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25日 10:43 來源：《新聞與傳播》 作者：張昱辰
字號內容摘要：作為歐洲媒介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開創性地將技術、話語和權力等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理論思考，推動了媒介研究在德國的發展。二)20世紀話語網絡：自動化媒介的興起和媒介物質性的顯現在基特勒看來，如果19世紀話語網絡造成了媒介物質性的遮蔽，那麼20世紀話語網絡則標誌著媒介物質性的重新顯現。在對19世紀話語網絡和20世紀話語網絡進行了深入探索之外，基特勒指出了20世紀末崛起的計算機技術對舊話語網絡的衝擊——「渠道和信息的總體數位化抹除了媒介的差異……在計算機中，所有數據都變成了數字……光纖網絡將先前不同的數據流轉換成一個標準化的數位化號碼系列。
關鍵詞：基特勒;話語網絡;研究;書寫;歐洲;傳播;語言;學者;媒介技術;打字機
作者簡介：
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帶來了人類交往形態的重大轉變，也讓越來越多的傳播學者重新重視媒介研究的價值和潛力。長期以來，華人學者對媒介研究的歷史書寫都以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為主導(林文剛，2006/2007)，或多或少忽視了歐洲學者的貢獻。不過近年來，德布雷等歐洲學者的成果正日益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使得此種狀況有所改變。作為歐洲媒介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開創性地將技術、話語和權力等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理論思考，推動了媒介研究在德國的發展。自1990年代起，伴隨著後現代主義的風潮，他的作品被陸續翻譯成英語，從此蜚聲於歐美學術界，被譽為「數字時代的德希達」。彼得斯甚至將其與北美詹姆斯·凱瑞相提並論(Peters，2008)。
基特勒將媒介視作廣義上的文化技術(Kulturtechnik)，探索媒介何以對文化、社會和政治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二戰」中技術破壞力的深切體驗，在弗萊堡大學(海德格爾所在大學)求學的學術背景，以及法國的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使其在媒介與人的關係上展示出比北美學者更加冷峻的態度。本文以基特勒媒介理論體系的奠基性概念「話語網絡」為入口，揭示其生成的學理基礎與理論脈絡，描述其基本構想，勾勒其基本特徵，探究其對我國媒介研究的啟示。
一、「話語網絡」的學理基礎和理論脈絡
1980年代開始，基特勒的學術興趣轉向技術。「話語網絡」成型於此時期，構成了其媒介理論的關鍵概念，其闡述集中體現於《話語網絡，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和《留聲機、電影、打字機》(Gramophone，Film，Typewriter)兩本著作中。「話語網絡」的德語名是Aufschreibesystem，直譯為「銘刻系統」、「標記系統」。這一概念來源於精神病學史上被援引頗多的法官丹尼爾·保爾·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著名案例，Aufschreibsystem在其中表示一個神秘的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史瑞伯「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會馬上被記錄下來……有時是從好的角度，有時是從壞的角度來記錄」(Armitage，2006)。這個概念被基特勒所挪用，他力圖通過對人類歷史中的文化記錄系統的研究，探尋技術、話語和社會系統之間的連結。
福柯構成了「話語網絡」的重要思想資源(Griffin，Herrmann & Kittler，1996)。英語版《話語網絡，1800/1900》中，Aufschreibsystem被明確翻譯成了「話語網絡」(discourse networks)，這樣的翻譯透露出基特勒與福柯話語理論的親緣性。他和福柯一樣使用了知識考古學，揭示權力之網對於知識、真理、主體的支配、控制關係。在《詞與物》中，福柯提出了「知識型」(epitome)概念，即決定思想和科學的深層秩序和構成規則，每一種「知識型」都有自己的確定性原則，並賦予某些特殊的科學知識以確實性。他將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明劃分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古典時期的知識型、現代的知識型以及後現代的知識型(福柯雖沒有明確指出這一新的知識型，但他的分析已說明了存在一種現代之後的知識型)(米歇爾·福柯，1966/2001)。在《知識考古學》中，福柯用「檔案」(archieve)取代了「知識型」的概念，他提出的知識考古學不是求索始源(arch)，而是描述「檔案」，即「一些把陳述當作事件(因為它們具有出現的條件和範圍)和看作事物(因為它們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範圍)的系統」(福柯，1969/1998：167)。受到福柯的影響，基特勒批判長期佔德國文學批評主導地位的解釋學(hermeneutics)傳統，認為它過度關注於文本(話語)本身，卻對文本(話語)外部的歷史語境有所忽略。他強調話語的外在性，即由主體外的權力所建構。基特勒這裡的「話語網絡」，類似於福柯的「檔案」。
與福柯相比，基特勒格外關注媒介技術的作用。他把「話語網絡」定義為「技術與機構的網絡，使得一個特定的文化得以選擇、存儲和處理相關數據」(Kittler，1990：369)。在基特勒看來，福柯未能對「中介」給予足夠重視，這使得他利用的檔案基本局限於書寫文獻。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及打字機、留聲機和電影等自動化媒介技術革新發生，已經顛覆了書寫文獻作為主導媒介的地位，這讓福柯的研究暴露出缺陷。如果說在福柯那裡話語決定了人的存在方式，那麼在基特勒這裡「媒介決定了我們的狀況」(Kittler，1999：xxxix)。從「檔案」到「話語網絡」，基特勒通過對媒介物質性的強調，推進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