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到希拉蕊，都曾表示過「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意思，可見已是中美高層許多人的共識。這句話為何能夠成立？如果我們回眸歷史，就能發現，美國的東亞外交雖然一波三折，但最終總是證明：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範圍達不到太平洋西岸。因此，如果美國政治家足夠務實，就能夠認清自己東亞地緣戰略的底線和極限，認可「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論斷，並以此為基礎，與中國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本文原刊於《領導者》2007年6～7月第16-17期；載於張文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第三節，參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249頁。在習近平主席訪美之時，張文木教授特賜稿觀察者網重刊此文。】
一、初入東亞：以英法俄為對手，縱容日本「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一個時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衝擊中國和俄國
第一個時期是在19世紀後半葉，美國從侵略日本到承認並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制日本向東太平洋擴張，鼓勵和支持將日本擴張力量向西北俄國和南洋釋放，以達到借日本衝擊西太平洋俄國和英國力量的同時，也牽制英國在東太平洋形成對美國的海上壓力的目的。這時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並不是與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國與包括俄國在內的西方列強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屬性矛盾。
19世紀下半葉的東亞政治呈現如下基本徵：a. 中華大清帝國、俄羅斯沙皇帝國在內亂中衰落；b. 俄國與英國在歐洲爭霸而導致英日結盟，日本崛起；c. 美國為與英國、荷蘭等爭霸太平洋而支持日本在東亞崛起並向南衝擊英荷勢力範圍；d. 美國為減少日本崛起對太平洋東岸的衝擊，慫恿並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擴張。
歷史進入19世紀中葉，世界政治已是風雨飄搖，世界運勢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歐洲是俾斯麥統一德國、俄國農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國林肯統一美國；亞洲在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國全面佔領，中國發生了太平天國農民大規模造反並被鎮壓，日本則在西方炮艦衝擊下出現明治維新。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及中國戰敗，對東亞政治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它一方面將西方對東方的主要壓力吸引到中國，這相對減輕了其他像日本這樣的國家通過改革實現國家轉型的壓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東亞國家，尤其是一直視中國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戰中國東亞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歐洲列強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畢後，進一步向東亞擴張的衝動。這同時又導致歐洲列強與日本、美國、俄國在東亞地區的衝突。其間，美國東亞外交政策的總目標是承認日本崛起並儘可能將日本擴張勢頭向西北大陸和南方臺灣牽引，以衝擊英國、俄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範圍，同時還有避免日本東進與美國衝突的策略考慮。
19世紀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中國成了吸引西方列強的東方「磁場」，就在歐洲列強將目光集中在轟然倒地的東方巨龍——中國時，美國則開始將目光停在次一級的獵物——日本。除了美國力量不足與西方列強爭食的原因外，美國關注日本的更有地緣政治的原因。關於此，劉世龍同志在《美日關係（1791-2001）》中有說得比較深刻：
進入1848年後，日本在美國遠東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這種程度，開國只是時間問題。美國的擴張欲望不及英、俄等國，卻要搶先迫使日本開國，究其原因，是因為日本的戰略地位對美國最重要。此時，太平洋兩岸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劃時代的變化。在太平洋東岸，加利福尼亞於1848年發現金礦，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開發。加利福尼亞於1850年成為美國的第31個州，標誌著美國成為一個大島，從單純的大陸國家變為兼具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雙重性質的國家。這不可避免地使美國更加重視太平洋和海外擴張。在太平洋西岸，上海於1843年開埠，使日本成為中美航線上的必經之地。隨著上海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日本之於美國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亞的飛剪快船開闢一條新航線，把紐約、舊金山、上海（或廣州）、倫敦聯繫起來，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國太平洋郵船開闢紐約至舊金山的輪船航線，使建立橫跨太平洋的輪船航線成為指日可待的事。輪船時代的來臨，使橫亙在中美航線上的日本列島成為美國的必經之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橫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於是與夏威夷一起成為美國覬覦的對象。不僅如此，當時還認為日本可大量供應煤炭，這為不產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1]
當然，這裡需要補充的還有，這時美國之所以關注日本，是由於太平洋，尤其是現在被美國視為生命線的通往印度洋必經的馬六甲海峽的中太平洋洋區當時已被西班牙、英國、德國等歐洲列強瓜分完畢。由於中國的吸引，日本連同東北亞地區還是這些歐洲列強還沒顧得上的「羔羊」，這樣日本便成了當時只有資格吃「剩食」的美國擴張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國問題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不求獨佔，只求分羹；而對待日本，一旦時機成熟，美國則會獨吞。正因此，美國在後來採取「黃雀在後」的政策，在鼓勵日本向中國、俄國、英國發難完畢後，美國再聯合這些國家又擊敗並獨佔了日本。當然這只是後話。
19世紀中葉，與中國鎖不住國才被迫開放的經歷一樣。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發布鎖國令，只允許同中國、荷蘭、朝鮮三國有限制地貿易。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率領4艘艦船駛抵江戶灣浦賀附近，強求日本開港通商。1854年2月佩裡又率7艘艦船重抵江戶灣，3月脅迫日本籤訂《神奈川條約》，規定對美國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港，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佩裡叩關迫使日本從鎖國到開國。1858年又籤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主要內容包括開放神奈川（今橫濱）、長崎、新潟、兵庫等港及江戶、大板兩市，美國享有治外法權。此後，日本也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籤訂了類似條約。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
與中國太平天國革命出現的原因大體相同，日本開放後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此起彼伏，但社會危機卻導致日本走了與中國不同的維新道路。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還，1873年改革地稅，1889年頒布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帝國會議。這些措施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維新運動廢除了封建幕藩體制，建立了民族國家，使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繼而為爭霸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
面對日本的崛起，美國開始考慮與日本的關係。當時日本與美國在東太平洋夏威夷問題有著深刻的矛盾，美國要想化解並利用這種矛盾，就要考慮用其他利益與日本進行交換。為此，美國採取鼓勵日本向南和向西擴張的政策，試圖以犧牲英國和中國、俄國的利益來減輕日本在夏威夷問題對美國的壓力。1871年7月6日，美國駐日公使德朗寫道：「一旦我們和中國發生糾紛，或是和朝鮮的糾紛增加擴大，則（日本）乃是一個為友固可歡迎，為敵深可懼怕的國家。」[2]因此，與其與日本發生衝突，不如讓日本與美國的主要對手相爭，而自己的坐收漁翁之利。對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先生在其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講得更加明白：
19世紀70年代，美國的政策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這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華盛頓未來的遠東政策），美國官員拋開其歐洲同伴，單獨向日本提供幫助，後者自1868年開始政治轉型並取得驚人成就，它決心仿造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實現本國的現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國駐日公使約翰·A.賓厄姆對日本要求關稅自治表示同情，他還意識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國在日本市場的強大地位。這便是美國政策轉變的開端。[3]
1854年7月11日，美國在日本開國僅3個多月後便迫使琉球王國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在琉球取得通商權和治外法權。琉球接近荷蘭、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南中國海的勢力範圍，並與中國有更近的藩屬關係。美國知道自己無力與歐洲列強抗衡，就鼓勵並為日本向南方擴張鋪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對琉球採取單方面行動：以設琉球藩的方式開始吞併琉球。美國在日本承諾保證美國在琉球的利益的條件下，對日本的行為「未提出異議」。[4]
如果說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在琉球問題上先放任後偏袒日本，那麼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臺灣問題上，它更是樂觀其成。
1872年11月發生琉球居民因船隻遇難而漂流到臺灣東部後船上人員被殺事件。2月，美國駐廈門門領事李仙得為此乘美國船到臺灣問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經日本橫濱。美國駐日公使德朗將參加過美國1867年侵臺活動的李仙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10月24日德朗會見副島種臣，在談及臺灣問題時，表示日本如擬擴張疆域，佔領他國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當樂觀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橫濱會見副島種臣，在美國公使德朗及其秘書在場的情況下，就日本侵臺事宜為日本出謀劃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島種臣表示願為日本佔領臺灣效力，稱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臺。美國國務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關於臺灣情報提供給日本後並未表示反對。[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決定侵略臺灣並於4月4日命令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出兵。5月8日，在美軍艦「蒙那肯」號的聲援下，日本侵略軍在臺灣登陸，中國隨後出兵，日本因準備不足，在10月31日與中國籤訂《中日北京專約》後退回。日本對美國人參與侵略臺灣特別表示「感謝」，李仙得於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職，作為外國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綬章。
日本接著在美國的支持下，又馬不停蹄地於1875年侵略朝鮮，此前，美國駐日公使賓厄姆特意將佩裡1853-1854年如何叩開日本的《美國艦隊遠徵中國諸海和日本實錄》一書贈給井上馨副全權大臣，以壯其行。在日本的脅迫下，1876年日朝締結《日朝修好條規》。1882年7月，朝鮮爆發反日壬午事變。朝鮮士兵民眾聯合燒毀日本在京城（漢城）的公使館。中國和日本派軍，就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卻會同海軍上將，出動軍艦對日本進行表面為「禮節性」實則為日本助威的「訪問」。[6]迫使朝鮮政府於同年8月30日再次締結不平等《濟物條約》，日本獲得保護使館的「駐兵權」。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鮮親日勢力策劃宮廷政變，由於中國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圖沒有完全實現，但還是迫使朝鮮籤訂了《漢城條約》。對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先生在其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講得明白：
1876年，日本與朝鮮直接籤署了一項條約，這進一步證實了賓厄姆的判斷，即日本正在崛起。[7]這項條約首次改變朝鮮與中國的納貢關係，預示著該地區的權力關係將出現顯著的重新調整，而日本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項條約中，美國允許東京享有很大程度的關稅自主權，這引起了歐洲人的不滿。……華盛頓的態度表明，美國在亞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來，而不是中國或朝鮮的前途。[8]
為了徹底拿下臺灣與朝鮮，日本認識到必須向中國作最終攤牌，並將佔領臺灣已於與解決「中國問題」總體考慮。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徵劃清國策》，把戰爭時間定在5年後，即在中國實現軍隊改革和歐洲各國獲得遠徵東方實力之前。[9]1893年山縣有朋提出為期十年的戰略設想，山縣在1893年提出的軍備意見書中認為，西方列強計劃侵略東方，但侵略成為現實問題的時候「是今後10年內開通西伯利亞大鐵路」之日。為了應付這種局勢，「應是今後八九年內充分準備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禍害，並在有機可乘之時進而準備獲取權益……到那個時候，可以成為我國敵手的國家不是中國，不是朝鮮，而是英法俄等國」。他認為「如今後不出10年關係破裂」而發生對俄戰爭，則為了事前確保戰略要地朝鮮，就必須早點尋找機會對清戰爭。[10]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義產提出「我邦必須長期佔領臺灣」主張，認為：「臺灣之於我邦，猶如南門之鎖鑰，無需申論，欲向南方擴張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必須先經此門戶」；「由此而達海峽諸半島及南洋群島」，「我邦佔領該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則如被他國佔領，必對我邦損害極大」，「其他各國今後決不會袖手旁觀」，故「今日若不能佔領，則終將永無佔領之時機」。佔領臺灣的第四任「總督」玉源太郎主張：「若在廈門……佔據優勢，則我帝國恰如彼英國之於蘇伊士地峽，在東洋獨有同等權力，變決非難事。」[11]
1899年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前，美國在亞洲還沒有奪得一個像樣的基地。它需要日本為其東亞政策前趟「雷區」。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縱容日本「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縱容和利用日本為美國充當東亞戰略「清道夫」是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點。因此，在1894年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之前，美國不僅拒絕幹涉日本，還有意向日本派出軍事顧問。甚至竟然利用駐華使館的外交特權，窩藏包庇日本間謀，提供軍事情報等。[13]1894年6月，日本藉口朝鮮內亂出兵朝鮮。同月初，美國將停在長崎的軍艦「巴爾的摩」號派往朝鮮。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兩天，近5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日本軍人的帶領下開赴漢城。[14]9月，日本駐美公使建野鄉三與美國國務卿格雷沙姆會談，雙方針對中國達成默契。格雷沙姆問日本是否將尊重朝鮮獨立主權，建野答日本在朝鮮沒有領土野心。格雷沙姆問日本是否關注中國甚於朝鮮，日本是否更希望與中國而非與朝鮮作戰？建野回答：此言極是。日本國內形勢危急，與中國交戰將……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國兩次要求美國與歐洲列強聯合幹涉中日戰爭時，美國予以拒絕。美國駐華公使查爾斯·田貝於10月23日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中國失敗，在達到其王朝受到威脅之前，都是有益的經歷。這種事情來臨之日，就是外國幹涉之時。」[16]田貝之子美國公使館一等參贊田夏禮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推測日本打敗中國並將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改革」，這對西方列強是有利的；他在報告寫道「日本宣稱，這次戰爭是一次文明對野蠻的戰爭。如果它堅持這種說法，超脫其一已的私利，成為文明的戰士，它自己的面前將有一個廣闊的行動領域。」[17]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美國雖然鼓勵日本向中國發難，但美國對華政策還是與日本有區別的。從日本方面說，中國的解體對日本是絕對有利，這會使它在一勞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國所獨有的洲際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壓力，同時還使自己處於英國一樣的利用大陸分裂形勢推行均勢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國只希望中國主體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國大面積解體。19世紀末中國面臨即將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思想庫中國問題權威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國的解體會成為一場災難.當時還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對大清帝國的瓦解即使不興高採烈也持漠不關心的態度。柔克義卻認為一個有能力在其國境內維持秩序的獨立自主的中國對亞洲力量的均勢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國聯軍開進中國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仍希望有一個穩定的中國，美國在談判中反對一切可能削弱中國的建議」。他認為「一旦中國崩潰並被瓜分，美國就要面臨一個不愉快的任務：在中國各地保護自已的權益，而它的對手則遠比中國人難對付。此外，這場角逐的不可知的後果很可能就從毀滅中國所造成的真空中開始，這將比現存的不穩定具有更大的威脅性。」[20]1900年羅西奧多·羅斯福給德國駐美大使施特恩貝格的信中說：「我願意看到日本佔有朝鮮。它將對牽制俄國起作用，而俄國由它的作為應該接受這種報應。但是我真誠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國。這樣做將對任何人都不好。」[21]這就是說，美國支持日本在東北亞的行動只是為了牽制俄國，同時，羅斯福心中還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和俄國，而要達此目的，中國就不能解體。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底線是日本必須崛起以成為牽制中俄的力量，其極限是日本弱不能弱到無力牽制中國而使中美直接對峙，強也不能強到破壞中國和俄國對日本的牽制，並由此造成日本與美國的直接對峙。而「美國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義為之設計的角色——遠東權力均勢操縱者」[22]的角色。
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英國和俄國對日本南向擴張的態度則與美國有相當的不同。19世紀下半葉英國對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東北亞擴張牽制俄國以減輕俄國同期在中亞波斯和阿富汗與英國強勁爭霸的壓力。[23]為此英國反對日本對臺灣的擴張，而沙俄則慫恿日本割佔臺灣以衝擊英國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臺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向日本使節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頭指向臺灣而去侵略朝鮮，將會得到英國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鮮局勢告急，日英雙方進行談判，6月中旬英國承認了日本對朝鮮的武裝侵略。7月16日，兩國正式籤訂條約，英國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權，廢除在日領事裁判權，提高關稅率，這對日本戰時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籤字儀式上承認，「這樣的條約對於日本來說，其效果確實不少。說其效力比在擊敗中國的大軍更為遠大也不為過」。7月23日英國政府又對日本表示，若中日開戰，不以上海為戰場，英國將採取「中立」。[24]兩天後，日本便向中國開戰，8月1日中國與日本先後宣戰。次年4月17日，中國戰敗並被迫籤訂《馬關條約》。戰爭前後，西方列強均抱著「漁翁得利」的準備。當中國被迫籤訂《馬關條約》的當天，俄國正式向德法提出對日幹涉的請求，德法隨即同意並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作為回報，除「賠款」外，中國還復照日本答應「不將福建省內三地讓與或租借給別國」。這個復照便成為日本以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的依據。[25]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對東亞地區影響是結構性的。首先，日本佔領中國臺灣島並將福建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這使日本實現後來「大東亞」戰略的關鍵一步，同時這也使日本接觸到了英國對日本擴張可以容忍的極限。與此同時，俄、德、法三國對日本幹涉成功，又使俄國在東北亞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國建設橫跨西伯利亞鐵路工程開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第二年，俄國開始建設符拉迪沃斯克軍港，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區美國、英國，尤其日本的對俄國擔憂。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俄國在東北亞的崛起，這刺激了美國加速搶入太平洋的行動。1898年4月美國向西班牙開戰，7月7日，美國趁英國忙於英布戰爭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議中兼併為日本人視為東部安全重要戰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戰敗，美國奪取了西班牙的屬地波多黎各和日本進入東太平洋的戰略要塞關島和進入南中國海的要塞菲律賓。這也從東南兩向切斷日本向東、南太平洋擴張的進路。1899年，美國實現對薩摩亞群島的瓜分，從而拉起了東經180度從阿留申群島經夏威夷到薩摩亞群島的東太平洋的防禦鏈條。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日本南下與美爭奪的衝動。
1900年8月20日，山縣有朋提出《關於北清事變善後》意見書，主張調頭再次南下，提出「經營南方」的看法，認為「中國……雖可暫免瓜分，但因國家生氣久已衰耗，自身已無恢復之力」，所以，將來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至誤算」，「其方案宜擴張勢力範圍，並要求在該範圍內取得駐屯軍隊、鋪設鐵路、採掘礦山等特權」。「於福建之外，應更將浙江劃歸我勢力範圍」，「其界限應達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將來可與臺灣相對，成犄角之勢，平時可為我在中國內地工業貿易之根據地，一旦有事則可扼東亞之咽喉，以制敵方之侵犯」。[26]1900年8月，日本乘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機，出兵中國廈門，因遭到美國在內的列強而被迫中止。12月，美國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美國海軍在中國福建三沙灣獲得加煤站的建議，[27]這引起日本的極大警覺。這種從東南兩向對日本形成合圍包抄的壓力又反過來刺激日本加快先解決俄國，再總體與美國攤牌的軍事行動。1898年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對康有為首次使用「亞洲門羅主義」一語。[28]
在打擊俄國問題上，美國與日本的目的是一樣。美國人認識到「西伯利亞大鐵路及其支線不僅可以開發俄國遼闊的東部地區，而且還會改變世界貿易的方向，取代倫敦控制的蘇伊士運河作為通住中國的關鍵路線，並主宰中國——如果說不是環太平洋地區——的事務」；時任海軍助理部長西奧多·羅斯福向麥金萊總統匯報時警告「俄國對美國的亞洲利益的威脅日甚一日」。美國這時對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東太平洋擴張，作為補償支持日本戰勝中國後再從俄國那裡獲取利益。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要義，是將日本改造為美國在亞洲的打手，同時又是美國阻擋亞洲強國力量進入東太平洋的「防波堤」。[29]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軍襲擊俄國駐中國旅順的艦隊，日俄戰爭拉開序幕。1905年1月，日軍攻陷旅順口，3月又在瀋陽附近擊潰了俄國陸軍主力，5月俄國從波羅的海調來的增援艦隊也在對馬海峽被日軍擊敗。9月5日，日俄兩國籤訂《補茨茅斯和約》，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將在中國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口和大連）的租借權轉讓與日本，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
對於日本的勝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開戰的第二天，羅斯福在的日記中寫道「對日本人的勝利，我高興透了。因為日本在做有利於我們的事。」同時他又對德國駐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從我們的利益說，我們希望日俄戰爭延長下去，希望它們兩敗俱傷，儘可能地耗盡元氣，即使在戰後兩國的邊界也還未得到解決，兩國在利益範圍的界限上也一如戰前那樣對峙。這樣就可使它們保持戰爭狀態，而且抑制它們在別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無法在膠州威脅德國，也無法在菲律賓威脅我國了。」1905年6月16日，羅斯福表示：在亞洲大陸與中國有關的事情解決之前，日本的矛頭將不會指向菲律賓。[30]另一方面，西奧多·羅斯福也意識到日俄戰爭意味著美日矛盾將提上日程，認為：「俄國作為一個東亞大國之被推翻，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是……不幸的」，「最好還是讓俄國和日本對峙，使一方對另一方發揮抑制作用」。[31]因此他主張要「防止俄國從整個東亞被趕走」。[32]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獲勝不僅斯拉夫人，而且我們大家都不得不考慮東亞的一個巨大的新勢力。勝利將使日本自動地成為東方的一個難以對付的強國」。[33]
事實上，日本對俄戰爭勝利後，日本與俄國的矛盾開始轉向與美國的矛盾。而美國解決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換東，即將日本的擴張需求向中國和蘇聯推進以減輕日本對東太平洋美國的戰略壓力。而這正是1894甲午戰爭、1905日俄戰爭前，美國將日本擴張需求引向西北面以減輕南面菲律賓壓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憐的塔夫脫」，美國不知深淺首次觸礁東北亞
1909年，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國總統。他認為羅斯福姑息日本，情願把美國在華利益置於次要地位以換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34]他一反羅斯福的東亞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經濟手段，通過「金元外交」來與日本和俄國爭奪東北亞的利益。塔夫脫的對華政策得到中國清政府的積極響應，清政府試圖在中國東北引入美國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國開始大力向中國的投資市場滲透。最初塔夫脫想從滿清政府修建粵漢鐵路而發行債券中為美國銀行家爭取到份額，但迫於俄日壓力，未能成功。後塔夫脫又以個人名義致電醇親王，敦促他同意給美國資本家同等的一份債券，還是迫於列強的壓力，為清政府婉拒。6月美國銀行團的代表司戴德先到倫敦拜會歐洲銀行界後，才到奉天見到主張引入美國資助開發鐵路的任錫良。任錫良籌劃了一個方案由美國銀行出資修築一條從錦洲橫貫滿洲的鐵路。10月中美終於籤署一項由美國銀行團出資興建錦瑗鐵路的協定。同時，為了減輕來自俄日的壓力，塔夫脫還提出一項諾克斯「中立化」計劃，建議把滿洲的鐵路全部中立化或國際化。塔夫脫天真地認為，俄國人為減輕在中東鐵路的虧損，可能樂於同意美國的這項計劃。假如再能獲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對南滿鐵路的控制也就隨之告終，美國在中國東北的商業利益就會擴大。
「這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是它像許多美夢一樣，在旭日升起的時候消失了。」[35]塔夫脫並不知道經濟只是政治的繼續的道理。他懷著威爾遜或戈巴契夫式的偉大抱負，以為他所面臨的已經是一個經濟擴張可以代替軍事擴張的「文明」時代。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來到了一個要與俄日虎口奪食並且是俄國人和日本人為此地交過手，流過血才劃清勢力範圍的地方。儘管俄日之間有矛盾，但面臨第三者介入，尤其是當時力量並不是很強的美國人介入的時候，他們捍衛其勢力範圍的決心就不是僅憑几堆「金元」就能撼動的。事實上儘管「美國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軍實力還沒有強大到可以跨過太平洋同日本較量的程度」。[36]而沒有海軍為後盾的經濟擴張，無異於八面威風卻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脫的外交攻勢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強的警覺，也引起他的前任對歐洲實力和均勢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奧多·羅斯福的不安。他對兒子長嘆「可憐的塔夫脫」。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說：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37]
薑還是老的辣，後來事實還是證明羅斯福的判斷是正確的，即東北亞那是美國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脫的建議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絕。英國、法國也不願在東北亞支持塔夫脫的建議而得罪日俄。更為嚴重的還是，塔夫脫介入東北亞政策使剛發生過軍事衝突的日本和俄國迅速走向聯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國駐日大使提議繼1907年《俄日協約》之後，「現在正是應當邁出第二步的時機，在滿洲的共同利益是兩國政治關係繼續發展的基礎」。[38]小村提議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應；1910年3月5日，俄國政府正式授權駐日大使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條件。日本政府於3月9日決定以明確劃定兩國在東北的勢力範圍、為維護在那裡的利益而採取共同措施並互相支援為目標，同俄國締結新協約。會談於4月初舉行。在會談中俄國外相伊茲沃爾斯基稱：「若問滿洲將來歸誰掌握，當然應為日俄兩國所有」。[39]日本公使本野則答說：「即使不用這樣露骨的文字來表現，我想要找到一個同樣意義的文句並不難」。[40]7月4日，伊茲沃爾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籤署第二次《俄日協約》和《俄日秘密條約》。「第二次俄日協約籤字的日子正是美國的國慶日，這種選擇本身完全可以視為對美國遠東政策的強硬回答。它表明，日俄兩國企圖永遠把美國拒之東北之外。」[41]中國歷史學者崔丕先生對這個協約評價說：
十分清楚，這次俄日協約不僅大大擴大了第一次協約的範圍，而且在瓜分中國東北問題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確性。就其鞏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強的爭奪來說，則無異於一項進攻性的同盟。其影響之深遠，遠遠超出了中國東北地區、東北亞洲的範圍。[42]
在日俄抵聯合強硬抵制下，美國不得不放棄「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而轉入以與英、法、德國合夥組建「四國銀行團」方式介入東北亞。後還是迫於日本和俄國壓力，1911年9月四國銀行團決定：「銀行團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將其活動擴大到『滿洲』，不妨礙俄、日兩國向該地區貸款。」[43]1912年，日本和俄國被納入四國銀行團，四國銀行變為六國銀行。1913年3月18日，美國新任總統威爾遜發表《美國對華政策聲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國財團留在六國銀行團內，3月21日，美國正式退出六國銀行團，與此相應，美國在強勢角逐東北亞的外交努力也在觸礁後隨之結束。
20世紀初塔夫脫在東北亞的失敗使美國首次認識到了美國東亞擴張的極限；但只是在半個世紀後的韓戰後，美國真正領悟到：東北亞是美國力不及的地區。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為對手，聯合中國和俄國——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二個時期
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二個時期是在20世紀上半葉，其特點是美國開始限制日本向南擴張，在日本徹底將英國和美國趕出南中國海後，再聯合英國、蘇聯和中國擊敗日本並使美國力量推進到西太平洋。這一時期的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對手是日本，而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則是美國的戰略對手。但從全球形勢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之前，歐洲在遠東的勢力已被日本衝得蕩然無存，日本這時已轉為美國的既是戰略的也是直接的對手，而英國則成了美國的戰略夥伴。
（一）19世紀末日本東擴止於夏威夷
日本感受到其擴張的極限這首先表現在對夏威夷的爭奪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島國，地處太平洋戰略要津，同時也成了近世美國和日本雙方安全邊界的臨界點，它與中途島等一起構成美國容忍日擴張的最底線。
19世紀前半葉，夏威夷是中美太平洋航線上的中繼站和捕鯨船的補給基地。美國於1842年承認夏威夷王國並於1849年締結美夏威夷王國締結通商條約。此後美國在夏威夷與日本展開爭奪並迫使日本向東擴張在此停步。19世紀後半葉美國謀求兼併夏威夷，日本則希望夏威夷保持獨立，雙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與夏威夷建立外交關係，締結修好條約。1873年1月6日，美國駐日公使德朗請求國務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併該島，美國政府是否對此舉有任何反對？」美國務卿菲什明確答覆美國不同意任何別國兼併夏威夷。[44]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達12360人，佔夏威夷總人口的13%。同期美國移民僅為1928人。三年後即1893年日本移民為10萬人，是同期美國移民的10倍。[45]1893年1月，美國駐夏威夷公使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參與下，當地美國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請求併入美國。2月，日本即派「浪速」艦抵檀香山與日本「金剛」艦會合以表達對美國的不滿，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艦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不承認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46]這迫使美國改變了立即吞併夏威夷的做法。羅斯福對此不滿說：「我們如果不佔夏威夷，日本、德國或英國就會佔。」[47]
夏威夷危機反過來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擴張的步伐，1894年日本為打開東亞「難局」發動甲午戰爭。次年日本獲勝後即調頭再與美國爭奪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國和夏威夷在華盛頓籤署合併條約。日本派艦，美日雙方海軍對峙，美國不惜武力堅守東太平洋的安全底線。由於日本在東北亞立足未穩，還受著俄國的戰略壓力。日本只有先西後東，將夏威夷問題留待將來總體解決，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對美國合併夏威夷的抗議。此舉標誌著日本東擴的極限與美國容忍日本東擴的底線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認和美國的確認。
（二） 美國犧牲中國東北並沒有阻擋日本向太平洋的擴張
日俄戰爭後，東亞「最顯著的特點是日俄修好與日美交惡。鬥爭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變為日本聯俄制美，日美對立隨之取代日俄對立」。[48]
1906-1907年日本陸軍制定第一個正式的軍事戰略計劃，由《帝國國防方針》、《帝國軍隊之用兵綱領》、《國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級組成。計劃將日本的擴張重心仍放在俄國，而將美國列為僅次於俄國的假想敵。主張由陸軍「對俄國能在遠東使用的兵力取攻勢」，海軍在東洋對美國海軍取攻勢」，「在東亞對俄、美兵力取攻勢」。[49]
1907年，美國也制定了第一個正式的對日戰爭計劃，並決定就可能與日本發生的戰爭進行聯合研究。[50]同年6月美國決定派美國戰鬥艦隊進行一次環球航行，「此舉是對日美關係惡化的反應，旨在威懾日本，使之不敢輕舉妄動」。[51]1908年後，美國國會分兩次撥款180億美元，加強夏威夷設防，使之成為海軍的戰略基地。1911年，美國第一次制定在後來不斷修改和升級的對日作戰的「橙色計劃」。同年美國海軍軍事學院為未來的日美衝突作出預測，認為在這場衝突中，日本謀求打破美國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現在和將從事侵略的海上側翼的同時確保其貿易通道。這要求日本通過奪取菲律賓、關島、或許還攻佔夏威夷來把美國逐出西太平洋。以此為前提，美軍將單獨對日作戰，迫使日本撤出中國東北地區，戰爭將以海戰而非陸戰的形式進行。美國將由此取得制海權，收復失地並抑制日本的商業。最佳設想是，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盟國將在東亞大陸的一場戰爭中阻止日本，這將轉移美國面臨的來自日本的威脅。[52]
1908年11月30日，美日雙方在一段時間的拉鋸式的討價還價後，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國務卿魯特達成協定即《魯特—高平協定》（亦稱《羅脫—高平協定》）。這是日美就地區安全首次公開達成的一個全面但卻十分脆弱的協議，「目的在於維持上述地區（即太平洋地區——筆者）內彼此的所有權」。[53]這實際上已包含與日本劃分勢力範圍並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擴張餘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壽太郎外相報告，他與羅斯福總統談話後的印象是：「羅斯福願把『滿洲』與中國的其他領土區別對待」。[54]1915年3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對日本向中國提出21條發表聲明稱：「合眾國有理由反對日本關於山東、南滿和蒙古東部的『要求』；儘管如此，合眾國坦率地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55]
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隨後出兵歐洲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後在太平洋地區與日本作了適度妥協。11月2日，日本與美國在華盛頓籤署《蘭辛—石井協定》，進一步確認布賴恩的聲明，稱「合眾國和日本兩國政府承認領土的接近造成兩個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因而合眾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它的與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6]
《蘭辛—石井協定》是美國在參與歐洲大戰因而無力西顧太平洋特殊條件下與日本籤訂的帶有不得已而忍讓一時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關係至此已臻極限。1922年秋，美國政府以與《九國公約》的精神相悖為由，向日本提議並在日本的反對中於1923年4月廢除了「蘭辛-石井協定」。[57]此後的美日矛盾漸升為太平洋地區的主要矛盾。
美國的太平洋外交大體上是英國大西洋外交的繼承和創造性應用。英國對歐洲的傳統政策是大陸均勢。其要義是努力確保大陸國家間力量平衡，在這種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從而造成誰也不能單獨挑戰英國霸權地位的地緣政治格局。16世紀初，英國首席大臣T.沃爾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國作戰，但當西班牙取得支配歐洲的優勢時，轉而傾向法國。1896年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在倫敦市長宴會致詞時提出：英國應該不參加固定的同盟與集團，保持行動自由，便於操縱「歐洲均勢」。均勢外交在歐洲政治中有很廣泛的影響。英國的均勢外交基於現成破碎的歐洲大陸地緣政治形勢。美國崛起後，面對的太平洋是以俄國和中國這兩大主體板塊，並以中國為中心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主體對主體，美國在東亞外交就沒有矛盾可利用，從而也就沒有推行「均勢外交」的條件。而19世紀下半葉日本的崛起和中國衰落，使美國認識到這是利用日本打破亞洲地緣政治主體板塊的天賜良機：利用日本的擴張需求，在「保全」中國的——實質是為了保住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牽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東北亞成長為有利於美國在太平洋西岸實行「大陸均勢」的新的主體地緣政治板塊，同時也可將必然要出現的日本東進勢頭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東北亞，以減輕美國的安全壓力。這種戰略不同於又源於老牌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而在美國外交史中能夠理解其中深義並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中能對其創造性運用的人並不多，而始終沉沒於領袖們身後的柔克義、馬漢[58]、馬歇爾[59]和基辛格等學者則是我們後人解開上述美國外交戰略思想的關鍵人物。
在日本打敗俄國後幾年，時任駐俄公使柔克義意識到美國不要過於忽視俄國在太平洋的積極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寫信給國務卿諾克斯認為：「俄國在遠東的友好與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價值將隨著日本的擴張而不斷增加。」[60]隨著日本南向擴張日益明顯，柔克義的亞洲設計方案開始進入美國政治家視野，1932年11月17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籤署協議，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行文至此，必須給讀者交待的是，柔克義的思想是美國遠東外交研究中具有源頭意義的環節。如果說柔克義利用日本牽制中國和俄國的思想在西奧多·羅斯福時代曾對美太平洋安全政策產生重大作用的話，那麼，柔克義的利用俄國牽制日本的思想在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的馬歇爾那裡則得到了天才地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揮：美國不僅利用俄國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牽制並打敗了日本，而且還利用俄國人在歐洲戰場打敗了希特勒，並通過將蘇聯力量引入東歐而最終擠壓並窒息了歐洲的世界霸權。
1923年日本開始把美國當做唯一的假想敵，同年修訂的《帝國國防方針》中預言，「日美衝突，勢在必至」。[61]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美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的核心問題不過是在何種程度上把日本這股『禍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國東北地區」。[62]但日本這時完全忘卻了美國曾在19世紀70年代侵略中國臺灣的支持，以及英國和美國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5年日俄戰爭中對日本的支持，最終對曾幫助日本崛起的美國和英國反咬一口，1937年7月，日本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1938年10月，日本佔領廣州、武漢。接著全速向南進軍：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並迅速向南中國海推進；到1942年夏，先後佔領新加坡、緬甸、菲律賓、印尼、關島、威克島、紐幾內亞一部分、阿留申群島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許多島嶼。
（三）「奇怪的戰爭」[63]：美國藉助日本為其充當遠東戰略「清道夫」
這裡有一個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即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之間，美國的遠東利益已受到日本的嚴重衝擊，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飛機還在中國長江上擊沉美國炮艦「帕奈」號[64]，但此間美國與日本的經濟聯繫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增無減，如下表所示
尤其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國務院在1939年4月6日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已明確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種原料和用於軍事工業及重工業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國採取了戰爭行動。1937年和1938年滿洲大幅增加外國（日本除外）商品的進口顯然與日本的軍事行動有關。」[65]從1937年，美國對日本開始採取日益嚴格的經濟限制措施，但事實上戰爭的關鍵物資石油及相關石油製品的美日貿易，卻不降反而不斷增加。1937年美國輸往日本的鋼鐵、飛機及其零件、車床、石油、汽油、銅、鉛，分別1936年增加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進口的戰略原料中，美國所佔份額，石油及石油製品、機器、廢鐵、銅、飛機、鐵合金、鉛、汽車分別佔65.6%、67.1%、90.4%、90.9%、76.9%、82.7%、45.5%、64.7%。從1937年至1939年，美國對日本輸出總額每年保持2億多美元，其中軍需物資所佔份額，1937年58%，1938年為66%，1939年竟達81%。[66]1940年7月26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籤署的第2417號公告中開始限制對日石油產品的出口。[67]但此項公告並未嚴格執行。「美國對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個月又為1940年全年的50%。此時美國對日出口的74%為石油。」[68]
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量卻遠低於日本。如下表所示：
上表可見，美國對中國的1939年的出口價值總額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對日1939年的出口價值總額與1932年相比高出72%。這說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國是有意通過弱化中國的抵抗力量而達到放縱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軍入侵印支，27日，日本與德國、義大利三國在柏林籤《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1941年4月16日，美日兩國籤署《日美兩國諒解方案》，提出「通過兩國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義為基礎的和平，並迅速達到兩國間懇切而友好的諒解」。[69]6月22日，德國向蘇聯開戰。到1941年11月羅斯福及同僚已不再懷疑美日戰爭不可避免。但美國軍方領導人，包括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海軍戰爭部長斯塔克都認為美國尚未作好兩洋作戰的準備，希望「設法把戰爭的爆發推遲到最後時刻」，避免在遠東立即捲入。為此羅斯福親筆給赫爾寫了有效期為六個月的備忘錄，其中第一條就是「美日恢復經濟關係——現在一定數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後再加別的」[70]，條件是換取日本不可能採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滿洲邊境地，或南邊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國取得從美國獲取租借物資的資格，但石油繼續源源不斷地流向日本，羅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認為例行的步調推選一項鼓勵中國，限制日本，使美國置身於太平洋戰爭之外的政策。」[71]11月24日，赫爾根據總統指示，擬就了一個臨時過渡辦法，遭到中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的反對。12月7日，日本向美國宣戰。[72]
那麼，這裡要問的是，馬歇爾等認為的「美國尚未兩洋作戰的準備」，以及「設法把戰爭的爆發推遲到最後時刻」是什麼意思呢？目前美國公布的文件都將之歸於美國的先歐後亞的戰略安排，其次是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限制了羅斯福提前對日本採取行動。[73]但是我們只要研究一下，當時美國全球戰略及面對的主要矛盾，就會有新的認識。
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等學者正確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並從事其對外事務的。[74]
筆者認為這個判斷不僅是準確的，而且也是我們思考太平洋戰爭前美國對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華潤先生所說：「注意到美國誕生的世界舞臺是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所塑造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它為這一年輕國家的內政外交提供了起點。」[75]如果同意這個基本判斷，那麼我們可以說，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與美國在歐洲面臨的既要打敗德國又要打敗英法歐洲的雙重任務一樣，在東亞地區，美國同樣面臨著既要打敗日本，也要對歐洲落井下石，驅逐並收奪英國、德國、荷蘭等老牌殖民主義在東亞地區的勢力範圍的雙重任務。換言之，在驅逐歐洲殖民主義在亞太勢力問題上，美國與日本是一致的，這一點在1941年4月16日發表的《日美兩國諒解方案》中就有明確的表述。該方案第七條A點認為：
日、美兩國政府不承認歐洲各國將來在東亞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領土的割讓，或者對現存的國家進行合併。[76]
正因此，美國才支持日本在東北亞和有限支持日本在東南亞擴張。支持的下限是不能影響東太平洋的安全，上限是日本衝垮歐洲列強在亞太的殖民體系。
但在這之後太平洋的政治主導權上，美日關係則是對立的。如前所述，美國對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國傳統的主體板塊地位、俄國在東北亞的擴張勢頭和歐洲列強在東南亞勢力範圍，然後，美國再聯合這些國家打敗日本以收漁翁之利。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服務於柔克義等戰略學者為美國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類似歐洲英、法、德之間那樣的有利於美國長期控制和操縱的中、俄、日之間的均勢平衡的戰略目標的。
其實早在19世紀末，美國就研究和實施這一外交戰略。1895年5月，面對日本的崛起，西奧多·羅斯福要求海軍軍事學院制定一個戰爭計劃。於是，以海軍少將蒙哥馬利·西卡德為首的特別委員會基於在夏威夷與日本、在古巴與西班牙同時進行兩場戰爭的設想。1901-1905年，由於俄國因素的存在，美國的主要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國海軍還有兩種意見：委員會在春季完成的一個計劃中就設想一場英日美為一方，俄德法為另一方的戰爭。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後，美國仍認為日本具有不確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傾向在增強。裡米上將在1902年5月的總委員會的會議上宣布：英日雖是最可怕的對手，但在一場可能的對俄法的戰爭中，卻是最可能與美國聯合的兩個大國。1904年5月，日俄戰爭爆發後，美國海軍仍堅持：優先計劃一場在遠東反對德俄法聯盟的可能的戰爭。儘管日本不能確定，但仍可同英國一起被視為美國最可能的盟國。海軍的上述立場很快被陸軍否定，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在1902年6月批准陸軍軍事學者H.布利斯提出的優先考慮西半球的戰爭設想，認為未來可能性最大的戰爭原因是，一個歐洲列強的行動或目標與門羅主義的衝突。[77]如果再考慮從1922年2月6日《五國海軍條約》之後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為首的美國代表團在倫敦海軍會議上與英、法、日、意諸國代表在取得艦艇噸位份額上的討價還價，[78]我們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全球戰略中需要優先解決並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國與歐洲的矛盾，這使借重日本削弱歐洲在亞太的勢力的策略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美國戰略家們不便明說的共識，這也是上述馬歇爾等提出的「美國尚未兩洋作戰的準備」，以及「設法把戰爭的爆發推遲到最後時刻」理由的更深層的原因，換言之，所謂「最後時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來但又不至斷氣死去的時刻，這是1823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昆西·亞當斯在寫給駐西班牙公使訓令中提出的「等待蘋果成熟」[79]政策在20世紀的創造性運用。作為美國戰略家的老師的英國人對美國學生們的這點小把戲看得明白，英國學者C.A.麥克唐納在書中寫道：
最糟糕的是，美國的政策可能把英國拖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證支持英國。1931年以後在遠東的情況似乎尤其如此。在那兒，先是在滿洲危機中，而後又在1934年的海軍談判中，美國人看來決心推動英國與日本對抗（其實也在另一方面推動日本與英國對抗——筆者），而英國政府是極力想避免這種局面的。在滿洲危機期間，鮑爾溫抱怨說：「從美國人那兒除了空話以外你什麼也不能得到。他們說得天花亂墜，但是只是說說而已！」後來他還直言不諱地說他「對美國人討厭至極」因而不願意會見他們。1932年時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們必須記住，儘管如果我們不與美國人協調行動，美國會表示十分驚訝，……但如果我們與他們協調行動，他們就會把工作的主要壓力和責難丟給我們。」華盛頓總是「把針對日本的困難工作」留給倫敦去做。[80]
不是嗎，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沒有被打到這份上之前，在東亞地區，美國不惜讓出菲律賓以縱容日本向南「狂飆突進」[81]。在歐洲地區，1935年2月，墨索裡尼向東非增派軍隊，以加強1934年12月開始的對衣索比亞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違反凡爾賽條約，宣布將德軍增加到條約限額的5倍共50萬並恢復徵兵。可美國於1935年8月31日通過中立法案，規定禁止向交戰國運輸軍火。10月當國聯準備對義大利制裁併要求美國表態時，羅斯福則通知赫爾說，美國將遵循一種「獨立的」政策；既要置身於戰爭之外，又要防止戰爭的延長。同時羅斯福還認定石油、煤炭、銅錠等不在中立法禁運的物資之列，他只同意對這些原料實行「道義上」的禁運。事實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對意出口總額雖略有下降，但石油產品、純銅和廢鋼鐵卻增長1倍多，而在1935年最後3個月裡，美國運往義大利的石油比平時還多3倍。[82]1936年3月，德國重新佔領萊茵區。「由於最近一次國會辯論中表現出美國人要求嚴守中立的情緒，加之英法兩國在反對柏林方面不可能採取堅定立場，因此美國對希特勒的行動採取了『不幹涉』的總政策」。[83]英國學者C.A.麥克唐納對美國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徹，他在書中寫道：
華盛頓在拒絕保證英國屬地安全的同時繼續反對任何英日和解。亞洲並不是英國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區。倫敦的許多人責怪美國先是破壞了1933年的世界經濟會議，然後又通過《中立法》，使歐洲的形勢日益惡化。正如霍爾所指出的，這些行動「不僅證實了許多不相信美國任何有效幫助歐洲人的疑慮，而且暴露了民主陣線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強了獨裁者們日益增長的力量。」張伯倫感到只要《中立法》還存在，美國就不能對歐洲的穩定作什麼貢獻。[84]
1937年7月，羅斯福總統邀請英國首相張伯倫到華盛頓共商合作方案，張伯倫拒絕並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語，最好別依靠美國人任何東西。」[85]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英國綏靖德國，是為了削弱蘇聯；那美國就不能綏靖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國嗎？當然可以。不到萬不得已，在國際鬥爭中沒有「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美國默認德國在歐洲、義大利在地中海、默認日本在太平洋將英國打到心力交瘁之際，再被美國再榨一遍「油水」後，美國才向英國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籤訂三國同盟條約，英國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體鱗傷並絕無反手之力的情況下，邱吉爾於當月請求羅斯福提供武器，羅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軍轉讓50艘超齡驅逐艦，作為交換英國付出的代價是英國從紐芬蘭到特立尼達之間8個海軍基地的「將以九十九年為期租與合眾國」使用權。[86]羅斯福不無得意地致國會的諮文中向全國宣布這項趁火打劫的交易時說：
在紐芬蘭和百慕達建立基地的權利是慷慨地贈予和高興地接受的禮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則以交換我們五十艘逾齡驅逐艦來獲得的。
……這是從購買路易斯安那以來為加強我國的國防而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87]
即使如此，美國還在1941年4月16日與日本籤署了《日美兩國諒解方案》，稱：「美國政府闡明：美國對歐洲戰爭的態度，不論現在和將來，不受攻擊同盟的約束，即決不援助一方面的國家而攻擊他方面的國家。美國政府聲明：堅持對戰爭的嫌惡態度，因此，不論現在和將來，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只取決於為保衛本國的福利和安全而考慮。」更有甚者，美國與日本置英、法國國難予不顧，在該方案第七條A點共同聲明：「日、美兩國政府不承認歐洲各國將來在東亞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領土的割讓，或者對現存的國家進行合併。」[88]另一方面又於8月14日美英兩國籤署《大西洋憲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筆者）」防線為日本基本打垮後，美國才真正開展與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籤訂並同日生效的《聯合王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在進行反侵略戰爭中相互援助所適用原則的協定》；6月2日，與中國籤訂並於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6月11日，與蘇聯籤訂並於同日生效的《美利堅合眾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在進行反侵略戰爭中相互援助所適用原則的協定》。這時美國與日本的戰爭才真正開始，可這時歐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國和義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則被日本衝的蕩然無存。美國就像拳擊裁判，在一方倒下數十下後才將敗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國是在敗方倒下並將敗方口袋掏空後才將敗方扶起。1941年6月希特勒揮師進攻蘇聯，杜魯門就說：
如果我們看到德國佔了上風，就應該援助俄國；如果俄國要贏了，就去幫助德國，這樣才能讓他們大拼個夠，儘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獲勝！[89]
實際上，現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強調——實際是誇大——美國對日本的容忍是由於其「歐洲第一」的戰略，同時也是由於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對羅斯福的制約。[90]這都沒錯，但確切地說，是羅斯福藉助了這些因素延長日本在太平洋——實際上還有德國在大西洋——上對英國的衝擊。在太平洋上，當日本衝垮東南亞英法的勢力範圍時候，日本的南進擴張也就到了美國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線。只有到這個時候，美國才開始比較徹底地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其對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經濟學家大野健一所著並於2005年出版的《從江戶到平成》一書中有如下冷靜評估：
如果停止從美國進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儲備只能維持1-2年。
暫且不談導致日本戰敗的政治和外交原因，僅從經濟方面分析的話，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發的戰時經濟的崩潰。日本在戰爭中幾乎喪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無法從殖民地和佔領區向本土運輸物資。[91]
（四）美國對華地緣戰略設計及其失敗
美國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擴張改變東亞以中國為主體的地緣政治格局，使美國在兩翼都出現易於為美國操縱的歐洲式的破碎型地緣政治格局。這在1941年4月16日美國與日本籤署的《日美兩國諒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確認。該文件第三部分「兩國政府對於中國事變的關係」中聲明：「美國總統承認下列條件，並在日本國政府對此提出保證時，美國總統應根據這些條件，向蔣政權作和平勸告」，其「勸告」內容之一即H點明確表示美國「承認滿洲國」。該方案第五部分保證「在這個諒解方案得到成立並經兩國政府批准後，日、美兩國各自需要對方所有的物資時，由對方保證確實供應」；「為了促進兩國間的經濟合作，美國對日本提供足夠的信用貸款，以改善東亞經濟狀況為目的而實現工商業的發展和日、美的經濟合作」。[92]1942年8月3日，羅斯福行政助理居裡曾對蔣介石說：「華盛頓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將中國東北認系中國的一部分，應作為戰後日俄兩國間之緩衝國。」[93]12月2日，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兼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94]對蘇聯大使披露美國的戰略意圖，說：「華盛頓和倫敦在考慮，或把東北留給日本，或把東北變成『緩衝地帶』，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障遠東的均勢。」[95]1943年11月，魏德邁還建議「在歐洲，盟國應推遲在西部開闢反對希特勒德國的第二戰場，直到德國人同俄國人在東部打得更加兩敗俱傷。在亞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毀日本的力量而應該保留一部分，『以對付蘇聯的擴張』」。[96]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向美國政府提出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還提議由國民黨政府集中力量控制華北，而把中國東北交由國際託管。[97]只是蘇聯在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並將東北交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在遼瀋、淮海和平津戰役取得勝利並勝利渡江以後，美國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國板塊的企圖才化為泡影。
徵服者被被徵服者所徵服，也是大國興衰的一條重要規律。如果說，利用日本肢解中國主體地緣政治板塊是一百多年來美國東亞外交的企圖的話，那麼利用美國虛化這一目標從而保住了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則是太平洋戰爭和韓戰期間中國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後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國抗戰，1940年中國已被分成若干個政治實體，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國減化為兩個政治實體，並成為四大戰勝國之一；到1949年中國除臺灣外基本完成國家統一。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場上打敗曾打敗日本人的美國人；1964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核國家。從1937年到1949年，如果說日本人在太平洋曾為美國人充當了「戰略清道夫」的話，那從某種意義上看，美國人又為中國人在東亞當了一次「戰略搬運工」。不可一世的美國人至今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從這些線索探索20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政治，在朝鮮、印度都被大國肢解為兩個國家的新地緣政治環境中，不能不說，從結果看中國是四大戰勝國中的最大贏家。
注釋
1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
2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3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
4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5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頁。
6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頁。
7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頁。
8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
9 轉引自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頁。
10 [日]升味準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82-283頁。
11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注釋①。
12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894年卷，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頁。
13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頁。
14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頁。
15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頁。
16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
17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頁。
18 威謙·伍德維爾·羅克希爾，中文名，柔克義，外交官、漢學家。生於賓夕法尼亞州費城。1873年畢業於法國陸軍學校。曾在阿爾及利亞的法軍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國駐北京使館二秘、參贊。1886年至1887年任駐朝鮮臨時代辦。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兩次去蒙古、西藏考察旅行。1893年回國復入外交部門供職。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國務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國務卿，其間推行門戶開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國駐希臘、羅馬尼亞公使和總領事。1899年辭去公職、任共和黨國際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國逼中國籤訂《辛丑條約》。1905年至1909年任駐華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駐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駐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凱聘為私人顧問，赴華途中病死於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記》、《喇嘛之國》、《藏族人類學筆記》。
19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頁。
20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
21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頁。
22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
23 1853年，俄國和土耳其爆發克裡米亞戰爭，英國、法國和撒丁王國先後參加了對俄國作戰。1856年俄國戰敗，戰爭雙方在巴黎籤訂和約，俄國喪失在黑海駐紮艦隊的權利，黑海沿岸的要塞全部拆除，比薩拉比亞南部的一塊土地劃給土耳其。1861年，俄國進行農奴制改革，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俄國對中亞的市場和資源需求增大的同時，對外擴張力度增大。1865年俄軍攻下塔什幹城，侵佔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國擊敗布哈拉，建立保護制度。沙皇以所佔的草原地區和中亞諸汗國的土地，成立了一個直屬陸軍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後便將目標直逼進入印度最後的屏障──阿富汗。另一方面，英國從南方對俄南下的戰略進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紀中期，英國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統治。1839年和1878年英國兩次出兵阿富汗，佔領坎大哈，進逼喀布爾，迫使阿富汗承認其為英國的保護國。1877年至1881年俄國對土庫曼進行軍事徵服。1884年，英國慫恿阿富汗艾米爾盡力擴張北部邊界──今天蘇聯解體後在阿富汗北方出現的五個獨立國協國家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實現了這個願望，俄揮師南下佔領原屬伊朗的梅爾夫。1885年，俄阿兩軍交火，阿富汗軍隊戰敗，俄軍佔領阿富汗班吉，此事幾乎引發起英俄之間戰爭。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向議會提出撥款1100萬英磅的要求，並計劃由黑海進攻俄國。俄政府聞訊迅速作出反應並獲得德奧及法國的支持，迫使英國妥協。1885年9月俄國和英國籤訂《倫敦議定書》，在犧牲阿富汗基礎上達成劃分阿富汗邊界的原則。同年英國佔領朝鮮巨文島，準備一旦俄國向印度洋突進並由此引發英俄在中亞衝突，就在遠東地區牽制俄國。這一策略後來為1894年和1902年1月30日英國和日本籤訂的條約所代替。
24 轉引自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頁。
25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3卷（1929-193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
26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
27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頁。
28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頁。
29 1798年後，面對拿破崙法國的崛起，無論是傑斐遜還是他的擁護者，都不願意看到英國的崩潰。這一年，他寫道：「英國的完全屈服不啻於一場大災難。」他接著說：「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國將會「大大遭秧，如果有什麼災難讓人類失去了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這樣一道防波堤的話」。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30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3卷，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頁。
31 鮑·亞·羅曼諾夫著：《日俄戰爭外交史綱》，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頁。
32 T·丹涅特著：《西·羅斯福與日俄戰爭》，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頁。
33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頁。
34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頁。
35 孔華潤（Warrn I. Cohen）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頁。
36 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頁。
37 參閱孔華潤（Warrn I. Cohen） 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頁。
38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頁。
39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頁。
40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2頁。
41 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頁。
42 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頁。
43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頁。
44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頁。
45 參見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頁。
46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頁。
47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頁。
48 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頁。
49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頁。
50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頁。
51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頁。
52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頁。
53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頁。
54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頁。
55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頁。
56 參見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頁。
57 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頁。
58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軍將領，歷史學家，「海權論」的主要創立者。生於紐約州西點（West Point）。1857年畢業於美國海軍軍官學校。1885年為設在紐約波特的海軍軍事學院講師，講授海軍史和戰術史課程，曾任該院院長（1886-1889，1892-1893）。1898年在海軍作戰局任職。1906年晉升少將。被西方公認為研究海軍史和海軍戰略的權威。1902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著有《制海權對1660-1783年歷史的影響》。
59 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美國國務卿（1947-1949），陸軍將領。生於賓夕法尼亞州成敦（Uniontown）。1901年畢業於維吉尼亞軍事學院。曾兩次在菲律賓服役（1902-1903；1913-1916）。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潘興將軍的副官。1924-1927年任中國天津美軍第十五兵團指揮官。1936年授準將銜。1939-1945年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主要軍事顧問，並作為軍事代表隨總統參加過在開羅、德黑蘭、雅爾達等地舉行的國際會議。1944年晉升五星上將。次年退役。後為杜魯門的特使，以「調處」為名赴中國參與國共談判，支持國民黨發動內戰。1947年回國後出任國務卿，為擔任該職的首位職業軍人，任內以他的名義提出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1949年去職，任美國紅十字會主席。翌年出任國防部長，任內爆發韓戰。1951年離職返鄉。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稱馬歇爾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第一戰略的設計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頁。
60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頁。
61 轉自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頁。
62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頁。
63 1939年德波戰爭爆發後，英、法政府對德宣戰，並表示要履行保護波蘭獨立的諾言。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聯邦也相繼發表聲明，支援英、法對德宣戰。但英、法政府實際上是宣而不戰，未認真援助波蘭。當時德軍主力已投入波蘭戰場，在西線只留下少量兵力防守齊格菲防線，但英、法軍隊卻不積極作戰。總之，從1939年到1940年5月，英、法和德國在西線均未展開大規模的戰鬥行動。德國人開始把這種戰爭叫做「靜坐戰」，西方有人稱之為「奇怪的戰爭」。其實，「奇怪的戰爭」並不奇怪，這是英、法統治集團對「禍水東引」猶抱幻想的產物。此處意志美國縱容和利用日本侵略為美國充當遠東戰略「清道夫」。
64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攻陷中國南京，並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同日，日本在南京長江中炸沉美國炮艦帕奈號和石油公司3艘油輪。3人遇難，43人受傷。轟炸時天氣晴朗，船頂有美國國旗，顯然是日本向美國挑釁。結果是日本人只的道歉並於23日付了一筆賠償費，此事不了了之。事後美國國務院鼓勵美國人從中國內地撤出，阻止美國商船向中國運載飛機和軍火以免被日本海軍截取。
65 美國國務院編，張瑋英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
66 劉緒貽 李存訓著：《美國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頁。
67 美國國務院編，張瑋英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503頁。
68 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頁。
69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頁。
70 轉引自陶文釗著：《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71 孔華潤（Warrn I. Cohen） 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頁。
72 但事實上，即使在日本襲擊珍珠港，日美全面宣戰後，儘管日本對美國出口全面停止，而美國對日出口卻沒有停止。如下表所示：
73 參見劉緒貽 李存訓著：《美國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80頁。
74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75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76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頁。
77 資料來源於劉世龍著：《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頁。
78 參見劉緒貽 李存訓著：《美國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頁。
79 早在1823年4月28日昆西·亞當斯就古巴問題在寫給西班牙公使的訓令中說：「如果一個蘋果被狂風暴雨從它成長的樹上吹落，它別無選擇，只能落到地上」。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近代部分，下冊）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294頁。
80 [英]C.A.麥克唐納(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譯，:《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頁。
81 「狂飆突進」：德國18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文學運動，此處轉意用於比喻日本南進迅猛之勢。
82 參見劉緒貽 李存訓著：《美國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頁。
83 轉引自劉緒貽 李存訓著：《美國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頁。
84 [英]C.A.麥克唐納(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譯，:《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6頁。
85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頁。
86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頁。
87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799頁。
88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826頁。
89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頁。
90 參閱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1 [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遠譯：《從江戶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頁。
92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頁。
93 轉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頁。
94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東方學家。生於華盛頓特區，幼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於英國坎伯蘭聖·比斯學校，4年後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後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後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並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衝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95 參見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29，案卷：11：「蘇聯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與拉鐵摩爾談話記錄」。轉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史達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頁。
96 引用赫爾利1943年11月20日致羅斯福的報告，載《美國對外關係—1943年，中國》（英文），第143-146頁。轉引自I. Epstein: 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China, 1993, P420.
97 衛林等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