社會的管理特點。一項對北京地區和全國230多家企業和1200多項國家級管理現代化成果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實現了現代化管理。在中國前100強企業中，有55.1%的企業核心業務流程信息化達到高級水平，優秀企業信息化正迅速從中級水平向高級水平邁進，開始向國際水平靠攏。［10］個別企業如海爾集團，實現現代管理理論的創新性應用，成為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學案例。
其三，財富增長水平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向高收入國家挺進。2010年，中國GDP達到6.04萬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達到4429美元，進入3976~12275美元的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第一次現代化10個指標中8個已經達標，分別是城市人口比例、醫生比例、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成人識字率、大學普及率、農業增加值比例和服務業增加值比例。沒有達標的2個指標分別是人均國民收入和農業勞動力比例。並預測，按2000—2013年年均增長率計算，中國有可能在2015年前後完成第一次現代化，達到1960年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11］2016年，中國整個勞動力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已從1978年的70%降到27.7%。［12］達到低於30%的指標。2017年，人均國民收入也將達到9100美元的標準值，越來越接近高收入國家12276美元的底線。
毫無疑問，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完成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工業化，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第一次現代化；接下來30年，將進入以生活質量為中心的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變的第二次現代化階段，邁向承前啟後的新時代。
二、主要矛盾階段性轉換的社會主義
新時代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階段性轉換，即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首先，作為新時代依據的主要矛盾。歷史地看，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在具體社會形態及其發展階段中的特殊表現形式。由於基本矛盾貫穿其中的社會情勢不同，主要矛盾會出現階段性轉換。在現代化導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前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推動社會發展，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由於改革開放40年生產力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得到相當程度滿足，主要矛盾獲得緩解。與此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出來，「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需求的提高和擴大導致滿足需求的重點領域發生變化，主要矛盾必然隨之轉換。
事實表明，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期或現代化後期，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換，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為內容的矛盾因素充分顯現；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和社會民生與物質文明相比發展相對滯後，特別是體現基本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等上層建築建設任務繁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上升為時代主旋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這種階段性轉換，雖然不改變現代化導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性質，但以提高生活質量為中心的現代化明顯不同於前期單純的工業化城市化，確是不能忽視的重大國情，它所展現的現代化過程的階段性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根本依據。
為什麼說主要矛盾的轉換是新時代的依據？因為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性質，決定時代的本質。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明確指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百餘年現代化過程中，幾十年經濟建設成就使「落後的社會生產」狀況明顯改觀，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開始呈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階段性特點，這種狀況不能滿足已經超越單純物質層面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主要矛盾，推動社會發展，中心任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特別是提高人民對社會安全、秩序與正義的滿意度。這就是現代化後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
其次，主要矛盾轉換的現實依據。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那麼，這些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都是什麼呢？報告列舉了七個方面，除了經濟發展質量及其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之外，主要表現在民生、法治和黨建三個方面，它們集中於上層建築領域。因為民生領域發展的短板，不是單純民生問題，要通過國家相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才能解決。從公共經濟學角度觀察，即使是環境生態問題，作為市場主體追逐利潤而導致的負外部性，也只有國家出面才能解決。在新時代開啟的2012年十八大時，這些問題已經凸顯。2012年11月6日《中國青年報》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最有可能阻礙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依次有：「貧富分化嚴重」（75.4%）、「權力不受制約」（59.4%）、「利益集團坐大」（52.8%）、「生態環境惡化」（52.6%）、「弱勢群體利益受侵害」（50.3%）。
一是民主法治問題。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階段，面臨民主政治建設的重大機遇。但是，現實政治制度化水平包括人大制度建設、農村村民自治、基層協商民主等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不能充分滿足吸納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需要。在法治建設領域，問題表現突出：有的法律法規不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願，部門立法和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司法不規範、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存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人民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12］
二是社會民生問題。民生問題雖然涉及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養老等諸多方面，但居民收入水平是最基本的綜合性指標，沒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很多民生問題都難以解決。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大約0.49。
三是管黨治黨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築而言，共產黨不僅是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部件，而且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靈魂。共產黨的自身建設直接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前途和命運。然而，由於一個時期以來管黨治黨不嚴，失之於寬鬆軟，中國共產黨在面臨「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面前，出現「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鬆弛、不負責任的問題突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這些問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構成嚴重威脅，已經到了歷史的臨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