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醫八年,月薪5000,溫飽線上的醫學博士

嚴重的健康危機，將一批醫學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風口浪尖。事實上，每一項技術突破，都經歷了漫長而冷寂的蟄伏期。

選擇基礎醫學研究，就意味著與清貧相伴。巨額資金被用於購買實驗設備，而研究者本人的補貼往往僅供溫飽。一群年輕的科學家，在科研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中艱難跋涉，等待未來的曙光。

林成 27歲 泌尿外科博士

母親患癌，我幾乎沒幫上忙

今年國慶假期，我參加了三場婚禮。份子錢不多，還是花了近三千元，超過了每個月的生活費。在婚禮現場，坐在我旁邊的是一群初中同學，幾乎所有人都已經買房、結婚、生子，所有人都在談論育兒話題，除了我。

和同齡人相比，我的生活無疑是拮据的，但只要不是在婚禮這種場合，似乎也能忍受。因為我知道，在我的背後，付出更多的是我的家人。

確定自己要讀醫學研究型博士的時候，我母親已經患結腸癌（當時確診為III期）四年。她和我父親分居多年，獨自做完了手術，醫藥費花了十萬。學醫八年，我拿不出生活費以外的錢，幸好有朋友們幫襯，我們才能順利支付帳單。

我突然發現，在學校裡，我學習治病救人；在面對疾病的時候，我只是一個遠在千裡，又無能為力的家屬。

她已經做完十二次化療，頭髮稀疏，經常在電話裡哭。但我一直待在學校，通常只在過年時回家。2017年年中，我趕回家，看到一向注重保養的她，臉色變得特別差。我那時還在讀研，除了每年1600元貧困生補助之外，沒有任何正式收入。想來想去，我只能買給她一頂假髮。

確診之前，母親是一位做小吃的流動攤販，我是家裡的獨生子。決定學醫時，父親是反對的，他覺得學醫要讀八年，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但是母親十分尊重我的選擇。為了維持穩定的收入，她時常更換工作，肚子疼也不願意上醫院。等到疼痛實在難以忍受時，她才去檢查，結果是結腸癌晚期。

我本來打算研究生畢業就回家工作，拿到固定收入，每天照顧她。但在那年，我先是錯過了學校所在省份的醫院統招，後是沒能趕上家鄉醫院的統考。最後，傳來了我博士考試成績不錯的消息。

我的博士課題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研究。我對生物醫學領域探索的熱情，是從高中生物課上開始的，沒想到自己已為這份好奇心學醫九年。父親知道我讀博以後，經常和他的同事講，我是林家祖上第一個博士。

我經常和母親講，我在實驗室過得還不錯。事實上，讀博的補助只有每個月2300元。為了不和家裡要錢，我不得不用休息時間做兼職。我也沒有告訴她，科研本身並不是那麼舒服。博一剛開學，我的導師正在忙著另一個學術項目，我每天在實驗室裡束手無策。晚飯不定時已經成了日常，我也常常為實驗浪費的材料壓力倍增。

圖 | 林成在實驗室的工作檯

但我還是想完成課題，夢想著自己順利畢業的那一天。今年10月底，在實驗室正常忙碌的上班時間，我正好接到母親的電話。她的手術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複診結果是：病灶無明顯復發，血常規生化良好。我馬上讀出意味——她恢復得非常好。

我坐在實驗室裡，鬆了一口氣。四下望望，醫學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現出全新的樣子。我感受到強烈的意義和使命。那之後，我在實驗中不斷推進論證，不斷分析臨床樣本，最後發現，原來真的存在某種從未被發現的現象。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飛起來了，和師弟一起用打折券去呷哺呷哺吃了一次火鍋來慶祝試驗進展。那是我讀博期間最奢侈的事。

圖 | 林成和師弟慶祝實驗進展的火鍋局

王力 30歲 心臟疾病研究博士後

結婚後，月薪五千僅夠溫飽

今年夏天，因為沒出生的白色大鼠，我陷入學醫12年來最大的焦慮。

疫情期間，為了方便管理，我的同事把用於實驗的白色大鼠殺了大半，只留下幾隻用於配種。七月，為了繼續自己的實驗，我開始幫他們配種。唯一的一隻純種雌性大鼠遲遲未生育，我轉變方法，讓實驗室裡的大鼠與野生大鼠配種，通過兩代生育呼喚純種大鼠的降生。它出現時，我已經等了近五個月。

圖 | 王力實驗室裡的白色大鼠

六月底，我博士畢業答辯完畢，美國一所醫學院給我發了博士後的offer。但為了讓去年九月份已啟動的項目有進展，我還是留在此前的實驗室做博士後，每個月拿五千塊。

秋招開始後，我的醫學研究夢想曾經動搖過。我跑了幾次宣講會，動過考公務員或者到中小學教書的念頭。但人生下一步如何推進，未來是否要定居大城市，我不敢多想。這是因為，每月扣除房租後，我只剩下2400元支配。在首都北京，這點錢微不足道，買房買車遙不可及。妻子從未抱怨過我的收入，只是勸我：如果太累了，就換個領域平平淡淡過日子。

等待大鼠出生的幾個月裡，我發現社會環境留給我的空間越來越小，自己必須做出是否繼續科研道路的決定。我開始焦躁而鬱悶，這更影響了實驗操作的準確性。研究需要精準的理性，這樣的感性狀態只會帶來麻煩。我的導師認為我不夠專業，幾次敲打我，我們的關係也變得緊張。

我想起五年前自己剛開始讀博時，也曾躊躇滿志。我聽說過對我們這一行的「三個十」概括：做出一項重大突破，需要投入十億資金，使用十萬種化合物，做十年實驗。我設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沒過多久，就在實驗上犯了難。到博士三年級，周期考核與開題報告成為新的挑戰，我必須拿出實打實的數據，而非像以前那樣紙上談兵。我憑著毅力扛了下來，在六年博士期限之前，和別人共同署名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順利畢業。

科研依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對自己剩下的最大期望是發表一篇以自己為第一作者的論文。

十一月上旬，純種大鼠出生了。我請它幫我做了一個關於陽性藥物的對照實驗。這場實驗本來用於排除可能性，但在分析數據時，我意外發現，所用的陽性藥物竟對生物的物理特性產生了影響。我想查找文獻來佐證，卻發現這一現象從未被記錄過。

圖 | 王力在探測心臟細胞

雖然不敢保證這一現象背後是否蘊藏重大發現，但這是我們課題組近期第一項進展。開組會時，整個師門都感到振奮。隨後，我坐在實驗室裡，觸碰到久違的熱情，那些焦慮也失去了重量。

王海強 31歲 膠質瘤方向博士後

「燒了」四十萬經費，每天擠3小時地鐵公交

第四次做單細胞建庫測序實驗時，我背負著四十萬科研經費打水漂的風險。

這項服務於我的博士研究課題的實驗，屬於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前沿方向。此前，我自責地發現，自己已經失敗三次，「燒了」三十萬。

第一次實驗在2017年4月份，那是我學醫的第十年。為了建立一套單細胞測序系統，我所在的實驗室從零開始買進儀器，從美國引進一項專利技術，支付了不菲的專利費。這是我聽說過的最昂貴的實驗。

但這些只是實驗的前提。比資金更沉重的是，我和同學必須靠自己摸索細胞上機數目與細胞活性的相關技術。一次實驗耗時兩天，若想收到理想的效果，每一個細節都必須達到標準，整體的操作步驟也必須得到優化。即便如此，在正式操作中，未知的挫敗依然會來臨。

這意味著，我必須再次尋找往前走的可能。我安慰自己，在生命科學前沿領域，這是最常見的劇情。

第一次實驗失敗後，那年冬天，我發起第二次衝鋒。新的問題出現了，由於細胞活性太低，我還是沒能走到最後。導師平時脾氣很好，這一次他沒忍住，罵了我一頓。

2018年年初，我鼓足勇氣做第三次實驗。故障重現，此前的辛苦付出又一次付諸東流。

圖 | 日常實驗中的王海強

身邊的同學都練就了發洩壓力的身手。我曾看到有人專門找地方大吼大叫，有人脾氣愈發暴躁、突然發火。我和兩位室友商量好，一起用相對健康的方式消化壓力——出校門吃飯。

對我而言，除了春節，所有的節日都屬於實驗室。中秋節、端午節、冬至日……當天實驗完成後，我們找盡了所有能被稱為「節日」的日子，吃上一頓餃子或者火鍋。

這花去了我每月博士補助的一大半。每月，我收到五千多元補助，在中國的基礎醫學研究領域，這個數額是最高的。這也是我艱辛備考，考取本所實驗室博士的重要原因。從研究生起，我沒和家裡要過錢，也沒講過我在做什麼，家人一直覺得我過得很瀟灑。

放鬆是短暫的，為了保證實驗效率，我將吃飯以外所有的時間都花了在實驗室裡。

我清晰地記得在北京讀博士的日常路徑。每天早上六點半，從北京青年路出發，轉兩次地鐵到西單，再坐公交車到達郊區，八點到達實驗室。此時，我已完成在地鐵上開始的案頭工作。晚上十點趕晚班地鐵，回到朝陽區。有時，趕上細胞培養的特殊節點，我會把四張凳子拼起來，鋪上單人被，睡在實驗室。

為了勞逸結合，我通常在周六日睡懶覺到早上十點，晚些開啟實驗。

2018年五一勞動節前，我和同學第四次做耗費十萬的實驗。我們把細胞的活性鑑定率提升至90%以上，增加細胞的數目，終於成功。那之後不久，我發現自己胖了二十斤。

圖 | 胖了二十斤後的王海強

實驗的成功把我的論文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在論文尚未發表之時，2019年六月，學校規定的博士三年期限已經到了。我握著一張博士畢業證書，無處可去。

我下定決心，不管等多久，也要繼續做補充實驗，熬到論文發表的那一天。我繼續在實驗室工作了一年。這一年，學校已經停發博士補助，導師為了支持我，私下支援我生活所需費用，讓我按時交付房租，不至流落街頭。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起自己年少時的生活。我家在重慶的農村，每天走幾公裡上學並不稀奇。

我似乎始終得著老師的「偏愛」。讀大三時，一位教授帶我到另一所學校做研癌肝究項目，手把手教我做實驗。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觸基礎醫學研究。

博士畢業前夕，導師曾想說服我給醫院裡的一位書記做助理，這份工作能夠解決北京戶口和事業編制，薪資可觀。但我只想在實驗室工作，更想繼續深造，婉拒了他的好意。

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所美國醫學院的博士後offer，但由於疫情，無法前去就讀。輾轉之中，我決定離開北京，到杭州西湖大學做博士後。

4月初，我終於收到郵件：論文已發表於雜誌上，影響因子分值為12分，約為國內博士生論文平均分值的4倍。

相比於一線臨床工作，醫學事業的另一端——基礎醫學研究往往不為人知。其實，在大眾視野之外，這群醫學工作者從未缺席。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間，從病原學研究、抗疫藥物研發到疫苗的研製，無不依賴於基礎醫學的更新。在這充滿危機的一年裡，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廢寢忘食但默默無聞，為前線提供著有力的支撐。在人類未知的黑暗領域，他們用熱切點燃希望，用勇氣為我們照明。正是由於看見這份基礎醫學科研的艱辛，凱迪拉克旗下經銷商承諾2020-2021年兩年內每售賣一臺車，就捐贈100元給到國家科技部/衛建委旗下的復旦P3實驗室、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以此幫助提升基礎醫療建設, 賦能一線科研工作者, 用實際行動踐行品牌精神。

公益路上，凱迪拉克一直在行動。今年，凱迪拉克攜本支短片參加了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騰訊廣告、騰訊CDC聯合舉辦的「我是創益人」大賽，讓更多人關注到基礎醫學研究領域。該賽事舉辦四年以來，已孵化包括坎城創意節銀獅獎獲得者「一個人的球隊」在內的194支公益廣告作品，讓公益項目走入人心。在這個時代，崇高事業並不意味著豐厚的物質，也不代表安穩的生活，但有人依然用勇氣點燃自己，在黑暗中為我們找尋光亮。實際上，所有偉大發現，都源於一個勇敢的開始，以及在清貧中恆久堅持。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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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史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