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雜誌
2021年中國經濟展望
在消費和製造業投資等內生動力支持下，中國經濟增長率有望從今年的2.3％躍升至明年的9％，徹底走出疫情影響，拉動全球復甦。隨著明年二季度通脹溫和復甦，政策刺激將順勢退出，預計社融增速和廣義財政赤字將比今年回落，宏觀槓桿率企穩
圖/法新
文 | 邢自強
2020年，中國經濟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率先復甦，供給恢復快，建築施工和出口兩大板塊強勁復甦，總產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2021年，將是經濟復甦的下半場，內生動力如私人消費和製造業投資將成為主要引擎，推動經濟活動回到疫情前的增長軌跡，完全彌補疫情對於經濟增長的短期衝擊。GDP增速將在2021年升至9％，伴隨政策刺激退出，2022年中國經濟則將回落至5.4％左右的潛在增速水平。
消費重拾動力。筆者預計私人消費實際增速將從今年的-1％躍升至明年的12％，有望抬升GDP增速6.7個百分點，主要來自於就業好轉、額外儲蓄釋放和線下聚集消費行為恢復。
首先，預防性儲蓄有望部分釋放。今年下半年以來製造業和建築業快速恢復，居民工資依然取得了一定增長（3.9％）。但由於疫情對消費心理的影響，居民傾向於持幣儲蓄，未雨綢繆，前三季度家庭儲蓄率擴大到了37％，遠高於正常年份的32％。額外儲蓄資金規模達到了居民一年消費額的5.6％。隨著國內疫情維持穩定可控，其對消費者的心理影響逐步消除，這部分過剩儲蓄將有望在2021年釋放。
其次，就業形勢逐步改善，服務業的就業有望在明年回到疫情前水平。新冠疫情屬於外生性衝擊，而非內生性經濟失衡，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仍屬短期可控範疇。此外，伴隨強勁的出口，製造業也會對相關服務業就業帶來溢出效應。調查失業率已由2月的6.2％回落至10月的5.3％，外出農民工就業數量也於三季度末反彈至1.8億，比疫情高峰期的1.23億改善顯著。摩根史坦利跟蹤的在線招聘平臺的招聘數量，也在下半年漸漸回到正增長。
第三，線下聚集類行業回歸常態。今年消費復甦呈現冰火兩重天，汽車、手機、線上消費等恢復較好，而線下娛樂、旅遊以及個人服務消費仍徘徊在疫情前水平之下。但鑑於病毒檢測及追蹤手段愈發純熟，二次疫情風險可控。6月以來在北京、大連以及青島依次發生的新冠病例情況，出行等活動的恢復時間越來越快，對於實體經濟和生活狀態的影響大幅降低。此外，如果疫苗研發順利，接種範圍有望從明年二季度開始擴大，為線下經濟的密集接觸性行業，如體育、旅遊、個人護理等，注入強心劑。
製造業投資動能復甦。明年另一個內生驅動力為製造業投資。從基本面上來看，出口增長是製造業投資的領先指標。在本輪疫情中，中國製造和產業鏈的競爭優勢凸顯，全球訂單紛紛轉移至中國，出口保持強勁，從而帶動企業投資意願轉強。從政策面上看，貿易摩擦風險是過去兩年企業產能投資的心頭之患，但美國大選之後，拜登的班底對於關稅戰更趨謹慎，再疊加RCEP的籤署彰顯區域一體化仍有深化空間，有望部分對衝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全球需求復甦和貿易摩擦風險降低，預計帶動製造業投資修復，設備更新換代需求將得到釋放，特別是5G應用、工業網際網路和工業自動化。
內生動力修復，給政策逐步正常化帶來空間。預計明年財政赤字安排會比今年減小，銀行信貸增速可能回歸常態；房地產在融資新規之下將適度降溫，政府土地收入亦有所減緩。因此，對於資產市場而言，不管是地產還是證券市場，「超額流動性」將在2021年逐步退潮，基本面因素更為重要。
2020年回顧
回首2020年的兩大議題：全球產業鏈是否會從中國搬遷和人民幣幣值與資產前景，筆者曾提出了一些與市場不同的聲音，年末盤點，有助於把握來年的發展主線：
無需過慮「產業鏈搬遷、去中國化」：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市場高度擔心全球產業鏈搬遷、去中國化，筆者卻在4月初發布分析：產業鏈搬遷可能被後延甚至更不必要，因為中國相對於其他市場的優勢盡顯——供應鏈全面完整、產業組織靈活、本地消費市場大，且還有進一步開放的空間。此輪疫情作為一項全球壓力測試，中國率先通過，其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可能不降反升。
這一分析在當時屬於少數派，但此後大半年，中國製造業訂單強勢復甦，出口不斷超預期，在全球的市場份額持續上升；RCEP深化區域一體化的自貿協定也得到籤署，強化了中國的亞洲產業鏈中心地位。
從長期而言，部分企業逐步採取多元化產業鏈的舉措，產業鏈多元化也將是一場長期慢動作，中國有空間可對衝，這就是通過城市化改革和數字基建，發掘內部潛力，同時加大對外開放，吸引跨國企業「在中國，為中國」。
人民幣國際化走上快車道：因為貿易摩擦、地緣政治風險不斷，今年市場也高度擔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幣值，筆者在9月初的研究中指出，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正邁向快車道，在各種地緣政治噪音之外，全球對於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將不斷上升。
首先，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以及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突出了人民幣國際化對於保障中國資本流入、減少融資風險，實現國際國內經濟雙循環的重要性。面對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領域的主導地位，中國未雨綢繆，以保證資本流動的暢通性，減少國際融資和支付風險。
其次，在當前世界多極化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推動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也面臨著更好機遇。主要發達經濟體採取的空前刺激政策易放難收，譬如美聯儲極低利率和寬鬆環境可能維繫至2023年。在超低利率的環境下，中國當前保持了常態化的貨幣政策，人民幣主權資產的收益率明顯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這對於長線投資者和外匯儲備管理者頗具吸引力，也為人民幣資產的進一步國際化提供了良機。
決策層已明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第一，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以資本市場改革吸引外國投資。第二，通過國內改革提升生產率，為投資者創造回報機會。第三，通過匯率逐步市場化以及在涉外交易中鼓勵人民幣結算，來拓展人民幣的使用範圍。第四，為妥善應對資本流入流出的波動性，監管層對居民和非居民、長期投資者和短線投資者，做出比較明確的監管區分，提早出臺更加透明的監管法規。
以上的改革路線圖如能繼續實施，人民幣資產對於全球長線投資者的吸引力將不斷增強，筆者在《人民幣國際化藍皮書》中預測，2021年－2030年，中國年均資本淨流入將可能達到2000億－3000億美元，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將在疫情後的多極世界邁向快車道，最終促使全球貨幣體系趨於多元化，預計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比例有望於2030年達到5％－10％之間，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也為中國在人口老齡化、儲蓄下降的挑戰下實現新型城市化、產業鏈自主升級提供堅實的資金與貨幣保障。
（作者為摩根史坦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編輯：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