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龍丨重新理解「媒介決定論」

2021-01-16 澎湃新聞
劉海龍丨重新理解「媒介決定論」

2020-03-04 15:1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 /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首先想請您談談2019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麼，以及您為什麼想去推動這件事。

劉海龍：

2019年投入精力比較大的事是重新修訂了《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並且花了不少時間校譯了英文版。如果順利的話，中英文版年底前都會出版。另一件事是校譯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收容所：全能機構中的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Inmates）一書。

重新修訂和翻譯《宣傳》，緣於近些年在世界範圍內，尤其在中國，宣傳觀念及實踐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技術和政治環境的新趨勢使我們必須對原來的結論做較大修改。比如，之前提出宣傳觀念由總體宣傳向科學宣傳變化，修訂本裡不再用「從……到……」的線性方式描述這一過程，而是借用了軟體的迭代升級的方式，將其分成宣傳1.0、宣傳2.0和宣傳3.0。前兩種對應之前的兩種類型，宣傳3.0則是將總體宣傳和科學宣傳結合，再輔之以數位技術的新型宣傳觀念。同時，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大數據和算法的進步及平臺媒體的壟斷，使宣傳者又重新佔據優勢，甚至在過去很難進行宣傳的社交媒體上也可以通過自動算法進行計算宣傳。新技術給公眾生活帶來了一些便利，但如果按經典的自由概念來看，公眾正在變得越來越不自由。

《收容所》的翻譯是《宣傳》一書的副產品。在寫作《宣傳》第一版時我參考過此書，幾年前有一個機會向出版社推薦了這本書，並且攛掇他們做個戈夫曼的譯叢。結果給自己挖了個坑（後來發現臺灣出了中譯本，但是已經無法放棄），中間拖了很長時間，版權過期又再續，覺得非常對不住出版社。雖然找了兩位非常優秀的青年老師幫忙，但是戈夫曼的思維方式和文字翻譯起來太費事，2019年下定決心花時間校譯出來了。臺灣版的譯者是從精神病學的角度解讀此書，我是外行，完全從社會隱喻的角度理解此書。它吸引我之處在於，它展示了在像精神病院、監獄、修道院、軍隊等極端的全能體制之下，人如何被專業知識定義和塑造，不同角色如何順應規則，再造規則，在體制中找到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生存之道。戈夫曼以他獨有的敏銳視角與腦洞，提供了大量細節，讓我們既能看到體制對人性的剝奪，也能看到人的局部抗爭。人們一般會批評戈夫曼微觀瑣碎，但他其實並不服氣，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到他想從個體行動看到社會結構的苦心。這本書與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同時問世，讀者會看到二人的殊途同歸之處，以及對知識與權力關係的討論。我相信中國的讀者還會在當代歷史或日常生活中找到大量印證，從而對現實有新的理解。

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

劉海龍 / 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0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Inmates

Erving Goffman

Anchor, 1961-11

作為新聞傳播學核心期刊《國際新聞界》的主編，您認為2019年在傳播學領域最重要的人物/事件/趨勢有哪些？

劉海龍：

傳播研究領域近幾年有比較明顯的媒介物質性轉向，從過去僅關注傳播內容及其影響，到開始強調作為物質的中介物本身對社會及資源的組織與塑造作用。除了麥克盧漢（Marshal l McLuhan）、波茲曼（Neil Postman）、萊文森（Paul Levinson）、洛根（Robert Logan）等北美媒介環境學學者的成果還在不斷地被譯介到中國外，近年來對法國學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德國的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克萊默爾（Sybille Kraemer）的成果及媒介考古學等更精細、更富有哲學思辨性的理論的引介，也引發了傳播研究學者的興趣。

這不是一次「媒介決定論」的死灰復燃，而是對媒介與社會關係的重新理解，甚至大家習以為常的麥克盧漢理論是「媒介決定論」的定論，也值得重新考量。過去的研究忽略了麥克盧漢在媒介的定義上打破了特質與信息的二分法。微信、淘寶、滴滴、今日頭條、短視頻這些平臺性媒體已經瓦解了物質與信息的二元對立，既是信息，又是基礎設施，或者叫數碼物。這一轉向讓人們意識到媒介物本身對社會的組織作用。當然，這個作為基礎設施的物也包括身體在內，當人類間傳播的肉身間性被數碼物和機器打破之後，整個傳播的概念與範式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以資訊理論為中心的傳統傳播研究範式有盲點，並不能很好地回應當下的這些問題，還需要引入傳播的物質性、具身性、空間等維度，擴展視野。

那麼，您認為2019年在新聞傳播領域被忽視了的人物/事件/趨勢是什麼？

劉海龍：

新聞傳播領域對新技術有種與生俱來的樂觀主義，很容易站到媒介或平臺立場上出謀劃策或鼓吹，或者說媒介與平臺的權勢很大，會放大對自己有利的聲音，湮沒不同聲音。這些年對人工智慧、大數據以及2019年比較熱的5G，探討其應用前景的多，但是對其可能對公眾造成的風險討論得少。尤其是國家、平臺、軟體、各類商業組織對公民個人信息的採集與監控缺乏有效的制約，這些數據加上算法能力的提高會進一步增強權力及資本對公民的監控能力，公民的自由及權利受到嚴重威脅。另外，算法的不透明導致的歧視也是一般用戶更難以察覺的問題。

請您談談2020年的研究計劃，會特別關注哪些方向？

劉海龍：

2020年會從身體、物質性角度關注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同時還會繼續關注網絡民族主義的問題。

最後，請您推薦一本2019年讀到的感到「眼前一亮」的書。

劉海龍：

中信出版社引進的一系列韓炳哲的書，尤其是其中與傳播技術相關的《精神政治學》《在群中》《透明社會》《娛樂何為》等，給思考傳播技術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角度。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16期）

關鍵詞 >> 媒體,傳播學,媒介,劉海龍,媒介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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