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年出生於德國科布倫茨，1956年他進入法國國民議會，1959—1962年間擔任財政國務秘書，1962—1966年間被時任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任命為財政部部長，帶領法國實現近三十年來首次預算平衡。1966年，他成立「獨立共和人士全國聯合會」（簡稱「獨立共和黨」），並就任首任黨主席。1969—1974年間被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任命為財政部部長。1974—1981年間擔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三任總統。1980年，德斯坦首次以法國總統身份訪華。在任期間，他為法中關係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12月3日對德斯坦的逝世表示哀悼，稱德斯坦執政的7年「改變了法國」，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推特上發文向德斯坦表示敬意，稱讚其一生努力加強歐洲國家之間的聯繫，「給法國帶來了榮譽」。卸任法國總統後，德斯坦於本世紀初主持制訂了《歐盟憲法條約》，被譽為「歐盟憲法之父」。德斯坦撰寫《歐盟憲法條約》的風格清晰明快，說服力極強，被稱為「莫泊桑式的語言」，並因此入選法蘭西學院，實現從政壇到文壇的跨界。
德斯坦生前始終關注歐盟的發展問題，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年出版的《歐羅巴計劃：歐洲拯救行動》一書中，他以歷史親歷者的視角回顧了歐洲一體化建設，同時也用批判性的眼光分析了歐盟的現狀，指出當下歐盟陷入的僵局背後的因素：1957年《羅馬條約》籤署時，成員國的數量僅有6個，如今歐盟坐擁28個成員國。成員國數量的猛增，並沒有伴隨相應的機構與制度調整。據此，他在書中提出，想要讓歐盟走出當前的死胡同，就應當重啟漸進式的一體化進程，依靠數量較少、齊頭並進的小範圍的幾個成員國，以「通過歐羅巴成員國的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催生出一個強大經濟體」為長期目標。
以下內容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歐羅巴計劃：歐洲拯救計劃》，部分內容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原作者｜[法]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摘編｜劉亞光
《歐羅巴計劃：歐洲拯救行動》，[法]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著，石露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4月。
經濟危機與信任危機：歐盟當前面臨的困局
經過長期的直線前進時代和之後混亂的曲折前進時代，歐盟現狀又是怎樣的呢？
歐盟確確實實存在：二十八個成員國，總人口高達五億零五百萬人。歐盟國內生產總值在二〇一三年達到169.5億美元，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67.2億美元，中國為93.3億美元。歐盟外貿總量（出口加進口）居世界第一。其貨幣歐元走勢穩健，發行伊始對美元比價為1.17美元，此時約合1.36美元。
歐盟確確實實存在，但卻面臨著麻煩。它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歐盟機構並沒有預測到危機的到來，應對危機的處理滯後，對包括貨幣領域在內的形勢分析也不準確。失業率高達12%，居發達國家之首。高失業率使得歐洲民眾對複雜低效的歐盟機構運作失去信心。各國民族主義傾向都有所抬頭。在競選期間，參選者總是對老百姓說：當前遇到的一切苦難都是歐盟造成的。但實際上這些問題來自成員國本國政府的失誤與無能。
如果看看歐洲議員選舉的投票參與度就可以感知民眾對歐盟的疏遠，不管成員國數量有多少，該數據始終呈持續下降趨勢，並且這一走勢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二〇一四年以後。
這種困境使外界對歐盟抱有負面的看法，把它當做「地球上的病人」。而且英語國家的大媒體也不斷將歐元貶得一文不值，更加劇了這種印象。
其實《馬斯垂克條約》的每個籤署國都心知肚明，無數評論員也爭先恐後地指出：使用共同貨幣需要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協調一致。有些理想主義者甚至宣稱，依靠各成員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這種協調自然而然就可以實現。歐盟於是就會自然地進化成一個經濟與金融共同體。鑑於在歐盟成員國中，廣義上的公共開支（其中還包括地方政府開支以及政府其他機構開支）約佔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0%，在法國甚至高達50%，所以促使成員國協調一致的工作就要從公共開支來入手。某些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人士叫囂：這意味著幹預各成員國具體預算內容。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實際上這種協調關注的是總量和赤字，以保證各國經濟總體水平與歐元相匹配。
《馬斯垂克條約》第104條C款中提到了該內容。原文是這樣表述的：「成員國應避免過度的公共赤字。歐盟委員會監督各成員國預算進展以及公共債務的數額，以便及時發現嚴重問題。」
歐盟各成員國共同籤署的一份議定書中給出了第104條C款的具體標準：預期公共赤字或實際公共赤字不超過按照市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3%；公共債務不超過按照市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60%。該議定書還在其第3條款補充道：「成員國需要快速及時以及常規性地向歐盟委員會匯報其預期與實際公共赤字以及公共債務水平。」這樣一來規定就很明確了：成員國公共財政水平應保持在與歐元的應用相匹配的規定範圍內。
遺憾的是，無論是歐盟委員會還是大部分成員國都沒有遵守這些規定。
這一內容被華麗地稱為「穩定契約」。然而在二〇〇三年德國和法國都違背了其內容，一方是為了在其深刻的社會改革中保留相當的靈活性，另一方是為了不要妨礙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就漲勢迅猛的公共支出。歐盟委員會面對這種情況，除了有氣無力地發出一點警告，根本束手無策。
公眾輿論開始對歐盟的運作甚至包括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等歐盟機構（歐洲議會除外）的能力產生了質疑。雖然召開了一次又一次的「臨時峰會」，但收效甚微，比如召集非歐元區國家來參與討論歐元問題的會議——它們拒絕伸出援助之手，又比如對那些無力實現其承諾的歐盟國家並沒有明確提出脫歐這樣的解決方案，種種因素都損害了歐盟的形象。
人們並沒有充分關注個別成員國在財政管理上的嚴重漏洞,以及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是一味把責任都歸到歐元頭上。其實歐元始終保持穩定,並維持了物價漲幅低於美國水平。經過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儘管投機機構拒不參與挽救歐元區的行動，而是讓納稅人去承受一切，但最終歐元還是成功減小了國際投機資本在那些債務問題最嚴重國家的主權債務上投機倒把的可能性。
危機的高度投機性於是顯現：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二年間，像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最脆弱的國家卻不得不發行利率高於6%的十年期國債！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儘管歐元區所有成員國的公共債務（愛爾蘭除外）都有所增加，但法國十年期國債利率基本保持在2.4%，西班牙和義大利也就略高於4%。說到歐元，儘管英語國家媒體反覆詆毀，甚至個別曾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出來發表一些添油加醋的言論，但歐元始終保持國際第二大貨幣的地位，甚至相對美元出現增值——對於出口企業來講，這增值量甚至有點太多了。
人們開始探討歐盟財政團結的話題。然而發起這一話題的主要是那些曾從經濟較弱的成員國的管理失誤中獲益的國家，開展這一討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避免自己分攤後者的損失，然而這一損失其實正來自它們當初的決定——它們好像忘記了自己當初所獲得的好處。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局面：原本把自己的財政管理得好好的國家，此時就不得不為其他人犯下的錯誤買單。由財政遊說集團掀起的這些討論不但沒有推動歐盟團結，反而讓成員國之間出現不合。
這確實是一段艱辛的歲月，經濟發展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歐盟的一貫反對者遇到了攻擊歐盟的大好時機，各國民族主義也紛紛抬頭。尤其是當各國執政黨無所作為或是行動遲緩時，都把形勢不好歸咎於歐盟，也是導致前面提到情況的原因。
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歐盟的感情漸漸冷淡也不難理解。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冷淡並沒有進一步擴大！比如在法國，只有30%的民眾支持政府的行動，而歐盟民調於二〇一四年七月公布的數據卻令人較為振奮：雖然47%的法國人認為歐盟前景悲觀，60%的法國人覺得危機最艱難時刻尚未到來，89%的法國人認為法國經濟形勢差，但是仍有63%的法國人表示覺得自己是「歐盟公民」，這個數據僅僅比歐盟成員國平均值低一個百分點，當然了，比德國低了十六個百分點！儘管危機仍在，儘管前景仍不明了，但自二〇一〇年以來人們始終保持著穩定的歐盟歸屬感！
如果從數量繁多的各種民調中仔細搜索，我們驚喜地發現，當被問及：你是否支持使用歐元這一單一貨幣的統一貨幣經濟共同體？68%的法國人都會回答Oui（法語，是。——譯註），75%的德國人都會回答（Ja德語，是。——譯註）！
解體的危險
如果在民眾面前拿不出具體可行的歐洲一體化目標，當前的歐盟體制將有可能分崩離析。這樣說並不是要嚇唬膽小的人，因為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相當高。
歐盟解體的威脅發出了幾種信號。在這裡我會提到其中四種。
首先，在上一次歐盟選舉中，投票率只有43%，並且每五個投票者中就有一人投了反歐票。民眾的這一舉動並不是排斥歐盟，而是因為歐盟機構的運作令他們感到不滿，而且在危機肆虐的五個年頭中歐盟居然毫無建樹。
第二個信號來自布魯塞爾的歐盟遊說團，它一味鼓吹擴大歐盟。歐盟各機構一開始只是為了滿足六個創始國的需要而創立的，並沒有進行必要的改革以滿足二十八個成員國的需要。一部分自以為是的多數派一味追求歐盟擴大化。儘管歐盟最大的兩個成員國表示了抗議，但近期法國曖昧地表示要進行公投，也就意味著入歐條約是有可能出臺的！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一直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追求歐盟擴大化使得整個體系越發難以駕馭，而且隨著文化差異的擴大，各國也更加追求回歸本國文化。
第三個信號最令人擔憂，即歐盟神話的幻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盟神話一直被看做是和平的頌歌，然而在最近一次公投當中，卻絲毫沒有人提起這一點。上次歐盟調查對法國年輕人投票參與度進行了分析，三十五歲以下年輕人的棄權率高達73%！歐盟神話被淡忘，失業率又居高不下，歐洲茁壯成長的一代人將有可能拋棄歐盟的計劃。
此外，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大部分歐洲媒體對報導歐盟體系的大事絲毫沒有興趣。
法德作為歐洲大陸最大的兩個國家，其緊密合作是歐洲一體化前進的基石，然而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法德之間的分歧也日漸增大。我們不應忘記，從歐洲一體化建設的萌芽直到一九九九年歐元流通，是法德兩國的領導人共同推動了一體化的每一次進步。而之所以今天兩國之間會形成差距，與其說是德國由於採取了適當的改革措施而走在了法國前面，不如說是法國由於沒有實行必要的改革而落在了德國身後。
表面上看兩國仿佛親密無間，實際上隱藏在表象背後的種種意見不合對歐盟內部的穩定造成了威脅。這些令人擔憂的信號可能使事關歐盟統一大局的計劃喪失民心。
遺憾的是，最近一次歐盟選舉並沒有為歐盟的深層問題帶來答案，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功夫來掩飾當前的困境——選舉歐盟委員會主席——這一舉措被看做是歐盟民主的進步。
電影《脫歐：無理之戰》劇照。
展望未來：拯救歐洲計劃
歐羅巴融合的新進展必須要符合當前時代發展的需要：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人口發展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極具競爭力的新興國家崛起，中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源自歐洲的傳統文化、精神以及社會價值受到衝擊。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西方國家本以為可以將這些價值觀推廣至全世界。在這樣艱巨的時代背景下，歐羅巴計劃的目標就是在歐洲的土地上創建一個強大到足以與其他大國競爭的經濟體、保持就業率以及繼續傳遞自身的文化與社會價值。
這就意味著歐洲在一體化進程中必須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因為哪怕是最大的歐盟成員國也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向著歐盟的聯邦式管理更進一步，也符合建立歐洲共同體的最初意圖。
歐羅巴計劃旨在建立一個全境貨幣、預算與稅收統一的聯盟，並最終創立共同國庫以及金融互助機制。向歐洲民眾提出的目標就是在歐洲領土上建立一個區域，任何個人和企業都可以在該區域內自由地移動、工作、生產以及投資，使用統一的貨幣、遵循統一的預算與營業稅和所得稅政策。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均衡的充滿經濟創造力的區域，拋開條塊分割，減少地區差異，讓歐洲的年輕人可以在恢復了創造力、發展與就業的大環境中充分發揮自身的能力。
看到我們提出加深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卻無視該區域政治一體化的需要，有的讀者可能會感到驚訝。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兩種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關於歐洲建設的提議眾多，真正有結果的卻沒有幾個，所以歐洲老百姓已經對此開始感到厭煩。所以我們只提一些具有實際可行性的建議。當前看來，在短期內決定歐元區政治一體化建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無論是成員國民眾還是領導人都不會接受這種建議。所以提這樣的建議很可能產生負面效果。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提議其實就像讓·莫奈從一開始就倡導的那樣：先進行一些有限範圍內的舉措，隨著這些措施的發展，把它們引入其他新領域將顯得必要且具有說服力。他最初提議的是進行煤礦和鋼鐵領域的一體化。幾年以後該計劃又擴展到所有的貿易領域，保留了原有三個機構的組織形式，形成了《羅馬條約》所提到的「共同市場」。
推進貨幣、預算與稅收一體化，並最終建立歐元區共同國庫這樣的提議，在當前不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同時隨著機構運作的發展規律，給未來的政治一體化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歐元區執委會，該機構每月舉行例會，各國元首與政府首腦出席例會。歐洲人民大會代表將起到與各國議會聯絡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或許就會有機會推進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政治一體化更加深入。
要進行經濟一體化建設，必須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從第一年開始就減少成員國之間的稅收差距，並在十五年間完成這一過程。這樣整個規劃可以在二〇三〇年實現。
如何處置歐盟的五大要素：貨幣、預算、稅收、公債以及財政互助？
貨幣統一已經實現了。《馬斯垂克條約》規定了其運作規則。前兩任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裡謝以及馬裡奧·德拉吉在任期間對其進行了出色、獨立的管理。歐洲央行的職責範圍嚴格限制在貨幣領域。宏觀經濟的重大抉擇仍屬於各成員國政府，即歐洲理事會的職能。要特別注意一點：在吸納新成員時必須格外謹慎。當前的危機顯示出輕率的加盟決定可能帶來的種種危害。立陶宛將在二〇一五年加入，波蘭加入歐元區的進程也已經進展大半，未來十年當中，除了這兩國以外，將不再吸收新成員加入。候選國加入歐元區的決定必須事先經過公投，並獲得有效多數，比如三分之二選票才可以通過。這樣民眾會意識到進行這些改變可能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對歐洲央行發行貨幣的管理也必須伴隨對歐元區國家銀行活動的嚴格調控，避免缺乏管控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全球金融投機帶來的危害——這些行為只可能對經濟的創造力和就業造成打擊，使得資源流向金融部門，而無視小企業的特殊需求。歐洲央行發揮金融調控的作用，目前正要採用的計劃也希望如此。
稅收問題會更為複雜，但它是重中之重。統一稅收可能是歐羅巴老百姓最能切身感知的變化，也可能是他們最樂意接受的舉措：統一的貨幣，統一的稅收！一旦真的實現了這一點，民眾絕不會樂意看到歷史發生倒退。
統一稅收的問題影響巨大，肯定會引發一系列批評，會有人指責這種想法根本不切實際，而且無法實現！媒體上將充斥著種種批判與不屑的聲音。然而，在當今世界很多大國中，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無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巴西，國家稅收在各地區之間是一致的。住在紐約或是洛杉磯的人交的稅一樣，住在北京或上海的人交的稅也一樣。裡約熱內盧的居民和聖保羅的居民交的稅也一樣。既然如此，為何柏林、馬德裡或那不勒斯的人卻要交不同的稅呢？要做好準備，來回應對統一稅收措施的種種指責。
電影《脫歐：無理之戰》 劇照。
反對的一個主要聲音來自以下觀點，有人出於條件反射，或是出於偏見，認定稅收領域屬於各國主權管轄範圍，因為議會之所以產生，最初的職能甚至起源就是為了就稅收問題進行投票！理論上看，這說得通，但是實踐和這種簡單的想法差距甚遠。在現代社會中，稅收的提議是在與民眾和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在稅務部門內部完成的。當議會大廳中寥寥無幾的議員就稅收問題進行討論時，代表小股利益的遊說集團的介入使得這一工作更加複雜。最終，議會的修正案否決權能夠解決麻煩。如果硬要說這是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這說法看上去更像是個藉口，而不是站得住腳的論據。此外，IFOP民調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6%的法國人贊成設立歐元區財經部長這一職位。
由於稅收被看做所謂的「國家主權」，在包括法國在內的幾個成員國中都存在稅率不合理的情況，由此引發的長期不確定因素阻礙了經濟發展。
即便遵守「主權原則」，成員國政府也可以自由選擇執行其稅收政策以實現某些目標。哪些目標？就像我們所建議的那樣，目標是讓整合後的歐元區內，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人們從業時在各國繳納的稅款是完全相同的。這一原則引發了如下思考：涉及哪些稅種？由誰來管理？由誰來決定？
哪些稅種？要想實現平等——從地理分布上看的稅收平等——就涉及除了地區性和本地稅種以外的、和收入以及財產有關的所有稅種：所得稅、增值稅、公司稅、「團結互助」稅以及遺產稅。目的不是取消這些稅種，而是要讓所有納稅人，不論他們身處歐元區內的哪個國家或地區，都繳納同樣數額的稅款。這樣就需要對稅率和稅基進行持續調整，以便實現統一稅收。要通過以下方式實現：首先要確定需要統一的稅種清單，確保其稅基一致；然後確定最終的「目標稅率」。
稅收平等可以分兩個階段實現：「前期」耗時十年，截止於二〇二五年，期間各國將比照目標稅率，分階段等分削減各國之間的稅率差距。「後期」耗時五年，截止於二〇三〇年，屆時各國都將本國稅率調整至歐盟稅率。
還需要在歐元區內統一徵稅條件以及處理稅收糾紛。該工作將繼續由各國稅務部門執行。當然各國的稅收方式與稅務文化千差萬別。在過渡期間，各國稅務部門通過講座、實習、培訓等方式加強稅務工作交流，以便在稅收實踐中實現必要的調整。
需要重申一下最終目標：確保無論人們身處歐元區內的任何國家或地區，從事任何行業，他們繳納的稅款數額都是一致的，當然，地區性或本地稅種除外。就像在世界各地的大國中那樣，不管是聯邦制國家還是中央集權國家，儘管身處不同地區，人們卻繳納同樣的稅款。這樣人們就會感受到新的自由，可以更加自在地創業、創造與開展生產。
同時，歐元區公共財政的協調自然而然會涉及成員國公共債務的問題。各國利率不同、發債條件不盡相同，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二年期間的金融危機。在馬裡奧·德拉吉領導下的歐洲央行非常明智地收購公債，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也使得想要在短期內大賺一筆的投機分子無機可乘。但二〇一三年歐元區債務持續上升，其中希臘債務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60.5%，義大利高達130%，連法國也高達91.9%！儘管負債率持續增高，十年期國債利率卻有所下降，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法國國債利率約為2.4%，義大利和西班牙為4.4%，表明人們已開始恢復信心，同時投機行為也有所收斂！
在這場財政風暴中，有人提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荒謬建議：讓各個成員國立刻分攤債務，高利率與低利率國家共同舉債。最終這些債務的利息由誰來支付？和傳統公債相比，這樣的聯合公債又能給投資者帶來什麼樣的信心？還好這個不合時宜的建議最終並未被採納。
同時另一個比較明智的想法逐漸成型：如果歐元區各國的公債水平與發債需求較為接近的話，是有可能發行歐元區聯合公債的，這樣既融合了正常財政狀態下成員國發債的需求，也能夠為這些需求帶來資金支持。這意味著歐元區財政一體化邁出了新的一步：建立歐羅巴成員國共同國庫，以便管理歐元區成員國的債務需求。
在十八世紀末，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大力推動下，美國正是通過類似的方式穩定了各州財務。
發行歐元區聯合公債，並創立歐羅巴成員國共同國庫，需要經過周密的籌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成績斐然的歐洲青年金融才俊可以貢獻出他們的力量。要確定需要發放多少公債，上限是預算審批過程中通過的赤字限度，確立發行時間表，以及利息支付相關措施。歐元區各成員國國庫的負責人將通過有效多數投票的方式（個別情況下，需要全票通過）籌備該計劃。
在實現經濟、財政與稅收同盟的過程中，我們還應當思考如何引入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團結機制，就像一九四九年的《德國基本法》規定的那樣。
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存在著財富差異，就如同在美國或中國這樣的大國裡，各省之間存在財富差異一樣。這些差異不是因為各國之間人民的勤勞程度不同，或是當地工業政策、地區社會福利政策的管理不當。其根源在於各國國情差異，發展潛力、土地肥沃程度、自然資源分布、交通便利程度、海拔、教育水平與社會福利水平等種種差異。即便採用同樣的稅收措施，政府稅收收入也會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進行適度的收入分攤。當年《德國基本法》提出「在聯邦政府內實現均衡的生活水平」，也是想要進行稅務收入分攤。
當前還不能立即在歐元區開展這樣的措施，目前歐元區還不是聯邦性質，各國經濟政策管理仍是十八個成員國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各行其道。但是採取一些初步的措施並非不可能。
隨著稅收統一，也就是說稅率與稅基的協調，各個成員國將產生不同的稅務收入：「富有」的國家比「貧窮」的國家徵得更多稅款。可以在這些國家之間進行稅務收入轉移，使得收入較低的國家也可以獲得約等於其稅收收入與其人口數量成正比情況下所可能獲得稅務收入的起碼75%。
這種財政團結舉措必須慎而又慎，但它體現了經濟與貨幣同盟的意義。聯邦制國家採取的替代解決辦法，是由中央政府負責教育、交通基礎設施、醫療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通過這種方式，也可以均衡富裕省份與貧困省份之間的稅收收入。
導語部分參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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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03/c_1126817148.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A6%E8%8E%B1%E9%87%8C%C2%B7%E5%90%89%E6%96%AF%E5%8D%A1%E5%B0%94%C2%B7%E5%BE%B7%E6%96%AF%E5%9D%A6
原文作者｜[法]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摘編|劉亞光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