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翼青，來源：公眾號 重建巴別塔，原標題：《胡翼青：為媒介技術決定論正名：兼論傳播思想史的新視角》
內容摘要：長期以來，「技術決定論」作為一種汙名化的標籤，常被用以攻擊強調技術重要性的一切理論觀點。然而這通常批評的是來自政界、業界和智庫式學者的「媒介烏託邦」思想，真正學術意義上的技術決定論遠非實證研究的學者們想像得那麼狹隘，也決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推論。所謂的媒介技術決定論是指人類被懸置於媒介技術營建的環境之中，其觀念和行為受制於媒介化環境的限定，因媒介技術的變革而重構。這種視角對傳播思想史研究特別有啟發。事實上，任何一種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歷史舞臺時，都會對當時的社會文化、社會觀念產生衝擊並進而發生觀念與文化的變遷。傳播思想史的歷史使命便是將傳播技術作為一種整體介質和生存環境，並以此為起點來討論它如何建構公眾與世界尤其是公眾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它如何不斷建構公眾頭腦中的觀念，媒介技術系統與社會文化系統之間是如何調校彼此關係的。在這個傳播技術發展已經嚴重失控的時代，正視和重估傳播技術決定論理論價值的那一天終將來臨。
關鍵詞：媒介技術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媒介烏託邦、技術哲學
長期以來，「技術決定論」作為一種汙名化的標籤，常被用以攻擊強調技術重要性的一切理論觀點。比如說，當實證主義傳播學展開對媒介環境學說圍剿時，他們就輕蔑地稱之為媒介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並因此便認為其論敵就此變得不堪一擊。表面上看，批判對技術的盲目崇拜確實很有必要，但如果因此無條件地承認人的主體性並認定不存在技術對人的反制甚至是倒逼，那就走到了問題的另一個極端，形成了一種學術話語霸權和意識形態。這在無形中堵死了從技術向面深入思考當代社會問題的可能。這種現象在傳播學和傳播思想史研究領域表現得特別明顯。
很多年以前閱讀李明偉關於媒介環境學的博士論文時，印象最深的便是作者關於媒介環境學不是一種技術決定論的辨析。在面對像雷蒙·威廉斯這樣的有力論敵時，李明偉是這樣為麥克盧漢辯護的：他認為，媒介環境學在技術的產生與發展、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技術作用於社會的方式以及開放性的結論和多樣化的未來等四個方面都與真正的技術決定論有很大的不同。李明偉是這樣評價媒介環境學的：「他們認為主導媒介決定社會的特徵，但不否認多元因素對社會歷史變化的影響，也不否認人與社會在媒介面前的主觀能動性。而且，他們也不認為，社會將在技術的規定下朝著一個既定的方向演進，更沒有為我們描繪一個萬事詳備的未來。」
李明偉當時應該沒有完全明白雷蒙·威廉斯的立場，威廉斯之所以不認同麥克盧漢的主張，完全是因為麥克盧漢完全無視傳播技術應用背後的權力邏輯，儘管麥克盧漢並沒有義務這麼做，但威廉斯的質疑無可厚非。威廉斯擔心對於技術的討論掩蓋了更重要的問題，即對權力邏輯的揭露。所以李明偉並不是在同一個層面上回應威廉斯，他們算是各說各話。但李明偉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此，他的問題在於其前提中有一個預設觀點，那就是技術決定論的視角是錯誤的，所以媒介環境學並不是技術決定論。當然，我相信這並不是李明偉一個人的下意識觀點，它基本上就是多年來學術共同體共同的下意識觀點。那為什麼技術決定論視角就是錯的，技術決定論視角真的如此不堪純粹的胡說八道嗎?真的是人和社會在決定技術的發展和使用方向嗎?我想，這些所謂定論是經不住追問的。在這個技術飛速發展且技術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人的進化速度的時代，為技術決定論正名只是個時間問題。
一
傳播學的技術決定論通常指的就是媒介技術決定論。這貌似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界定，但這一界定是建立在對兩個關鍵概念——「媒介」與「決定」——的限定之上。
首先，什麼是媒介或媒介技術。在媒介決定論的論調中，常見的做法是將媒介定義為一種傳播介質尤其是大眾傳播介質，是在傳播過程中介於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現代信息傳遞技術，是個體與群體之間交流的工具。所以，這裡的媒介通常指的是一大類媒介或一種媒介，如電視媒介、網絡新媒介。這類媒介常常被言說者從技術的整體中抽離出來，孤立地談其社會影響。而且這類媒介通常被當作是具象的存在而非抽象的或意識形態化的存在。
另外，在媒介決定論看來，「決定」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係。媒介技術被看作社會進步的原因和施動方。通常因為更多人相信所謂的社會進步的思想，因此這種決定論的背後通常會有這樣一種假設，即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將會不斷進步，並最終實現幸福美滿的「社會大同」。這種具有強大空想成分的推斷也因此被稱為「媒介烏託邦」。如果從支撐這種推斷的理論起點來看，這種觀念基本是一種建立在庸俗進化論(或者乾脆是政治學上的社會進步理論或社會學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功能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觀念基礎之上的推斷。而進步與否的判斷則體現了這種思想強烈的傾向性和鮮明的價值立場，它不能被看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說辭。
如果技術決定論就是「媒介烏託邦」，那麼對它的否定是合情合理的。這種推論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文森特·莫斯可認為這種媒介技術決定論已經到達了一種神話的地步，以至於每當出現一種新的媒介技術，就會有人宣稱時間、空間與權力被徹底超越，也就是歷史的終結、地理的終結以及政治的終結，人類將會真正步入烏託邦的時代。「這實際上是一個反覆終結的過程。因為它所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在賽博空間出現之前，終結已經多次出現——電報、電力、電話、廣播和電視都有它們自己的關於時間、空間和社會關係終結的故事，以及革命性的預言。」莫斯可的這個論斷一點也不新鮮。在新千年即將來臨時，詹姆斯·凱瑞就曾這樣嘲笑這種烏託邦思想：
所有對電子革命的歌功頌德都有一套共同的理念，這些思想均傳遞著這樣一個印象：電子技術是人類的偉大施主。同時，這些思想都將電子技術奉為人們期待的社會變革的動力、重建人道主義社會的關鍵所在、回歸珍貴的自然樂園的途徑。他們的共同信念是：電將克服曾經妨礙實現烏託邦理想的歷史力量和政治障礙。
通過對媒介發展史的考察，莫斯可和凱瑞指出了一系列媒介烏託邦的思想。莫斯可更是花了兩章的篇幅列舉了一系列技術烏託邦的例證：在電報的時代，人們就斷言這種消滅了時間和空間的媒體會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電話的發明使許多人歡呼階級的不平等將被終結，平等的點對點傳播的時代即將來臨;廣播的發明被認為可以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和平」;而電視在塑造人類和世界意識，提升教育能力方面完全是廣播的超級升級版。在莫斯可的最近兩部著作《數位化崇拜》的《雲端》中，莫斯可又提到了兩個當代技術神話：關於賽博空間和大數據的神話。他指出，在賽博空間面前：「我們堅持認為，我們所了解的歷史正在終結——我們正在邁入一個新紀元。我們堅持認為距離已經死亡，地理的限制正在減弱。我們認為賽博空間正在轉變政治，也許正在結變換形式的獲取支持的日常動員方式，並向人們引介一個前所未有的電子民主和虛擬社區的時代。」而對雲計算和大數據的迷信更是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大數據正把我們變成新的物種。首先，大數據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讓我們從因果關係的串聯思維變成了相關關係的並聯思維。其次，大數據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物質產品的生產退居次位，產品的加工將成產主要的生產活動。最後，大數據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都將構建在大數據之上。大數據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更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它與雲計算共同構成了下一代經濟的生態系統。
然而事實上，莫斯可想說的是，過去和現在具有連續性，而並非總是令人休克的徹底革命。歷史、地理和政治從來沒有真正終結過。新技術的出現總是使原本的社會格局變得更加複雜，使人們被迫一次一次重新面臨新的歷史、空間和政治問題。情形也並不總是在進步，惡化也是技術發展路徑中不可避免的伴隨性後果。對於這一點，斯蒂格勒有一段非常全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機器系統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它以每天產生的新體系回答在工業經濟中佔統治地位的不斷革新的規律)，另一方面是技術主導一切的昇平景象的破產。技術裝置帶來了數不勝數的問題：由強化交通和改進速度而引起的交通阻塞和危險性的上升;不僅由於實物輸送器械、而且由於信息傳送網絡引起的普遍的『緊急狀態』;「信息內容」的貧困化、文盲、孤獨、人與人之間的疏遠、個體性的枯竭、區域性概念的消失;失業，機器人不僅不能使人擺脫勞動，反而把人逼向貧困或神經質的境地;由於人把決策過程委託給機器，所以人的選擇和超前也因此受到威脅，這種對機器的依賴是必然——因為人已無法控制信息交流的過程……震動更大的是媒體對社會集體行為造成的強烈影響這些媒體控制了直接傳播給具有不同文化根源的廣大民眾的實況新聞生產，這一生產權操縱在職業人員手中，他們的行為完全根據越來越規範化的工業體制內部的純粹商業的標準而「理性化」了。
相比於複雜的現實世界，「媒介烏託邦」思想確實過於幼稚。可問題是，這種媒介決定論真的能夠代表傳播領域中技術決定論學說?順著莫斯可的文獻引用，我們就會發現，持上述觀點的多不是嚴肅意義上的學者，而多是一些政治家、未來學家、智庫研究人員、企業家、媒體從業者、技術推廣者或工程師。在他們炮製的神話背後，既有著天馬行空的美好政治承諾，也有著可以預期的商業利益。一言以蔽之，關於技術美好想像的背後，總有著強大的意識形態主張。
有意思的是，如果說還有什麼思想也強調社會進步、功能主義與媒介中心主義觀點，那只有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有意思的是，這個學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施拉姆曾經在自己的教材中如此輕率地為麥克盧漢貼了一個標籤：「麥克盧漢，正如他的老師哈羅德·伊尼斯一樣，是個技術決定論者。」[8]與施拉姆一樣，把自己當作有科學精神的實證主義傳播學者們，動輒指責技術烏託邦的觀點過於強調技術而非技術承載的內容帶來的社會影響。他們始終強調技術的能動性掌握在社會群體和人手中，在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層面應當是社會決定論，是人在使用技術。然而這種攻擊絲毫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就是，實證主義者眼中的媒介也是孤立的某類媒介，這些媒介及其承載的內容也是以因果關係的方式產生社會功能，強調內容並沒有改變實證主義者的媒介決定論基調：他們與媒介烏託邦其實是一類極為相似的思想。只是他們幻想其結論是經過數據證明的，他們有著豐富和差異性的細節，而不是簡單的宏大敘事和巫師般的預言，但其實結果沒有什麼不一樣。這裡面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施拉姆與他想當然的發展傳播學。
在詹姆斯、杜威等第一代實用主義者那裡，科學就被賦予了超乎尋常的重要社會意義。在美國這麼一個特別強調科學技術的國度裡，所有持科學主義態度從事傳播學研究的人其實多多少少都有技術決定論和媒介決定論的傾向。正如德弗勒所說：「我們從過去研究的軌跡中的確可以發現一種『科技決定論』：主張科技決定社會的變遷。大半美國的傳播學者多少保持著決定論的觀點，相信傳播科技是造成美國社會變遷的主因。」[9]所以，如果說學界有什麼媒介決定論的範例，那就是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
然而問題就在於，真正學術意義上的技術決定論遠非實證研究的學者們想像得那麼狹隘，也決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推論。多年以來，在技術哲學層面，技術決定論思想的深度早就超越了一般傳播學者的想像力。而這種建立在社會整體意義之上更高的思想格局從「媒介」與「決定」這兩個概念的界定開始就與「媒介烏託邦」很不一樣。
二
即使是最簡單的媒介技術哲學，都不會將媒介看作是某一類具體的媒介或一種功能性的社會元素，也不會把媒介當作一種具象的可以觸摸的存在物。
在媒介環境學尤其是麥克盧漢看來，媒介即萬物，萬物即媒介，凡是可以中介某種人類傳播的介質均可以看作是傳播媒介。麥克盧漢這一界定並非橫空出世。準確地說，他的想法早有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庫利、帕克等人思想奠基，經濟學的制度學派更是將這種媒介觀當作常識。而這一界定也並非後繼無人，除了媒介環境學的各位繼承者以外，德布雷已經儼然成為當代的麥克盧漢。他說：「在媒介學中，medio首先近似地指在特定技術和社會條件下，象徵傳遞和流通手段的集合。這個集合先於並大於當代媒體領域。……一張餐桌、一個教育系統、一杯咖啡、一個教堂裡的講道臺、一個圖書館的閱覽室、一個油墨盒、一臺打字機、一套集成電路、一間歌舞劇場、一個議會都不是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們不是『媒體』，但是它們作為散播的場地和關鍵因素，作為感覺的介質和社交性的模具而進入媒介學的領域。沒有這些各種各樣的渠道，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就可能不會有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存在。」[10]因此，如果將「魔彈論」理解為一種媒介如廣播或者是電視造成的後果，這毫無疑問是很難成立的。但如果將「魔彈論」看作是整體媒介場域或者是整個世界媒介化的後果，那就比較容易理解。
在當代技術哲學的觀點看來，媒介也並非是個體或組織使用的工具，更不是沒有任何自身動力的簡單的物。它是一個匯集各種意義的空間或者說它是一個展現各種關係的窗口，它以整體性的形式存在並聯結著社會的每一個體，決定著人與時間、空間、其他個體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它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環境與圖底，甚至連人的記憶和觀念序列均由媒介技術來保障與調節。正如斯蒂格勒所說的那樣：「工業革命構成的持續革新過程引發了種種新的必然性，正是為了面對這些新必然性，信息系統建立起來並遍及全球，結果是通過我們眼見著發展合併起來的電報、電話、攝影、錄音、電影、無線廣播、電視和信息，世界記憶本身最終屈從於直接影響心理和群體層次的同一化與差異化——即個體化——過程的工業化。記憶的工業化正是通過模擬和數位技術才得以徹底實現。這些技術隨著程序工業中所有最新生物技術的發展而日趨完善。」[11]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一切觀念都基於媒介平臺和受控於媒介技術平臺而非相反。準確地說，沒有媒介技術所建構的空間，我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意識不到，就像沒有接收超聲波的能力，我們永遠感知和認識不到蝙蝠能夠感知和認識的世界。
首先，技術是一個整體，它與人、組織和社會制度是互相滲透、密不可分的，可以說互相以對方的存在為大理石的前提。比如德布雷就認為，媒介技術構成了一個整體媒介域。他指出：「媒介域這個字眼指的是一個信息和人的傳遞和運輸環境，包括與其相對應的知識加工方法和擴散方法。……每個媒介域都會產生一個特有的空間-時間組合，也就是一個不同的現實主義。」[12]媒介域是彌散的，它構成人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中介，並調整著人與上述兩個世界的關係，而人則身處其中。「人的位置就在這個技術整體之中，在各類物體配合運作的有機組織之中。」[13]而海德格爾乾脆用「座架」這個詞來形容技術，這個被海德格爾生創出來的名詞，其詞根與筆架和山脈相通，並以此來說明今天的技術體系並不僅僅是什麼「主體」使用的工具，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構造方式，它彌散在人類的生活之中，並不能被一般人清晰地觀察。
其次，技術有自己進化的邏輯與方式，因此並不見得受到人類主體的支配。儘管技術進化與人有關，但它發明與採納決不是個體可以決定的，在大工業時代尤其如此，人頂多只能算是技術的操作者。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些將技術看作人實現自身目的的手段的說法，都是一種「完全正確的廢話」。「這個命題並不是錯誤的，因為它確認了某種大實話。它是正確的，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就是說，它還沒有擊中技術的本真的東西。」[14]因為，現代技術決不僅僅是手段，它更是一種關係：「手段決不是單純的手段，而總是也決定了人與事物、自然和世界處在什麼樣的關係中。」[15]海德格爾深刻地指出，在現代社會來臨之前，人與大自然之前的關係具有夥伴關係和崇敬關係，因為人們還沒有能夠通過科學技術了解大自然的秘密，人的存在與萬物的存在一樣均為自在的存在。然而現代性的進程徹底地改變了這一切，人們通過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將自己改造為有優越性的「主體」與其他存在物的徵服者，大自然卻成了單純的能量提供者、物質與功能。在大自然對象化或客體化的過程中，技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技術成為人類統治大自然最可靠的工具，世界的技術化與世界的對象化就此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技術反過來規定了人類的觀念和行為，並消解了人的所謂「主體地位」。因為，「在現代技術中隱藏的力量決定了人與存在著的東西的關係」。[16]
一言以蔽之，在現代性的社會關係中，技術從幫助人們開發和呈現世界轉變為促逼人類在其設定的關係中生活。以今天的媒介技術為例，社交媒體的媒介化生存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現代人無法躲避的生活方式，完全由不得個體選擇，除非個體想遠離其社會關係。
再次，技術總是先於社會的個體而存在，因此即使從表面上看人確實是技術的發明者和使用者，但他的行動一定要按照技術先置的運作方式的要求，否則就會遭遇尷尬：「一個社會群體、一個執政黨、一個領導人不能長期地『胡說八道』，或打算通過隨便什麼渠道『傳遞』任意信息。不管是否擁有行政控制權，國家都不再是媒體的主人，相反媒體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它同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比如今天，任何有權勢的代理人，無論是希拉蕊還是川普，都無法改變而只能順應社交媒體技術構建的民意。
而海德格爾則對此事有著更為悲觀的描述：「人總是不能逃脫技術生產的統治形式，因為技術生產始終是行動的動機。不管人願意或不願意，他到處都進入了技術世界的存在的未隱蔽狀態，他的行動到處由它所決定，而它本身卻不是行動的對象。」[18]人生來就處於技術的世界中，技術的邏輯也是其存在邏輯的一部分，所以現代技術體系以各種方式對人類生活提出要求——技術的「會集起來的強求」，並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要求人們對傳統作出調整。現代人習慣以技術發展方向作為當下行動的起點，如果無法感知技術確定的發展方向，也跟不上技術發展邏輯，人們就會陷入高度的迷茫狀態。由於技術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這種迷失感越來越強烈，這恰恰就是技術促逼的結果。正如斯蒂格勒所說的那樣：「真正的迷失方向的痛苦……主要來源於工業革命以來技術發展的速度。這個速度仍在不斷加快，嚴重地加劇了技術體系與社會組織之間的落差。」[19]
媒介技術運作的邏輯也同樣如此。比如，當代媒介技術要求傳媒人順應技術發展的方向去設定他們當下的行為方式，一旦當他們無法洞察技術可能的發展方向，他們就會陷入高度的焦慮之中。李彥宏在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上宣布人工智慧將是未來網際網路產業的技術發展方向，可是其實他並不確切地知道哪一種人工智慧是投資的方向。因此，這裡折射出來的並非是李彥宏的力量感，而是他對未來發展方向的無力感和焦慮感。
面對如此強大的媒介技術，連媒介烏託邦所說的因果關係式的「決定」都不存在了，因為人類已經無法預測和言說技術的發展方向和進化速度，更無法斷言人本身可能會受到的影響。因此，對於上述技術哲學而言，人道主義技術觀是一種「完全正確的廢話」，技術烏託邦則是一種徹底的空話和夢話。在技術哲學看來，技術與人類的「決定」關係並非是線性的因果關係，技術與人類是一對互為存在的前提。但對於個體而言，技術環境先他而存在並限定了他的潛能，決定了他的時空觀與社會存在方式。所以，這種所謂的「決定」並不是指原因或動機而是前提;並不是刺激反應的因果關係而是限制和限定;並不是支配而是去主體化和異化。當然，這種「決定」可能比「技術烏託邦」思想中的悲觀主義更加悲觀，因為它是伴隨人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擺脫和控制現代技術衝擊和技術的決定性作用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人們放棄使用現代技術。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技術的本質並非是人在合適的首先觀方面的優勢和自主就能克製得住的人的陰謀詭計。」
因此所謂的媒介技術決定論是指人類被懸置於媒介技術營建的環境之中，其觀念和行為受制於媒介化環境的限定，因媒介技術的變革而重構。如果是這樣來理解傳播學，那毫無疑問是發現了傳播研究的另一片天地。所以，為什麼不能以直面的態度來應對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為什麼要對媒介決定論進行汙名化，這種汙名化無疑在駁斥了「媒介烏託邦」思想之後，阻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一一種真正用傳播學的方式理解世界的獨特路徑。需要質問的是，只要符合現實和學理，媒介決定論為什麼會受到攻擊，為什麼一個學者就不能成為媒介決定論者?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首要任務毫無疑問是通過解蔽重新發現這種研究視角的重要意義。
三
長期以來，傳播研究一直陷入在主客體二元論的世界裡不能自拔，在思想上機械而自閉。這一現代性色彩極強的應用學科長期以來在因果關係和功能主義的局限中，無法具有主流學科的思想格局。在這個學科裡流行的保守主義說辭往往會遮蔽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對媒介決定論的汙名化便是其中之一。在海德格爾看來，在大自然被對象化的現代性過程中，大自然的意義被物質化、齊一化、功能化，而各種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也受到這種邏輯的控制。所以在社會科學的視野裡，學者們分析問題的方式是落腳到功能上的。其結果是有很多有價值非功能主義的研究一旦用功能來加以衡量便顯得很異端，所以它們就被稱為技術決定論。
比如，馬克·波斯特站在結構功能主義的立場上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進行解讀，感覺完全無法理解這種宏大敘事對受眾主動性的忽略，於是便氣急敗壞地稱阿多諾等學者為技術決定論者：「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繞開了文化層面，站到技術決定論一邊。在他們的分析中，工人階級或民眾群體被構型為消極被動並且毫無生機。……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並沒有擺脫現代理論的邏各斯中心主體，因此他們就不能把電臺的大眾化受眾看成非他律性的，故而將這一奴役歸咎於技術。」[21]且不說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離技術尚遠，就算說它是一種決定論，也一定是權力決定論，說它是技術決定論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由此可見，傳播學通常習慣於將所有不同於功能主義，強調宏大的敘事的理論全歸於技術決定論的範疇，並認為這種汙名可以一勞永逸地幫助他們在論戰時獲得心理優勢。
然而，技術的發展對社會面貌的決定性改造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網際網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如果不能站在技術重構關係的視角來看待新聞傳播現象，則有可能完全無法解決當下學科面臨的問題與危機。如果這時候還糾纏在一種理論是不是媒介決定論等這樣的問題中不能自拔，就相當於拒絕與時代對話。黃旦在綜合了卡斯泰爾、麥克切斯尼、延森、馬克·波斯特等人關於網絡社會的研究之後，提出了一種「網絡化關係」的研究視角。他指出大眾傳播網絡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更大關係之網的組成部分。這張網絡的特徵包括以下四點：
1.有位置不必有效力，網絡關係始終以去中心與再中心進行著波浪式湧動;2.媒介與社會的界限消解，只有自組織、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聯結，看或被看互相交織，同時發生，線性因果不再存在，後果不可預見和不可逆;3.真實、客觀等理念將會重新遭到估量，由於網絡關係中有著各種層面的詮釋群體，意義的建構將成為重點;4.作為一個節點，衡量專業新聞傳播機構的不再是獨家或者是什麼原創性新聞，而是接入點和到達點的數量，轉化數據的能力和水平。
因而黃旦認為，面對這樣一張被技術重構的信息網絡，新聞業的生態環境在發現著巨大的變化，新聞學的研究需要被重構。他建議學界不能再用舊知識、舊思維和舊眼光去擁抱新交往方式。這種想法得到了許多學者的回應。筆者本人也在題為《重塑傳播研究範式：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一文中指出在網絡化社會關係的今天應當承擔何種研究使命：
傳播學應當有一種新的學科使命，但它需要方向的調整與範式的重塑。只有重新理解傳播及其技術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與社會、物的關係，討論傳播與人存在的意義，才能有真正的獨一無二的傳播理論，才能與哲學元理論發生關聯，才有資格與其他學科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對話。
以上這些關於學科和研究的討論均敏銳地意識到媒介技術變革給研究對象帶來的決定性影響，並建議正視這種變化。而這種思路恰恰就是以往傳播學避之不及的所謂的技術決定論。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這種認識論框架，今天的新聞學和傳播學該如何闡釋當代的新聞傳播現象。而如果說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理論研究都感受到了技術決定論思想的重要性，那麼在中國方興未艾的傳播思想史研究大概就更應當重視這種研究路徑了，因為，傳播思想史的使命便是在宏觀社會層面和歷史層面探索和研究傳播媒介與社會思想之間相互建構的關係。事實上，任何一種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歷史舞臺時，都會對當時的社會文化、社會觀念產生衝擊並進而發生觀念與文化的變遷。比如一份傳教士報紙的進入，如何建構了當地精英階層的世界觀並因此引發相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正如斯蒂格勒所說：「『技術體系』不斷進化，同時淘汰構成社會凝聚力的『其他體系』。技術發展原本是一種破壞，而社會生成則重新適應這種技術生成……技術變革依其幅度大小總會或多或少地動搖文化的基準。」[24]因此傳播思想史的歷史使命便是將傳播技術作為一種整體介質和生存環境，並以此為起點來討論它如何建構公眾與自然尤其是公眾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它如何不斷建構公眾頭腦中的觀念，媒介技術系統與社會文化系統之間是如何調校彼此關係的。能夠回應媒介技術變革如何重構社會觀念的著述，一定是傳播思想史的經典之作，比如《印刷書的誕生》，《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等，儘管在證據的縝密程度上，這種研究會遭遇各種批評，但它確實增加了傳播學的想像力。
即使是與傳播技術關聯不是特別直接的傳播學史，也完全可以增添一種技術決定論的視角。這其實是一種理解理論生成的重要認識論視角。正因為完全不同媒介環境的作用，才有可能讓當時的理論研究者觀察完全不同的社會行為，因而產生一些在當時很有創造力的理論。也許美國的媒介環境更容易讓阿多諾等學者意識到文化工業的統治性，而德國的媒介環境只能讓他們意識到權威人格。許多理論，如果不是因為技術環境的改變，不會一次次成為討論的熱點，如麥克盧漢理論和公共領域理論。所以，技術決定論視角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廣義上的知識社會學視角的組成部分來幫助理解和分析傳播學術史。
但是長期以來，傳播思想史研究也同樣受困於技術決定論的指責，即使連詹姆斯·凱瑞這樣的理論大師也不能倖免。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有一章通過電報這一媒介專門討論了技術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他指出：電報帶來了語言性質的轉變，帶來了日常知識與意識結構的變化並因此成為傳播的一個分水嶺。[25]然而，這種在今天看來已經是常識的判斷立即引來了他的學術「死敵」舒德森的口誅筆伐，後者認為單就這篇文章而言，凱瑞有技術決定論傾向。事實上，有很多傳播思想史研究就因為擔心被攻擊成技術決定論研究而不敢鮮明地呈現自己的觀點，於是其研究就成為了缺乏想像力的檔案說明。這對傳播思想史研究是一種重大的傷害，如果不持有媒介技術決定論的視角，傳播思想史很難將現象和問題說清楚。因此，為媒介技術決定論正名，應當是傳播思想史研究者的共識。
今天，我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建立在整體論哲學高度的媒介技術決定論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技術系統飛速發展的今天，技術的引領作用變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對技術決定論的武斷否定和汙名化，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學界對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視角學術價值的認知;另一方面，以人為中心和主體的人文主義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對這個時代的闡釋力。從人類中心角度思考人與技術的問題未必見得以人為本，而從技術的角度思考人與技術的問題也未必見得僵化和機械。這一點在傳播學領域這個問題尤其突出。在這個傳播技術發展已經嚴重失控的時代，在這個人人都在討論人工智慧的時代，正視和重估傳播技術決定論理論價值的那一天終將來臨。
(作者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