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最後的兩部實錄《明實錄》和《清實錄》，對各自朝代的皇帝形象通過神化、美化、聖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進行了正麵塑造，把他們粉飾為天命所歸的神仙，長相奇偉、舉止不凡的美男，天賦異稟、勤勉向學的聖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備的模範，勤政治國、愛民如子的仁君。然而，在《明實錄》中，由於統治鏈條的斷裂造成的「今上」對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對君主的不滿，也使其部分實錄在描寫皇帝形象時進行了負麵塑造，產生了雜音。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所修的《清實錄》也用掌握的手法，塑造其皇帝高大英武的正面形象。與《明實錄》不同，《清實錄》由於清廷急於在漢人面前樹立正面光輝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謳歌的同調；它還在神化皇帝個人形象時，連帶將其民族起源一併作了神化；同時對皇帝個人武功和勇力大力宣揚，不避諱皇帝為庶出的出身，並著力描寫先帝對儲君的默識暗賞。明清兩朝實錄所產生的上述差別，實原於農耕民族與遊獵民族各自特性的差異，而兩朝實錄對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則又反映出明清兩朝皆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清朝在史學上不斷加強的漢化傾向。
原文出處：歷史教學2018年04期
《明實錄》和《清實錄》分別是明、清兩朝政府修纂的編年體的本朝皇帝專史，主要內容是皇帝在位時的國家大事，而關於皇帝本人的歷史敘述，主要集中在每部實錄第一卷卷首的序言，本文稱之為「弁言」。「弁言」集中反映了修史的主導者(皇帝與權臣)及所屬史官(編修、修撰等)的立場和觀點。由於每部實錄是當朝皇帝為先帝所修，因此其立場基本上傾向於歌頌和讚美，對皇帝進行正面的描述甚至是主觀塑造。本文試圖通過明清兩朝實錄對皇帝形象的塑造，比較二者之間的相同之處和相異之點，以窺探中國皇帝實錄撰述上的史學共性和因朝代不同而呈現的個性差異。明、清兩代都是中國的正統王朝，秉承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和血脈，因此無論明代還是清朝，都保持著中國傳統的實錄修纂制度，然而，明、清兩朝之間，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那就是明朝是以漢民族為主建立的王朝，而清朝是以少數民族滿族(前稱女真)為主建立的王朝。明代以前，女真-滿族處在中華文化圈的邊緣，被視為「夷狄」；其入主中原後，必然會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時開始漢化過程，這在其所修實錄中定會有所反映，因此《清實錄》對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便會出現有別於《明實錄》的地方。將明清兩朝實錄對皇帝形象的塑造進行比較，通過探討其塑造手法和形式的異同，進而探察明清兩朝共有的中國本質和因統治民族不同所產生的細微差別。
對明清實錄在皇帝形象粉飾上的探討，可追溯至晚明時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①晚近筆者對明初諸帝形象的探討，也是該問題相關的前期研究。②本文以明清兩代實錄對皇帝形象塑造所作的比較與探討，目前似未見類似的成果，故不揣冒昧，試一探之。
一、相同的塑造
明清實錄對皇帝形象的塑造，應用了很多的手法或形式。雖然明清兩代統治民族不同，但對皇帝形象的塑造卻有很多共同之處，反映了中國傳統史學文化所具有的共性。
明清兩朝實錄都是當朝皇帝為其故世的父兄先帝所撰，因此在塑造皇帝形象時，多以正面形象示人。其塑造手法，應用了神化、美化、聖化、德化和仁化諸方面，使皇帝的形象高大亮麗。下面逐一分析。
(一)神化
對皇帝進行神化，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慣用手段，是「君權神授」觀念的典型表徵。像漢高祖出生前其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③唐太宗出生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④等描寫，莫不如此。明清實錄在描寫皇帝誕生時，不厭其煩地虛構各種祥瑞異象，特別是「紅光」「紫氣」「奇香」「異夢」等奇兆，以證明其非俗子凡胎，與芸芸眾生不同。《明太祖實錄》卷1「弁言」稱，太祖朱元璋之母陳氏夢中服用神授藥丸而懷上他，醒後告訴了丈夫。次日，朱元璋便降誕人間，當時「紅光滿室」，光芒閃射，鄰居誤認為失火，都奔來相救，結果並無火災，「人鹹異之」。朱棣出生時被作了明顯的神化處理：「上初生，光氣五色滿室，照映宮闥，經日不散。」⑤《明仁宗實錄》卷1「弁言」描寫仁宗朱高熾降誕時云：「是夕，仁孝皇后夢冠冕執圭者上謁，寤而生帝。」《明宣宗實錄》卷1「弁言」也說宣宗出生時「眾望見光氣五彩騰於宮闈之上」，還說他出生前夜，乃祖太宗「夢太祖高皇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不久宣宗誕生，太宗和仁孝皇后「心鹹異之」。憲宗皇帝誕於宮闈，「生時，紅光滿室」。⑥孝宗出生時，實錄雖未寫紅光紫氣之象，但寫了「有雷風之異」，且突出孝宗「顱骨聳起，儼如龍形」。⑦甚至出生於藩邸的世宗，其實錄也將之塑造成天命所歸的形象。據《明世宗實錄》卷1「弁言」稱：「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其年，黃河清，慶雲見於翼軫者，楚分也，蓋識者已知為受命之符矣。」據筆者統計，明代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宗八帝，實錄俱描寫了異象，一般是光、紅光、五彩光氣、五彩祥雲、雷風之異，或夢見神人出現。
清廷來自關外，本屬闊略疏放的滿人，但由於漢化的加深，始對前三朝實錄不斷修改，⑧故其所纂《清實錄》也仿效漢族實錄對清朝皇帝進行神化。實錄稱努爾哈赤的母親喜塔喇氏「孕十三月乃生」，以表明太祖異於常人；又借「望氣者」之口稱「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眾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⑨以表明努爾哈赤為天命所歸。《清世祖實錄》卷1「弁言」對世祖出生亦作了充分的神化，說孝莊文皇后「方娠時，有紅光繞身，衣裾間如有龍盤旋狀」。女侍「皆驚以為火，近視之不見」。誕生前夕，孝莊文皇后夢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孝莊文皇后醒後告訴了太宗，太宗說：「是異祥，子孫大慶之兆也！」次日，福臨誕生，頓時「紅光照耀宮闈，經久不散，香氣瀰漫數日」。這一記載與《明太祖實錄》神化朱元璋出生場景大同小異。《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稱康熙帝之母孝康章皇后佟氏，生聖祖前，「詣慈寧宮問安。將出，衣裾若有龍繞」。太皇太后見而異之，問佟氏，得知其有娠，對近侍說：「朕曩孕皇帝時，左右嘗見朕裾褶間有龍盤旋，赤光燦爛。後果誕生聖子，統一寰區。今妃亦有此祥徵，異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誕降之辰，「合宮異香，經時不散。又五色光氣，充溢庭戶，與日並耀」。這裡在寫康熙帝誕生時，不僅虛構了場景，而且還通過孝莊太皇太后之口，把《清世祖實錄》虛構的祥瑞場景加以強化。像龍繞、異香、五色光氣等神化元素，這裡均配置整齊。《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在神化皇帝形象時，另闢蹊徑，使用了月亮的符號，稱世宗母親孝恭仁皇后吳雅氏「嘉祥肇集，嘗夢月入懷，華彩四照。已而誕上」，還稱「誕生之夕，祥光煜爚，經久弗散，闔宮稱異」。雖無異香之述，但用了祥光來彌補。
明、清兩朝都是在中後期實錄中，改變了對皇帝形象進行神化的措施。明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諸朝實錄，對皇帝的出生，放棄了神化的努力。這一做法，也為《清實錄》所效法。《清實錄》自高宗實錄以後，在記載皇帝降誕時，很少用異象祥瑞的標配符號進行神化。高宗出生時，實錄「弁言」只說其母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誕上於雍和宮邸」，未描述任何異象和祥瑞。此後的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宣統諸帝，其實錄的「弁言」在他們出生時皆未作神化處理，而多強調是人事所定。這是因為皇位已穩，無需強調「天命攸歸」。這一變化當然是歷史觀念的進步。
(二)美化
明清實錄基本上都將所記載的皇帝，塑造成相貌不凡、舉止得體的形象。這是對皇帝形象所做的美化處理。明代皇帝中，不乏長相不俗之人，但由於朱元璋的獨特基因，使得後嗣帝王不少都長相奇怪；清朝皇室愛新覺羅家族的基因，雖然有削瘦苗條的特點，但在當時卻缺乏皇帝所應有的奇偉特徵，然而，在實錄中，他們均被塑造成相貌奇傑的美男子。
《明實錄》對本朝皇帝的外貌多予以正面描述。《明太祖實錄》將長相醜陋的朱元璋，寫成「姿貌雄傑」，⑩說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11)《明太宗實錄》卷1「弁言」對太宗的長相也有不俗的描述：「上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上，退謂人曰：『龍顏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明宣宗實錄》卷1「弁言」用太宗之口稱讚剛剛出生的朱瞻基「天日之表，且英氣溢面」；並在太宗登基時，年方四歲的宣宗被抱出來示人：「儀容儼恪，屹如巨人。」如果說宣宗被描寫成身材高大的話，那麼英宗則被描寫成頭大的特異形象。據《明英宗實錄》卷1「弁言」形容道：「上天質秀傑，龍顱魁碩，迥異常倫，巾帽皆須式樣加廣大為之，乃克適用」，且相貌威嚴，「居常顧盻之際，燁然有威，立其側者，皆若上旁睨之，不敢稍怠肆也」。實錄對憲宗皇帝的長相描寫是「群臣見上相表奇異，玉色和粹，無不驚服。上廣額豐碩，方面大耳，目睛如漆，黑光彩射，左右侍者皆莫敢仰視」。(12)孝宗的長相，也被《明孝宗實錄》描寫得十分奇絕：「上隆準高額，顱骨聳起，儼如龍形。」(13)
受到漢族政權所修實錄的影響，《清實錄》對本朝皇帝的外形也特別維護。《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稱努爾哈赤「及上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重，舉止非常」。皇太極被實錄加以美化：「上天表奇偉，面如赤日，嚴寒不慄，龍行虎步，舉止異常。」(14)《清世祖實錄》卷1「弁言」稱福臨「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儀範端凝，見者懾服」。《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稱聖祖「天表奇偉，神採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嶽立。耳大聲洪，徇齊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雍正帝被實錄描繪成「天表奇偉，隆準頎身，雙耳豐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舉止端凝」。(15)《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對乾隆帝的相貌進行了美化，稱：「天挺奇表，珠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嘉慶帝被實錄塑造成「天表奇偉，隆準豐頤，舉止凝重，神明內蘊」(16)的形象。《清宣宗實錄》卷1「弁言」稱道光帝「天表挺奇，宸儀協度，頎身隆準，玉理珠衡」。《清文宗實錄》卷1「弁言」稱鹹豐帝「發音鏗洪，舉步嶽重」，未突出其外貌，但強調其聲音洪亮和步履穩重，也算是揚長避短。光緒帝則被實錄形容為「生而岐嶷，英姿天挺，隆準龍目，廣顙修頤」。(17)《清宣統政紀·序》則對溥儀的長相是通過「天鍾聖哲，星流虹渚之祥，生而神靈，日角龍顏之表」這種套話來加以美化。
(三)聖化
明清實錄都樂於將各自所寫的皇帝，塑造成生而知之的形象；不僅如此，還把他們刻畫成努力學習的榜樣，對皇帝形象加以聖化。耳聰目明、智慧超凡之為聖。實錄就是要把皇帝塑造成天賦異稟且好學勤奮的典範。
《明太祖實錄》在描述文盲朱元璋時稱其「既就學，聰明過人」。(18)《明太宗實錄》卷1「弁言」稱朱棣「比長，聰明睿智」，「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誌、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從明儒講論，無厭倦意」。宣宗被實錄作了聖化處理，說他「稍長」則在宮中「喜冊」，初出就學便「智識益廣，襟度益弘」，特地借太宗之言讚揚他「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19)孝宗之子武宗在為其父所修的實錄中，把孝宗描繪成「聖性聰穎，每背誦所授書，未始錯誤」，「凡聽講之際，專心注目，不移視聽」的聰明好學的形象。(20)世宗皇帝在其子穆宗、孫子神宗為其修纂的實錄中，更是一位好學聰慧的典型。據《明世宗實錄》卷1「弁言」稱：「上生五歲，即穎敏絕人，獻皇帝口授以詩，不數過輒成誦。語以讀書、作字、問安、視膳之節，與夫民間疾苦、稼穡艱難，靡不領略。稍長，通《孝經》大義，問先王至德要道之旨，獻皇帝為之講解，上意感悟。獻皇帝大奇之。」穆宗的好學也是實錄刻意渲染的內容：「出閣講讀，每儒臣進說經義，必注目斂容聽受之，雖風雨不輟。」(21)看來明朝皇帝在其實錄的塑造下，都成了聰明好學的聖人。
清朝實錄也不甘落後，對本朝的皇帝都作了聖化處理。《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稱太祖努爾哈赤「凡所睹記，一經耳目，終身不忘。眾稱為英明主」。皇太極被其實錄聖化成「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見即識」的聰明形象。實錄又稱他「性嗜典籍，披覽弗倦……甫三齡，穎悟過人」。(22)其實，清太祖、太宗時代，女真-滿洲人的文化水平都不太高，適於閱讀連環畫和插圖本圖書，(23)但是，為了表明他們的文化素質高，是文明人而非「夷狄」，清朝實錄都竭力將他們的皇帝塑造成天生聰明、勤學不倦的形象。世祖以後，清室入主中原，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其文化水平不斷提升，實錄突出了他們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在客觀描寫的同時，仍有拔高之嫌和塑造之意。《清世祖實錄》卷1「弁言」稱世祖「聰明英睿」，「稍長，穎敏軼倫。六齡即嗜觀書史，嘗曰：『父皇自幼讀書，予亦欲讀書。』每披覽所及，一目輒數行下。不由師授，解悟旁通，博於經籍，以是太宗皇帝甚鍾愛而屬意焉」。把福臨寫成天才，一目數行，且不由師授，顯然把他當成超人予以聖化。聖祖康熙也被其實錄進行了聖化：「讀書十行俱下，略不遺忘。自五齡後，好學不倦，丙夜披閱，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聖賢心學、六經要旨，無不融會貫通，洞徹原委。」實錄又稱他「且多藝多能，允文允武。著作則上媲典、謨，吟詠則直追雅、頌。精嫻細楷，妙擅擘窠」，(24)也是極盡歌頌之能事。康熙帝出生在北京，生長於中原，置身於漢文化的環境，因此其漢文化水平很高，自是事實，但像實錄這樣的吹捧，顯然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結果。實錄通過對康熙帝的聖化，以突出清朝皇帝文化水平之高，甚至超過漢人，以此證明滿人並非不知禮儀的「夷狄」，而是知書達禮的華夏正統。類似的聖化現象，在以下各朝實錄中也廣泛存在。如雍正帝被其實錄聖化成「幼耽書史，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浚發，立就萬言。書法遒雄，妙兼眾體」的形象。(25)《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也將乾隆帝塑造成聖人，稱頌他「自六齡就學，受書於庶吉士福敏，過目成誦，課必兼治。進業日勤，動契夙悟」。乾隆本身比較重視文化素養，在書法和詩歌上隨處題詠，水平不高，留下的數量不少，但實錄說他學習上「過目成誦」和「動契夙悟」，顯然過分了。嘉慶帝在治學和文化上並無突出表現，但《清仁宗實錄》卷1「弁言」卻刻意塑造其「天藻浚發，英詞炳蔚，援筆立就，動成典則」的形象。清朝皇帝文化素質的形象提升，固然與他們在漢文化包圍下急起直追有關，但也與實錄修纂者有意塑造密不可分。
(四)德化
明清兩朝實錄對各自所描繪的皇帝，均進行了道德塑造，將他們拔高成道德高尚的楷模，加以德化處理。在實錄修纂者的筆下，皇帝不僅是天之驕子，而且是人間的道德典範，集孝、友、恭、儉於一身，為世所景仰。
明代實錄對本朝諸帝的道德形象之塑造，特別留意和用心。朱元璋被其實錄塑造成孝順和節儉的形象。據《明太祖實錄》卷1「弁言」稱「事親至孝，侍奉左右不違意」。同書卷257稱其臨死「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又稱他「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26)朱棣被其實錄塑造成「仁孝友悌出於天性」，「虛己納善，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的道德形象。(27)《明宣宗實錄》卷1「弁言」稱宣宗「稍長，在宮中孝敬日隆」，並借太宗之口稱讚他「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明英宗實錄》卷1「弁言」稱九歲的英宗在乃父宣宗去世之際，「哀疚之誠、愴慘之容，已出於聖性之天然矣」，以塑造其至孝的形象。甚至將其塑造成友愛至上、心胸寬廣之人。當朝廷遣使到瓦剌告訴被俘的英宗，說初六日郕王已經即位，結果「上皇聞之喜」。(28)至於憲宗，實錄也說他「侍膳問安，孝敬備至」。(29)世宗也被實錄描寫成「仁孝誠敬，聰明英毅，又躬有聖人之德」的形象。(30)明代皇帝被實錄寫得德義無虧，品行高尚。事實上，明代皇帝多長養深宮，意志不堅，德行不彰，顯然他們的道德形象是實錄塑造的結果。
清朝皇室本出自女真-滿洲，明代以前尚處在部落制時代，自有遊獵民族所擁有的剽悍民風和原始道德，但隨著佔據遼東和入主中原，社會風俗日漸漢化，道德水準也向中原看齊。在反覆修改的太祖、太宗兩朝實錄中，皇帝的道德行為一步步被改纂成符合中原的標準。(31)在今天流行的定本(雍乾校訂本)《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中，努爾哈赤被描述成「至誠御物，剛果能斷，任賢不貳，去邪不疑」的「英明主」形象。皇太極被實錄形容為「天錫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寬和，聖德鹹備」。(32)對於康熙帝，《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也作了德化處理，稱其「至孝性成，繼志述事」，「奉事太皇太后、皇太后，竭誠盡敬，歷久彌殷」。剛愎殘酷的雍正帝被其實錄描述成：「性尤純孝，婉愉愛慕，悉本乎至誠。逮事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后，備膺慈眷，侍奉聖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盡禮盡敬，仰愜歡心。偶遇聖祖違和，必躬親湯藥，問視惟虔，晝夜無少懈。聖祖常稱為誠孝焉。」實錄還特別說他「誼敦友愛，值二阿哥罪廢，眾議當幽禁，上獨涕泣不能起。聖祖為之動容」。(33)事實上，雍正是通過奪嫡篡位，對同氣相連的兄弟殺伐無情，而此實錄則將之塑造成「友愛」的形象，不能不令人生疑。《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也塑造了乾隆帝的品德，稱他對父親「竭奉歡養，盡孝殫誠，問視滋謹」，「惟以恬靜衝和，內葆明德」。《清宣宗實錄》卷1「弁言」則描寫宣宗「天性純孝，晨昏問視，養志無違」，說孝淑睿皇后去世後，他「悲深罔極，擗踴逾恆」，仁宗「俯鑑肫誠，每值忌辰及清明、中元、冬至，必命躬親行禮，用遂孝思」。而宣宗「孺慕銜哀，屢形章句，數十年如一日」。仁宗稱他「忠孝兼備」。實錄將他寫成「有大能謙，不矜不伐，聖人之功，超邁前古，聖人之量，亦夐越尋常」，總之德行無虧。《清文宗實錄》卷1記述鹹豐帝「博慈顏之愉悅，勖同氣以匡襄。惟孝惟友」；當孝全成皇后故世時，他「悲深罔極，擗踴哀傷」，其父宣宗「俯鑑肫誠，每值忌辰周年，必命躬親行禮，用展孝思」，而鹹豐帝「孺慕銜悲，屢形章什，二十餘年如一日」。這段對文宗孝行的描寫，實抄自《清宣宗實錄》，可見《清文宗實錄》的作者已無辭可寫，只好抄襲了事。至於光緒皇帝，《清德宗實錄》卷1「弁言」形容他「聖德夙成」，「儉約本乎性初，嗣後三十四年，器用服御，不敝不改」；又言不由衷地稱讚他「孝事宮闈，聖情肫摯，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其誠」。其實德宗為慈禧所軟禁，根本無孝事宮闈之心。實錄這樣寫無非是一種主觀的道德塑造而已。
(五)仁化
實錄中皇帝形象的仁化與德化同類，但仁化重在塑造皇帝的仁治，把他們描寫成愛民如子、勤政治國的典範。仁者愛人，皇帝的愛人，就是通過對國家的治理，而將仁愛施諸天下臣民。這是明清兩朝實錄共同津津樂道的內容。
《明實錄》將朱明皇帝刻畫為勤政愛民的仁君。《明太祖實錄》稱讚太祖「疾作」時仍「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時」，(34)結果殉職於宮中。太宗朱棣被其實錄作了如下的仁化處理：「時出訪民疾苦，勞來撫循，百姓愛戴而力行節儉，故國內無事，上下鹹和，年穀屢豐，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規摹宏遠。」(35)即使像明熹宗這樣貪玩的皇帝，《明熹宗實錄》卷1「弁言」也說他「念光皇大業未究，雅志繼述，踐祚之初，委任老成，摉羅遺逸，振鷺充庭，稱盛理焉。時四方多故，上宵旴靡遑，遼左及滇黔相繼請帑，無不立應。大臣行邊，恩禮優渥，將士陷陣，恤典立頒。又慮加派苦累，每有詔諭，諄諄戒守令加意撫字，毋重困吾民。其軫念民碞如此，故能收拾人心，挽回天步，雖有煬灶假叢之奸，而得人付託，社稷永固於苞桑。廟號曰熹，蓋稱有功安人云」。顯然，這是明代實錄用「仁化」的手法，對皇帝形象處理的結果。
《清實錄》也善用「仁化」手法，將本朝皇帝塑造成仁治之君。《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稱讚皇太極「善撫億眾，體恤將卒。無論疏戚，一皆開誠布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不欽仰」。順治帝被其實錄寫成「廣羅俊乂，酌定章程，採納群言，執中乾斷，廓清六宇，懷保兆民，靖寇亂於崇朝，致恬熙於中外」，說他「宏一統之業，肇開創之模」。(36)《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稱康熙帝「大德好生，民物在宥，勵精求治，日理萬幾。六十餘年，孜孜如一日。戶口繁增，風俗淳美，遠過唐虞之世。料敵制勝，廟算如神，闢前古未闢之封疆，服從來未服之方國。巡閱河工，指授方略，淮黃底定，世賴平成」。八歲即位後，孝莊太皇太后問他有何打算，他回答道：「惟願天下乂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雍正帝被實錄描述為「撫馭臣民，乂安中外，揆幾達變，振紀飭綱」；說他「仁漸義摩，熙熙皞皞，共遊於堯天舜日之下」，讚揚他「措海宇於晏安，登民物於康阜」。(37)《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形容高宗的仁治是：「上下感孚，天人歸與」，「繼繩一體，錫天下臣庶無疆之庥」。自嘉慶帝以後的清帝，治績不佳，國勢下頹，但他們的實錄無一例外地對其作仁化塑造。籤下第一個喪權辱國條約的道光帝，《清宣宗實錄》卷1「弁言」竟稱他「率土歸心，天人翕從，符應昭著，用以寅紹丕基，錫天下臣庶無疆之福」，又贊他「深仁厚澤，錫慶垂裕，於萬斯年」。雖然實錄竭力對他進行仁化，但因內容蒼白而顯得空洞無物。被英法聯軍趕出北京的鹹豐帝，其實錄竟稱他「寰海歸心，天人協應，貽萬億年無疆之庥」。(38)在鹹豐統治的時候，第二次鴉片戰爭導致京城失陷，圓明園被焚，何來「寰海歸心」？這位無能的皇帝除了逃亡熱河、籤訂城下之盟，帶來百年恥辱外，可來「貽萬億年無疆之庥」？實錄雖欲作仁化塑造，不免空穴來風，終成無病呻吟。至於《清德宗實錄》卷1「弁言」稱光緒帝「所以釐百工而熙庶績，遵成憲而煥新猷」，還說他「至夫昌明教育，亭毒黔黎，靡不一秉慈謨，蔚為辰告。用是覲光揚烈，纘十三載中興耆定之庥，創製顯庸，開億萬禩憲政文明之局，天人協運，中外歸心，懿歟盛哉」，雖然所說並非皆是虛言，但是由於光緒受到保守的慈禧太后的阻撓和挾制，維新變法以失敗告終。雖然後來重啟「新政」，但革命軍興，大勢已去，人心已失，哪裡能「開億萬禩憲政文明之局」，又如何會「天人協運，中外歸心」？
綜上所述，明、清兩朝實錄對各自皇帝的塑造，從出生時天命所歸、祥瑞呈現的神化，長相奇偉、舉止不凡的美化，生而知之、勤學好問的聖化，孝友兼備、謙和淡定的德化，到愛民如子、勤政治國的仁化，用各種手法進行描述和書寫，從不同側面將皇帝塑造成立體的光輝形象。通過比較，明、清兩代的實錄在皇帝形象的塑造上並無本質的不同，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和強大的統和能力，它不僅使漢族政權所修的《明實錄》呈現「為尊者諱」的特點，使少數民族政權所修的《清實錄》也呈現相同的面貌。
然而，在比較了明、清兩朝實錄之後，也發現二者在皇帝形象塑造上呈現出一些細微差異。下面加以分析。
二、相異的塑造
(一)神化個人與神化民族
明清實錄雖然在神化皇帝上有驚人的一致，但二者之間卻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差異，即《明實錄》只神化皇帝個人，而《清實錄》則連本民族一起神化。
《明太祖實錄》卷1的「弁言」中只神化了朱元璋出生時的場景：「(後被迫封為太后的其母陳氏)方在娠時，太后常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南麥場，取白藥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視之，漸長。黃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覺，以告仁祖(朱元璋父親)，口尚有香氣。明日，上(朱元璋)生，紅光滿室。」該處實錄還進一步描寫道：「自後，夜數有光，鄰裡遙見，驚以為火，皆奔救，至則無有，人鹹異之。」此後的明代歷朝實錄也只是對皇帝本人出生進行神化，絕口不提對本民族漢族的神化。
然而，《清實錄》則首先對女真-滿族的起源進行神化。《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記載：
長白山……山之東，有布庫裡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裡。相傳有天女三：曰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愛之，不忍置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為姓，名布庫裡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即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為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構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眾往觀之，皆以為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覺羅氏，名布庫裡雍順。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為舁，迎至家。二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國主，以女百裡妻之。」遂定議，妻以百裡，奉為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布庫裡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裡城。國號曰滿洲。是為滿洲開基之始也。
又載：「歷傳至後世……布庫裡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範察者，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為枯木，遂中道而返。範察獲免，隱其身以終焉。自此後世子孫俱德鵲，誡勿加害雲。」在這裡，實錄將女真-滿洲的族源，神化為天女佛庫倫，媒介則為神鵲銜的一枚神異的紅果。這就將滿族塑造成神的後代。與此同時，實錄也將女真-滿族的圖騰——喜鵲作了神化處理，稱之為「神鵲」，記載了它保護愛新覺羅先祖的神話。
之所以出現明清實錄的上述差異，是因為朱元璋所屬的民族漢族已經存在數千年之久，其族源被《史記》等書追溯為炎帝與黃帝，早為人所共知，《明實錄》已無需再作敘述和神化；而努爾哈赤所屬的民族女真-滿族，雖然可以追溯至金朝所屬的女真，清初期也曾認可，甚至將國號取名為「金」(史稱「後金」)，但後來決定另起爐灶，不僅改國號為清，而且將族名改為滿洲，並諱言與女真的關係，因此，今天流行的雍乾校訂本《清太祖實錄》便將努爾哈赤所屬民族的初祖神化為天女所生。《清實錄》對滿洲族源的神化，與對努爾哈赤個人的神化一樣，都是實錄修纂者的有意為之。
(二)文化與武化
明清兩朝實錄在聖化各自的皇帝時，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把他們寫成天生聰明、勤學好問，文化水平很高的樣子。然而，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區別，那便是《明實錄》很少讚揚皇帝個人的武功和勇力，而《清實錄》則將皇帝塑造成孔武有力、武功高超的形象。換句話說，明清兩朝實錄都重視皇帝的文化，但《清實錄》除重視文化外，還重視武化，而《明實錄》則對此很少提及。對皇帝個人勇力和武功的描述和誇飾，是重文輕武的農耕民族漢族所修《明實錄》羞於啟齒的現象，卻為遊獵民族滿族所修實錄津津樂道，反映農耕民族與遊獵民族之間價值取向的明顯差異。
《明實錄》寫皇帝，甚少聖化其個人武功和勇力。記載朱元璋事跡的《明太祖實錄》，其卷1「弁言」中從未提及他武功高強。《明英宗實錄》卷1「弁言」對英宗的聰明好學，一味濃墨重彩地描繪：英宗「稍長，能知書。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經書勸上讀講，輒喜動顏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經意然」，並不在意他是否擁有武功。《明實錄》偶爾在談到皇帝的武功時，也是先揚後抑。如實錄在描寫仁宗朱高熾「聞讀書輒喜」、「書冊翰墨不去手」的同時，提到了他的武功：「稍長習射，數日輒造精藝，發無不中。左右問『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無難者。』」但是話鋒一轉，說他「絕口不自矜。蓋於馳射及奇巧玩適之具，志非所好，獨好學問，日從儒臣論說不厭」。(39)《明實錄》中唯一對皇帝個人武功作正面敘述的是《明憲宗實錄》，卷1「弁言」稱，憲宗「讀書，音向洪亮，不數遍即作字運筆有法，尤便習騎射」，但只是一筆帶過，並未作過多誇獎。其實，明代皇帝中，個人武功比較高強的還有不少，如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靖難之主太宗朱棣和文武全能宣宗朱瞻基，以及以武為廟號的明武宗朱厚照，但是，前三人的實錄對其武功並不刻意炫耀，而描寫朱厚照的《明武宗實錄》，則對其恃勇好鬥、善用蠻力的尚武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40)以上事實充分反映了宋朝重文輕武之後農耕民族的社會風尚。
然而，《清實錄》在極力聖化帝皇，渲染其文化才能的同時，則不忘塑造清帝的武功和勇力形象。除了《清世祖實錄》卷1「弁言」未提及世祖的武藝外，其他的實錄多讚美皇帝的武功和勇力，稱讚他們箭無虛發、勇力絕倫。努爾哈赤被其實錄稱讚為「英勇蓋世，騎射軼倫」。(41)《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誇讚皇太極「勇力軼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甚至描寫他「凡遇勁敵，輒親冒矢石」。實錄稱康熙帝「挽弓十五鈞，用矢十三握。左右騎射，發必中的」，(42)極力炫耀其武功。《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稱乾隆帝在木蘭秋獮時，「甫上馬，熊突起，控轡自若」。聖祖命他「學射於貝勒允禧，學火器於莊親王允祿，肄輒擅能，精傳家法」。實錄誇他「每呈彀宮門，習圍南苑，闓體審機，疊發奇中，垂髫英武，觀者莫不欽為天授，而神槍寶韘，準的具存，貽誨有深焉者」。《清宣宗實錄》卷1「弁言」稱道光帝「[自]幼神武，智勇天錫」。說他在侍奉高宗圍獵時「引弓獲鹿，喜動天顏」。並用大量篇幅描寫了道光用火槍抗擊林清天地會起義的事跡，說他「大膽差人至所內，取進撒袋、鳥槍、腰刀」，見「五六賊在養心門對面南牆外膳房房上」，於是「大膽在宮內放槍，將一賊打墜」，看見「又有兩三賊仍在牆上，一賊手執白旗，似有指揮」時，「復將執旗賊打墜」。可謂濃墨重彩地渲染其武功和勇力。《清文宗實錄》卷1稱鹹豐帝「陳經偶暇，練藝習勞，常制槍法二十八勢，曰棣華協力，刀法十八勢，曰寶鍔宣威，皆宣宗所賜名」，並不諱言皇帝對武功的喜好。
明、清實錄的上述不同，反映了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在實錄書寫上的差異。當然，這種差異也並非不可逾越，除了上述清帝外，清代其他皇帝的實錄，如清世宗、仁宗實錄，以及穆宗以下諸帝的實錄，均不再突出皇帝的個人武功和勇力，則說明《清實錄》的審美趣味已經漢化。雖然朝廷一再要求滿洲子弟不廢武功，保持騎射傳統，但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本身卻漸失騎射武功，實屬無可奈何花落去，其實錄也不再以武功勇力相標榜了。
(三)嫡子與非嫡
明、清兩朝實錄對皇帝形象的塑造，還有一個明顯的差異，那便是由於漢、滿民族繼承制不同，造成了嫡庶觀念的區隔，導致皇帝形象書寫上的差異。
明朝作為漢民族為主的王朝，實行的是宗法制下的嫡長子(正妻所生長子。若長子去世，則嫡子以次遞補)繼承制。某些篡位的皇帝，其子孫為了突出父祖的正統地位，便在所修的實錄中宣稱該皇帝是皇后所生的嫡子，把他塑造成理應繼位的合法儲君。朱棣便是通過「靖難」篡奪皇位的統治者，他的兒子仁宗和孫子宣宗在相繼修纂的《明太宗實錄》中便把朱棣打扮成太祖正妻馬皇后所生的嫡子。其實，朱棣乃太祖與碽妃所生。(43)
清朝滿族皇帝沒有宗法制觀念，也不按嫡長子繼承制傳位(筆者用「非嫡」來概括)，因此其實錄在描寫皇帝事跡時，因皇帝無需考慮「嫡」與「非嫡」的合法性問題，故其實錄不用篡改皇帝的出身。《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在寫太宗身世時，直書太宗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八子，並且並非元妃(原配)所生：「初，太祖高皇帝未成帝業，時元妃佟甲氏生子二，長褚英，賜號洪巴圖魯，再賜號阿爾哈圖土門；次代善，賜號古英巴圖魯。繼妃富察氏，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最後才說：「孝慈昭憲敬順仁徽懿德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葉赫納喇氏，誕育聖子，即上也。」這段記載中，特別指出太祖的元妃是佟甲氏，所生二子是褚英和代善，次妃是富察氏，所生二子是莽古爾泰和德格類，皇太極只是皇帝的三妃葉赫納喇氏所生。至於實錄稱葉赫納喇氏為「孝慈高皇后」，乃是後所追封。顯然，《清太宗實錄》並未像《明太宗實錄》那樣，將皇太極打扮成元妃佟甲氏所生。由於清朝沒有推行嫡子繼承制，是否元妃所生無關緊要，因此實錄沒有必要篡改太宗的身世。
由於清代沒有實行嫡長子繼承制，皇位繼承全在皇帝的心意和喜好，因此《清實錄》在塑造皇帝的儲君形象時，便刻意記錄皇帝對意中人的態度和語言。如《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稱皇太極「自幼命名，太祖甚鍾愛焉」；及長，「聖心默注，人望攸歸」。康熙帝被其實錄刻意描述道：六歲時，曾經與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寧一起被世祖詢問各自的志向，皇二子回答說是「願為賢王」，而康熙回答說：「待長而效法皇父，黽勉盡力。」世祖「於是遂屬意焉」。(44)《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稱雍正帝作皇子時，「軍國大計，亦多諮決；禋祀鉅典，恆令恭代」。聖祖嘗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實錄說「蓋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人矣」。乾隆帝也被其實錄有意寫成受到乃父的鐘愛，有傳位於他的意願。雍正元年正月，世宗繼位後的首次大祀之典——祈谷禮成，世宗特地召弘曆(乾隆)「入養心殿，賜食一臠，意已為他日付託之本，志早先定，仰告昊蒼，故俾承福受胙也」。是年秋八月，雍正帝御乾清宮，「密書上名緘固」，藏於「正大光明」匾額後。(45)此後的實錄，對嘉慶帝、道光帝、鹹豐帝等均進行了類似的描述和處理。
如果說《清實錄》對先帝將儲君的名字置於「正大光明」匾後的描述是據實直錄的話，那麼對皇帝繼位前被先帝所中意的記載，則是一種刻意的史料選擇，甚至是一種虛構和塑造，把所載皇帝塑造成君意所屬的儲君形象，從而為其後面的繼位進行鋪墊和氣氛的烘託。這種現象的出現，顯然與清代無嫡子繼承制密切相關。
(四)雜音與同調
將明清兩朝實錄比較後，筆者還發現一個特點，便是《明實錄》對本朝皇帝的態度比較複雜，既有正面稱頌也有負面詆毀，《清實錄》則只有讚揚而甚少詆毀。換句話說，即《明實錄》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時有雜音，而《清實錄》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時則保持同調。究其原因，乃在於《明實錄》反映的對象(皇帝)與讀者都是漢人，而《清實錄》反映的對象是滿族皇室，而其讀者則大多為漢人。於是，《明實錄》是在沒有「外人」幹擾的情況下，較容易地出現了內訌，從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產生了雜音；《清實錄》則是在有「外人」可能看笑話的背景下，清廷內部一致對外，從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同調。
《明實錄》的主旋律仍是為當朝皇帝唱讚歌，但像建文帝、代宗、武宗、神宗、熹宗諸帝，在他們死後修纂的實錄並未遵循或完全遵循主旋律。一種情況是像建文帝、代宗這種被推翻的皇帝，被取消了修實錄的待遇，分別寫入《太宗實錄》和《英宗實錄》時，都是作為負面形象來塑造，不僅未賦予其出生時的紅光祥雲之異，甚至對他們的經歷多有誹謗。如實錄稱，太子朱標薨時，太祖說「長孫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為儲貳，以承天下之重」，(46)便是對建文帝進行詆毀，對朱棣作了拔高。實錄還直接將朱允炆塑造成僭越篡位者，說太祖崩後，「皇太孫遂矯詔嗣位」。(47)實錄將建文帝塑造成反面典型，從而烘託朱棣靖難和登基的順天應人、力挽狂瀾的形象。(48)二種是像武宗，後嗣皇帝對其嫉妒和暗恨，把他當作好大喜功、荒唐不經的形象來描述。由於大禮議之爭，使「外來戶」朱厚熜受到強烈的羞辱和刺激，於是恨屋及烏，對根紅苗正的前任皇帝、其堂兄武宗心生嫉妒和恨意，在自己主持修纂的《明武實錄》中，對武宗的形象進行了負面的塑造，無情諷刺了武宗好動、貪玩、違禁出遊、荒淫好色、狎褻妓女、搶人妻妹、禁民間養豬、視國家大事如兒戲等一系列荒誕無恥的行徑。(49)三種是像神宗、熹宗這種結仇士大夫的皇帝，在士大夫們為其修纂的實錄中，遭到明刺暗諷。神宗由於濫派礦監稅使和國本之爭，與整個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團為敵；熹宗則由於支持閹黨鎮壓東林黨人，受到東林黨人的痛恨，因此，兩位皇帝在文人士大夫所修的實錄中，均受到了明裡暗裡的批評和諷刺。神宗被塑造成負氣、貪財、好色、拒不納諫、聽信內臣的昏君形象。史臣們甚至將雒於仁奏本對神宗酒、色、財、氣抨擊的奏疏內容暴露於實錄中。黃仁宇對此感到十分驚訝。(50)熹宗則不僅被塑造成貪玩、昏庸的形象，而且被暴露了出身卑賤、母為選侍的事實。(51)可見，《明實錄》在其修纂過程中，前帝與後帝，皇帝與大臣，大臣與史官都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在對皇帝形象書寫時，也就出現了不同調的雜音。
與《清實錄》相比，《明實錄》是對皇帝作過負麵塑造的史書。《明實錄》中產生對皇帝形象負麵塑造的原因，主要是明代皇位傳承過程中出現的斷裂現象導致一些皇帝非正常登基，前後任皇帝產生了相應的矛盾，致使現任皇帝對前任皇帝產生不滿，從而鼓勵史臣對前任皇帝進行直書，甚至有意識地進行抹黑和負麵塑造。這種情況雖不普遍，但的確存在。另一方面，皇帝作為上層建築的代表，有時也與作為意識形態代表的儒臣發生衝突，後者利用史書對皇帝的過錯予以揭露，使其負面形象暴露於世。
《明實錄》對上述皇帝形象的負麵塑造，只是主旋律中的變音和雜聲，未能改變作為官方史學代表著作的實錄對皇權謳歌的實質。然而，與《清實錄》一直保持對皇帝形象的正麵塑造相比，《明實錄》的雜音又顯得十分獨特和難能可貴。《清實錄》在謳歌皇帝時的同調，簡單重複，缺乏變化，難以樹立其立體而真實的形象。
中國最後的兩部實錄《明實錄》和《清實錄》，對明清兩朝的皇帝形象通過神化、美化、聖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進行了正麵塑造，把他們粉飾為天命所歸的神仙，長相奇偉、舉止不凡的美男，天賦異稟、勤勉向學的聖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備的模範，勤政治國、愛民如子的仁君，樹立了高大英明的形象。然而，在《明實錄》中，由於統治鏈條的斷裂造成的「今上」對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對君主的不滿，也使其部分實錄在描寫皇帝形象時進行了負麵塑造，產生了雜音。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所修的《清實錄》，在正麵塑造皇帝形象上，向漢族所修實錄看齊，迅速掌握了各種塑造手法，使其皇帝的形象顯得高大英武。與《明實錄》不同，《清實錄》由於清廷急於在漢人面前樹立正面光輝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謳歌的同調；它還在神化皇帝個人形象時，連帶將其民族起源也作了神化；對皇帝個人武功和勇力則大力宣揚，不避諱皇帝為庶出的出身，並著力描寫先帝對未來儲君的默識暗賞。明清兩朝實錄所產生的上述差別，實原於農耕民族與遊獵民族各自特性的差異，而兩朝實錄對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則又反映出明清兩朝皆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清朝在史學上不斷加強的漢化傾向。
注釋：
①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載《牧齋初學集》卷100-卷105，《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
②謝貴安：《試述〈明太祖實錄〉對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學術研究》2010年第5期；謝貴安：《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1期；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謝貴安、謝盛：《試析〈明實錄〉對劉基形象的記述與塑造》，《學術研究》2013年第5期。
③司馬遷：《史記》卷8《高祖本紀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41頁。
④薛居正等：《舊唐書》卷2《本紀第二·太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頁。
⑤《明太宗實錄》卷1，「弁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下引《明實錄》各部版本皆同此。
⑥《明憲宗實錄》卷1，「弁言」。
⑦《明孝宗實錄》卷1，「弁言」。
⑧孟森：《讀清實錄商榷》，《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88頁；謝貴安：《清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0～457頁。
⑨《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⑩(18)《明太祖實錄》卷1，「弁言」。
(11)《明太祖實錄》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條。
(12)《明憲宗實錄》卷1，「弁言」。
(13)《明孝宗實錄》卷1，「弁言」。
(14)《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5)《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6)《清仁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17)《清德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9)《明宣宗實錄》卷1，「弁言」。
(20)《明孝宗實錄》卷1，「弁言」。
(21)《明穆宗實錄》卷1，「弁言」。
(22)《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
(23)努爾哈赤君臣對明朝的繡像版《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有深厚的興趣。參見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4)《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5)《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
(26)《明太祖實錄》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條；「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條。
(27)《明太宗實錄》卷1，「弁言」。
(28)《明英宗實錄》卷183《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一》，「正統十四年九月癸巳」條。
(29)《明憲宗實錄》卷1，「弁言」。
(30)《明世宗實錄》卷1，「弁言」。
(31)參見謝貴安《清實錄研究》，第372～381頁。
(32)《清太宗實錄》卷1，「弁言」.
(33)《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
(34)《明太祖實錄》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條。
(35)《明太宗實錄》卷1，「弁言」。
(36)《清世祖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37)《清世宗實錄》卷1，「弁言」。
(38)《清文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39)《明仁宗實錄》卷1，「弁言」。
(40)參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頁。
(41)《清太祖實錄》卷1，「弁言」。
(42)《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
(43)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847頁；傅斯年：《明成祖生母紀疑》，《「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吳晗：《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第十卷)，第3期，1935年7月，又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2～556頁。
(44)《清聖祖實錄》卷1，「弁言」。
(45)《清高宗實錄》卷1，「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6)《明太宗實錄》卷1，「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條。
(47)《明太宗實錄》卷1，「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條。
(48)參見謝貴安《試述〈明太宗實錄〉對建文帝形象的描寫與塑造》，《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1期。
(49)關於《明實錄》對武宗形象的書寫，可參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第350～351頁。
(50)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4～257頁。
(51)《明熹宗實錄》卷1，「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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