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小平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他的遠見卓識也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過去40年，中國的成功讓中國人民過上了好日子，也打造了一種全球性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重新走向世界中心。
中國日報李旻作圖
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即回答我們當前所處時代的重大問題：一個古老的非西方文明的復興將成為一股破壞性的力量？抑或中國與西方國家建立起一種真正的合作關係，並設計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
實際上，相較於上述兩種情形，第三種情形更有可能會出現：中國與西方國家基本實現和平共處，不時有摩擦和爭端以及諒解和協議穿插其中。
對抗場景不應被忽視
儘管出現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能完全忽視中西對峙的極端局面。
面對全球權力的再分配，西方國家的極端勢力可能會推動政府遏制中國，以維持西方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這將導致不必要的分裂，增加美中戰略對抗升級的風險。
假若中國長時間遭遇經濟困局，國內可能會有一小撮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儘管面臨挑戰，中國經濟仍然以每年超過6.5%的速度增長，同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的出現，以及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標誌著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已經邁入從數量增長向質量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期。
工業革命後，中國經歷了水深火熱的苦難，但它並沒有把責任推給旁人，而是通過自我改革重新崛起。鄧小平對改革理念的強調，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的這一特質。
中國意識到改變世界秩序的風險
任何關於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討論，都必須考慮到中國一再重申和平崛起戰略這一事實。這表明中國政府認識到重大權力重組存在的固有風險，以及中國相信自己能夠智慧地管控變革進程。
中國的目標是發揮作用，而不是佔據支配地位。中國尋求重回世界中心，不應被誤認為是對全球霸權或領導地位的軍事動員。
如果出現對抗的可能性極低，這是否意味著合作將成為未來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主基調？
共同應對一系列危機後，西方國家和中國證明了他們能夠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不過，他們發現共同威脅知道如何合作的同時，在一些安全和政治問題的解讀上也存在分歧。
具有獨特文明特徵的主權實體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是一個繼承了獨特文明特徵的主權國家。中國當代的復興，不是與過去決裂，而是在新的治理形式和古老的社會政治實踐中取得平衡。
地緣政治共存的細微差別和複雜性，最有可能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標誌。西方國家和中國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但他們保有許多共同利益，足以使其認識到對話和談判是減少分歧、擴大共識的有效工具。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開放的中國將讓全世界受益。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領導人應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催化劑。改革與開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動，開放的程度決定了改革的性質和力度。
中國遠離自滿的孤立主義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習近平主席推動提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帶領中國進一步遠離自滿的孤立主義。
上世紀50年，周恩來總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入21世紀，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共存不僅要保持和平，而且要互為催化劑。
這種互為催化劑的共存關係可以有多種形式，不過歐盟無疑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有效催化劑，中國也可能成為增強歐盟凝聚力的強大催化劑。
歐盟必須進入數字時代
數字革命正對中國社會的生態產生重大影響，一個數位化的中國邀請歐洲帶著新的雄心壯志進入數字時代。數字智能、人工智慧將創造無限的潛在價值。
在中國，一場偉大的創業革命剛剛拉開帷幕。2015年，中國每分鐘約有8家私營公司成立，每天有1.2萬家。西方和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之間的交往，必須得到支持和鼓勵，這將確保中國對外開放的持續性，並創造新的全球經濟和社會價值。
一個經歷了蛻變的、全球化的中國，可以把世界繁榮和人類發展帶向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為中歐論壇、新絲路倡議創立者戴維·戈塞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