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與動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關係中，存在著一種完整而偉大的倫理，這種倫理尚未被人發現。」李青松作品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發現這種倫理。他在與自然進行互動時所秉持的思維，以及不斷省思中形成的價值體系，尤其能顯示其創作特色。藉由對其環境倫理觀這種較結構化的認識，我們更容易了解其觀念中的洞見與不見。在此茲將李青松書寫的環境倫理觀簡要歸納論述如下：
（一）超越人類中心論
大多數生態文學創作都是從「否定」人類中心論開始建立他們的環境倫理觀，因為唯有不認同當前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才有提出新倫理的動力。李青松採取的態度更多的是「超越」，所謂超越不代表一定是反人類中心主義，或將人類中心主義「汙名化」，因為「人類生存要經歷需求、生產、消費和廢棄的過程，在生產中需要把自然作為資源來利用，否定了這一點人類將無法生存」。在《林區與林區人》中，他並未否定林區採伐森林為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所做的貢獻以及林區人的歷史勞動，因為採伐並不等於毀林，森林本身就有一個自然更新的過程；他在多篇散文中肯定了中國人充分利用竹子資源做許多事情（《中國竹事》《安吉竹記》）；他也從不掩飾自己「吃的快樂」，因為「愛吃與貪吃是兩回事。食物是大地的精華，愛吃的人一定愛大地，愛自然」。
李青松要批判的是「那種在人與自然所擁有的多方面的、多樣的關係中，只把自然當作資源加以利用、把自然手段化的態度」。比如，只將森林當作人類發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資源，進行「地盡而水，水盡而山」的毀林開荒（《共和國：退耕還林》），進行不加控制的、掠奪式的亂砍濫伐（《紅蘇區 綠贛南》《大興安嶺時間》），長期大規模開墾養息牧場（《彰武與彰武人》），把黑節草「挖絕」《首草有約》，破壞古樹（《北京古樹群》），等等。又比如，把老虎當作害獸、持續近20年對它進行消滅獵殺（《昨日大圍獵》），大肆獵鷹、非法收購鷹隼（《猛禽》），對野鳥亂捕濫獵（《鳥語落寞》），用盡手段獵貂（《貢貂》），無節制捕魚、獵雁、獵野鴨（《烏梁素海》），倒賣珍稀野生動物（《竹屋裡的交易》），等等。上述種種，皆無視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將左右自然物視為工具性價值或功利性價值，其危險在於可能造成整個生態系統失去平衡、生物多樣性銳減、世界越來越單一乃至人類自身生存危機。
因此，當老虎的蹤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昨日大圍獵》），當天空中連根鷹的羽毛也沒有（《猛禽》），當朱䴉的數量謎一樣地劇減、人類再也聽不到旅鴿、大海雀和渡渡鳥等鳥類那美妙婉轉的叫聲（《孑遺》），當山林裡的貂就一日比一日減少（《貢貂》），當烏梁素海連一條鯉魚也捕不到了（《烏梁素海》），當許多珍稀的野生動物都以令我們吃驚的速度從地球上消失，李青松悲哀地看到現代人與自然的疏離：「我們適應了汽車的尾氣，適應了工業廢氣，反而對泥土的氣味，草木的氣味漸漸生疏了，我們對時令變化的感覺越來越遲鈍了」；「在物質主義盛行的年代，我們佔有的越多，與自然的距離就越遠。」
他由此深刻地洞悉：「生態問題說到底是人的問題，人心如何，自然便如何」；「沒有貧窮的森林，只有貧窮的觀念」。他寫打獵能手張三炮用雷管炸死狼、吃狼肉、賣狼皮，宰人也像宰狼一樣，由狼性而想到人性：「狼若是沒了狼性那就不是狼了，人若是沒了人性就會什麼事都能幹出來。」他還看到，烏梁素海不再富庶和美麗，「它的問題，不是它自己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問題，正是我們無休無止地濫用水，汙染水，不尊重水，不節約水，才導致了水的問題，乃至烏梁素海的問題一天比一天嚴重」，等等。大自然就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人類自身的自私、愚蠢和貪婪。他如此拷問現代人追求的發達：
所謂「發達」與「欠發達」都是相對的，那「發達」的盡頭到底是什麼呢？也許，發達就是毀滅的代名詞呢！高速公路、水泥樓房、鋼筋、塑料、立交橋、電腦網路、手機、汽車、磁懸浮列車固然不錯，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使我們更快地發達起來。但這種發達如果廢氣瀰漫，汙水滾滾，沙塵肆虐，怪病頻發，整天令我們提心弔膽、充滿恐懼和恐慌的話，我們要這樣的發達幹什麼？當萬物俱滅只剩下人和鈔票的時候，我們還要鈔票幹什麼？
這是一種極端的追問，他的尖銳和超越，旨在喚醒人們對生態問題的覺醒，對自身生存境遇的覺悟，實為現代文明的生態預警。
（二）重估自然之不可計量的價值
環境倫理觀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對自然的重視。特別是現代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就意味著自然（nature）本身出了問題，使得原本的良善友好狀況，因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而出現了惡化的情形。從這個脈絡看，「自然」一詞至少包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一種是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自然應該是種物理存在，是在人類這種生物出現之前，就已經客觀存在於世界中的那個非社會、非人工的東西；另一種是當地球上出現人這個物種之後，從人類的角度來看，自然指的是那些經過人們相對改造後，時時刻刻都與每一個人進行互動的生活場域，與人類的行為息息相關。因此，自然在與人類行為牽連時，就需要賦予它相當的價值和意義。
李青松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未受人類幹擾的自然環境已經很難找到了。自然對人類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過去，人們常常只考慮如何購得生產資料，將自然界某些東西的實用價值貨幣化，而從不關心從大自然長期取走這些資源所造成的傷害，致使與資源保護和資源配置相關的道德問題變得愈來愈緊迫。為此，他主張「從美學、科學、道德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待自然」，因為自然不僅僅只有經濟實用價值，還普遍地具有不可計量的隱性價值。
在李青松的筆下，動物不僅僅用於食物、馴養和研究，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價值。他多次採寫熊貓，深知「大熊貓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如果這一物種在今天滅絕了，那將是全人類的損失」，「當人類處於古猿階段的時候，大熊貓已經在地球上出現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大熊貓以怎樣的特殊方式延續至今呢？這一直是未解之謎」。這未解之謎，並非任何外在條件可以衡量。朱䴉是目前地球上最稀少的鳥，李青松在採寫報告文學《孑遺》的時候，曾專門請教過專家：朱䴉到底有何實用價值？專家回答：目前尚未發現它的實用價值，但「它的文化、科學及生態學價值卻是巨大的」，有朱䴉的地方沒有汙染。在他眼裡，兇猛的老虎在中國文化中是神物，是一種權力和威嚴的象徵，但老虎作為一個種群則是脆弱的（《遙遠的虎嘯》）；鷹是驍勇、剛烈的猛禽，鷹的許多品質已融入到北方民族的性格中——勇敢、強悍、獨立、進擊、向上（《猛禽》）；駱駝與沙漠地區的生態系統是那麼協調，沒有駱駝就沒有絲綢之路（《老號駱駝》）。
在李青松看來，原始林具有無可比擬的生態價值和歷史價值，森林中「因為有枯朽老樹的存在，才意味著一方森林的生長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森林的「生態存量很難數位化，很難標準化，也很難貨幣化。因為生態是不可複製的，不可批量生產的，也是不可騰挪的，不可位移的」。李青松還寫到，竹子不僅有經濟實用價值，竹簡、竹琴、竹畫、竹詩等還實現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傳遞（《中國竹事》）；鐵皮石斛不僅具有養生防病的藥用功效，它還能預報天氣情況，還與黃草壩這個地方的歷史緊緊聯繫在一起（《首草有約》）；就連小小的菱角也承載著一些重要的生態信息，它是水質乾淨的標誌性符號（《菱角丫頭》）。
即便是對大自然中那些表現為刺激、挑戰與對立的異己力量，李青松也能看到它們對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比如狼這種「地道的可憎的野獸」，「人們無法改變對狼的認識。狼實在是兇殘的。或許正是它兇殘的一面對人類的傷害太深，以至於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近10年了，狼仍未被列進動物保護名錄」，但作者同時看到「狼是自然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古代兵家以狼煙為號通報敵情，在動物學家莫厄特眼裡狼是具有豐富感情的動物，而且並非所有的民族都對狼懷有敵意，攝影記者拍攝的狼也帶給人們全新的冰原和狼的感覺。又比如烏鴉。民間對烏鴉有種種偏頗認識：總是與不祥之事相關，糟蹋莊稼，呱呱亂躁，地位低賤卑微，等等。但作者卻要「為烏鴉說句公道話」：在武當山烏鴉被看作是一種聖鳥；在作者的家鄉那片貧瘠的土地上，烏鴉作為一種具有神秘感應能力的動物而存在；烏鴉還是一種崇尚孝道之鳥。再比如薇甘菊這一外來物種，雖然它的入侵給當地植被造成嚴重危害和巨大損失，是一種災難性的植物，甚至是惡的化身。但作者卻看到，薇甘菊「入侵是由人類做出的社會學定義。一旦人類的利益受到侵害，即給對方定義為入侵，定性為有害。於是，就採取措施反擊，甚至趕盡殺絕。實際上，每一種生物體都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該給予合理的空間，底線是不傷害人類的利益」。
在李青松看來，「自然是一切。自然裡藏著一種神秘的力量，它能鑽進一切東西裡，把過去和現代連結在一起，把天空和大地分離開來。所有的生命都是從自然借來的力量」，「所有生命體都承載著難以想像的信息」，這些信息很有可能是打開未來生存方向的鑰匙，其價值難以估算。所以，他認為，每一種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我們腳下的土地有生長萬物的權利」。他還這樣呼籲：「給老虎和一切生物以生存的權利吧，因為這個世界不僅僅屬於我們人類自己」；「對於烏鴉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活著，還有怎樣活得更快樂」。
這正是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 Ⅱ）所說的環境倫理學：「只有當它對動物、植物、大地和生態系統給予了某種恰當的尊重時，它才是完整的」；這也正是利奧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倫理觀：「當一個事物有助於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
（三）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在李青松的作品中，最具智慧的環境倫理觀莫過於認識到大自然的法則不可抗拒。他所理解的自然法則，即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其生存的環境之間相互依賴且相互制約的關係。他反覆強調大自然的法則，這樣的意識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在李青松看來，自然萬物中深藏著大自然的法則。森林的法則就在於：「森林是一個生態系統概念，絕不僅僅是我們所看到的那些樹。在森林群落中包含著許多生物群體，它們各自佔有一定的空間和時間格局，通過生存競爭，吸收陽光和水分，相生相剋，捕食與被捕食，寄生與被寄生，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構成了一個穩定平衡的生態系統。」物種生存的法則就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並非只是我們的世界，一切活著的生命，都在為求食而生存，為傳種而進食」；「生命的目標是食物，吃或者被吃——這就是大自然的法則。」所以，他作品中呈現的自然萬象，便是一個蘊藏著自然法則的世界：鷹擒兔，雖驍勇，但遇上狡兔，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猛禽》）；老虎是喜歡獨居的動物，但它從來不是獨立的存在物（《遙遠的虎嘯》）；對於森林來說，那些倒木、朽木及林下的灌木漿果也許是多餘的，但對於紫貂來說，沒有那些東西就意味著飢餓和災難（《貢貂》）。
大自然的法則是奇妙的、不可思議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是它的東西必須還給它」，因為「生長是不可抑制的力量，季節一到，即便荒漠也會開花。大地是充滿意味的符號，是活的生態系統，是生命和萬物以之為歸屬的『神』」。
他時時提醒人們，凡是違法自然法則的東西都是有問題的。在《茶油時代》中，他看到現代工業化的農業和畜牧業帶來食物的持續異化，為中國城市膳食結構的「西化」而憂心忡忡，並指出：「今天我們吃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對自然法則的侮辱」。在《首草有約》中，他看到資本市場的瘋狂入侵，使中藥材所固守的道地性和傳統正在面臨崩潰，他將轉基因石斛蘭的出現視為一場災難，因為它嚴重違背了自然法則，嚴重違背了生態學規律。
他告誡人們，應該遵循自然法則，按自然法則辦事，因為「自然界也有自己的秩序。只要給它時間，它就會按照自己的法則休養生息，孕育生命，並創造出許許多多的奇蹟」。在他看來，退耕還林就是按自然的法則辦事。在《共和國：退耕還林》中，他這樣寫道：「有人說，對自然最好的關愛態度就是不要理睬自然。這話聽起來很有趣，細細想想，還真是那麼回事。哪裡長什麼喬木，哪裡長什麼灌木，哪裡長什麼草，你知道嗎？反正我是不知道，但大自然卻知道。減少人為的幹擾或壓根就不要去幹擾，大自然會按照自己的方式長出該長的東西。只要給它時間。」他這樣理解退耕還林：退耕還林是歷史的一種回歸，也是耕穡文明在21世紀的一種理性退縮。這裡的「退」和「回歸」不是倒退，恰恰是一種進步，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提升。「退」和「還」，雖然僅僅是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卻是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調整，在調整的過程中，確立了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意識和觀念，把屬於自然的東西還給了自然。
他還主張「土食主義」的回歸，因為「『土食主義』尊重自然法則，講究時令和節氣，講究陽光雨露滋潤和寒來暑往的更替。『土食主義』與大地的氣脈是想通的」，「最生態的選擇，既是最道德的選擇，也是最美味的選擇」。
當欲望和消費日益成為新的時代意志，李青松試圖將人們丟失的法則找回。他敏銳的觀察力、反省力，使他能提出一些獨特性的新見，且這些看法對環境倫理議題深度的開展具有啟發性意義。
（四）強調人對大自然的責任和擔當
大自然不可估量之價值決定了人對大自然的義務，大自然不可抗拒之法則決定了人面對自然萬物時所須具備之謙恭態度。李青松環境倫理觀最積極的意義，就是充分認識到：「人類的繁衍發達，社會的文明進步是同自然界的萬物相伴相生的」，「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在承擔改造世界的責任的同時，還承擔著拯救自然的使命」。
他為野生動物請命：「野生動物的命運取決於人類今天的認識和行動。」在《孑遺》中，李青松寫到，為了一隻朱䴉鳥，漢中市長發布一號保護令 。朱䴉保護站工作人員在常人難以想像的工作條件下付出了艱辛和代價。在洋縣，幹任何事情都不能忽略朱䴉這個因素，政府在1984年就作出決定：距巢地3~5公裡範圍內的水田禁止施用化肥、農藥，禁止幹水起旱，禁止伐樹墾荒，等等。在面臨發展經濟和保護朱䴉的突出矛盾時，洋縣作出重大的經濟犧牲，例如不許砍樹賣錢建電站、不許建有電鋸響的木材加工廠、不許建花炮廠等任何有噪音的工廠，以保護生物史上最後的朱䴉種群。為此，中國政府還制訂了「兩條腿走路」的朱䴉保護戰略。
他為人類生存請命：「我們再也不能採取使我們的處境變得更加可怕的行為來支配我們任意膨脹的主觀意圖」；「我們做不到不用水，但我們可以做到心疼水，敬畏水，尊重水。我們做不到不用水，但我們可以做到節約水，不蹂躪水，不汙染水」。
他還在作品中刻畫了許多「環境道德主體」的形象。比如《大地震：臥龍人和熊貓》中大地震後為搜救熊貓捨生忘死的臥龍人，《遙遠的虎嘯》中把老虎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尋虎叔叔」，《孑遺》中在常人難以想像的工作條件下付出艱辛和代價的朱䴉保護站工作人員們，《老號駱駝》中在艱苦條件下研究野駱駝的人工繁育、形同農民的專家們，《從吳起開始》中為改善吳起的生態環境而努力的吳起縣領導，《興隆之本》中守護森林的女護林員和警察，《塞罕壩時間》中在蠻荒上寂寞守望、孤獨堅守第一代建設者們，《海南坡鹿》中為保護坡鹿付出了極大的勞動保護區職工，《昨日大圍獵》中寧可勒緊褲帶也要保證獵犬有糧食吃的武漢市民，《大自然日記》中珍惜愛護梘木王的貧困壯民，《石田善一》中來中國送錢和種樹日本老人石田善一，等等。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一種精神》中那個外號叫「二桿子」的農民。他沒有上過一天學，只是粗通文字；他不是個好村民，敢當眾罵過村長；他也不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但他有一顆慈悲的心。他愛樹如命，欠了一屁股債，在山西呂梁上20年種樹不止，種了2000萬株樹，綠化了10萬畝黃山，他種下的是一種可貴的精神。
這些人身份各異，但都是大自然的守護者；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但正是在這些普通人身上的仁愛厚德，蘊藏著真正的倫理力量，寄寓著與物質文明抗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