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城市史研究仍然要面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就如英國城市史之父迪奧斯所說，城市史是「百納主題」。人們幾乎可以從各種學科和無數視角研究城市史，從歷史地理、城市規劃史、城市建築史到「城市人類學」、「城市政治學」、「城市氣象學」等衍生學科，跨學科與多視角是城市史研究總的特徵。但是無論如何衍生、變化，城市史研究的核心仍然脫離不了以單個城市為中心的「城市故事」，不同的城市故事也脫離不了自己的核心主題，這些核心主題則必然與各自的歷史地理和城市規劃與建築空間緊密相連。以明清北京的城市史研究為例，作為「帝都」這一性質始終決定了北京城市史的研究離不開政治權力中心這個核心主題，而「帝都」的特徵則首先在北京城的規劃與建築中鮮明呈現。但可能是作為一個門外漢的寡聞，在我所了解的國內學界北京城市史研究著述中，真正以「帝都」的政治權力為核心議題切入明清北京城的空間規劃與建築設計、並且充分運用社會理論和批判性話語的研究著述甚少見到。
因此，朱劍飛的
《中國空間策略：帝都北京 1420—1911》
（諸葛淨譯，三聯書店， 2017年8月）
以其鮮明的「帝都政治」研究意識而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在明清北京，城市建築與朝廷政治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我們能否把北京看成一座『政治的建築』？這個『政治的建築』是如何被設計和構築而成的？」（見本書封底） 這些都是關於「帝都政治」的大哉問，由此而延伸出更具體的問題意識是：作為一套最複雜的空間組織、一個運行著的統治機械裝置，它是如何構成和如何運轉的？權力與空間如何相互關聯？或者說，空間如何容納和推動權力的運作？皇帝是如何跨越宮牆觀看與凝視外部世界？政治帝都如何能夠同時具有純粹的美學意義和價值？可以說，這些問題意識已經足以構成一部關於權力的空間政治學。
該書的研究目標是以分析的、批判的建築歷史學剖析明清時期北京的政治空間，所謂「分析的、批判的」，不難在作者自己歸納的基本研究方法中看到。比如，以馬克思主義和19世紀古典西方社會學以來對國家威權和意識形態批判的社會學分析方法為大背景，以福柯所代表的微觀權力分析法收集材料並進行相應的微觀描述，對空間與政治的複雜關係的理論化分析；又比如，把相關的古代官方文獻和論說看作是一種需要分析和破解的意識形態表達。另外，加上作者自己從宮城平面圖上以提取點、線、「細胞」等方式提煉出來的「院落邊界圖」、「細胞圖」等圖形分析，然後藉助福柯理論、儒家和法家理論加以解釋，分析的、批判的社會理論方法論與當代圖形分析的結合，從而展現出帝都空間的「王道」理想和「霸道」本質。
說白了，就是以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眼光（權力，意識形態，國家政府，民間社會等等）講述這座帝都的故事，把政治社會學與建築學方法結合在一起，「把紫禁城作為社會和政治的機器來研究」。該書第一部分「社會的地理」從以亞洲為背景的中國地緣政治版圖的設計，發展到作為皇帝意識形態表現的京城總體布局，再把研究視野擴展到作為聯繫中央朝廷與地方社會的城市空間；第二部分「政治的建築」是全書的核心部分，研究的焦點是紫禁城，從空間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紫禁城的空間結構與權力關係，從權力的運轉與衰亡過程中揭示這種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最後的第三部分從宗教與美學的角度分析帝都的形式空間的審美問題。
在記憶中，我曾經有兩次在遊客極為稀少的情況下漫步紫禁城，空曠的庭院、延伸著透視線的通道、無處不在的紅牆都誘發著歷史想像。印刻在這個巨大平面布局中的物理性關鍵詞是位置、距離、路線、朝向、疏密、開合、高低、曲直、視線……與之相對應投射出來的政治學關鍵詞是權威、尊貴、安全、神秘、高效……是平面空間政治學最形象的圖解。政治和權力無法離開建築，不僅是為了權威的象徵等等，而是首先出於最基本、最形而下的需要——統治者住在哪裡和在哪裡辦公，這本來就是政治權力最基本的「要素」。說到底，帝都的建築空間策略其實就是皇帝的身體與空間策略，是皇帝的身體如何安放、如何與別人接觸的策略。
因此，突然想到恩斯特·康託洛維茨的
《國王的兩個身體》
（徐震宇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雖然無論是伊莉莎白一世時期英國法學家創製的「國王的兩個身體」概念還是康託洛維茨在這部著作中所論述的問題都與中國皇帝的帝都和皇宮建築研究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也不無啟發性的意義和對想像力的刺激：既然國王有一個可生病、會疲弱、可朽壞的「自然之體」，即他個體的肉身，另外還有一個「政治之體」，那個永遠存續、不可朽壞的政治體，那麼基本上只生存在帝都宮城裡的中國皇帝如何處理他的兩個「身體」？皇帝的身體與建築空間有什麼關係？應如何安放在私密的和公共的空間中？這個空間最基本的作用是安放、保護皇帝的「自然之體」，並且使「政治之體」能夠正常運作，需要的是安全性、權威性和有效性。因此，宮廷建築空間的設計首先要滿足的最基本要求是如何保證皇帝的人身安全與權力的有效運作。
但是，在以往的政治學研究中似乎很少關注政治權力的運作與建築空間的關係，而在建築設計研究中雖然不乏對政治權力與建築關係的關注和研究，但還是討論權力與等級的象徵、風格與美學的寓意等理論性和宏觀性的議題居多，微觀的、操作性的、感性的個案研究比較少。例如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的
《權力與建築》
（王曉剛、張秀芳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
分析了20世紀的許多著名建築、建築師、富豪、政治家以及獨裁者的事例，並從中剖析了掌權者如何利用建築空間來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如何以建築樹立自身和政權的形象、這些建築如何象徵著國家、民族、文化或時代與政治權力，如何說明「在建築中，人的自豪感、人對萬有引力的勝利和追求權力的意志都呈現出看得見的形狀。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尼採）。但是他仍然沒有論述安放「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建築的具體布局、空間的具體尺度、身體在其中行走的路線及其頻率、國王的視線與別人看國王的視線、聲音在空間中的傳播與音量、國王與其他人的發生交往、其他人與國王接觸的距離與方式、「自然身體」解決自然需求的空間與方式、「政治之體」實現權力運作的空間、接收信心和發布信息的空間渠道、貼身警衛與服務的空間與國王身體的距離……等等問題。我們還需要掌握無數的微觀細節，才能認識如何讓「國王的兩個身體」在每天刷出存在感；也只有通過這些密布於空間中的無數細節，才能認識制度化的空間如何讓臣民們能夠拿捏自如地表現出絕對忠誠。
誠如朱劍飛所說，「空間中的內外差異與制度中的高低位置彼此密切對應，空間的深度推導出政治的高度，這一空間和制度的布局包含一個金字塔結構：皇帝端坐於空間最深處的頂端……按照韓非的法家傳統和自古以來的兵家策略理論（包括『勢』等概念）構成的空間政治機器，其運作方式可與邊沁發明的圓形監獄相比」。（346頁）保持距離、維持高度，皇帝以高居於金字塔頂端所產生的權力勢能而對官員、臣民產生強烈的威懾作用和權力效應，政治權力的實體就是這樣得以建構起來。那麼，「在法家與儒家傳統的共同影響下，紫禁城宮殿既是工具主義的，也是象徵主義的」。（278頁）對於「國王的身體」來說，他的視線往往是單向度的，從內向外、從高向低，他可以任意凝視、環視和俯視，視線是實現政治監控與權力運作的重要保障，是真實意義上的「高瞻遠矚」和「明察秋毫」。
宮崎市定在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
（孫曉瑩譯，引自《東方歷史評論》）
中談到，這位皇帝的「自然身體」要到夜裡十點或十二點才入睡，早上四點以前就起床，清醒的時候完全投入到處理政事之中，這樣的生活他過了十三年。他在位的時間只有十三年，這位國王的「第一個身體」實在撐不住「第二個身體」的重壓。那麼，我們還可以追問的是，雍正帝的身體活動與空間是什麼關係？他的臣民們又是如何接近或進入他的空間？於是，宮崎市定說，獨裁君主必須儘量拉開與人民之間的距離。即使是大臣，為了謁見天子，也必須在通過皇城的第一道門「大清門」後，步行約2公裡的路程，其間共計穿過七道門；而對於普通的人民來說，無論是從垂直高度計算還是從平面距離計算，人民與天子之間都橫亙著廣闊的空間。但是，宮崎市定警告說，獨裁政治的實體無法輕易被掌握，在理念和現實之間有相當大的鴻溝，我們應當在看清實體的基礎上再進行議論，切忌以概念規定實體。在我看來，他說的這個「實體」必然要包括「國王的兩個身體」之間的關係、運作和效應。大概不會有人反對說「空間」與「政治」有密切關係，但是這種關係的真實性與複雜性卻不是大而化之的理論可以揭示出來的；說「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空間的實質是社會的產物，其實也只是常識，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從物質、精神和社會這三種層次上揭示某種特定空間的政治性。福柯提出的「權力空間」概念，觸及政治性空間的最本質關係，揭示了權力通過空間得以實體化的過程。這就恰好可以回應宮崎市定說的獨裁政治的「實體」問題。威嚴的權力美學，不可逾越的等級禮制與尊卑貴賤，在術數與堪輿中獲得認同的天人感應……這些都是空間與權力表達的基礎語法與圖式，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實體」要處理，那就是與「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實體性關聯。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皇帝之下的臣子權力大小的依據應該就是官職的高低，但是有實際的政治生活經驗的人卻都知道距離皇帝最近的人才是真正具有權力影響力的人。在紫禁城裡，有1300名宦官被分配在123個空間中，平均每個院落有16名；在內廷，則是每個院落有23名，越靠近皇帝的空間就越多宦官；這麼多的宦官各有專職，圍繞著一個中心任務：皇帝的安全與權力的運作。從古代所謂的宦官專權到現代政治學理論中的「秘書政治」，所折射的無非就是空間—距離—權力的政治學常識。
在儀式中，位置與距離也是重要的政治性指標。美國人類學家大衛·科澤在他關於政治儀式的研究中指出，儀式中的空間位置可以用來測度組織內部的權力等級，政治官員在儀式中的物理位置與其在中央權力層中的為止緊密相關，「這並非什麼稀罕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直存在著在儀式中運用位置來表達地位的做法」。他甚至認為這可以在生物遺傳學意義上見於動物行為中。
（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39頁，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在生物遺存學和動物研究的意義上看「國王的兩個身體」，很多行為都可以得到更符合自然本性的解釋。
在空間距離的背後當然還有空間性質、時間差異，與國王的「自然身體」接近的距離越近、空間的性質越私密、越是屬於私人時間，對最高權力的影響就越大。這種「權力與空間」刻意締造的首先是對皇帝的效忠，這是前現代政治權力的最高要求，是「實體」中的實體。當然，任何緊密的關係與距離都是一把雙面刃，「國王的兩個身體」之間對任何人都充滿防範。研究明清宮廷禮制的專家告訴我們，清朝皇帝召見官員的時候，為官員引路的太監挑簾以後就迅速離去，在院子裡站得遠遠的，以聽不到屋裡談話為距離。無論何時何地，制度都不允許太監旁聽皇帝與大臣之間的談話。因此清朝很成功地解決了太監幹政的歷史疑難問題，晚清李連英的故事傳說則常常造成了人們的誤解。
（參見李寶臣《禮不遠人：走近明清京師禮制文化》，118頁，中華書局，2008年）
關於紫禁城這個「牆的世界」，《中國空間策略：帝都北京 1420—1911》的描述相當精準：「牆不僅包圍著從整座城市到最小的房間和小巷的空間，而且在抽象的層面，也切割、內化和深化著空間。」因此，「牆體的使用，它們對深度空間的營造，以及它們在政治實踐中的介入，都將得到考察」。（148頁）在牆與牆之間的過道、庭院是權力運作的重要舞臺。作者在書中歸納出兩條「線路」和兩個「中心」：「儀式路線猶如朝拜的路徑，必須遙遠而曲折，從而激發人的謙卑、恭敬和崇拜心理；而功能路線，在頻繁的使用中，必須是有效的、支持或服務性的，以利實際事務的高效運行」。（163 頁）與這兩條路線相對應的是兩個中心，分別以太和殿前中心庭院與U空間為代表的「儀式中心」和「功能」中心。無論「線路」還是「中心」，兩者之中的前者都是可見的、正式的、神聖的和儀式化的，而後者又都是隱秘的、非正式的、極其世俗的和事務的，分別代表了政治的兩副面孔、一部政治權力的二重奏。
在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中，空間概念起了很大變化，列伏菲爾、吉登斯、福柯、鮑曼等人關於「現代性」、現代民族國家以及資本主義擴展等問題的研究使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不斷明朗和深化。在古代，權力在空間中的運作不僅需要體現在距離上，而且需要以對視線的屏隔、對規律的顛覆實現非透明、不確定的神秘感，使一切對皇帝權力的覬覦和入侵的野心都首先遇到認知與想像的障礙。在鮑曼的現代性與全球化研究中，也提到了幾種不同的空間形態：「易滑空間」指的是可望而不可及、路徑蜿蜒崎嶇像迷宮一樣的空間；「多刺空間」是指布滿各種防衛裝置的空間；「神經質空間」則是以巡迴檢查和遙控技術的運用監視人在空間中的所有活動。
（見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19頁，郭國良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
在古代的宮廷建築群內部，同樣具有類似的空間形態。對於「國王的兩個身體」來說，安全必須是絕對的、萬無一失的，因此從心理上說宮城空間必須被想像為一個殺機四伏的戰場：「這裡有一個想像的戰場，從內部宮殿出發，朝著四面八方，擴展到帝國的遙遠前線。在這個建築—都市—地理的空間中，每一點都是針對假想敵人的假想戰爭中的爭奪點。……各種各樣的牆的使用，空間中對深度的利用，都是極端而驚人的。這裡的運行，極端嚴密而富有戰鬥性。軍事防衛在此抗爭、控制、壓制含有危險和挑戰的因子的流動，以及自由開放的空間。紫禁城及整個帝都北京的空間軍事部署的基本邏輯，存在於對這一巨大戰場的想像之中。」（230頁） 漫步在夕陽西下的紫禁城，唯有這種想像可以激發類似欣賞好萊塢動作大片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