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八年，李贄《說書》、《焚書》和《藏書》的部分論著相繼在麻城刊行。《焚書》是李贄的主要著作之一，收錄了他萬曆十八年之前所寫的書信、雜述、史論、詩歌等，其中就包括和耿定向論爭期間的書信等內容。李贄在《焚書自序》中說：夫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謂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殺，是可懼也。然餘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則知我者或庶幾乎！餘幸其庶幾也，故刻之。
李贄之所以不顧「逆耳者必殺」的危險，依然選擇在論敵耿定向告退之後在麻城刻行，是因為此書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且「頗切近世學者膏盲」，能夠「入人之心」，對社會人心大有裨益。果然，《焚書》的刊行在當地，尤其是李贄友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楊起元(1547～1599，號復所)寫信其師周柳塘，贊道：起聞之：大開眼人，一咳欺一唾皆是神解，乃至所居一莖一塊皆是丹頭，今老師倘有所聞於此老，願不惜示。幸甚，幸甚!
耿定向於去年冬天告退，本年三月到達黃安家中。六月，他看到公開刻行的《焚書》，十分惱火，說是「聞謗」。《觀生紀》載：「萬曆十八年庚寅，我生六十七歲。……六月聞謗，作《求儆書》，蔡弘甫序梓之，以告同志。」所謂「聞謗」、「謗書」，均指李贄萬曆十八年刊出的《焚書》。「謗書」之說一出，麻城很快上演了驅逐李贄的事件，對李贄以後的生活和命運產生了很大影響。這裡有一個問題，耿定向為什麼看到《焚書》後如此氣急敗壞？按理說，李贄與耿定向的書信、彼此觀點的不同和互相指責，耿定向早已心知肚明，對李贄因思想學術的不同乃至對立而提出的辯難，在今存《與李卓吾》七通書信以及別的一些文章中作了具體回應，這些文章從未指控李贄的論說是什麼誹謗。而我們從耿定向看到《焚書》後寫的《求儆書》及《求儆書後》兩篇文章，卻看到滿篇都是激憤之語，如《求儆書》說：「予茲不免惡聲」「諸所詆誣，羞置一喙」「餘初省致詬之由」等。
那麼，耿定向究竟在什麼含義上稱《焚書》為「謗書」「誣詆」「揭垢」？學者鄔國平在分析了李贄和耿定向論爭的代表作《答耿司寇》後，認為這篇長達萬言的書信，不是單一信件，而是作於萬曆十四年到十六年的七封書信的集合，李贄在《焚書》刻行時對這些信件作了「集束化」處理。耿定向用「謗書」一詞，「實際是指《焚書》一書中毀損他個人形象和聲譽的激烈譏誚之辭，並非泛指李贄對耿定向堅持的儒家思想學說或道學所展開的批評或抨擊」。耿定向尤其惱恨的，是李贄針對耿定向個人道德品格特別是針對他與個人家事有關的言行所作的一系列尖銳譏誚。
李贄在與耿定向激烈論爭過程中，在難以平靜的情緒支配下，對耿定向數惡揭短，抖爆內幕。李贄語言犀利，且對耿定向其人其事看得透徹，故句句都擊中對方痛處，令其毫無還手之力。但此類言語，關乎耿定向名譽、隱私，作為私人通信直接交流本無不可，然而李贄將之公之於眾，卻足以損害耿定向社會聲譽，令素以「扶世立教」、「繼往開來」自任的耿定向顏面盡失。所以難怪耿定向讀到《焚書》之後，反應極其強烈，對李贄惱恨之極，作《求儆書》和《求儆書後》痛斥李贄，並為自己辯白。
平心而論，李贄所言當屬實情，但以此種方式揭人痛處，實在是不夠厚道。耿定向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譽，也不得不指其為「誹謗」、「誣詆」，所謂「夫揭詬乃近俗薄惡之極，市井無賴者所為」云云，也不無道理。連李贄好友焦竑也對他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焦竑在《耿天台行狀》雖隻字未提論爭之事，但在文章結尾卻寫道：「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為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唇吻，雖浮妄不根，眾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
耿定向及其弟子對《焚書》的不滿和指控，還有一個原因是書中李贄對「假道學」的抨擊。李贄書中多處提到了陽談道德學問、陰為富貴名利的「假道學」面目，而其中影射最多的就是耿定向了。如：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指何心隱和張江陵）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焚書》的刻行，使得李贄和耿定向的論爭公之於眾，假道學的虛偽面目也被揭露得淋漓盡致。
李贄慷慨激昂的文字、詭異的思想，宛如一顆重磅炸彈，在晚明思想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士人讀到此書，無不驚異，有讚嘆的，有驚駭的，有畏懼的。耿定向出於為自己辯白，對自己的批評也更加嚴厲；耿定向弟子為維護乃師名譽，也對李贄大加攻擊。耿李二人的論爭發展到了兩人難以控制的局面。當地統治者害怕李贄的言行危及自身地位，開始對李贄進行驅逐、迫害。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多認為李贄遭驅逐、遭迫害，是耿定向所為，如林海權說「耿定向又勾結官府，驅逐李贄」，但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李贄本人和當時好友都沒有說是耿定向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