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儘管「現代化」已被多次提出，但「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一概念還是首次提到。那麼，如何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又該如何構建這一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發展瓶頸又是什麼？多位專家學者研讀黨的十九大報告之後，就相關問題向本刊一一剖析。
何謂「現代化經濟體系」？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緊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布局的內在要求，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基本途徑，也是適應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換發展動能和全面均衡發展的迫切需要，意義深遠而重大。
背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傑長向《經濟》記者表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要破解這一矛盾，就必須更高水平發展生產力、更大力度調整和完善生產關係、積極推進現代化經濟。夏傑長表示，這是我們黨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戰略目標最主要的原因。在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的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可謂是水到渠成、意義深遠。
同時，建設現代化經濟戰略體系與2020年、2035年、2050年的戰略目標一脈相承。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向《經濟》記者分析稱，經濟發展階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原來的高速增長階段，轉變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效率優先。「原來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後大家一起富，將來是人民生活都比較寬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強國的發展目標。所以隨著時代的變化，經濟體系任務肯定要發展變化。」
那麼，現代化經濟體系與此前提的市場經濟體系有何不同？現代化經濟體系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副主任蘇劍向《經濟》記者表示，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經濟體制無非就兩個，一個是計劃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現代化經濟體系無非就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做一些完善和發展、創新，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容更豐富一點。要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解決一些民生問題，解決一些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等。」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也表示認同，他向《經濟》記者分析稱，過去我們提加強市場經濟體系建設，但是在現代化經濟體系當中，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只是六個方面之一。
「過去提市場經濟體系，是國內改革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市場推動改革，適應全球化的趨勢和形勢，很大程度是借鑑外國的經驗。而在新的歷史方位下，我們已經進入小康決勝的階段，實際人民群眾的需求和要求不單是從體制上改革，而是要建設一個體系式的改革，而中國很多產業也走在世界引領者的地位，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借鑑國外的經驗了。」賈晉京說，這就需要更高的視角和全面引領建設的頂層設計。
特徵：六大方面合力實現
那麼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特徵是什麼？對於中國來說，什麼樣的經濟體系建設才是現代化的經濟體系？
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我們的經濟要轉型升級，包括經濟發展的格局將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的發展，主要的特徵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具體來看，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向《經濟》記者表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實現有六個特徵：
第一，更高效益的經濟水平和經濟增速。中國現在已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的經濟增速保持世界前列，人均收入持續增長，進入高收入階段，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全要素生產率大大提高。
第二，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方式。要以科技驅動代替要素驅動，形成以創新為引領發展第一動力的創新型國家，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與排放汙染「脫鉤」，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經濟模式。王輝耀表示，這就意味著中國將進入全面創新時代、綠色發展時代，將成為包括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國家、智慧社會等在內的創新型國家。
第三，更平衡的區域和城鄉發展格局。國家戰略規劃、跨地區戰略規劃、區域性戰略規劃銜接有序、配合有效。王輝耀認為，這就意味著區域協調發展機制更加成熟，生產要素的配置和流動更為有效，跨地區的轉移和互助機制逐步成型，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具有較高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完善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融合的城鄉發展體制、現代化的農業科學技術，農村居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同步增長，並較快提高。
第四，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王輝耀表示，並非西方當代的市場經濟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主要特徵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市場和政府的「兩隻手」都要起作用，這是中國發展的優勢所在。「更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包括更具活力的市場調節機制、更具競爭力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務體系以及更加安全有效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協調機制。」
第五，更全面的對外開放。我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需要進一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成為貿易強國、對外投資強國，具備一批全球貿易中心、研發中心，以及面向全球的創新合作、產能合作、服務合作、投融資合作網絡。
第六，更完善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空間布局結構和協調程度。現代化產業體系，在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語境下，是指要全面構建比較穩固的現代農業基礎、比較發達的製造業，尤其是高級裝備製造業以及門類齊全、迅速發展的現代服務業，總體要求是技術進步在發展中的貢獻份額不斷得到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不斷得到增強。建立這樣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物質基礎。進一步建設現代化空間布局結構和協調程度，打造國土資源利用效率較高、要素密集程度較大、生態容量適度、城市群落連綿、區域發展差距較小的生產力布局結構。
內涵：三個轉變提質增效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經濟增長的核心是質量和效益，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就是要從過去追求量的增長轉向質量和效益的增長，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最終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這主要依靠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高質量增長的具體要求，就是要實現三個轉變，即質量轉變、效率轉變、動力轉變。」天津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叢屹向《經濟》記者表示，其實這就是對現代化經濟體系最精準的一個解讀。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王小廣向《經濟》記者表示，現代化體系的內涵就是動力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和經濟體制。「其中動力體系包括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三大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現代產業體系要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經濟體制要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
目標：「兩個一百年」
那麼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最終目標和落腳點是什麼？如果設一個時間節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何時能完成？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十九大報告裡所提到的兩步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向《經濟》記者分析稱，第一步是到2035年實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步是到2050年，把中國建成一個富強民主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賈晉京看來，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個更大的藍圖，2035年、205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節點，也是建設和完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間軸。
現代化經濟體系瞄準的是「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向《經濟》記者表示，我們要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針對這「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必須要構建一個新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不同於以往的經濟體系。
在他看來，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最終的落腳點，就是要把中國從一個經濟大國引領到一個經濟強國上來。「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一個方面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撐，必須能夠佔住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另一方面，我們作為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需要把實體經濟做強，尤其是要把製造業做大做強，一個強大的製造業是我們大國的立國之本。」
那麼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最終的效果會是什麼樣的？趙晉平用一組數據做了回答。
「第一，中國在2027年左右，也就是花1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的經濟總量有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第二，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大概是在8000美元，按照現在國際組織的標準，還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的範圍內，再過10年左右，中國的人均GDP有可能達到1.3萬美元，可以實現高收入國家的一個下限水平；第三，在創新能力方面，大概在2030年左右，中國創新投入總量會進入名列前五位的創新型國家的行列，而且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也會明顯地提升；第四，再過5到10年，我們會由現在的製造業大國邁向製造業強國，2025年在一定意義上為中國的製造業轉型升級繪製一個中長期的藍圖；第五，從中國未來一個階段的發展來看，城市化率會逐步提升，對緩解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估計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率可能會上升到70%左右，有大量的農村的勞動力，尤其是一些過剩勞動力會逐步轉向城市。」趙晉平預計，未來5到10年，中國有可能不僅是貨物貿易，也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貿易國家。
如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十九大報告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指明了清晰的方向，並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具體部署。
路徑：從五個方面發力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打造、構造、構建，最核心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在科技創新方面，如何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要把整個現代化創新體系構建起來，與我們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相匹配，成為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關鍵的支撐；另一方面是經濟轉型升級，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產業結構比較滯後，產業的先進性還不夠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們要提升產業結構的層次，尤其是要把先進位造業的水平提高，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
從具體的操作手段上，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告訴《經濟》記者，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可從以下幾方面發力：
第一，以實體經濟為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推動製造業、基礎設施產業升級。
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加快發展先進位造業，推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還要形成若干世界級先進位造業集群，加快形成新的現代產業優勢。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注重投資的整體收益、長期回報與外部效益結合。
王輝耀說，要進一步推動製造業向「高端智能化」轉型。中國製造業日益發展壯大，自2010年起已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是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製造業的「大而不強」仍是亟須突破的瓶頸。產品附加值低、生產成本高、研發投入和人才供給不足是製造業向「高端智能化」轉型難的主要原因。由此，不僅企業要加速搶佔新技術藍海、創新投資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戰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導境外合作、構建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完善教育結構引進高端人才。
第二，要完善區域發展機制，促進東西部、城鄉區域協調、協同、共同發展。
在區域產業協調發展方面，東部地區要加快推動產業升級，打造全球先進位造業基地，引領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高地；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則有序承接產業轉移，發展產業集群，使我國產業發展展現全面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王輝耀表示，在城鄉一體化方面，重點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水平，形成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進一步放開農村宅基地流轉限制，實現農村閒置宅基地的集約利用，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城鄉雙向流動，擴大內需，激發下一個十年人口紅利的釋放，形成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新格局。
第三，要加快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和人才機制建設。
進一步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提高科技的持續創新能力。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從而實現科技對國民經濟發展各重要領域的全方位戰略支撐。
王輝耀特別提出，要加強人才機制創新建設。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要推進人才管理體制改革，改進人才培養支持機制，完善人才創新創業激勵機制，健全人才順暢流動機制，從而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機制。
同時，重視移民和華人華僑的作用。全球化的人才流動，同時也帶動了日益顯著的大規模國際人才流動現象。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領軍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促進科技成果加快轉化。我國應積極探索技術移民事業，加強引進國外智力。加大引進國外智力力度，需要積極探索技術移民事業。探索技術移民事業，要認真規劃技術移民工作格局，健全技術移民管理體制，推動政府部門技術移民治理的法治化和服務化，儘快推進技術移民立法工作。此外，應進一步加強引進國際人才頂層設計的落實工作，設立專門的國際人才管理機構；進一步加強城市軟實力建設，從自然環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方面提升區域國際人才競爭力水平；建立國際人才合作組織，打造國際人才協調服務專業平臺。
最後，重視留學生群體，挖掘「走出去」和「來華」留學生紅利。隨著「一帶一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推進，留學人員發揮的「紅利」也正在凸顯。應加強對海外留學學生的服務，統籌整合外事部門力量，加快建設並整合出國留學資料庫，加強與留學生的聯絡；優化留學人員回國創新創業的政策環境；提高我國護照的含金量和國內的認可度。
第四，進一步提升中國企業「走出去」質量，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經過近40年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CCG《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1830億美元，同比增長44%，位居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連續兩年進入資本淨輸出國行列。據CCG數據統計，2016年中國企業對美投資156起，投資總金額達850.16億美元，再次超過美國對華投資。
此外，中國財政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石英華補充道，現代化的經濟體系的建設有賴於更加優化的體制環境。
第五，建設更優的體制環境，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石英華說，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釐清政府權力邊界,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府部門「瘦身」，政府要注重從宏觀角度為企業創造健康運行的良性環境和合理機制，通過制度來引導企業的行為，發揮好政府的市場維護、市場引導、市場培育等方面的作用，真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與有效配置的障礙，向市場和社會放權，激發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發展與創新活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市場主體對未來發展的信心，穩定市場主體投資和創新的預期。
注意：三對關係五種平衡
通過專家的闡述不難發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決勝「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改革在推進的過程中也要釐清三對關係，實現五種平衡。
「十九大報告裡面提出了六個方面，實際包含著三對關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表示，第一是存量與增量的關係，過去在市場經濟時，從十四大到十八大連續幾次討論效益與質量的關係，但現在質量與效益問題已經超越了，此時不是這個變量關係的問題，而是存量與增量的關係，就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升級傳統動能要靠創新驅動；第二是點和面的關係。過去總追求高速發展，靠經濟增長點來帶動，但現在既要有高速發展的點，同時這個點還要擴散成面，比如區域平衡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第三是內和外的關係，國內還是繼續深化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對外要打造全方位新格局，這個格局目前已經從全球化的參與者變成全球化的引領者了。
在認清這三對關係的同時，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注意五個方面的平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向《經濟》記者表示，第一要講究經濟和生態的平衡，解決GDP增長的同時，也要保護好環境，真正實現所謂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效果。同時也要保證必要的就業率、增長量和貿易金融等各方面的增長。保持經濟和生態的平衡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一個總體要求。
第二，要保持所謂的效率和質量平衡，一方面我們要追求經濟的發展速度，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追求經濟的質量。
第三，要追求結構和速度的平衡，一方面我們要保持一定增長的前進步伐，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保持結構的均衡，解決城鄉、地區、城市裡面的貧富結構性問題。同時要保持三個產業即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結構平衡，也要保持投資消費之間的平衡。
第四，要保持國內和國外之間的平衡，一方面我們要解決國內的很多問題，第二方面也要解決為全世界作出貢獻之間的平衡。
第五，要保持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平衡，一方面我們要通過金融財政的槓桿推進實體經濟的繼續發展，保證金融和財政的槓桿服務於實體經濟，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推進金融強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哪些瓶頸亟待突破？
我們特別重視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因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經濟建設仍然是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儘管我國處於「強起來、站起來」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也不同以往，但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仍道阻且長。
「放管服」是個難點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實現強國目標最核心的內容，也是我們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客觀要求。」天津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叢屹告訴《經濟》記者，「放管服」是一個難點，其實「放管服」改革最大的問題就在體制轉換上，政府的決策到底怎麼變，政府的審批權如何真正放開，下放到位，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體制和機制轉換的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放管服」影響的是營商環境。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傑長表示，我們目前最值得關注的短板是「營商環境」。根據世界銀行近五年來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國的營商環境質量雖逐年改善，全球綜合排名穩步上升，近五年的數據顯示，約200個被調查國家中，中國已從96名（2014年）上升至78名，跟自己比進步幅度明顯。但是，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甚至跟一些新興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們需要把改善營商環境、推動「放管服」改革、培育企業家精神當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的「軟環境」。
「營商環境在企業成長、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良好的經營環境對激發企業活力，促進經濟持續增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夏傑長表示，我們雖然已經具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但現代化經濟體系畢竟是一個浩瀚的系統工程，前行的道路上充滿著挑戰和困難。比如經濟和民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還很凸顯，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還不高，企業創新能力還不強，實體經濟面臨著多重擠壓，社會資本活力不夠，金融風險和金融監管存在不少隱患，脫貧攻堅任務仍然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依然較大，部分地區離「現代化」標準相距甚遠，有些困難地區甚至在一定時期出現了嚴重「塌陷」。
另外，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王小廣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深化，三去二降一補效果不明顯；國企改革、國企殭屍企業也沒有解決；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打破行政壟斷，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還沒有完全理順，簡政放權還待解決。
基礎設施問題、鄉村環境問題、教育問題都是非常棘手且要解決的問題。在區域問題上形勢還算良好，因為我們三大區域戰略，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一帶一路加上過去的四個格局發展得都不錯。
「具體來說，從我們現在面臨經濟社會整體的邏輯角度看，地區間、城鄉間、個人間發展的差距還是比較大，並且是不平衡、不協調的。區域、城鄉發展不協調，需要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完善。」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說。
老百姓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需要，民主、法制、自由、安全、生態還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也是一個考驗。「前兩年我們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改革，現在供給質量提高起來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到位了，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和十九大的總結，仍有1500項措施還要落地生效，發揮作用，這是體制的問題。」牛犁說。
創新量與質不同步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表示，我們追求各方平衡的背後，就體現出我們目前的挑戰。比如第一個平衡是講究經濟和環境之間的平衡，說明我們目前面臨著生態的危機，這本身就不夠現代經濟；第二個是結構失衡，各方面無論是貧富懸殊，還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結構等，都沒有達到均衡；第三個是國內國外之間面臨的各方面挑戰；第四個是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可能沒有到位。
「在創新方面，我們問題更多。」王小廣認為，雖然我們專利很多，但是都不是原創性的，都是底層技術的創新，數量夠了，質量還要很大的提高。「我們的創新體系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十一五強調自主創新，十二五強調創新驅動，十三五把創新發展理念放在第一位，過去我們談原始創新、基本創新、吸收消化創新，到了十九大以後，我們覺得中國要加大搞原始創新，在基層創新上，對重大的技術進行突破，這些都是新要求，而我們目前差距還很大。」
我們現在發展到了靠創新驅動的階段，而恰恰我們的創新能力還不強，創新效率還不高。我們的世界品牌很少，雖然強調要走在產業高端的部分，但製造業還處於中低端。
「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創新是最核心的，政府要搞基礎性的創新，因為企業動作大還賺不到錢，所以帶有共性的技術政府要投入，商業化的技術由企業完成，這個戰略要落實，才能建設創新型國家。」牛犁說，建設經濟體系需要一個全開放的格局，我們在普通的商品、製造業領域已經開放，但在服務領域，我們的開放力量還不夠，在文化、體育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我們建立自貿港、自貿區，服務領域會形成全新的格局，這需要我們積極推動。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也表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除了科技的創新，就是要把我們以製造業為代表的整個實體經濟做大做強，一方面要提升它的科技含量，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它的競爭力、附加值。這兩個方面應該也是我們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當中的兩個難點，尤其是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需要一定的時間。
「走出去」問題多
叢屹表示，要從經濟大國成為經濟強國，就要走出去，比如鐵礦石、棕櫚油、石油等我們都依賴外部的資源支撐，沒有支撐自己發展所需的資源體系，又如何發展呢？「任何一個經濟強國都應該是一個海外投資大國，我們的海外投資剛興起還不成功，而『一帶一路』則是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點，是必須要實現的目標，其中的風險和阻力不小，必須要有充分的預估。」
「目前改革開放行至中流，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著很多問題。」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表示。
第一，「一帶一路」初期，海外投資風險顯現，即外資準入門檻高、設置投資隱形壁壘等。企業應當建立國際化管理模式、加強企業間戰略合作、增強形象與品牌戰略；政府應儘快制定「一帶一路」投資總規劃、提高企業國際化水平、做好風險評估應對、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另外，建議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相關金融機構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深化前行。
第二，企業「走出去」的合規性隱憂。「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輕視盡職調查、投資情緒過熱、東道國保護主義、服務機構國際化水平低等，是導致「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合規性風險突出的主要原因。企業方面應增強法律意識，注重監管信息和相關法律政策、樹立正確的投資觀念；政府方面需加強海外投資立法、增強國家間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業協會方面要「走出去」、積極構建國際化團隊、成立相關專業委員會擴大國內外交流，提升對外法務的服務能力。
第三，跨境電商初「出海」，多方面問題開始凸顯。傳統銷售方式不適應、物流清關報稅體系不成熟、售後體驗難保證、監管問題突出是跨境電商初「出海」，海外發展困難多的主要原因。企業方面要不斷健全供應鏈體系、完善售後服務和用戶體驗、加強商家審核監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電子支付體系、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制定跨境電商國際經貿規則；另外，海關總署等相關部門需聯手，為跨境電子開闢綠色通道。
第四，產業園區海外發展困難多，出現空心化。目前來看，境外產業園區多以民營企業為主，園區規劃不合理，落戶項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國企等有集聚效應的項目。企業需對接東道國發展戰略、多元融資精細招商、培養園區人才、樹立企業責任、尊重當地習俗；政府方面要建立產業園區工作組、完善服務體系、建立戰略示範園區、加強人才培養。
第五，中小企業對外投資融資瓶頸。金融市場不成熟、信用體系不健全、企業申貸門檻高、信息不對稱等是海外發展的中小企業面臨融資瓶頸的主要原因。企業方面需拓寬融資渠道、提高擔保貸款額度、構建信用強企；政府方面需要發展金融機構海外布局、與國際金融機構交流合作、增強融資服務作用；另外，相關金融機構也要創新金融工具和融資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機構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