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娛樂產業近年來發展迅猛。本土娛樂內容受到歡迎，觀眾與市場邊界逐漸清晰，「內地娛樂圈」（簡稱內娛）的概念橫空問世。熱衷內地娛樂的粉絲，被稱作內娛粉絲或內娛飯圈[1]。
有趣的是，內娛並非外界貼上的標籤，而是粉絲自創的概念，因而表達出一定的自我認同。內娛熱鬧也荒誕——事無大小都佔據網絡熱搜，牽引著公眾的注意力。內娛給人「娛樂至死」的即視感，我們對它感情複雜，嬉笑而後怒罵。
在我看來，內娛講述著這樣一個故事：在強技術與強市場的扭力下，中國的網絡世代如何尋找並修建（或解構）自己的生活方式、審美領域與文化身份。
追星文化由來已久，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同風格和特點。當下圍繞內地娛樂圈展開的追星則充滿了新的動態，可算作一種「中國式追星」。內娛的運作方式實則反映了平臺時代的文化生產特徵，照射出當代的社會文化生存境況，也醞釀著新的道德和價值準則。如是，內娛是一個肌理豐富、充滿動態的時代文化景觀。
對文化研究者、行業觀察者以及市場分析者來說，內娛都可算作一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個案。本文接下來嘗試梳理一下內娛及其飯圈的主要特點。
1）內娛：文化地理新認同
在主流話語中，內地指除港澳臺地區以外的中國領土。內地娛樂圈實際上將「中國大陸地區」標示為特定的範圍，與歐美、日韓、港臺等文化生產中心在地理上作區分。歐美是全球強勢的流行文化輸出地，對大陸觀眾有顯見的影響（如好萊塢大片）。儘管歐美娛樂工業水準較高，但由於文化、語言、政策等因素，與最大多數的中國觀眾仍有距離，因而屬於小眾利基市場。
改革開放後，對大陸觀眾影響最深的莫過於香港、臺灣地區的流行文化。從鄧麗君、羅大佑到小虎隊、周杰倫，從金庸、瓊瑤的文學原著到影視改編，從港產電影到臺灣綜藝與偶像劇——這些娛樂內容建築了70後、80後的青春文化夢境。但港臺流行文化的影響近年來漸漸弱化以至消失殆盡，成為一代人懷舊憑弔的文化記憶。
最近十年，日本、韓國的娛樂對中國內地的影響尤為明顯。其中韓國娛樂生產模式一直是中國娛樂業學習效仿的對象。例如，以東方神起、Super Junior、Big Bang及BTS為代表的韓國男團，以及在韓國受訓的歸國四子，先後在中國大陸受到追捧。直到今天，熱衷日、韓娛樂的中國粉絲數量仍然非常可觀。
在地理區隔之上，內娛也表明獨立的文化與審美標準之建立。這兩年，中國大陸的娛樂生產摸索出本土化策略，推出大量本土藝人、偶像團體、IP、綜藝、影視音樂作品。粉絲群體激增的同時，更發展出一套觀看、評價、參與內地娛樂的標準和方法。
TFBOYS比如，2013年成團的TFBOYS，經過時間考驗已成為當下最成功的藝人。TFBOYS作為偶像團體，在審美、風格、運營上與韓團區別很大，可看作本土市場野蠻生長的另類模式。又如，大陸原創網絡文學IP改編的劇集，收視號召力極強，往往能推出頂級明星。隨著「內容-觀眾」生態逐漸成型，內娛作為一個文化地理概念也逐漸清晰。
儘管在很多話語中，內娛可能含有自我嘲解的意思，流露出對本土娛樂工業品質不佳、行業標準缺位的批評。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內娛概念隱晦地指出中國娛樂工業擺脫外部影響、走向獨立發展的歷史過程。與時尚領域的「國潮」理念相似，內娛體現出在中國文化行業及粉絲群體中形成的新文化自我認同。
2）市場規模龐大
市場規模是內娛不可忽視的特點。據最新統計數據，年齡在10到39歲之間的青年、少年網民佔我國全體網絡人口的40.8%，約有5.72億人[2]。青年網絡用戶是娛樂消費主體，可以想見構成內娛粉絲的人口基數很龐大。
據《2018年微博粉絲白皮書》統計[3]，僅在新浪微博一個平臺，當年共有167億人次關注娛樂明星，活躍娛樂明星粉絲人數達到7498萬。在所有微博娛樂粉絲中，20到29歲的青年人佔比達到71.2%，女性佔比為61.1%。調查還顯示，粉絲中有57.5%為全日制學生，76.8%擁有大專/本科及以上的學歷，學歷高於網際網路人口的平均水平。
粉絲規模大意味著內娛是一個巨量商業市場。大市場保證了高投入的娛樂生產可獲得充分的利潤。當下娛樂生產的製作成本攀高，同時娛樂內容吸引投資、廣告的能力也更強。或許也只有內娛的市場規模才能支撐起如此高成本的文化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內娛粉絲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群體，在話語、符號、消費等方面都有女性色彩。這意味著圍繞內娛所形成的是以年輕女性為中心的性別差異化市場。在這個趨勢下，男性偶像成為護膚品、彩妝、珠寶等女性消費品的主力代言人。
3）被嵌入平臺的娛樂圈
內娛的另一特點是深度嵌入網絡平臺。在很多國家，傳媒公司和娛樂經濟公司是娛樂生產的主導力量。中國的網際網路巨頭在娛樂生產上有極高話語權。網際網路平臺參與策劃、創製內容，同時通過資本運作深入演藝行業的上下遊產業。比如，騰訊有互動娛樂（IEG）及平臺和內容（PCG）兩大事業群參與娛樂生產，在原創內容、改編、製作、運營、藝人經紀等行業實現一條龍式運營。在飯圈討論中，粉絲經常會談及「鵝選」或「桃選」等概念，以暗示某些明星與網際網路大廠的資源綁定。
又如，網際網路平臺利用其技術機制引導粉絲參與數據化運營。在平臺環境下，商業投放效果可以被精準量化，從而優化廣告投放的效率。平臺機制幫助品牌方與青年粉絲群體建立聯繫，甚至直接形成購買關係。如是，平臺將嵌入其中的內娛飯圈轉化為一個定位清晰、反饋機制明確的消費市場。
一些網際網路平臺會開發迎合粉絲需求的功能。新浪微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其「熱搜」，「超話」，「廣場」等產品都有很強的粉絲色彩。粉絲在社交平臺上獲得專屬空間同時，也必然貢獻更多數據和流量。在此流量成為一種串聯機制，將粉絲、藝人、內容納入同一個循環模式中[4]。內容生態和觀眾形成的是相對鬆散的審美關係，而數據如同粘合劑一般將雙方封入一個完整的商業閉環。
5）追星是一場競賽
內娛受數字平臺和傳統營銷的雙重邏輯構造，粉絲活動逐漸內化了商業競爭模式，追星活動增加了「競技性」。我覺得今天的追星體驗很接近觀看商業體育競賽。
其實平臺不只提供技術-商業模式，也創建了新的技術-文化空間。以往各家粉絲聚集在較為封閉的網絡論壇，以會員俱樂部的形式運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但社交平臺提供了新的「類緣空間（affinity space）」，它容納力更大，多樣性更強，允許不同深度的參與者進入泛文化社群。[5]平臺空間客觀上了增加追星的競技張力：各路粉絲在平臺上相遇，仿佛走進了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數據化成了共通的遊戲規則。
例如，應援是飯圈的重要活動，它是一種情感表達，同時也是粉絲群體間的競賽。粉絲參與線上或線下應援，組織性很高，協同起來表達對偶像的支持（如刷彈幕、控評、打燈牌、戶外廣告）。在應援中，粉絲常常講要給偶像「排面」。排面意味著有排場、有面子、隆重而熱烈的支持場面。這當然帶給粉絲和偶像滿足感，但同時排面也是做給路人和廣告主看的，希望證明自家偶像的價值，其實折射出的是商業競賽的內隱邏輯。
在一定時間內，娛樂圈的商業資源有限，競爭者眾多，可謂又一個典型的「內卷」之地。面對殘酷的商業競爭，粉絲們不再僅僅強調與偶像的情感聯繫，也試圖與偶像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今天，越來越多粉絲把自己定位為「事業粉」——以推動偶像事業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粉絲角色——並以此為傲。
6）更複雜的組織與行動
幾乎所有的社群都會演化出獨有的表達與行為模式，以之構建邊界，維繫身份。在這一點上，內娛粉絲不是例外。例如，內娛粉絲的表達包含很多暗語、特定句式及文體。這些粉絲符碼對內意義充沛，對外則顯得令人困惑。內娛粉絲會形成一些或鬆散（如粉絲聊天群）或正式的組織（如後援會）。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內娛粉絲屬於典型的粉絲社群案例。但在平臺環境下，內娛飯圈的組織和行為更加多樣複雜。例如，為了應對在複雜商業環境下的飯圈競爭，粉絲後援會在組織層面比以往更複雜、機構化層度更高。隨便看看某個明星後援會，就可找到網宣、數據、策劃、財務、人力等組織部門。
在個體層面，內娛粉絲是積極的文本「盜獵者」，他們追蹤官方生產的內容，但更看重粉絲自創或修改的衍生作品（如精修圖、同人文、視頻混剪、飯制周邊）。粉絲通過社媒體沉浸粉絲文本流，並在創作、散播、討論中收穫文本快感。這種趨勢頗具有「後現代」特徵——在「擬像遊戲」中生成意義，從而模糊了原初作品與複製品的界限，也消解了根源性的宏大敘事[6]。
粉絲還普遍參與數據活動——通過大量人工勞動改善平臺的數據指標，以增加偶像可見度，提高正面評價，降低負面評價，並最終證明其商業能量。據學者尹一伊分析，粉絲漸漸將數據參與看成是追星的常規化活動。在平臺的推動下，他們逐漸習得內化數據與算法的運作思路，將數據生產轉換為新型的情感寄託物或情感體驗[7]。
追星粉絲使用手機拍照7）飯圈多爭端，是衝突也是協商
平臺空間使得粉絲間橫向聯繫加強，但也增加了不同粉絲社群之間的摩擦，常常引發論爭或衝突。在內娛追星，粉絲是偶像發展的重要力量，因而集體上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這又製造了粉絲群體與平臺及經濟公司之間的矛盾。
衝突具有兩面性，它可能破壞秩序，但也是醞釀新共識的過程。在多方交流中，道德和價值原則不斷被重塑，例如飯圈內部經常反思「私生飯」問題，辯論「努力、實力、幸運」的關係。最近，不少選秀出道的男偶像戀愛曝光，於是人們紛紛討論偶像到底有沒有戀愛的權力。考慮到有些選秀偶像出道依賴粉絲的勞動與金錢，那麼情感之外，「戀愛」到底有沒有破壞某些未被言明的商業契約呢？不難看出，內娛飯圈的價值體系中參雜了很多商業倫理考量。爭端是情緒衝動，但往往也觸及娛樂背後的社會構成。
8）一種生活方式的建立？
儘管人們感覺內娛飯圈多爭端，但實際上追星群體已形成為廣泛而共通的內部認同。由於追星人群以年輕女性為主，「追星女孩」成了被廣泛接受的自我稱謂。在日常交往中，追星女孩以「姐妹」相稱；對粉絲社群貢獻較大的粉絲（通常是文本產出者），則被稱為「太太」。這讓我想到「籃球少年」或「電競少年」等青年男性興的趣群體，他們經常經常以「兄弟」相稱。在此，追星成了一種有女性色彩的休閒和愛好。
如果說內部認同提供了廣泛的情感聯結，平臺的介入則讓追星有了不少新的實踐和組織方式。換言之，追星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增強[8]——粉絲不僅僅是挑剔的「讀」者[9]，在追星日常可「做」的事情愈加豐富。比如，今天的粉絲需要頻繁地使用社交媒體以追蹤行程或製造數據，粉絲之間交換「無料周邊」，在線上交友或奔赴線下活動等。移動社交媒體讓追星的操作變得更加容易，也與日常生活更加協調兼容。一個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或者一個需要照顧嬰兒的年輕媽媽，也有機會持續維繫自己的粉絲身份。
如此追星有機會發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本質為一系行為習慣和選擇偏好，但這些行為和選擇反應了特定人群或階層的狀況，蘊含著獨有的價值和道德。生活方式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與其它日常活動互相嵌套的實踐。從這個角度看，圍繞內娛所展開的生活方式已從一種亞文化式的興趣轉變為頗具結構性意義的社會實踐。
注釋：
[1]本文所討論的娛樂內容指市場最大化的流行文化文本，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體裁：電視劇、電視綜藝、網劇、網綜、商業電影、流行歌曲、流行小說及網絡文學等。
[2]數據來源第45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3]這裡的統計數據包括所有微博上的粉絲，主體為內地娛樂圈粉絲，其中也包括韓日歐美等其它娛樂圈的粉絲。
[4]Zhang, Q., & Negus, 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93–511.
[5]吳舫.(2020). 「何以為家」？商業數字平臺中的同人文寫作實踐研究.《中國青年研究》，第11期
[6]Azuma, H. (2009).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Yin, Y. (2020). An emergent algorithmic culture: The data-ization of online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75–492.
[8]Lash, S. & Lury, C. (2007).Global culture indust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9]見John Fiske對粉絲作為「過度的讀者（an excessive reader）」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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