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世紀,對西方歷史有所了解的人會首先想到「黑暗」。中世紀起源於羅馬帝國的覆滅,結束的標誌一般認為是從14到16世紀起源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但鮮有人知,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上,一共發生過三次文藝復興。
其中,第一次是由查理曼大帝所主導的加洛林文藝復興,第三次是14到16世紀起源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今天所要介紹的,是三次文藝復興中的第二次,也就是所謂的12世紀文藝復興。這場文藝復興可以說是黑暗的中世紀歷史上難得的一縷光明,也為後面的第三次文藝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2世紀文藝復興實際上來源於根植中世紀歐洲的一個根本矛盾,也就是教權與世俗政權之間的矛盾。在中世紀,教權屬於羅馬教廷,由教皇直接統治。教皇通過向各國派駐主教來實現對於政權的控制。這侵犯了各王國封建君主的利益,政權與教權之間的分歧與鬥爭也持續了數百年,其間,教權一直佔據上風。
問題出現了,一個沒有軍隊軍權的教皇,為什麼能夠控制世俗政權?這主要是因為世俗政權沒有和文化結合,而文化一直掌握在基督教教會的手中。通過控制教會,教廷就可以去制約封建君主。
為了擺脫教權的控制,世俗政權希望通過引入文化的方式去打破教會對文化的壟斷。但是一切與基督教掛鈎的文化和教育,其最終解釋權都掌握在教皇手中。為了突破這個限制,世俗政權最終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這就是亞里斯多德的回歸,因此,12世紀文藝復興也被稱為亞里斯多德革命。
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的三賢之一,與他的老師柏拉圖以及老師的老師蘇格拉底不同,亞里斯多德是西方歷史上難得的全才,他不僅精通哲學和邏輯學,更在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等方面有著非常深的造詣。但由於他對於世界本源的認識與《聖經》的教義不同,因此在中世紀的前500年,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幾乎失傳,僅有的一少部分也基本上是以古希臘文進行書寫。但當時由於基督教會欽定的官方語言是拉丁文,因此很少有人懂得如何閱讀希臘文,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和相關的著作也就沒能流傳。
但歐洲人無疑是幸運的,這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好鄰居」,這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一直在研究亞里斯多德的相關學說,他著作的阿拉伯文譯本也流傳甚廣。
於是,歐洲人通過翻譯阿拉伯文,重新將亞里斯多德引回了歐洲,後來又嫌不過癮,直接去讀希臘文原文,這也間接引發了其他古希臘學者著作的回歸。西方人重新讀亞里斯多德的書,似乎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無論是哲學。天文學、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等等亞里斯多德都有所涉獵。
在對世界的解釋方面,相對於《聖經》以及歷代教皇對聖經的解釋,亞里斯多德的這一系列著作更為深刻與全面。而真理的魅力是無限的,尤其對於人類而言,許多知識分子甚至宗教人士都開始反思基督教對於世界的解釋,並與亞里斯多德的解釋進行對比。因此,亞里斯多德的回歸對於基督教信仰和神學造成了全面的衝擊和挑戰,基督教會也開始全面禁絕亞里斯多德。
但此時一種新的學術組織形式已經形成,世俗政權通過資助這些組織,來延續亞里斯多德的研究,並與基督教會進行對抗,這些組織就是大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所大學是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認為博洛尼亞大學所宣傳的法學教育有利于于擺脫教皇對文化的控制,於是在1154年給博洛尼亞大學頒發了特許狀,承認大學是一個法人,擁有各種特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學術自由。
最初的教授和學生們就可以在大學的範圍內對亞里斯多德的學說進行思辨和擴展。當然,後來羅馬教廷也收編了一些大學,包括今天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在其中開展神學的研究,但這不僅沒有壓倒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反而使得很多信仰基督教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如何將基督教神學與亞里斯多德的學說進行結合。最終在阿奎那的努力下,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和基督教的教義終於實現了第一次融合。
但一臺機器上零件越多,它就越容易壞掉,神學吞掉了亞里斯多德這樣一個龐大的學問體系,為了用基督教教義解釋這個體系,就不得不建立一個更大的體系。而更大的體系則意味著更多的解釋空間,於是就有很多人開始利用這些空間強化世俗權力,弱化宗教權力,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但丁。
而之前,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學說限制了歐洲科學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但回顧12世紀文藝復興不難發現,亞里斯多德其實一直沒有成為歐洲中世紀主流的學說,甚至他後來被基督教所接受,也是通過了複雜的解釋。
而恰恰是因為亞里斯多德的回歸使得現代大學誕生,從而使得人類科學發展進入了快車道。雖然亞里斯多德很多對於世界的解釋在今天看來謬誤百出,比如在物理學的解釋上,他曾說:「物體從高空落下的快慢,同物體的重量成正比,重者下落快,輕者下落慢」,此學說近2000年以來一直讓人們深信不疑,直到伽利略完成自由落體實驗後證明物體下落時間與物體質量無關,即推翻了亞里斯多德的理論。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對近代西方科學文明的啟蒙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而從亞里斯多德的回歸,我們更要看到,所謂黑暗的中世紀也並不是一團漆黑,其中仍然閃耀著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