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王紹光教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採訪的訪談稿。改編自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2009）中文版序。
問：王教授，請談談你在文革時候的經歷。
王紹光：1966年，文革爆發，我十二歲。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時，我還在武漢市三元裡小學五年級畢業班。當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我已進入武漢市實驗學校讀初一。這使我有機會親身投入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在這種豪氣沖天的口號激勵下，我打起背包，與幾個小夥伴到首都北京串聯。在北京期間，我們沒去頤和園等名勝景點遊玩，而是認認真真地花了不少時間在街頭抄大字報，「取」革命之「經」。
從北京返回武漢已是秋天，學校裡成立很多組織。我申請參加「紅衛兵」，但也許是因為成份不夠「過硬」，沒被批准。正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總站」招兵買馬，我就入了他們的夥。同時，還跑到武漢二中參加了一個名為「國際紅衛兵」的組織。但那時畢竟只是個初一的小男生，沒人把我當回事。
為了過「革命」的癮，我和幾個小夥伴回到三元裡小學，弄到油印機、鋼板、蠟紙和紙張；然後又到已被「砸爛」的市委大樓佔了一間辦公室。於是我們自己的「武漢市毛澤東思想小八路」誕生了，隔幾天我們就刻印一批傳單。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在鬧市區向人群撒出傳單那種感覺。看到人們紛紛搶那從天而落、五顏六色的傳單時，我著實過了把電影中那種革命工作者的癮。
不過好景不長，家長們很快發現了我們早出晚歸的秘密，加上他們此時自身難保，於是我們被趕回了家。
問：對此後武漢地區的文革，你有什麼見聞？
王紹光：此後兩年中，武漢文革高潮迭起，「二八聲明」、百萬雄師、1967年6、7月的大規模武鬥、「七二零事件」、大聯合、三結合、鋼新之爭、成立各級革委會、1968年夏天的搶槍和武鬥？這一切令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眼花繚亂。我既是這些事件的觀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者。
1973–1976年，武漢文革派系鬥爭的戰火重燃。那時，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學任教。每天下班之後，我都會騎著自行車趕赴大字報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勝路、航空路等地，打聽最新進展。這幾年留下的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日後也成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問：那麼你為何會走上研究文革的學術道路？
王：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同月，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這樣，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北大畢業後，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
1985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下一步就是寫博士論文了。寫什麼呢？出國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為主攻方向，但在美國待了幾年後，卻覺得用學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國政治更有意思。於是，我馬上想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以毛澤東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學中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偉人史觀」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麼會投身文革？群眾為什麼會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麼特點？這些便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問：你是用什麼方法來研究群眾的行為呢？
王紹光 ：我決定以一個城市作為分析單位。這個城市當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漢。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於1986年返回武漢。在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我足足蹲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圖書館休息，我就在附近轉轉，思考問題。圖書館沒有文革小報目錄，館員們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報，他們拿出什麼，我就看什麼。館裡規定不許複印，找到有用的資料，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在筆記本上。
之後，我將重點放到了人物專訪上。幾個月裡，共採訪八十多人，包括武漢文革時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人物專訪讓我了解到不少文字資料所無法提供的內情。
最後論文寫成。我要達到的目的有二：一是系統地論證我對文革的解釋；二是替武漢寫一部地方文革史。
問：你的論文提出了什麼新的學術見解？
王紹光：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這個解釋基於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幾乎是可以預測的。我當然並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分不開。用韋伯（Max Weber）的說法，毛澤東屬於那種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
問題在於，韋伯也好，其他學者也好，當談到超凡領袖現象時，他們似乎都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必然會喪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參與者並不是這樣。如果他們真是完全喪失了自我，只會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進程決不會亂到連「偉大領袖」也難以駕馭的地步。我自己的觀察以及對幾十人的訪談都證明，文革參與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理性。
文革這個個案說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語錄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除了論證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以外，我還試圖解開一個理論上的疑團。熟悉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朋友們都知道，理性的人並不一定會因為具有共同利益而參加集體行動，他們更可能採取「搭便車」（free-riding）策略。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說文革參與者真是理性的話，就必須解釋文革中的種種集體行動為什麼會發生。通過對比各種「理性選擇」理論和深入分析文革這個實例，我發現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難以解釋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只有將理性的假設條件有限度地放寬，才能比較好地解釋群眾為什麼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捲入派性鬥爭、在什麼條件下訴諸武力、何時退出運動。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