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嚴復等人被派往英國，專門學習駕駛兵船技術。起初，他們是在抱士穆德學校接受以英文為主的預備訓練，隨後進入著名的格林尼茨海軍學院學習系統的海軍知識。嚴復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努力鑽研高等算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諸學，最終取得「考課屢列優等」的優異成績。出洋留學使嚴復一下子眼界大開，結合早年在國內軍艦上的實習經歷，嚴復開始思考中國究竟應該向西方學習什麼才能走上富強之路。因此，他沒有僅僅局限於對艦船知識的學習，而是逐漸對英國的社會組織和各種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走出校門，去法庭看審判，進議院聽辯論，到居民區觀察基層社會組織，和同學們一起參觀工廠、學校、商店、博物館等，總之，嚴複利用一切機會廣泛接觸英國社會，努力地「開眼看世界」。在他閱讀的書籍裡面，有關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學術著作所佔的比重也越來越大。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作品，他都涉獵過。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跨學科的知識不斷地充實著嚴復的頭腦，他也在閱讀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漸為自己苦苦思索已久的問題找到了答案。
1879年，因福州船政學堂急需教師，嚴復被調回國內，出任學堂教習。1880年，嚴復又被調往天津，任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開始長達20年的執教生涯。當時的學堂總辦雖為吳仲翔，但實際工作均由嚴復承擔。由於受到過正規的海軍教育，研究過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學說，因此嚴復在辦學的過程中，大膽吸取英法等國同類學校的成功經驗，對學制、課程設置及教學環節都做了詳細規定。他極為注重課堂教學與實踐的結合，無論駕駛還是管輪專業，學生都必須進廠或上船實習。他對學生的考核十分嚴格，學生只有堂課考試合格，才準予上船。嚴復辦學以掌握世界最新技術為目標，因此堅持派遣學生到英、法等國留學，以接受比較先進的專業訓練。
在執掌北洋水師學堂教務的同時，嚴復堅持系統閱讀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並從事大量的翻譯寫作工作。由於向中國介紹了大量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嚴復當之無愧地成為了近代中國系統介紹西學的第一人。
嚴復先後翻譯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論》(《進化論與倫理學》)、亞當·斯密的《原富》(《國富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社會學研究法》)、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自由論》)和《穆勒名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社會進化簡史》)、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由此，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法學、邏輯學等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得以進入中國。嚴復的譯著往往具有較強的現實性，無論譯文還是按語，都滲透著其探本溯源的治學精神和對中國社會的深刻體察。在那個梁啓超形容為「學問饑渴」的年代，嚴復的譯著令人耳目一新，他試圖引領人們將目光投向英、法等國「船堅炮利」的背後，察看導致這些國家強大的社會原因，探究其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他所介紹的進化論學說對傳統舊學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產生猛烈衝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人們所接受。以《天演論》為例，這部書從翻譯到出版剛好經歷了維新運動高漲時期(1895－1898年)，一經問世，便引起思想界的轟動。梁啓超在《天演論》出版之前就加以宣傳，康有為也稱「《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1898年，該書出版後，有的學校教師往往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作文題目，青年們更是爭相閱讀，對它愛不釋手。魯迅回憶自己讀《天演論》時的情形:不僅覺得書中「寫得很好的文字」，而且「一口氣讀了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底)、柏拉圖也出來了」。嚴復所宣揚的進化論思想連同科學理性精神、民主思想不僅影響了戊戌維新運動，而且也對後來者們尋求救國真理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難怪魯迅稱讚嚴復是「一個19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
除了執教北洋水師學堂、譯介西方學術著作外，嚴復還在《直報》以及自己所創辦的《國聞報》上發表過大量時事評論文章。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宣傳了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理念。後來他還擔任過復旦公學校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憑藉著對西學和中學較為全面的了解，以及長期從事的教育和翻譯活動，嚴復一直希望通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陳寶琛在嚴復的墓志銘中說:「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
在嚴復所培養的眾多傑出人才中，伍光建的名字不應被遺忘。因為他與嚴復既為師生，又同為著名翻譯家。伍光建(1867－1943)是廣東新會人，19世紀80年代他在北洋水師學堂讀書，師從嚴復，接受了十分嚴格的外語和專業訓練。畢業後，他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五年，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識，兼學歐美文學。歸國後，伍光建到北洋水師學堂教書，並開始鑽研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方面的學問。1905年，伍光建隨載澤等人前往西歐和美國，考察西方憲政，對西方政治與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回國後，他陸續編寫了物理、化學、英語等學科的教科書，如《帝國英文讀書》(五卷)、《英文範綱要》、《英文習語辭典》、《西史紀要》(二卷)等，前二者還成為學部審定的教科書。多年的留學生活和嚴格的專業訓練使伍光建具備了較高的英文閱讀和聽說能力，這為他從事專門的翻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從事翻譯活動始於19世紀90年代，持續50多年，所譯文學、歷史、哲學等方面的各類書籍大約130種。
甲午戰爭之後，維新運動蓬勃展開，伍光建應邀為汪穰卿在上海創辦的《中外日報》撰稿。該報通過社論、副刊、插畫等形式針砭時弊，揭露官場腐敗，關心民眾疾苦，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那時，林紓的「古文改寫」式的翻譯小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流傳極廣。伍光建所譯作品，則改用白話，署名「君朔」，陸續在《中外日報》上發表，令讀者耳目一新。針對人們渴望更多地了解西學新學的實際需要，伍光建選譯了一些體現進化論觀點的作品。他曾坦言，當時較多取材於英國弗勞德的《大問題小議論》，讀者最喜愛的是幾篇寓言故事，例如《母貓訪道》，講的正是當時中國讀書人所嚮往的「新學」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辛亥革命之前，他的白話譯作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仍署名「君朔」，其中以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三個火槍手》)、《續俠隱記》(《二十年後》)譯筆生動傳神，而深受讀者歡迎。20世紀20年代中期，商務印書館曾出版茅盾評註本《俠隱記》，收入《萬有文庫》，並作為高中學生語文自修讀物，起過良好作用。胡適、曾孟樸、徐志摩等都很欣賞伍光建的譯筆。徐志摩曾約他為新月書店翻譯英國啟蒙時期的劇作家謝立丹的作品《造謠學校》和《詭姻緣》，胡適約他為中美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吉鵬的《羅馬衰亡史》。上世紀30年代，伍光建為商務印書館翻譯了美、德、英、法、意、俄、瑞典、丹麥、挪威、西班牙等國40餘種小說的節選本。
伍光建的翻譯數量十分可觀，選題廣泛，視野開闊。他認為「了解西洋，介紹西洋，不等於盲目崇拜西洋」。為了讓讀者看到西方國家所存在的社會問題，他也將有關小說翻譯過來，以便中國讀者更全面地認識西方。除了大仲馬的作品之外，伍光建還翻譯了狄更斯的《勞苦世界》(《艱難時世》)和《二京記》(《雙城記》)、斯威夫特的《伽利華遊記》(《格列佛遊記》)、夏落蒂的《孤女飄零記》(《簡·愛》)、雨果的《海上的勞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惡與懲罰》(《罪與罰》)、塞萬提斯的《瘋俠》(《堂吉訶德》)等。傳記方面則有福雷的《拿破崙論》和路德威格的《俾斯麥》。晚年的伍光建，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同時，也翻譯了一些哲學、歷史方面的著作，例如麥爾茲的《十九世紀思想史》、基佐的《法國革命史》、麥考萊的《英國史》等。伍光建翻譯的文學作品通俗易懂，頗受大眾歡迎，他因此在中國翻譯界享譽盛名，贏得「翻譯界之聖手」的美譽。
嚴復所譯作品體現出譯者對社會的深刻洞察，是西學與中學融會貫通的典範之作。伍光建在這點上的確難以望其項背。但既為師生，伍光建對嚴復的思想也有所繼承。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近代留歐學生的優秀代表，二人都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近代中國社會孕育了留學生群體，留學生又以譯書、辦學等活動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引入中國，中國文化也因此而更加豐富、發展。李淨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