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氫彈元勳：32歲成為院士，流放時肩扛手稿，獲諾貝爾和平獎

1953年8月22日，前蘇聯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這顆氫彈的結構輕巧簡單，更具實戰價值。一位年輕物理學家的創新思路起了決定性作用，很快這位年僅32歲的青年被秘密選為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成為有史以來獲得這一殊榮的最年輕的院士。

這名青年是當今世界的一位物理奇才，他就是前蘇聯核彈元勳——安德烈·薩哈羅夫。薩哈羅夫於1921年5月21日出生在一個知分子家庭，這是一個充滿愛和知識的家庭：父親是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的教授，在數學、物理、音樂方面造詣很深，母親出身貴族，溫柔可親但性格頑強不喜歡社交。長大後的薩哈羅夫繼承了母親的性格特點和父親的學術天賦，他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物理，在師生的記憶中，他是最優秀的學生。此後，非常優秀的他被選中攻讀核物理課程，在這期間他發表了幾篇震驚世界的論文。1948年，他突然從公共場合消失了，此後十年，聽不到關於他的任何消息。在絕密的情況下，他和一小組科學家被委以重任——研製熱核武器。

前蘇聯能爆炸第一顆氫彈，薩哈羅夫做出決定性貢獻。此後，各種榮譽像雪片般飛向薩哈羅夫，他成為克裡姆林宮的座上客，連續三次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53年獲得蘇聯國家獎金，1956年獲列寧獎金，是蘇聯的特權公民之一，享受優厚的物質待遇。

身為熱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當然知道核武器對人類的危害性。他之所以投身於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卻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只要兩個超級大國都擁有了核威懾力量，他們就不得不坐下來，在談判桌上解決爭端。

但是，在當時美蘇爭霸白熱化的大背景下，薩哈羅夫的想法太過單純，兩國都繼續進行核試驗，蘑菇雲不斷升起，而且越來越大……

失望的薩哈羅夫開始譴責核武器對人類的危害，開始提出一些別人不敢也不想談論的問題。薩哈羅夫指出，核試驗不僅造成很多人死亡，對那些受到汙染勉強活下來的人也造成了難以挽救的危害。即使最安全的核試驗爆炸，每百萬當量的爆炸要導致6600人死亡，而且爆炸所產生的影響要持續幾千年，他為自己無形中成為「殺人兇手」而伏案痛哭。他提出延緩在大氣層中進行核實驗的建議，並對昔日清澈如鏡的貝加爾湖遭工業汙染一事表示強烈不滿。當時的執政者赫魯雪夫對此很不以未然，該怎麼幹是由克裡姆林宮決定，不管科學家什麼事。他並沒有迫害薩哈羅夫，只想就事論事把事情了解，但他也沒有興趣了解薩哈羅夫這樣做的深刻思想動機。

薩哈羅夫說：「我的心被揪緊了，我覺得有一種無援無靠、無能為力的失落感，這真是糟透了。從那以後，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1968年，薩哈羅夫把自己思想寫進著作《進步、共存和知識分子自由》，寄給蘇聯當局兩份，也給自己的朋友們幾份。有人把這篇著作傳播出去，讀者越來越多。這篇文章詳細分析了蘇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並且提出克服這些困難的途徑，一個開明的蘇聯應該和西方合作解決國際問題，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如汙染、疾病和飢餓等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是個別國家無法解決的。

這篇著作後來被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薩哈羅夫也由此聞名於世。他的觀點言行越來越不為蘇聯當局容忍，厄運紛至沓來，他的身份證被突然吊銷，被安排去做與他科學院院士身份極不相稱的低等工作，他的第一位妻子在此時又死於癌症。

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薩哈羅夫是唯一公開譴責政府這一侵略行徑的蘇聯公民，在集權專制達數十年之久的蘇聯做到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與當局公開對立的做法，讓薩哈羅夫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他被取消一切榮譽，取消一切物質待遇，取消其在莫斯科的居住權，離開實驗室和設備。他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艾琳娜·布諾一起被流放了，來到滿目黃沙的高爾基城，這個小城在當時不對外國人開放，一個位於莫斯科以東，距首都250英裡的小城。

薩哈羅夫一家被安置在一幢樓房的底層，房間沒有電話，他們的一切都被警察看得一清二楚，因為馬路對面就是警察局，薩哈羅夫一天二十四小時受到克格勃特工的嚴密監視。

在高爾基城，只要風不是颳得不很厲害，人們總能在大街上看到兩個孤單的身影。薩哈羅夫的肩上總是背著一隻沉甸甸、鼓鼓囊囊的口袋，裡邊塞滿了手稿、雜誌和一隻收音機，不論到哪裡，這隻口袋從不離身。為什麼？因為警察隨時會破門而入，偷去手稿，將收音機摔得粉碎。

在流放中薩哈羅夫被禁止離開高爾基城，不允許他和外國人接觸，他的朋友們也被禁止拜訪他。只要他一離開住所，馬上有便衣尾隨其後。為了抗議這種被監控的生活，薩哈羅夫和妻子3次絕食，其中一次達178天，但被當局強迫進食。當局的政治家、科學院的朋友們都反覆勸告他放棄自己的立場，但薩哈羅夫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不畏權貴，心裡只有人民，他不是為物質利益而生活的人。

在苦難的生活中，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一消息毫無疑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一位蘇聯公民獲得如此的殊榮。

當薩哈羅夫申請出國受獎的護照時，當局拒不籤發，最後，他的妻子布諾總算去了奧斯陸，謊稱薩哈羅夫忙於國內的人權工作。面對一群西方社會的精英人物，她宣讀了薩哈羅夫的書面發言：

蘇聯社會制度的民主化對世界和平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維護國際和平是不可思議的。

歲月流逝，薩哈羅夫在高爾基城被流放了近7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戈巴契夫上臺後，薩哈羅夫被允許返回莫斯科，重新在前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並且讓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助力當時蘇聯的改革。次年，薩哈羅夫在《莫斯科新聞》周刊上發表公開信，他呼籲：

「應立即無條件釋放政治犯；蘇聯立即從阿富汗撤軍，結束對這個國家的血腥殺戮。

「我認為下一步應是達成削減百分之五十的戰略進攻武器的協議，我肯定無須考慮反飛彈防禦問題及其它政治和軍事問題便可達成這一協議……這種武器削減百分之五十，不會打破世界的戰略平衡。」

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參加完人民代表大會緊張的工作後，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幾十萬人自動走上街頭，哭泣著與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和社會良心告別。

我們不得不承認，薩哈羅夫對核威脅的認識勝過許多前蘇聯的政治家，把他流放到高爾基城是錯誤的。著名作家索忍尼辛這樣評價他：在蘇聯那成堆成堆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分子當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