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還在繼續，還在殺人，還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號，大夥都成了逍遙派。李曉斌/CFP
老蟄：作家
幾年前，偶然在網際網路上看到安東尼奧尼拍於1972年的電影《中國》，覺得又陌生又熟悉。在他的鏡頭中，北京荒涼破敗，像個大村落；北京人土得掉渣，加上那些大標語、政治宣傳和政治學習，真是又窮又土又左。
但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首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究其原因，安導作為一名西方遊客兼左派，懷著鄉愁，用攝影機在中國尋找一個失落的世界。而中國人民矚目的，正是他的鏡頭所省略的與他的世界趨同的地方。
不卑不亢的外交與民眾的精神溜號
話說1973年秋，北京王府井的西北角，一座嶄新的建築拔地而起（100米的方案被腰斬，只起了50米高），那是北京飯店新東樓。
之所以驚豔，是因為與大躍進時期的北京「十大建築」不同。它免除了50年代的象徵主義和60年代的因陋就簡，不誇飾也不寒酸，坦然地展示出功能主義的現代風格，充分體現了那一時期不卑不亢的外交路線。所謂「不卑不亢」，就是與別國周旋時的態度。當時需要周旋的是美歐。在多年不斷地痛罵它們後，要親熱得矜持些，就像阿慶嫂對刁德一，不能一變臉像沒事人似的。
這種不卑不亢的板框結構風格很快沿長安街蔓延開來，先是國際俱樂部、外交公寓、復興飯店（後改為燕京飯店）這類涉外建築，然後是各機關新建的禮堂、辦公大樓，一直到家裡新打的各類家具，就像一個模子裡扣出來的。新的事物還有，長安街上開始出現一些塑料玩具一樣鮮豔精緻的小汽車，混雜在老式汽車的行列裡，格外搶眼。
在那段日子裡，生活的跡象開始復甦。女孩們仍舊穿著藍灰綠色的衣服，但下擺卻故意露出花棉襖，俗稱「雙眼皮」。一種叫「糞箕子」的半高跟皮鞋取代了帶袢的圓口布鞋。如果進入那一時期的典型家庭，會看到全套自製家具，有木製扶手的沙發、酒櫃、五鬥櫥、大衣櫃……都向客人擺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它們的前身大多是公家發的舊家具。還有，在向陽的窗臺上，必定擺著一盆叫做「玻璃翠」或蟹爪蓮的植物……
運動還在繼續，還在殺人，還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號，大夥都成了逍遙派。
50年代初嬰兒高峰期的一代進入戀愛期，每逢華燈初上，戀人們沿十裡長街款款而行（上海叫「軋馬路」）。這一浪漫景觀大多是因住房緊張造成的。在街上溜達的還有回城探親的插隊知青，他們可沒那麼氣定神閒，天天提心弔膽，既要忍受家人白眼，還要隨時應對「小腳偵緝隊」帶著片兒警上門來查戶口。
文藝界西風東漸
一陣看片風颳遍了機關大院。從中央首長到普通工作人員連同家屬小孩都在看，上邊似乎有意推波助瀾，大有與民同樂的意思。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有關於這種場面逼真的再現。
看片的歷史是從批判開始的。《武訓傳》《清宮秘史》《劉少奇訪問印尼》《早春二月》《兵臨城下》等，每當觀眾看到入迷，總有畫外音大呼革命口號，以提醒你這部電影是供批判用的，就像一些出版物，在封底用小字寫著「僅供批判」。不知什麼時候，批判片成了參考片，參考片成了內部片，最後成了生活片。
內部片和生活片的範圍很寬，從日片到40年代的好萊塢，再到歐洲國家的現代片。最先開始的是一批日本電影，《日本海大海戰》《啊海軍》《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說是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但從林立果們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來看，什麼「小艦隊」「聯合艦隊」「江田島精神」，就知道人們一般是從什麼角度觀看這些電影的。
美國電影，有《春閨淚痕》《鴛夢重溫》，一水兒的四字片名，都是港臺翻譯版。還有什麼《女人比男人更兇殘》《沉默的人》等，其中鏡頭的尺度，就是用現在的標準看也很過分。不要說「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革命群眾」，就連久經考驗的老革命也被弄得血壓升高手冰涼。
記得一部惡搞革命的義大利影片《前進，前進》，講的是處於低潮期的革命黨無所事事，陷入無聊內鬥和桃色糾紛，小團夥瀕於解體。正當此時，發生了嚴重的官民對立，革命形勢一觸即發。黨人大喜過望，重新收拾傢伙踏上了輸出革命之途。在齊唱《馬賽曲》之後，黨首問：「我為什麼40歲了還在革命？」接著自問自答：「那是因為到了這個歲數，再改行幹別的已經來不及了。」同聲翻譯的效果很差，黑暗中仍能聽到稀稀落落會意的笑聲。革命的邏輯在挖苦聲中被消解掉了。其實當時中國的問題跟那位義大利黨首的問題差不多：是繼續革命，還是改行過日子？
從上至下，說與做成為兩張皮。「文藝女皇」江青也一邊指揮大批無標題音樂，一邊指示中央樂團排練貝多芬。於是人們有幸在民族宮禮 (微博)堂聆聽樂壇名宿李德倫指揮的《英雄》。在此之前，人們只能聚在某個朋友家裡拉上窗簾偷偷聽：一張膠木唱片，通過一臺手搖唱機播放，聲若遊絲，載沉載浮，怨而不怒。
西洋文藝團體紛紛登上朝拜之旅。北京愛樂人士終於有機會欣賞費城、倫敦愛樂、維也納愛樂這些世界級樂團的演出。據說自任內行的江青，還為演出曲目同尤金·奧曼迪發生過爭執。劫後餘生的文藝牛鬼暗暗額手相慶。
「革命」與「生產」的糾結
「抓革命，促生產」，這口號一般被認為是一個關聯詞組，意謂「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產」。但也有另外一些矛盾詞組，比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或者「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等。還有一種並列提法，叫做「革命生產兩不誤」。
那時的情形是，一邊批判「唯生產力論」，一邊恢復生產秩序；一邊批判「電子中心論」，一邊悄然興起一股電子熱。所謂「電子中心論」，起於陳伯達1964年的一項建議。經他調查，世界上新興的經濟強國，諸如日本、西德、南朝鮮等都是靠電子工業起家的。毛主席聽了很感興趣，為此還開過一次會。但沒人響應，認為這破壞了毛主席自己提出的「以鋼為綱」的工業路線。
陳伯達的建議無疾而終，九大後重提，仍舊沒有下文。陳伯達在《最後口述回憶》一書中說，如果毛「當時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不會去搞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批陳整風」運動中，《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這個電子中心論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弔詭的是，一邊批一邊不事聲張地搞。除了老廠，許多國營廠被改造成電子設備廠。許多街道小廠紛紛轉產，還是大煉鋼鐵的路數，土法上馬，沒條件也上。不過這回煉的不是鋼鐵，而是多晶矽和單晶矽。簡陋的廠房裡散發著刺鼻的氣味，窗玻璃被強酸咬成了毛玻璃，成品則是狗屎撅一般粗細的矽棒。
初露開放端倪
毛主席說，「這樣的運動時間不能太長了，兩三年足矣。」（《張耀祠回憶錄》）但是，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從批陳整風到批林批孔批周公，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浪接著一浪，欲罷不能。人們得知，文化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還要進行到底」。陳伯達說：運動該結束了，如果還不結束，就成了伯恩施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了。
對於林彪們來說，運動到此收穫巨豐。當時的國務院各部委，通過「支左」和軍管，第一把手幾乎都是穿軍裝的。中央委員會裡也是槍桿子林立，佔了壓倒性多數。江山打了，該坐了。夜長夢多，再不「到底」，怕還要橫生枝節。但江青一夥折騰半天，除「六廠二校」「兩報一刊」，還是兩手攥空拳，且樹敵甚多。所以，革命尚未成功，還要「進行到底」。
毛主席號召讀原著，於是有人從《共產黨宣言》裡摘出一段：「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讀原著」固然重要，但這無疑是在最高指示之外添加了一個新權威，不知有多少人就是從這裡走上了懷疑和思考之路。「四五」事件之時，廣場上就有「秦皇」「呂后」「武則天」之類的比附。
「文革」進行至此，正如《宣言》裡所說，人們「一鬨而散」。人民不信了，喊「萬歲」也開始討嫌了。除了林彪的「九一三」，最雷人的事情莫過於兩件事：一是起用中國的二號走資派，一是跟世界上最大的走資派握手。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文革」反的不就是這個嗎？蘇聯和中國的赫魯雪夫「走資」，為什麼到偉大領袖這裡就不是了呢？看來問題不在於「走資」或「走社」，而在於是誰在走。
多年以後，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問父親：「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能走得通嗎？」老夫子先聲明不贊成走資，然後說，「既然其他國家能走通，中國當然也能走通。」（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運動既無法繼續，也無法停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對於毛主席而言，「文革」的目的達到了，結局卻不是他想要的。當人們在報上看到他說「七八年又來一次」的時候，心都涼了。這個歷史循環論，也太折騰了。
美國第一任駐京聯絡處主任回國，在機場看到一份中國的報紙，頭版是打倒美帝，二版是中美友好，一點過渡都沒有，不禁又羞又惱。他哪裡明白，中國正在夢裡邊翻身呢。
改革開放從何時開始？標準答案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事實上，改革開放的端倪更早些，它就隱藏在70年代初的那段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