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蒂默著，李榮慶等譯《歐羅巴一千年：打破邊界的歷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
第二章1101—1200 12世紀
1144年的聖誕夜，十字軍建立的國家埃德薩（Edessa）被穆斯林指揮官贊吉（Zengi）攻佔。所有被俘的基督教騎士都遭到屠戮，他們的妻兒也被圍捕起來賣去當了奴隸，這一事件使基督教世界在心理上受到重創。深受打擊的尤金三世（Eugenius Ⅲ）委派他的老友和老師克萊爾沃的貝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布道來鼓勵人們進行第二次十字軍東徵，以收復教會財產。貝爾納原來是西多會的修士，但後來證明他也是位一流的外交官。他於1146年3月31日在韋茲萊（Vézélay）教堂宣讀了羅馬教皇的敕令後，便以他那無人能夠模仿的口才對教眾展開他的即興演講。人們當場便一齊呼喊：「十字架，給我們十字架！」並發誓要為基督而戰。法國國王剛好參與了這次集會，他承諾要親自遠徵聖地。受到法國國王和貝爾納雄辯的演講的鼓舞，很多騎士也做出了同樣的承諾。隨後幾周裡，貝爾納前往德國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進行布道演說，所到之處頻頻傳出神跡降臨的消息，不斷引起民眾的瘋狂追捧。
貝爾納自己則寫信給教皇，說：「您的命令，我已遵從……宣講之後，十字軍規模成倍增長，其數無法估量。目前城鄉各處，十室九空，均似荒地，所能見者無非婦孺，七女難覓一夫。所有壯丁既已遠徵，留下妻子在家，如同守活寡。」後來，貝爾納來到施派爾使出渾身解數，想要說服疑慮中的皇帝加入十字軍。在接連兩天的努力之後，他忽然展開臂膀，伸出雙手，好像自己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穌。他在宮殿大哭道：「陛下，為了您親自出徵，我已傾盡了全力！」皇帝此時深受感動，於是起身行禮，發誓要參加徵戰，奪回耶路撒冷。
12世紀充滿了類似的戲劇性片段和大量名垂青史的非凡人物。在這個世紀中，彼得·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和愛洛伊絲（Héloise）愛得轟轟烈烈；女修道院院長兼作曲家希爾德加德·馮·賓根（Hildegard von Bingen）盡顯才華；中世紀最偉大的騎士威廉·馬歇爾（William Marshal）功勳卓著。12世紀還出現了一些傳奇人物，如「紅鬍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亨利二世（Henry Ⅱ）和託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這個世紀還見證了幾位皇后、女王的風採：瑪蒂爾達皇后（Express Matilda）、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of Aquitaine）王后和喬治亞的塔瑪（Tamar ofGeorgia）女王。12世紀不僅出現了幾位以獅子為外號的統治者，如「獅王」威廉、「獅王」亨利和「獅心王」理查等，還出現了另外幾位綽號更加罕見的國王，如「建設者」大衛、「神佑者」翁貝託（Umberto）和「胖子」路易等。一些軍事修道會的名稱也流傳至今，如聖殿騎士會和醫院騎士會。這是第一個充滿騎士精神的偉大時代，紋章學和騎士馬上比武競技都出現於這個世紀。同時這又是一個充滿著通俗和質樸文化的世紀，它養育了傑出的拉丁語詩人休·普裡馬斯（Hugh Primas）和那位拉丁「無名詩人」（Archpoet），以及諸多吟遊詩人，他們寫下那些綿綿詩句，取悅和撩撥自己的妻子，在更多情況下，是挑逗他人的妻子。
教皇
令人驚詫的是很多當時的故事和習語至今仍保留在我們的文化中。或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亨利二世的那句話：「誰能幫我除掉那個聒噪的神父？」當時，他受夠了大臣、坎特伯雷總主教託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還有一句不朽的名言：「你太愛你那金髮頭顱而不願失去它。」這句話是1187 年聖殿騎士的首領在克雷森（Cresson）泉水邊對醫院騎士的首領說的。當時醫院騎士的首領稱聖殿騎士僅有600 人的隊伍，與眼前1.4 萬人的薩拉丁（Saladin）軍隊根本無法抗衡，聖殿騎士首領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另外，我們也忘不了蘇格蘭「獅王」威廉的名言：「現在讓我們看看誰是真正的騎士吧！」這是蘇格蘭國王向英格蘭發起那場毫無勝算的阿尼克（Alnwick）戰役時為虛張聲勢放出的豪言。身處這麼多的流血事件中，你就能理解為什麼12 世紀史書編纂者豪登的羅傑（Roger ofHoveden）會在書中寫道：「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見過自己流血，從來沒有被人打掉過牙齒，或從來沒有被敵手壓在身下過，那麼他就不適合上戰場。」
這些人物和故事讓我們了解了那個時代：充滿了血腥、勇氣、固執、信心和激情。然而，這些人物和戰爭與那些最深刻的社會變化幾乎沒有什麼關係。是那些勞苦農民、律師和學者對12 世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你可以這麼說，十字軍東徵加快了西方與東方的交流，充實了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但是在東方的一些城市裡，東西方關係的研究更富成果，在那裡西方學者可以在和平的環境裡安靜地研究那些阿拉伯文和希臘文手稿。安條克、埃德薩、的黎波裡和耶路撒冷等十字軍城邦在城堡設計上可能具有一流的水平，對歐洲廣大地區有過深遠影響。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改變城堡的基本功能，那就是為抵抗圍攻的警衛部隊提供駐地。歐洲深刻的社會變化，另有其他領域。
人口增長
1050年以來，歐洲經濟得到快速增長。大片的森林和荒野被開發，成片的沼澤被排乾，耕地因此大量增加。從空中俯瞰，歐洲大陸已從原先以森林覆蓋為主變為以耕地為主了。土地的開發是人口顯著增長的結果，而人口快速增長的原因歷史學家們依舊在爭論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農耕中馬龍套的逐漸使用。牛隻需要一個簡單的軛就可以拉很重的物品，但是馬不同於牛，馬不可以使用軛，當軛夾緊馬脖子時，會壓迫它的動脈。因此，用馬耕地時需要一種更具保護性的馬具。其實，這項技術古代就已經有了，但後來失傳了。12世紀人們又重新開始使用這項技術。不過，它傳播速度非常慢，即使到15世紀，英國大約三分之二的役畜還是牛。儘管如此，在一些地方馬和牛的一起使用增加了開發和翻耕土地的牽引畜力。
人口增長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歷史學家所稱的「中世紀溫暖期」。在10—11世紀，平均氣溫非常緩慢地上升。到了12世紀，氣溫相較於公元900年前幾乎上升了1℃。聽起來這或許沒什麼差別：我們很少注意氣溫一二攝氏度的變化。但是作為一個年均值，1℃的溫差影響巨大。正如歷史學家傑弗裡·帕克（GeoffreyParker）指出的，在溫帶氣候中，春季平均氣溫下降0.5℃可能會導致最後一場霜凍延長10天。反之，秋季平均氣溫下降0.5℃可能會導致提早10天進入第一次霜凍。這種情況無論發生在春季還是秋季，都足以毀滅所有作物。帕克繼續指出，與之相反，氣溫上升0.5℃則會減少這些風險。此外，土地的海拔高度不同，危險程度也不同。根據帕克的研究，在低海拔的情況下，氣溫下降0.5℃單季作物歉收的風險會加倍，而連續兩次歉收的風險會增加6倍。海拔1000英尺以上，連續歉收的風險會增加100 倍。因此，氣溫上升0.5℃對許多人而言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惡劣冬季天數的減少意味著更少的作物毀於霜凍。更溫暖些的夏季意味著歉收的風險降低。長年累月，作物種植獲得更高的產量，人們擁有更多的食物，更少的兒童死於饑饉。
兒童死亡率的略微下降似乎無法構成西方歷史上最顯著的變化之一，但是當這種情況在中世紀溫暖期的兩個半世紀中延伸至整個歐洲時，它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倖存下來的孩子們有了他們自己的家庭，這些家庭又繁衍出新生人口。結果，更多的土地得到開發，人們獲得更多的糧食維持下一代更多的人口的生存。如果沒有餘糧，可能就沒有文化擴張，就沒有多餘的勞動力來建造修道院、城堡和大教堂。學者們將不得不在田間工作，而不是研究學問。最初那幾個額外的勞力引發了指數性的變化。原因很簡單：歐洲有廣袤而未開發的肥沃土地，它只是需要人手來開墾。
荒地的開發有兩種方式：自由農民的個人行為和莊園管家主導下的集體行為。在第一種情況下，一個經營五六英畝土地的農民可能會意識到，他無法用這麼點土地養活越來越多的家人。即使在豐年，他也沒有多餘的糧食在市場上出售或者存儲起來防備荒年。當他確定了附近有一二英畝雜草叢生的荒地後，他會取得莊園管家的同意，交一些額外租金，將它開墾出來，種植農作物。這樣一來大家都滿意：農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家人的安全性大大加強，莊園管事和主人也高興得到額外的租金。當農民的兒子們長大之後，他們再開發四五英畝荒地。荒地就這樣得到開發。集體開發往往涉及大規模的排水和灌溉項目。莊園管家僱傭莊園佃戶在規定天數內挖渠築壩。工作完成後，新的耕地會在新老佃戶中分配。一些屬於修道會的莊園甚至可能由修士們自己開發，遵循聖本尼迪克特修道規章的真諦。整個12世紀，歐洲數千英畝的林地和溼地被西多會修士所開墾和排乾。
估量開發的程度是困難的。識文斷字的人仍然罕見，因此領主及其屬員沒有定期勘查莊園的邊界，佃戶租賃土地的具體面積、位置更無從考查。有幾個莊園關於「墾荒」（assarting）即清理荒地進行耕種的章程被保留至今，但從這些孤立的特許證明很難復原墾荒過程的全貌。因此，我們最好的估量方法就是人口增長本身，然而這也難以量化。這期間我們所擁有的最完整的數據是關於英格蘭的，倖存的《末日審判書》（1086年）是綜合記載11世紀封邑情況和財富的唯一資料來源。基於該書的估算，當時英格蘭的人口已有約170萬。人口稅記錄表明，到1377年，人口已經增長到大約250萬，而且在1315—1322年的饑荒和1348—1349年的黑死病疫情之前人口可能有更多。根據這些和其他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得出人口在1100年大約為180萬，而到了1200年則增長為340萬。這種情況揭示了1200年英格蘭的農業生產力達到12世紀初的兩倍。對於如此規模人口增長的唯一解釋就是英格蘭的大片荒地第一次得到耕種。更多的耕地生產了更多的食物，這意味著更多的人感到他們可以安心地結婚成家，他們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養育。並且，每一代人都會依次開發更多的荒地，進而導致新的人口增長。
12世紀歐洲其他國家的生活怎麼樣呢？如附錄所示（見386頁），歷史學家們的數據並不一致。最近保羅·馬拉尼馬（Paolo Malanima）的一組數據表明，歐洲人口在12世紀整體上增長了38%。但是，如果我們利用三個人口文獻保存最好的國家—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數據為歐洲的核心構建一個模型，同時以1500年840萬人口這一被廣泛認可的數據為準確基數，那麼，我們得到的12 和13 世紀的人口數據就完全不同了。我們的估算表明人口在這兩個世紀分別增長了49% 和48%，到1300 年總數已經超過1 億。無論確切的數字是多少，毫無疑問的是1050 至1250 年間，確保人口增長的土地得到大量開發。那個時代給我們留下的一般印象可能是身著鎖子甲的十字軍向著敵人迅猛砍殺的場景，但是12 世紀社會變革的真正動力來自他們的封地。在他們的封地上，勤勞的農民努力耕作，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留下的唯一印記是他們新近開墾的耕地。
修道院網絡的擴張
教皇尤金三世委派克萊爾沃的貝爾納鼓吹第二次十字軍東徵的事件暗含著12 世紀的另一重要變化。貝爾納是一位修道士，理應從塵世抽身，過一種隱居靜思的生活。然而我們卻看到他四處遊歷，拜見諸國國王，舉行大規模布道集會。此外，無論他身往何處演講，他的名聲總能先他而至。1130 年，人們關於新教皇選舉的衝突爆發，貝爾納此時受託決定新教皇的提名。他選擇了英諾森二世（Innocent Ⅱ），並在以後幾年中遊歷歐洲諸國努力說服另一候選人的支持者們改變主意。1145 年，尤金當選教皇的主要原因是他是貝爾納的朋友。貝爾納的影響和名聲極大地推動了他的修道會的擴張。成千上萬的民眾成群結隊地加入1098 年成立的西多會。該修會修道士們發誓嚴守聖本尼迪克特制定的修道規章，過一種簡樸苦行的生活。到1152 年，西多會已發展出超過330 座修道院，遍布歐洲大陸。12 世紀後半葉，西多會進一步擴展，延伸到東歐、蘇格蘭和愛爾蘭。到12 世紀末，它又增添了幾十座女修道院。
西多會並不是唯一得到發展的修道組織。加爾都西會主張更為苦行的生活方式，修士們住在修道院迴廊中的小室裡。教士等其他神職人員也分為不同的修會，例如律修會（Order of Canons Regular，即奧古斯丁修會［the Augustinians］），其生活方式類似於修道院的修士。1108年，尚波的威廉（William ofChampeaux）創立了聖維克多修會（Order of theCanons of st. Victor，即維克多修會［the Victorines］）；1120年，貝爾納的朋友，克桑滕的諾伯特（Norbertof Xanten）成立了普雷蒙特雷（Premonstratensian）修會；1148年，森普林罕的吉爾伯特建立了吉爾伯特修會。遇上十字軍熱潮，苦修精神導致軍事修會的同步發展，軍事修會的職責包括做禱告和保護朝聖者。醫院騎士團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徵勝利的感召下逐步發展起來。1118年，聖殿騎士團修會的建立得到了貝爾納的大力支持。在12世紀50年代的卡斯提爾，西多會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軍事分支—卡拉特拉瓦修會（the Order of Calatrava）。到12世紀末，條頓騎士團成立。這些僅僅是些最著名的修會，還有更多修會發展起來，保護前往聖地的朝聖者。
如果我們看一下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數據，修道會的發展規模就會顯得十分清晰。在1100年，這兩個地方僅有不足148座修道院，包括大約15座女修道院。經過大概20年的發展，從1135到1154年，數目從大約193座上升到307座：每年增加6座。到1216年，修道院大約已經增長到700座，另外有60到70座修道院屬於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修士、修道教士、修女的數目更是大規模地增加，從大約2000名增加到1.2萬名。如果我們根據這些數據對整個歐洲的總數進行推斷，那麼到12世紀末，西方基督教世界應該有8000到1萬座修道院，有大約20萬修士、修女和修道教士。然而，當我們考慮到英格蘭和威爾斯當時處在基督教世界的邊緣地區，人口相對稀少，顯然1200 年，善男信女和修道院的實際數目應該更高。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什麼使得人們花費巨大的財富來建造這些新的修道院呢？要摸清他們的動機，我們需要了解煉獄理論的崛起。羅馬天主教認為人死後靈魂不會直接進入天堂或地獄，而是暫時進入一個靈魂滯留所，然後再進入天堂或地獄。在這個宗教理論發展之前，貴族們之所以修建修道院，是希望能夠做好事得福報，他們死時靈魂能夠直接進入天堂。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將會永世在地獄中度過。12 世紀中期，關於靈魂將會進天堂或下地獄的問題變得更加微妙了。靈魂在哪個時間點遭受審判進入地獄？是否在死亡的那個瞬間？對死者的禱告是否能幫助其升入天堂？神學家們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古老的禱告救贖命題，並率然決定禱告當然能夠幫助死者。在12 世紀50 年代，彼得·隆巴爾（Peter Lombard）宣稱禱告能幫助罪孽較輕的人減輕痛苦，幫助那些還算善良的人進入天堂。人們開始相信靈魂並不是直接進入天堂或地獄。到1200 年，一項細緻的關於滌罪的教條出臺了，越來越多的人將財富捐獻給修道院和禮拜堂，他們希望修士為他們而做的禱告能夠幫助他們死後快速通往天堂。
也許你會這麼想，那些新的修士和修女都居住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他們幾乎不會影響外界事物—那麼他們是如何在西方世界的發展中留下重要印記的呢？我們需要思考12 世紀的連通性問題。今天，我們身處奇妙的網際網路世界，我們相信我們獲得信息和傳遞思想的方法與祖先們截然不同。當今的信息儲存和傳輸網絡是我們的祖先無法想像的。然而，修道院體系提供了相似的連通性。它是基督教互相連通的層面，一種修道院網絡，與各堂區神父、法院文員和從政的主教所組成的世俗世界交織在一起。從冰島到葡萄牙，從波蘭到耶路撒冷，修士、修道教士和神父們穿越國界，傳播知識，參與更廣泛的辯論。
修道院
得益於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1世紀將拉丁語樹立為正統的努力，他們在這一傳播過程中使用的是一種國際上通用的語言，正如今天標準通用語言支撐著網際網路一般。遍布基督教世界的修道院網絡並不僅僅是傳播知識，更促進了知識本身的產生。想一下修道院扮演的所有角色吧。建造修道院需要泥瓦匠、雕刻家和木匠，所以修道院成為12世紀設計、建築、結構工程和藝術發展的主要贊助人。修道院要求修士和修道教士能夠閱讀，於是識字率得以提高。一些修道院還在院外建立學校，對男孩進行教育，偶爾也接收女孩。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行善，另一方面也能夠籌集錢款。在修道院的圖書館中，人們保存了過去作家們的作品，同時也生產新的書籍，這樣既保存了知識，也傳播了信息。舉個例子，諾曼第的貝克（Bec）修道院的圖書館，12世紀早期有藏書164部，1164年從遺產中獲贈了另外113部。它還開設了一個收費學校。史書編纂者奧爾德利庫斯（Ordericus）在對此處的描述中寫道：「這個修道院幾乎每一個修士都像是哲學家，哪怕學問最淺的修士也能給那些淺薄的文法專家上幾課。」當修道院變為大教堂的一部分時（這在那時非常普遍），通常由修士們處理那些來自皇家的信件，以便建立檔案和編寫歷史。修士們經常旅行，在整個歐洲的修道院之間傳遞信息。在他們的花園裡，他們會種植一些草藥，有醫療室的修道院則會進行簡單的治療。一些修道院在歐洲大陸傳播他們的技術，例如水車、重型犁和更好的葡萄栽培技術，從而促進了新拓土地的種植。並不是歐洲的每個修道院都有資料豐富的圖書館，也不是每個修道院都有學校，但是很多修道院兩者兼備。「修道院沒有圖書館就像是城堡沒有武器裝備」，這是當時流傳的一句俗語。修道院幫助人們開闊視野、啟迪思想，鼓勵他們開設的學校裡的學生探究新知識，不僅在修道院的圖書館中，還在其他領域。
知識復興
如果你和幾個中世紀歷史學家玩個文字聯想遊戲，那麼「12 世紀」這個詞毫無疑問會和「文藝復興」一詞產生關聯。這與14 世紀中葉至16 世紀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並無關係，而是更早期的一個現象。這個概念是美國中世紀研究學者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於1927 年首次提出的，他證明了12 世紀在學術上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復興時期。在我們的回顧中，有兩條主線尤其重要：第一，得益於彼得·阿伯拉爾的超前思維及亞里斯多德著作再發現的辯證法；第二，阿拉伯人著作的大量翻譯，使人們發現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知識。
彼得·阿伯拉爾是一位法國布勒託（Breton）騎士的長子。在兒子們還不能舞劍的時候，父親便鼓勵兒子們學習閱讀。阿伯拉爾受到少數幾篇倖存的6 世紀波埃修斯（Boethius）翻譯的亞里斯多德作品的影響，邏輯學進步很快。不久，他便「除了文字外，沒有任何武器了」。但這並沒有使其成為一名和平主義者，他的言辭犀利，不讓刀劍。他求學於尚波的威廉主持下的巴黎聖維克多（St Victor）學校，但不久就在辯論中擊敗了老師。他的學者名聲很快不脛而走，1115 年他在聖母院教堂學校收徒授課，一時聽眾雲集，門庭若市。他是那個時代的學術明星。也正是在他名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他愛上了修道教士福爾貝（Fulbert）的侄女愛洛伊絲。二人陷入情網，不久愛洛伊絲便懷了身孕。福爾貝不能接受這件事，於是派人殘忍地將阿伯拉爾私閹洩憤。遭受羞辱後，阿伯拉爾避難於巴黎北部的聖丹尼斯（Saint-Denis）修道院當修士。在那裡，他不是在惡意挑釁其他修士，就是在寫作，不久，他完成了第一部關於三聖一體的神學著作。不幸的是，這導致他在1121年蘇瓦松（Soissons）地方教會會議上被判為異端。他被判定有罪，並被強制要求焚燒自己的著作。於是，他決定離群索居。他建了個名為「聖靈」（Paraclete）的祈禱室，躲了進去，避開喧鬧的世界。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躲避他。不久，他的學生們圍繞「聖靈」搭起了帳篷聽他授課。被判為異端的20年後，60歲出頭的阿伯拉爾開始激烈地與貝爾納對抗，因為後者一直想用威權阻止阿伯拉爾的「危險教學活動」。為了洗刷自己的汙名，在阿伯拉爾的建議下，這兩位偉大的演說家在桑斯（Sens）展開了一場辯論。但在辯論前一晚，貝爾納秘密接觸了評判辯論進程的主教。此後，阿伯拉爾甚至拒絕為自己辯護。他再一次被判定犯有異端罪行。第二年，在克呂尼修道院長的庇護下，阿伯拉爾闔然而逝。
阿伯拉爾激怒教會不僅是因為他天性好鬥還引誘了教士的侄女，也並不是因為他對亞里斯多德邏輯的運用，而是因為他自身在邏輯學和辯證法上取得的成就與進步，以及他在宗教範疇中對於這些形式的推理的應用。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不適用於宗教。阿伯拉爾勇敢無畏地挑戰了這種偏見。在他的著作《是與非》（Sic et non）中，阿伯拉爾對基督教早期教父們的著作進行了研究，指出並論述了158個顯而易見的矛盾。他從正反兩個切入點考察這些自相矛盾之處，總結出許多可供辯論的基本要點。例如，他的《是與非》中第一個原則就是「信仰是由推理而來的，也不是由推理而來的」。就他思考邏輯是否支撐信仰這一點，他就已經直接挑戰了《聖經》的信條：沒有信仰，就沒有理解。對我們來說，阿伯拉爾的觀點似乎很好理解：我們一般認為我們所相信的是合乎邏輯的；反之，對於那些僅僅因為自己對於某物的堅定信仰就判定其必然、合乎邏輯的人，我們往往會投以誹謗中傷。但在阿伯拉爾的時代以前，信仰本身就是通往理解的道路。是阿拉伯爾提出了「懷疑通向質詢，質詢通向真理」這一信條。他將邏輯在宗教上的運用命名為「神學」。
《是與非》一書展示了阿伯拉爾的勇敢無畏，展示了他超越正統宗教的邊界和推動他的神學的決心。憑藉他的辯證方法，即從對立的觀點看問題以識別和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從而更準確地回答最初的問題，他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十分危險的概念。例如，當他提出「上帝無所不知」的假定時，他同時暗示著上帝也有可能並非無所不知。同樣地，他又提出「上帝無所不能，上帝也有可能並非全能」。在12 世紀，暗示上帝可能並非全能是一種誹謗。他在《是與非》中甚至提出「上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邪惡事物的源頭或始作俑者」。一般情況下，阿伯拉爾不像貝爾納那樣斷然，做出「神無錯誤」的決斷；他把這些問題留給世人得出自己的結論。事實上，他認為所有的觀點，即使是基督教教父的觀點，也僅僅都是看法，所以也可能是不正確的。這對於和他同時代的人來說，已經在理性主義的路上走得太遠了，對於他們來說，質疑宗教教父所寫的內容就涉嫌異端。但阿伯拉爾做的不僅僅只有這些。當守舊的人們通過談論一個玄虛神秘的結合體來迴避上帝是否是不可分開的三位一體的問題時，他對他們進行了譏諷。他認為，上帝是父親同時又是兒子的說法是可笑的，他質疑，任何一種生物都不可能生出自身。當時大多數理論家都想調和奠定中世紀神學基礎的基督教教父們對立的觀點，而阿拉伯爾則決定要利用這些觀點的不同。
在倫理層面上，阿伯拉爾提倡一種類似的危險思考方式。他認為動機是決定行為善惡的首要因素。簡而言之，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一件錯事，相對於那個故意為之的人，你的罪惡程度更輕。你（輕微）的過錯在於你的疏忽，而你沒有犯罪動機。的確，在某些情況下，動機是判定某人有罪或清白的唯一因素。如果一對親兄妹出生後就被分開，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後來他們相遇，而且結婚生子，很顯然他們犯了亂倫罪。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卻不應該受到懲罰，因為他們對自己所犯的罪行全然無知。然而這個原則為司法者製造了麻煩，它意味著如果封臣、主教和法官以相同的方式懲罰相同的罪行，他們就會有失公允。阿伯拉爾不僅間接地，而且直接地挑戰了教會頒布的道德規範。例如，他認為婚內和婚外的性行為所帶來的快感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婚外性行為所帶來的快感是有罪的（如教會所說），那麼婚內性行為帶來的快感也應是有罪的，因為結婚這一行為並沒有抹去這個罪。但是由於婚內性行為對人類繁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毫無疑問，上帝是不會把人類生存所依賴的這件事判為有罪，對吧？所以婚外性行為是否有罪仍然值得商榷。更具爭議的是，他主張那些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是無罪的，因為他們起初並不知道耶穌的神聖，他們只是依據自己的是非標準做事。從這裡你可以看出阿伯拉爾為什麼惹上了麻煩。他不是唯一尋求真理的人。橫跨南歐，學者們意識到，與以前的想像相反，上古流傳下來的知識寶庫並沒有隨著羅馬帝國一起滅亡，它們只是被鎖在西班牙和北非的阿拉伯圖書館裡。慢慢地，隨著收復失地運動的推進，西方人奪回了穆斯林佔領地，也奪回了遠古知識和文獻的使用權。1085年，託萊多（Toledo）回到基督教世界；1118年，薩拉戈薩（Saragossa）也失而復得。不久，來自歐洲各地的譯者蜂擁而至，他們在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的城市圖書館中尋找著隱藏在阿拉伯書籍中的真理，他們如同盜墓者舉著火炬把充滿寶藏的墓室翻得底朝天。他們分別是巴斯（Bath）的阿德拉德（Adelard）、英格蘭凱頓（Ketton）的羅伯特和切斯特的羅伯特、義大利克雷莫納（Cremona）的傑拉德（Gerard）和蒂沃利（Tivoli）的柏拉圖。此外，還有奧地利克恩滕（Carinthia）的赫爾曼、低地國家布魯日的魯道夫。西班牙的一些猶太人也參與了這項工作。受到託萊多的主教雷蒙德（Raymond）和塔拉索納（Tarazona）的主教麥可的極大鼓勵，他們翻譯了很多圖書館的哲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數學的藏書。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一旦這些著作被翻譯成拉丁語，西方的學者們就可以抄寫傳閱了。翻譯家們在傳遞古代世界信息的同時，也把偉大的伊斯蘭數學家的著作帶到了基督教世界。1126 年，來自巴斯的阿德拉德翻譯了花剌子密（al-Khwarizmi）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Zijal-Sindhind），這本書向西方引進了阿拉伯數字、小數點和三角學。1145 年，來自切斯特的羅伯特將同一個作家的《代數學》翻譯成拉丁文，書名為Liber algebrae et almucabola，「代數」一詞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由此進入西方視野。翻譯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克雷莫納的傑拉德：至1187 年去世為止，他至少把71 種古代典籍翻譯成了拉丁語。其中包括託勒密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Elements）、狄奧多西的《球面幾何學》（Spherics），以及亞里斯多德、阿維森納（Avicenna）、蓋倫（Galen）、希波克拉底所作的許多關於哲學和醫學方面的著作。在翻譯者辛勤工作的西班牙和法國南部城市之外，有另外兩個重要地點為歐洲學者保存了遺失已久的著作。在君士坦丁堡，許多古籍還以原始的希臘語形式保留著。1136 年，威尼斯的詹姆斯正是在君士坦丁堡翻譯了亞里斯多德的《後分析篇·新邏輯》（Posterior analytics）。之所以這麼命名，是為了把它和幾個世紀以前波埃修斯（Boethius）翻譯的《舊邏輯》區分開來。在西西里島的諾曼王國，拜佔庭帝國統治時期的一些希臘捲軸也被發現。此外，人們還發現穆斯林統治西西里島時期的一些阿拉伯語書籍。為了取悅西西里島智慧的國王羅傑二世（Roger Ⅱ）和他的兒子威廉一世，來自巴勒莫（Palermo）的宮廷譯者以拉丁語翻譯出柏拉圖的《美諾》（Meno）和《斐多》（Phaedo），他們還翻譯了亞里斯多德的《氣象學》（Meteorology）和歐幾裡得的大量作品。此外，還翻譯了託勒密的《光學》（Optics）和《天文學大成》。在他們翻譯的書籍裡還包括穆罕默德·伊德裡西（Mohammed Al-Idrisi）的《地理學摘要》，該書裡面有包括了從冰島延伸至亞洲和北非的世界地圖。
所有這些發現標誌著基督教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真正轉變嗎？12世紀的知識進步怎樣影響了法國中部那些典型的農民呢？那種影響或許不是直接的。而且無疑的，這些發現對他們清理土地和養家餬口的能力沒多少影響。不過，期望每一種變化都能對大眾產生直接和現實的影響既不切合實際，也是過於簡單化的想法。這就像問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怎樣影響現代工廠的工人一樣：在1905年，相對論發布的這一年，它可能沒有對人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在1945年，相對論卻震撼了所有人，因為它爆炸般的含義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2世紀的知識復興時期，亞里斯多德的新邏輯逐漸地滲透和影響了整個社會。它創造了理解知識的新途徑。它教會了那些大部頭的百科全書的編寫者們一個道理，那就是知識不僅僅只是信息在量上的累積，信息的質量同樣很重要。一些作家，像索爾茲伯裡的約翰，就是那個時代受到新邏輯深刻影響的知識分子之一。約翰於1136年參加了阿伯拉爾的講座，最終成為沙特爾（Chartres）的主教。他曾說過類似以下的著名言論：哪三個朝聖地點堅稱自己擁有施洗者約翰的頭顱遺骨，這根本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哪一個教堂真正持有約翰的頭顱。你只要想想現在用於計算的數字是阿拉伯人所創，就可以知道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於12 世紀被譯介到西方的阿拉伯數學家們。你是否嘗試過用羅馬數字進行乘法運算或分數運算？你是否考慮過怎樣用羅馬數字來做含有π（3.1415926536）的乘法？更重要的是，在阿拉伯數學著作被翻譯之前，我們對零根本沒有任何概念。但是零卻是一個偉大的圓洞，由於它的缺失，曾經有大量的數學思維難以成立。對新知識的探求也許遠遠超出農民們的理解，它們滲透到路人頭腦中的過程也十分緩慢。但如果沒有新的知識，歐洲的未來將有很大不同。
醫藥
12 世紀的學術成就中與人類生活最為息息相關的一個分支就是醫藥學。當然，醫藥學自身並不是一個新事物。在遠古時期，就有內科醫生了。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醫藥學理念以多種形式進行傳播。人們能夠得到盎格魯—撒克遜的「醫療手冊」（leechbooks） 以及歐洲大陸類似的醫藥書籍，草藥也隨處可得。赫拉班·毛魯斯編撰的百科全書中有一章關於醫藥學的內容。7 世紀時，作家塞維亞的伊西多（Isidoreof Seville）在編寫他的知識概要時收錄了12 篇左右由2 世紀內科醫師蓋倫撰寫的文章。但此時尚不存在系統的醫藥學彙編，而且內科醫師的人數很少，也沒有真正的外科醫生，正式的醫學教育體系尚未建立。此外，當時有些人認為醫療幹預是對上帝造化的破壞。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們強調醫學是邪惡的，醫師們企圖改變上帝的旨意。圖爾的格列高利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他列舉了許多尋求醫療救助而受到天譴的例子，還有百醫無效而使用聖油就奇蹟般康復的例子。而12世紀的貝爾納的言論可以證明醫學邪惡的觀點一直流傳至12世紀早期，他曾明確表示：「求醫問藥既於信仰無益也與聖潔相背。」如果我們考察一下10和11世紀人們採取的醫療策略，就可以從中看出迷信在醫學中起的重要作用，那我們對貝爾納看起來苛刻的言論也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藥方中經常包括動物的排洩物或肢體，並與咒語和魔法一起使用。以下例子選自盎格魯—撒克遜「醫療彙編」手冊，足以成為有力的證據。抗腫瘤方：取山羊膽汁與蜂蜜等量，調均塗患處。（或）取獵犬頭骨，焚灰塗患處。無效，則取人糞，焙乾研末，敷於患處。又無效，則無救矣。在這個藥方裡，貝爾納認為醫學「與聖潔相背」再準確不過了。12世紀對醫學的貢獻是理論知識的系統化，更多科學方法的引入，醫療與手術技術的傳授，以及最重要的，對大量盤踞在醫藥學領域的迷信的摒除。的確，佔星術仍被大量保留於醫學文獻中，但此時佔星術也經歷了系統化，被當作一門科學對待，取代了曾主導醫學治療手段的咒語和魔法。
12世紀，一些歐洲本土的修道士自學成才，取得了一些醫學上的進展。比如，女修道院長希爾德加德·馮·賓根就編撰過大量的醫藥處方，只不過這些醫藥方面的作品不如她的音樂作品那樣出名而已。然而，此時西方大多數新的醫療方法來源於阿拉伯世界，其中包括古希臘內科醫師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作品，也有阿拉伯行醫者們基於古希臘醫學經典的作品，其中以阿維森納、拉茲（Rhazes）、阿爾布卡西斯（Albucasis）和胡內恩（Johannitius）最具影響力。「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5 世紀的一位內科醫師，以醫學論著享譽世界。時至今日，經過改編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仍為大多數新醫生入行宣誓所用。生活在2 世紀的蓋倫進一步詮釋了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理論：黑色膽汁、黃色膽汁、血液和痰液。只有當這四種體液元素相互平衡時，人體才能保持健康。11 世紀時，蓋倫只有約17 部不太重要的作品以拉丁語出版，到了12 世紀，更多作品被譯為拉丁語。阿維森納是11 世紀的伊斯蘭教學者，他吸收並綜合了蓋倫和希波克拉底的成果，編撰成五卷本醫學百科全書《醫典》（The Canon of Mediciue）。克雷莫納的傑拉德將其譯為拉丁文，成為著名的蒙比利埃醫學院使用最久的教科書。到1650 年為止，該書一直為這個學院提供著基礎的醫學知識。波斯內科醫生拉茲逝於10 世紀，他一生著述頗豐，其中包括兩部重要的醫學百科全書，一部是《獻給曼蘇爾的醫學手冊》（The book of medicine dedicated to Mansur），另一部則是《醫學全書》（The comprehensive book of medicine）。除此之外，他還著有幾部有關具體疾病的書籍，並對蓋倫的醫學體系有所評論。阿爾布卡西斯是一位傑出的阿拉伯作家，擅長外科醫學方面的寫作。胡內恩將129 部蓋倫的作品譯成阿拉伯語，以便傳給子孫後代。此外，他還為古代醫生們的著作撰寫了一篇著名的導論，後來被翻譯成拉丁語，名為《緒論》（Isagoge）。
這些譯作與系統醫學教育相互契合。到了1100 年，義大利南部城市薩勒諾（Salerno）就已經以醫學教育聞名，這主要歸功於阿爾法努（Alphanus）主教創下的先例。他吸收了非洲突尼西亞人康斯坦丁的成果：11 世紀末，康斯坦丁翻譯了大量的重要醫學文獻。12 世紀上半葉，一個醫學教學大綱《醫術》（Articella）出現在薩勒諾，其中羅列了胡內恩的《緒論》、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和《預診》（Prognostics）。此外，還有西奧菲勒斯（Theophilus）的《尿論》（On urines）和菲拉萊圖斯（Philaretus）的《脈論》（On pulses）；到了1190年，蓋倫的《醫術》（Tegni）也被錄入其中。在薩勒諾得到認可的醫師可以在歐洲皇室謀得待遇豐厚的工作。但是，一些封臣也「近水樓臺先得月」，享受宮廷醫生的服務。正如索爾茲伯裡的約翰所說，醫生「只有兩條準則不違背：不要替窮人操心，不要拒絕富人的金錢」。針對窮人的保健養生法不久就在薩勒諾被發明並傳授，以詩歌和公告宣傳冊的形式傳播開來。因此，原本在1100年時，很少有人通曉醫學文獻，也很少有人自稱知道如何治療疾病，但是到了1200年，合格的醫生群體開始出現，他們人數不多，但卻在壯大中，他們宣稱了解身體健康的管理系統，並醫治那些付得起醫藥費的病人。
在醫藥學發展的同時，外科醫術水平也在提高。在12世紀之初，西方外科醫生僅僅會放血、燒灼腐肉、排膿、接斷肢、用草藥敷治傷口和截除腐變肢體。除此之外，基督徒在聖地能遇到猶太人和穆斯林是很重要的，因為士兵和朝聖者接受醫療救助時會遇到不同國家和宗教的醫生。當時流傳著一個著名的故事：有一位敘利亞醫生收治了一個腿上化膿的騎士和一個高燒不退的婦人。醫生用泥敷劑敷在騎士的腿上，傷口便逐漸癒合；那個女人也因為得到救助而逐漸痊癒。對這名婦女，敘利亞醫生的主要醫療手段是調節飲食。後來，一個基督徒醫生接管了這兩名病人，他不相信一個敘利亞醫生會幫助基督徒。基督徒醫生於是詢問那位騎士，是願意截掉一條腿而活，還是選擇不截肢而死。在得到明確的答覆後，醫生找了把斧子，讓人截掉了騎士的一條腿。在斧子的幾次砍擊下，「骨髓流了出來，那個病人馬上斷了氣」。而那個女人在接受基督徒醫生的治療後，恢復了先前的飲食習慣，於是又發起了高燒。當醫生發現她病情惡化時，就在她頭皮上刻劃了一個十字，刻痕深至頭骨，並在上面塗抹了鹽。毫不奇怪，不久之後，這位婦人也死了。不管這些故事是否屬實，有一點是明確的：在聖地，穆斯林和基督徒內、外科醫生照顧著相同的病人時，阿拉伯醫生更系統的治療方法讓人眼前一亮。
外科手術也通過教育不斷進步。到1170 年，對拉茲、阿爾布卡西斯、阿維森納著作的翻譯積累成了外科（chirurgical）知識彙編。阿爾布卡西斯的作品特別展示了外科手術中必要的器械，使得外科醫生能做的不再只是包紮傷口和截除四肢。當時，不僅在薩勒諾，義大利北部也有人將外科手術作為一種專門的技藝來教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羅傑·弗羅蓋蒂（Rogerius Frugardi）醫生。他的學生圭多·阿雷蒂諾（GuidoAretino）於1180 年將他的授課內容編輯成了《實用外科》（Practica chirurgiae）一書。外科手術在西方作者筆下第一次成了系統的科學。
藥劑學在醫學科學中排位第三，也在12 世紀由南歐人最先開始研究。一些藥方從上古時代就不斷流傳，比如秋水仙可以緩解痛風症狀，數百年前人們對此就有所認識，但是在以前的幾個世紀的草藥書中幾乎找不到多少有效的藥方。這次，又是阿拉伯的博學之士改變了這種情況。由克雷莫納的傑拉德翻譯的阿維森納的《醫典》表明藥劑學理論的創立意義重大，藥劑中不僅可以使用草藥，還能使用礦物。至今我們還使用著的一些阿拉伯詞彙，比如「酒精」（alcohol）、「強鹼」（alkali）、「鍊金術」（alchemi）、「長生不老藥」（elixir）等，從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對我們科學常識的深遠影響。到了1200 年，拉丁語作家們編寫了他們自己的藥典，《解毒方匯》（Antidotarium Nicolai）可能就是一時期在薩勒諾編寫完成的。
這也象徵著人們開始摒除迷信、咒語和魔力，用一種醫學的方式回應疾病。因為這些知識大部分都譯自阿拉伯語，所以與很多其他醫學文獻一樣，它們都免受基督教教條的限制。我們從本書中會看到，西方社會的醫學發展經歷了很多階段。1100年，歐洲的開業醫生很少，但是到了1200年，數以百計的人被認為掌握了治療傷病的技術。當然，只有很少的富人能夠享受醫療救助。不過，12世紀標誌著一個新的起點，人們開始依賴彼此，而不是上帝的拯救，並且系統地使用醫學技術治療疾病，而不是完全依賴祈禱或魔法。總之，本書將醫學的進步視作一個深刻的變化。
小結
對12 世紀諸種變化的討論，揭示出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具有很大的相對性。如果你問某個12 世紀的人，在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麼，他的回答很可能是1187 年聖城耶路撒冷落入薩拉丁之手。這是基督徒和上帝關係史上的一個裡程碑事件：對認為上帝會永遠偏愛基督徒的人而言這是一次信心危機。但是在我們看來，聖城的淪陷和隨後的第三次十字軍東徵的意義並不十分重大，那個時代的大部分技術發明也是如此。水手們可能已經開始使用磁性羅盤（12世紀一個叫亞歷山大·耐克漢姆［AlexanderNeckham］的人對此第一次進行了描述）和天體觀測儀，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獲得什麼地理大發現，這些工具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我們回顧一下前文指出的五種變化：人口的增長、修道院的擴張、知識的復興、醫學的進步和法律的應用。毫無疑問，人口增長是其他幾種變化的基礎。的確，12世紀在土地上勞作的平民男女，其生活與11世紀的祖先主要不同之處在於成文法的出現及其嚴厲的推行。那些認為手機的使用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變革的人，可能應該思考手機是否具有法制那麼大的意義。如果給你一個選擇：生活在沒有法制的社會，或沒有手機信號的社會，你會選擇哪個？不過我認為，就連法制問題都應該排序在人口增長問題之後。在最基本的層面上，12世紀與11世紀相比，人們擁有了更多的土地和積蓄，讓他們和孩子可以活過下一個年頭。
變化的主要推動者
12世紀發生的主要變化不能歸因於某個人物。人口增長的原因是天氣和農業技術的傳播，而非哪個統治者的決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都對法律在英格蘭的推行有著巨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整個歐洲來說，他們個人的意義有限。雖然伊爾內留斯在法律教育和法學的重新引入上都有著重要作用，但他不過是眾多這樣的老師裡的領頭羊而已。這樣的說法也適用於那些為知識復興做了貢獻的阿拉伯著作的翻譯者們。差不多可以說是第一本阿拉伯語文本揭開了知識復興的序幕。克雷莫納的傑拉德翻譯作品的數量與重要性遠在眾人之上，但他也只不過是眾多譯者中的一員，12 世紀的知識復興即使沒有他也會照樣發生。格拉提安是一位編著者，如果他不把教會文獻編為《教令集》，其他某個人物編纂的合集可能也會被教會認可。乍一看，亞里斯多德似乎可以作為促進變化的主要人物，但這麼做卻有點站不住腳。如果12 世紀的學者們沒有閱讀到他的著作並發現其價值，那麼他的著作會一直埋沒在阿拉伯圖書館，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當時變革主要推手的最有力候選人是12 世紀早期的兩股對立勢力。克萊爾沃的貝爾納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背負起十字架，參加第二次十字軍東徵。他引領了數以千計的人們加入西多會，他影響了教皇的選舉，並推動了我稱之為「修道院網絡」的發展。但最終第二次十字軍東徵一無所獲，許多國王拒絕他對教皇英諾森二世的支持。當他試圖挫敗彼得·阿伯拉爾的理性主義時，他恰恰就成了變革的對立者，成了阻礙知識和社會發展的角色。因此，我們的聚光燈便落在了成就斐然的彼得·阿伯拉爾身上，雖然這位學人脾氣暴躁，自大狂妄，難以接近。他的理性是個新亮點，很難相信有人能夠產生與他同樣的想法。他的神學觀點一度被貝爾納稱為「愚昧主義」，這種觀點的影響將在下一個世紀才得到體現，那時，託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將使理性主義的發展更進一步。不過，即使在12 世紀，阿伯拉爾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格拉提安在其《教令集》中就使用了他的辯證法。12 世紀時，各大學都開設了神學院系，他們推崇阿伯拉爾的理性，而不是貝爾納提倡的絕對信仰。試想一下，如果今天的高等院校依然崇拜貝爾納，對疑竇百出的既有觀點無所質疑，那該是怎樣的情形呀。就擴大亞里斯多德在當時學者中的影響力而言，就他對神學和倫理學的發展而言，就他的批判性思維方法而言，就通過《教令集》對整個基督教世界道德準則的影響而言，彼得·阿伯拉爾在我看來都是12世紀變革的最主要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