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需要

2020-11-28 網易新聞

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主任劉鶴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詳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背景、內涵及其實施路徑。他還指出,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不僅是新發展格局的需要,也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需要

「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1月25日在《人民日報》刊發的署名文章《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指出。

在此之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不僅是新發展格局的需要,也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需要。他還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中,劉鶴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等六項主要任務。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三重意義

時間回到2019年6月。當時劉鶴在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用10餘張PPT闡述了中國經濟運行、金融風險處置、資本市場改革等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張PPT標題為「中國經濟再平衡持續推進」。

在這張PPT上,他將中國人均GDP、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城市化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常項目佔GDP的比重放在同一坐標系中考察。曲線圖顯示,2008年之後上述前四條曲線穩步上升,而經常項目佔GDP的比重穩步下降。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經常項目佔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高點10.1%降至2019年的1%,下降幅度明顯。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地降低。

「中國不斷落實金融危機發生後在G20會議上的承諾,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與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相比,中國經濟再平衡正在持續推進。」劉鶴在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中國正在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變化,從外需導向轉向了國內巨大市場驅動。」

在11月25日刊發的署名文章中,劉鶴表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徵,就是必須實現內部可循環,並且提供巨大國內市場和供給能力,支撐並帶動外循環。

劉鶴稱,從供求雙方看,中國具備實現內部大循環、促進內外雙循環的諸多條件,必須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勢,使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充分發揮。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可以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和增長。

其次,這是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劉鶴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大衝擊,風險加大。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須順勢而為調整經濟發展路徑。

再次,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劉鶴在文章中表示,「經過長期努力,我國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發生重大變化,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卡脖子』問題突出,結構轉換複雜性上升。解決這一矛盾,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關口,我們要主動適應變化。」

提出六項任務

關於如何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劉鶴提出了六項主要任務。

一是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劉鶴表示。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2002-2007年的46%提高至2013-2019年的58.8%,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研發投入強度尤其是基礎研究投入比重明顯不足,如我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有較大差距。

二是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劉鶴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給側,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和服務的品種、質量難以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市場需求,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實現雙循環的核心在於打通內部循環,而打通內部循環的關鍵應從供需兩端發力,實現供需互動。此外,國內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使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伍超明稱。

三是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因劉鶴擔任國務院金融委主任,市場對相關措施高度關注。

實體經濟的供、需和金融協調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重要基本問題。實體經濟的結構失衡,會給金融業發展帶來極大的風險。同樣,金融業的混亂膨脹,也必定會給實體經濟帶來風險。

劉鶴在此次解讀中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要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

中信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明明表示,近年我國金融供給總量M2、社融增速已放緩。相比於總量問題,我國金融服務供給的結構問題更為突出。如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發展不平衡,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體系尚未完全建立。

劉鶴此次指出,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改革優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創新的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對於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新增社融中企業債券佔比13.8%,同比提升1.9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佔比2.1%,同比提升1個百分點——直接融資(債券融資加股票融資)佔比合計15.9個百分點,同比提高2.9個百分點。

華泰固收首席分析師張繼強表示,「科技創新需要新的融資方式做支撐,區別於過去的間接融資,未來直接融資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四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劉鶴指出,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這個過程既創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給。要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長極。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相比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仍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意味著,圍繞推進城鎮化而展開的投資活動潛力巨大,有望繼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是內循環中拓展投資空間的重要支點。

五是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

六是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

演講原文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路徑作出的重大調整完善,是著眼於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對於我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對於促進世界經濟繁榮,都會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思想在《建議》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要深入理解、準確把握、全面貫徹。

充分認識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們遇到的諸多問題是中長期的,不少問題以前未曾經歷,需要從戰略角度深化認識和有效應對。從某種意義上說,化解挑戰就是機遇。《建議》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新發展階段、新歷史任務、新環境條件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

第一,這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經濟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也是分階段的。不同階段對應不同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技術體系和關聯方式,要求發展方式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後相當時間內,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我們發揮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抓住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充分利用國際分工機會,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發展模式,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經過長期努力,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發生重大變化,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卡脖子」問題突出,結構轉換複雜性上升。解決這一矛盾,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關口,我們要主動適應變化,努力攻堅克難,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第二,這是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新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發展,世界貿易和產業分工格局發生重大調整,國際力量對比呈現趨勢性變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市場收縮,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近年來,西方主要國家民粹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大衝擊,風險加大。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須順勢而為調整經濟發展路徑,在努力打通國際循環的同時,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增強韌性,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第三,這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徵,就是必須實現內部可循環,並且提供巨大國內市場和供給能力,支撐並帶動外循環。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發展,我國經濟快速成長,國內大循環的條件和基礎日益完善。從需求潛力看,我國已經形成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隨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不斷擴張。從供給能力看,我國儲蓄率仍然較高,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擁有1.3億戶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人才,研發能力不斷提升。從供求雙方看,我們具備實現內部大循環、促進內外雙循環的諸多條件,必須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勢,使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充分發揮。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可以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和增長。

經濟發展戰略的導向,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順應經濟全球化態勢,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取得經濟發展的重大成就。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兩次大衝擊,我們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有效應對了外部風險,推動經濟發展向國內需求主導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基於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黨中央及時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補」和「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關係。面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出現的重大變化,適應我國發展階段性新特徵,黨中央準確研判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這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遞進深化,也是我國以往發展戰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準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要以實現國民經濟體系高水平的完整性為目標,突出重點,抓住主要矛盾,著力打通堵點,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實現供求動態均衡。

深入理解新發展格局的內涵,科學指導實踐,需要把握好幾個重大關係。

第一,從供給和需求的關係看,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給側,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和服務的品種、質量難以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市場需求。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需求側管理,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始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從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係看,國內循環是基礎,兩者是統一體。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延伸,國內大循環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堅實基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依託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素,打造我國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國內大循環絕不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也不是各地區的小循環,更不可能什麼都自己做,放棄國際分工與合作。要堅持開放合作的雙循環,通過強化開放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繫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說,推動雙循環必須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第三,從深化改革和推動發展的關係看,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全面深化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我們必須運用改革思維和改革辦法,形成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掃除阻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的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社會生產力大發展。

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各地區各部門必須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找準自己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能力,制定具體的規劃、政策和措施,使新發展格局變為現實、落到實處。

(一)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揚科學家精神,鼓勵大膽探索和合理質疑,加強基礎研究、注重原始創新。要堅持問題導向,面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加強應用研究。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集中力量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要發揮我國市場優勢,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發展先進適用技術,實現技術沿著從可用到好用的路徑發展。創新驅動最終取決於人才和教育。要充分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國際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後備軍。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推動全社會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加強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在開放條件下促進科技能力提升。

(二)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著力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優先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微觀市場主體活力在優化供給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要依法平等保護產權,為企業家捕捉新需求、發展新技術、研發新產品、創造新模式提供良好環境,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擴大內需的政策支撐體系。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全面促進消費,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發展服務消費。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拓展投資空間,優化投資結構,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推進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房地產業影響投資和消費,事關民生和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租購併舉、因城施策,完善長租房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三)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改革優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創新的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對於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流通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基礎。要構建現代物流體系,完善綜合運輸大通道、綜合交通樞紐和物流網絡。要實施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行動,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和結算體系建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四)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這個過程既創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給。要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長極。城鄉區域經濟循環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方面。要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安全,將經濟發展的底盤牢牢託住。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釋放農村農民的需求。要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要推動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三大空間格局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提供優勢產品。要健全區域戰略統籌、市場一體化發展等機制,優化區域分工,深化區域合作,更好促進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共同發展。

(五)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要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更充分就業。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對於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拉動結構升級具有基礎作用。要堅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長。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準度,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支撐投資和消費。要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方針,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機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營商環境,促進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健康發展。

(六)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要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在更高水平上引進外資。要加快推進貿易創新發展,提升出口質量,擴大進口,促進經常項目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要用順暢聯通的國內國際循環,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機遇和成果。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位處「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要面向未來,主動實施新的發展戰略,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創新,牢牢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供的戰略機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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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指出,2018年,天津證監局圍繞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開展了風險防控、合規監管、現場檢查、投資者保護、服務實體經濟等五方面工作。總體上看,轄區機構風險可控,運行較為平穩,服務實體經濟作用進一步顯現,但在風險防控、合規經營、自身發展方面仍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和不足。
  • 這是劉鶴,他對中國最高領導人非常重要
    (三)需要重視的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中,劉鶴認為,金融危機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需要注意的三個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是銀行從惜貸到超量放貸現象,擴張的信貸注入大企業和政府性大項目,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尚未緩解;二是財政惜稅現象。由於稅收急劇減少,支出的壓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規模佔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對各方面要求減稅的壓力,財政和稅務部門出現了明顯的惜稅心態。在房地產界,普遍的呼籲是售房抵扣個人所得稅將有可能挽救房地產市場。
  • 深化認識金融本質和規律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冷靜分析、精準研判、領航掌舵,從維護國家安全戰略全局和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大局的高度,對金融工作尤其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科學明確「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根本實踐遵循。  這得益於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的市場化、法治化、專業化推動。
  •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國際比較
    目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應進一步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改善金融結構,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和經濟可持續增長。  一、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概念和統計口徑  我國通常將融資方式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通常指股票和債券融資,間接融資通常指銀行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